“阴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对重要范畴。《周易·系辞上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谓：“阴阳不测之谓神。”可以说，中国的哲学就是阴阳哲学。这种哲学渗透在中国人的一切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之中，并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包括审美观）产生深远影响。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关于阴阳的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有三种学说，一是“尊阴贬阳”说，以老子为代表；二是“尊阳卑阴”说，以儒家为代表；三是“阴阳两行”说，以庄周为代表。
我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可以名之为“崇阳
恋阴”的思想。这种思想可以看作是上述三说的综合。与上述三说不同的是：它是一种隐性的思想，一种文化基因，一种情结。它并没有以一种明确的观点表达出来，也很难找出代表人物，但它存在着，渗透在中国古代政治、道德、军事、审美等各个方面，潜在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流程，建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品格。

一
要追溯中华民族的崇阳恋阴的哲学依据，不能不注意《周易》这部中国古代最早的哲学著作。尽管在《易经》中仅孚卦九二爻辞有“阴”这个词（“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而且此处的“阴”也不是指”阴阳”中的“阴”，但《易经）的六十四卦均是由阳爻与阴爻组成的，“阳卦多阴，阴卦多阳”，所有的卦分成阳卦阴卦。《易经》开头两卦乾卦与坤卦又分别为纯阳卦和纯阴卦。卦有“象”又有“德”，卦象、卦德不是归属于阳性就是归属于阴性，当然，这种归属不是绝对的。根据事物和属性两两相对的原则，在一种对子中为阳的事物，在另一种对子中又可以为阴，反之亦然。比如某一女相对于她的丈夫来说，为阴，而相对于她的仆人来说又为阳。根据《易传》对《易经》的阐释。天下万事万物非阳则阴，并构成许许多多阴阳对子，这些对子相互联系、交错，构成有序而又变化莫测的宇宙。《易传》对这个世界发展变化规律的阐释，都从阴阳的关系出发，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变化不测之谓神”。
《周易》作者的阴阳观，有学者认为是“尊阳卑阴”，我认为欠妥。固然，《周易·系辞上传》说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阵，贵贱位矣。”但这只是一种明确表露的思想，其实《周易）隐藏的思想不是“尊阳卑阴”，而是”崇阳恋阴”。这从许多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从易经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来看，乾为第一，坤为第二，崇阳是明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卑阴或贬阴。只要将《易传》对乾、坤二卦的论述做稍许认真的分折，则不难看出，乾、坤实在没有尊卑之别。我们现对乾坤二卦的《录传》、《象传》、《文言传》中的一些关键词做一个比较：
乾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坤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乾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坤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乾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矣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
坤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乾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
坤　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劈，是以广生焉。
（下划线引者所加）
从以上这个比较来看，纯阳的乾与纯阴的坤都受到赞颂，谈不上尊贬、扬仰。所不同的是二者的功能。乾是“统天”，坤是“顺承天”。“统”是统领、管辖，“顺承”是支持、跟随。这里”承”很重要，“承”是承接的意思。说明天其实是需要依靠地承接的，这就包含有“恋阴”的意思。
另外，我们还发现，虽然《易经》的卦序是乾前坤后，但《易传》谈及阴阳总是阴前阳后，称阴阳而不称阳阴。这点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清代的杭辛斋《学易笔谈》云：“何以立天之道不曰阳与阴，而曰阴与阳，又曰‘一阴一阳之为（谓）道’，又曰分阴分阳，辄以阴居先而阳居后，必曰阴阳，无言阳阴者，其为何者？”这个道理可能难以说得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易传）作者看来，阴阳没有尊卑之分，而只有“崇”、恋”之分。
第二，从《易经》阴阳爻的关系来看。据汉人所创的《周易》象数说来看，每个卦体的阴阳爻画，有“承”、“乘”、”比”、”应”、“据”、“中“等关系。所谓“承”指卦体中，若阳爻在上，阴爻在下，则此阳爻对上面的阴爻称之为”承”。反过来，一卦体中，若阴爻在上，阳爻在下，则此阴爻对下面的阳爻称之为“乘”。“承”者一般为吉，“乘”看一般为不吉，或“吝”、或”凶”。我们上面谈乾坤二卦谈到过“承”。此处再次证明，《周易》认为，阴要承阳，而阳又要阴承，被“承”可谓“崇”，而要“承”又说明”恋”。《周易集解》引苟爽注《蛊》卦六五爻：“干父之盅，用誉”，曰：“承阳有实，用斯干事，荣誉之道也”。这阴爻的六五就是因为承了作为阳爻的上九而获荣，上九也因得六五的承而显得高贵了。
第三，从《易经》中某些卦的内容来看，《周易》崇阳恋阴的思想还表现在《周易》的许多卦中，比如蛊卦。此卦含义反映上古时期下辈与长辈的关系，认为下辈可以纠正长辈的弊乱，将家族的事业推向前进。按《伊川易传》：“蛊，事也。蛊非训事，蛊乃有事也。为卦山下有风，风在山下遇山而回，则物乱是为盅象。蛊之义，坏乱也。”其“初六”爻为：“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而“九二” 爻为：“干母之蛊，不可贞。”这对待父母弊乱的不同态度很能说明一些重要问题，程颐说：“于干父蛊之道，在承当于父之事也，故祈敬其事，以置父于无咎之地。常怀惕厉，则终得吉。”“夫子之于母，当以柔撰辅导之，使得于义不顺而致败蛊，则子之罪也。从容将顺，岂无道乎！”处理父之蛊，要果决；而处理母之盅则不可鲁莽行事，当以“柔粪辅导之”，这里对母的爱恋之情不足溢于言辞乎？
再看家人卦。这个卦是讲家庭中夫妻的位置与关系的。《象传》云：“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这里强调“正位”，男主外、女土内，职责分明，没有尊男贬女的意味。“六四” 爻是阴，代表家庭主妇，由于得位，其爻辞云：“富家，大吉。”六四是上承九五的，其吉除来自得位外，也来自“承”。“九五” 爻是阳，代表家庭主男，也是得位的，又“中”，更兼有“六四”的支持（承）．所以其爻辞云“王假有家，勿恤，吉。”九五是君位，爻辞称“王假有家”是合适的。这有崇阳意味，而“有家”则意指有“六四”的“承”，体现出“恋阴”的意义。
《周易》中包含有崇阳恋阴意义的卦很多，不便一一例举。
第四，从《周易）所揭示的哲学观念来看，《周易》的哲学观念建立在天地万物均在不断变化这一点上，《周易》对变化的认识，从书名就有所体现。《周易》的“周”义解释很多，有的解释为“周朝”，有的解释成“周普”。其实也未尝不可以解释成“环绕”。《易经》六十四卦，任何一个卦都可以推出其他六十三个卦。先天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更是十分清晰地表现出阴阳消长，循环往复的变化规律。《易经》六十四卦的循环变化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缩影。《周易·系辞下传》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则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这段话可以看作《周易》圜道观的表述。
这种圜道思维暗含崇阳恋阴的思想。《周易》所说的运动是阴阳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所造成的，是阴阳的运动。从阴阳的性质来看，阳为向上运动，阴为向下运动，阳为进，阴为退，阳极则生阴，阴极则转阳。《周易》是尚进的，乾卦《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周易》又是主慎的。乾卦”九三”爻辞云：“君于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乾”是奋发，“惕”则是谨慎，“进”与“慎”的结合才是《周易》的人生哲学。而“进”与“慎”的统一则只能以圜道运行来象征。
中国哲学中崇阳恋阴情结在儒家哲学中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按“儒”的本义就有“柔”的意思。东汉郑玄说：“《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生之道，能濡其身。“懦家讲道德，讲礼仪，崇文治，这可以说是恋阴，但儒家其内在精神是崇阳的，儒家崇尚进取，崇尚功名，崇尚气节，崇尚人生的价值意义、崇尚对国家、民族的责任、贡献。儒家的理想人格则是宋明理学津津乐道的“内圣外王”。“内圣”是”外王”的依据，而“外王”是“内圣”的最高目的，这“内圣外王”同样包含有崇阳恋阴的情结。

二
崇阳恋阴情结作为文化基因在中国人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得以体现。
在社会秩序方面，男尊女卑固然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男权主义的社会。这一点很重要。但是，也要看到妇女虽然在政治地位上远不及男子，但在对社会的影响方面其作用不可低估。由于中国原始社会中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尚多，在一个家族或家庭中，老祖母的地位非常之高，特别是老祖父不在的情况下，这在《红楼梦》中有所反映。那位敬称为“老祖宗”的贾母实为荣、宁二府的最高统治者。在封建皇朝中，母后临朝、专权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一则与中国封建皇朝小皇帝甚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崇阳恋阴这种传统有关。
就治国方略来说中国的朝代除特别时期外，都崇尚以文冶国，特别是在新政权刚刚建立之时，宋太祖赵匡胤就是一例。《宋史·文苑传序》云：“艺祖（赵匡胤）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中国的政治，受儒家影响甚深。儒家主张以仁治国，以德冶国，以礼治国。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主张仁，提出“仁者无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中国封建社会都以儒治国平天下。儒家学说，虽然打出的旗号是崇阳，但阴性味很是浓重，儒家主中庸，倡和谐，都是阴性的。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对“礼”与”乐”关系的看法实是儒家治国崇阳恋阴的体现。《礼记》认为：“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防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先王所创立的冶国方略主要有“礼”、”乐”两种，以”礼”区别上下等级、贵肌体现出”夭地之序”、这可以说是崇阳。但是如果只讲等级、贵贱，就会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促使阶级矛盾激化，这于长治久安是不利的，因此，除了讲”礼”以外还要讲“乐”。通过”乐”沟通上下的情感、消除矛盾，实现和谐。《礼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尚乐的一面可以说是“恋阴”。
崇阳恋阴在用乓之道上也许体现得更突出。战争以战胜敌人为目的，当然不能不”崇阳”。但是中
国的用兵之道强调的是后发制人：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以隐袭显，这就是“恋阴”了。（老子）这部哲学书向来破视为兵书，就是因为老子的贵柔哲学最为杰出地阐明了这种用兵之道。实际上，老子的言论
已涉及到用兵。如：“天下莫柔弱于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兵强则灭，木强则
折”。“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中国用兵之道贵谋，这“谋”也往往取隐蔽的形式，以欺骗迷惑对方，故称“阴谋”。《大白阴经·术有阴谋篇》云：“上用计谋，次用人事，下用征伐／《汉书·赵充国传》亦云：“帝王之（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
中国古代烃优秀的军事家孙武甚至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他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
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中的阴阳哲学颇耐人寻味，既然是“屈人之兵”，自然是进，是阳了。
按传统观念，做官是贵的，但未必“清”，而迟隐虽下贵，却一般视为“清”。中国知识分子既看重贵，又看重清，贵在庙堂，清在山林。身在庙堂者，往往心恋山林，而身在山林者，又往往心慕庙堂。“仕”与“隐”两方面，中国知识分子都视为人生之乐，常为不能两者得兼而嗟叹。欧阳修做《桴搓山水记》，文云：“夫穷天下之物：无不得其欲者，富贵者之乐也；至于萌长松，籍丰卓，听山溜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者之乐也。而山林之士视天下之乐，不一动其心；或有欲于心，顾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获乐于斯。彼官贵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乐尔。惟富贵者而不得兼，然后贫贱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两得，亦真理与势之然欤！”欧阳修这里所说的矛盾心境可以看作已经致仕了的士大夫的典型心态。
将“仕”与“隐”做个比较，应该说，知识分子祟的还是“仕”，只是在致仕之后又表现出对山林之乐的深沉怀念，可以说是”恋阴”。这崇仕恋隐的文化基因正是崇阳恋阴情结。
日常生活方面，中国传统道德所推崇的为人之道可以用尚刚贵柔，尚正贵义来概括
说尚刚，是说中国传统道德是很看重人的节操和进攻精神的。
中国人讲节操。这节操通常涉及到民族的、国家的根本利益，涉及到为人的根本原则．关乎国格、族格、人格。在这些方面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有许多明确的规范。它强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道义高于一切，要求士人在这些重大的是非方面，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宁折不弯，宁死不屈。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颜氏家训》云：“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于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溺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展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不少持节不屈的英雄人物，他们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以致成为中华民族的可贵的传统。
另外，中华民族也非常崇尚进取精神。《周易》乾卦的《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进取又重在自强、自立，因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的传统。
以上这些道德规范，从它的外在体现来看，可说是”刚”，而就其内在性质来看，又可说是“正”。中国人很强调做人办事要”正”。“正”意味着有正确的立场，有明确的是非．公正无私，刚正不阿。
这些，都可以说是崇阳。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中国人的道德规范除了以上讲的“崇阳”一面外．”恋阴”这一面也很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人际交往的道德规范中。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讲仁爱，讲中和，讲谦敬，讲礼让。孔子说：“君子以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这概括了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义”是道义，为根本，这是不能动摇的，但在具体做法上则讲究“礼”、“孙（逊）”、“信”。孔子是中国最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仁者爱人”体现出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观念。讲”爱”必然讲”让”．讲·”和”，而这种“和”又以适中为原则．为前提，因而叫“中和”。
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牵涉国格、族格的事毕竟是不多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的小是小非的矛盾。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最为大量使用的还是那些偏于“阴性”的道德规范。就是那些讲“仁爱”、“中和”、“礼让”、“谦敬”的道德规范。
在道德修养及身体保养方面，中国古代学者比较喜欢在动静上探究其哲学原则。
先泰儒家、墨家倾向于动，道家主静。老子说：“静胜躁，寒胜热。清净为天下正”。“致虚极，守静笃”。宋明理学中周敦颐、二程主静，但大多数理学家主动静结合，只是以静为本。到清代的王夫之则变为动静结合，以动为主。王夫之说：“圣贤以体天知化居德行仁，只在一动字上。”
将中国古代有关动静的各种观点综合起来，大体上，中国人既讲动又讲静，动静结合。这种动静观体现出阴阳互感、综合平衡的哲学意义。宋明理学的动静观也许是崇阴恋阳，而王夫之的动静观则为崇阳恋阴。

三
中国传统文化崇阳恋阴情结在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众所周知，美可以分为优美、壮美两个类型，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优美又称阴柔之美，壮美又称之为阳刚之美。按中华文化传统，这阳刚之美通常具有较为深刻的理性内含，不只以宏阔的场面、磅礴的气势取胜；阴柔之美一般具有温馨的情感韵味，不只以漂亮的外表、秀雅的风致见长。从民族的、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有识之上总是充分倡导、赞颂阳刚之美，认为只有这种美以及它所体现的奋发向上的精神才是民族的、国家的灵魂。其买不只是对民族、国家来讲应如此，对一个人来讲也应如此。《乾卦·象传》所描绘的天的形象就是最为典型的壮美。其辞云：“大哉乾元！方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在理智上人们更多地肯定阳刚之美，但是在情感上人们却更多地依恋阴柔之美，因为阴柔之美按其性质乃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和谐。而且这种和谐从审美开始到审美结束都是自然而然的、轻松的、弹性的，它不像壮美。壮美虽说其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也构成和谐。但这种和谐中主体与客体之间有过间歇性的冲突。
前种和谐构成的境界从本质上讲是静态的、而后种和谐构成的境界从本质上讲是动态的。从人的本性需要休息、需要愉悦、需要享受这方贡来讲，阴柔之美在人们的审美生活中占有更多的位置。
拿对自然的审美来说，就日、月两种审美对象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日固然最可敬，但月定然更可爱。翻阅中国自古至今讴歌日月的篇什，无论是量上还是质上，咏月之作远胜咏日之作。
再拿社会主活中的审美活动来说，虽然男性的社会地位高于女性，然作为审美对象，女性美更为社会普遍喜爱。这是不争之事实，中国古代的诗歌，描绘女性美的佳作甚多，五代词人温庭筠可谓中国诗史中第一位描绘女性美的优秀词人。中国最早的词集《花间集》堪称中国最早的讴歌女性美的专集。
宋代词人中晏殊、晏几道、柳永、欧阳修、周邦彦、李清照、吴文英、姜夔都是描绘女性美的高手。宋词一大成就就是女性美的充分展示。女性，从作为审美对象来说，其美妙动人虽各民族诗歌均给予了充分的描绘，但在量上质上大概无有过中华民族者。
由自然、社会的审美活动到文学艺术，其祟阳恋阴的特点更为明显，姚鼎说：“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既然夭地自然有刚柔之分，文也有刚柔之分。就姚鼎所描绘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种美的风格来看，其”崇”、其“恋”一目了然，阳刚之美，“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如人也，如冯高视近，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这种美大概只能崇拜，而不好爱恋。阴柔之美，“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其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鸽之鸣而入寥廓；“其如人也， 乎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 乎其如喜，揪乎其如悲。”这种美，明显地给人以亲和感，让人贴近，让人爱恋。柳宗元论文，说有”二道”，一道为“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另一道为”寻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青流，盖出于《书）之漠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辞正而理备，宜藏于简册也。”显然，这种“高壮广厚”风格的作品，贵在其“辞正而理备”，是大乎人生要义、治国之道的煌煌高论，人们对它应该肃敬而崇奉，不能有半点轻薄。而“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得宜流于谣诵也。”显然，这种“丽则清越”的作品与上述“高壮广厚”的作品不属一类，它不以”辞正”、“理备”见长，而以”言畅”、“意美”取胜。这类作品与人生要义、治国之道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不必那样敬仰祟奉，但它因为能给人以更多的感性快感和情感偷悦，而让人倍加爱恋。柳宗元说的两类作品，前者大体属于哲学、政治学、伦埋学之类，后者大体属于文学、艺术之类。
其实，文学艺术类的作品也可分出“高壮广厚”和“丽则清越”两类来。同属于韵文的诗与词就一属“高壮广厚”，一属“丽则清越”，中国古来就有”诗庄词媚”的说法，尽管词也分豪放、婉约两派，但正如明代学者张延所说：“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诗最早的源头为《诗经》，而《诗经》经儒家解释，已成为一部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儒家强调”诗言志”，提倡“美刺”，大谈“雅正”，这就为诗的发展规定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路基是政治、伦埋。诗受制于政治、伦理，其抒情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无多大政治、伦理意义的儿女私情在诗里的表现就受到限制。词则恰好充分满足了人们情感抒发方面的需求。虽然同号称”诗余”，其实它与诗走的不是一条路，诗尚言志，词尚言情，就美学品格来说，前者偏于阳刚．后者偏于阴柔。中国古代不少诗人既写诗又写词，而且诗词风格完全不同，如欧阳修，“诗庄词媚”在他的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古代夫学理论有“隐秀”说、这一理论也颇能见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阳恋阴情结，首创此理论者刘勰云：“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挺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刘勰的基本观点是秀隐结合，而以“自体会妙”为最高境界。此后的发展，则有重隐、重秀之分。重隐者，在唐代、宋代得到长足发展。唐代司空图提倡”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刘禹锡也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这明显地是重隐了。到宋代，谈隐更多。梅圣俞云：”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这话极得欧阳修赏识。严羽好以禅论诗，说好的诗应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镜象水月就不那么露，不那么直接而是隐了。明代出了一个性灵派，代表人物为袁宏道，他就不强调隐而强调直抒性灵，这直抒性灵就可能露，显然，袁宏道
是重秀派。清代的袁枚也强调抒写性灵，与袁宏道走同一路子。中国古典美学中重秀、重隐二派，总的来，重隐派占优势。值得我们庄意的是重隐派不排斥秀，重秀派也不排斥隐，他们都以秀隐统一为最高宗旨。如果把“秀”理解成真性灵显露，将”隐”理解成含蓄的艺术手法，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古典美学是崇秀恋隐的。
“隐秀”涉及到虚实、显隐、曲直、浓淡等一系列的艺术问题，这中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追朔到阴阳的辩证法以及人们对阴阳的尊贬、扬仰、崇恋的态度。
崇旧恋阴情结作为一种文化，它在中国人生活中的表现是难以穷尽的。很多情况也许比我们上面所说的要复杂得多。也许在某些方面只见崇阳未见恋阴，而在另一些方面只见恋阴未见崇阳。不过，不管现象多么复杂，从总体、从主流、从本质来看，“崇阳恋阴”是中间传统文化的一种基因是可以认定的。
而且，我们发现，这种文化基因并没有消失、它还存在着，并以新的形式体现在我们当代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