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还在童年时代就和易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秦时期史官精通《周易》，在以史解易中，显示出他们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促进了史学思想进步，对于易学体系形成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代大史学家大多对《周易》有精深的了解。司马迁的家学中有易学传统，他自己在汉初的易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易学对司马迁史学的影响非常明显。班固的易学特点反映了东汉易学风格，他写的《汉书o五行志》，对京房易十分重视，并且运用京易对历史变化作出解释。荀悦与荀爽的易学相通，荀悦在《汉纪》中论史反映出易学的印痕。袁宏援玄解史，易理成为他评论历史和人物的哲理的基础。
两宋的史学总结历史盛衰的经验教训，以易学理论解说历史变动，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欧阳修是大史学家，在易学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写的《易童子问》等，反映出对易学的清醒认识，着重从义理上解易进而提出对史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易学与史学相通。李光、杨万里在易学是以史证易的代表，把史学纳入到易学体系中去。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完成了使史学"会归于理之纯粹"。朱熹史学、易学都有成为他构建理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元明时期的史学家在易学上多是有建树的学者，特别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易学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船山易学的思维特征对他史论著作《读通鉴论》、《宋论》等产生重大的影响。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开篇便是《易教上》、《易教中》与《易教下》，他的易学观点，成为评论史学的理论基础。
近代易学和古代易学明显不同的地方是，一般不再是在旧经学范围内论说《易》，讨论历史的易学有关问题，而是以史的眼光认识《周易》。顾颉刚解说《周易》的历史故事，把易学讨论纳入他的辨古史的范围。郭沫若用社会眼光认识《周易》，这些成为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一个大板块。他以敏锐的眼光抓住《周易》的辩证法精华，为科学总结易学提供了范例，把《周易》这部书从神的启示变成"世俗人"的思维术。
在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易学变化对史学产生过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从先秦到两汉易学的变化，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思考天人关系，总结历史兴衰，提供了思想基础。第二次是，魏晋时期，《易》是玄学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史学家品评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的思维方式都受到易学的影响。第三次是，两宋的易学成为理学的要素，也成为史学家论历史兴亡、说历史因革的哲理依据，波澜所及，直到明清。近代易学与史学关系是另一回事。
从学术史上看，易学与史学关系基本上有三种范式。一是以史证易。这就是清朝《四库全书总目》中说的宋代李光、杨万里的以史证易。这是易学范围内的事，是以历史事实解说易理，说明易理的正确，因而它是易学中的义理派。要说明的是，以史证易，并不是从李光、杨万里开始。下面我们还要说到这一点。
另一种是以易解史，以易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人类历史，洞察古今兴衰，评论行事上的得失。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主要一面，历史史学家受易学影响，对他们的治史产生影响，甚至影响一个时代的关系。易学对史学产生的影响，不是以史证易派所能概括得了的，而且我们也认为只有从一个的角度认识易学对史学的影响，才能更好地提示易学变化与史学进展的关联。
还有一种是，把《周易》作为社会史的影子，或作为史料，这是颠倒了以史证易的路数。这本不错，但它同样不能阐明易学与史学的内在关系。
《周易》的天人关系的认识、通变思想等各种思维方式影响史学家治史。有的史家在史书的《序》和其它地方作出说明，有是史家没有说明，只是通过剪裁史料、行文叙事各种方式表达出历史思维的特点。分析史学作品，便能体会得到，看出易学对他在理解历史、认识史学上的影响。所以，在研究易学与史学关系时，要注意对史著的认真分析，要在原著上下功夫，要读其书，知其言，更要知其所以言。
应该说明，易学以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有正面的，这是主要的一面；但也有负面的影响。中国史学上 纬神学历史观点、天人感应历史评论，很多和当时的易学思潮有关。这在适当地方也应当指出的。
我们着重从思维方式上看易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因此，这不同于古代易学以史证易，概括起来说是：以易解史，系统地讨论一下中国史学与易学的思维方式有怎样的联结。
《四库全书总目》作者指出，易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派六宗。其中义理派由王弼"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四库》的论说，展示了易学发展之大概，但未尽合易学之实际。易经易传与史学有不可分之联系，因而或谓易为史官文化，是有一定道理。论易而参证史事，仅是易学与史学联系一种表现，而非全部。无论是义理派还是象数派，他们对中国史学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易学对史学产生的重大影响。在已有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当把研究引向深入。一个重要问题是讨论易学对中国史学家的历史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这一课题，对于认识中国历史学的民族特点，对于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民族史学的变化，以及进一步总结继承文化优秀遗产，以推进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分析易学的思维特征，不只是研究凝结在《周易》经、传中的思维特点，还要讨论在易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史学家、思想家在以易解史中表达出对历史理解的方式。易学思维是多样的，但是从史学思想角度，从思维方式看，易学对史学影响至少可以提出这几个方面。
一、天人一体的思维，也可以说是究天人之际的整体的思维。从八卦卦爻形的阴阳乾坤天地的内涵，到大衍之数占著之法，都反映出《周易》是把天地人联系起来思考。《系辞》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返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又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象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仰观察天地与自然之变化，才有八卦，才有《周易》，所以究天人之际的思维方式，是在这样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对历史观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史学思想史上，有一种历史观是把人类历史作为自然史的一部分来思考，可以说这是一种大历史观。第二个问题是讨论天人之间的联系，自然的"天"与社会的"人"，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历史发展的动因，是天还是人，是天决定历史的变化，还是人事作用决定社会的变动？思想史上的天人感应说，灾异说，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历史观点。与此相对立的是重人事的历史观点。
所谓天人之际的思维是整体的思维，又是把自然与人类历史，看作是阴阳相互的作用的体系，从《乾》、《坤》到《既济》、《未济》是一个体系，各卦与整体又成为一个相互作用影响的体系，每卦中上下卦又为相互的联系的体系。这个思想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体系观念确实包含在其中。从中国史学思想上看，天与人构成一个体系，其是"人"的社会有君臣父子夫妇组成的体系，而随着社会人所处的地位，又有大宗、小宗的宗亲体系。这是易与天地准的整体思维的各个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
但是我们易学的象数派以图式演绎出世界变化历史变迁，表明自然与社会的联系，社会历史变化与自然变化作为一个整体。汉代孟喜京房之《易》把自然与社会作为先验图式展示出来。孟喜的卦气说是以六十四卦和一年的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以及七十二候相配合构成一个大系统。（清人惠栋制出《十二消息图》）到了京房的八宫卦的编排的图式。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把自然变化的作为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是阴阳的变化、发展；自然变化与社会等级礼治又联系起来。这个天人联系的编排，一方面论定了社会等级社会礼制与自然运行是一种先验的秩序，自然天象变化成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合理性的说明。孟喜以辞（君）、公、侯、卿与大夫与十二辟卦相配，很明显是封建礼制成了纲，是统率。这是其一。其二，社会人事、自然的变动都有一个盛衰的变化的过程。从复（ ）、临（ ）、泰（ ）、大壮（ ）、 （ ）、乾（ ）再到姤（ ）、遁（ ）、否（ ）、观（ ）、剥（ ）、坤（ ）。由一阳生，到乾的六爻为阳，这是阳盛已极。此后便是垢的一阴生，到坤的六爻为阴，是为阴已至极的地步。可以说这是把盛衰的变化、盛极必衰的思想具体化、形象化。如果说孟喜的卦气说中，运动循环论十分化明显，那么在京房的八宫的编排中的运动情形就较为复杂，八宫卦中八卦中既有乾、坤为父母，各统三男、三女；而八纯又为上世、以后则是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游魂、归魂。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八纯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这样就将天、地、人、地、鬼构成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系统。从上世到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可以看成是一个渐变，如乾宫从乾、姤、遁、否、观、到剥，这是从一阴后到五阴生。。而从五世到游魂就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一世，而是发生新的变化。五世为剥，而游魂卦为晋（ ）"阴阳返复，进退不居，精粹气纯"。归魂卦为大有（ ）"卦复本宫曰大有，内象见乾为本位"。这就是说一个事物在到了极点的时候，情况变化不是简单地作循环的运动。
宋代易学对史学的影响表现为贯通思考天人古今的变化与发展。《皇极经世书》就是贯通天人古今的一部著作。以元会运世日月星辰来编排宇宙与历史的行程，编列出由阴阳刚柔相交到人的出现、唐尧以后的中国的历史，从开物到闭物，人类社会历史在整个宇宙运动中只是一个极小的阶段。在这样的过程中，历史经过皇帝王霸各个阶段。再如周敦颐的易学也是编织天人宇宙的结构图式。把天地形成、男女出现到社会等结构的形成，用一图式展示，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

二、通变思维。中国民族历史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易学辩证法影响下形成的变通思维方式。《周易》最重要的思想是"变"，如《太史公自序》所说的，"《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道有变动，故曰爻"，"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系辞下》）《周易》的最基本元素是爻，即就蕴着"变"。由爻而卦，由八卦而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整个《周易》体系便是变动的体系。《周易》谈卦变、爻变，一卦有下卦、上下卦各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发生变化。卜筮有本卦到之卦的变，卦体的六爻又可以变。因此，在易学上，就有位应说，往来说，承乘说以及互体说，等等。
《周易》八卦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在变化之中，各种变化又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因此，变化又是有条件的。吉凶、得失、否泰、损益、行止、成败，都是与爻所在的卦体、爻位有关；与上下卦体、上下爻、隔位爻的作用、牵制有关。变化中讲条件的思想，是道家谈变的思想所不及的。
变与通相连，但是变通的思想，这是我们民族在思想史上的贡献。社会与自然都在变通之中，世界由于变化才能有成，才能久恒。"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日月得天下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于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彖》）"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丰·彖》）《系辞》的上下篇，简直是一部"变通论"。
《系辞上》：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宝贵。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谓之事业。
极天下之颐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者，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人。……
《系辞下》：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
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周易》的通变思想作出不同阐释，这里不能作出详尽的讨论，重要的是，通变思想对于观察历史的意义。社会历史和自然事物一样，都是在不断运动中，如同自然日月一种盈虚变动，呈现出盛衰的变动。《周易》说明了在社会变动中，人事作用在社会发展中非常重要。提出"容民无疆"（《临·象》）、"振民育德"（《蛊·象》）"容民畜众"（《师·象》）等。我们先祖黄帝、尧、舜以通变思想治理社会，是成功的范例。
从《周易》的经、传到司马迁、章学诚、王夫之，这些思想家史学家的著作中体现出一种变通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途径对形成中国民族史学特点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变通思想是把历史的变与不变联系起来，是把论历史大势走向与说历史兴亡联系起来，是在一定条件下论说社会变革与对历史的借鉴。
只因有变化，才有世界、才有历史的进步。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久"三者一体。而事物发生变化、影响变化又与一定的条件有关，与事物所处的位、体有关；变化的前途是又有"时"、"势"的各种状态。社会发展过程中，"变"与"不变"具体到社会上来说，它们各有特定的内容。"变"与"不变"是怎样一种关系；社会历代史学家的热门话题。《周易》中的通变思想对历代思想家史学家考虑社会前途，提供了很多启迪。有的直接借用《易》的语言，有的是按照《周易》变通思维方式，提出自己解决社会危机方案。
神无方而易无体的思维，这是说研究自然的天与社会的人，要有创新的思维。所谓"易"有三义即简易、不易与变易，又其主导的内容、核心的思想是"变易"。这种易学要求人们在观察、研究自然社会时，不要固定一种程式。"日新之谓盛德"是这种思维的形象的表述。在这里，我不同意把"神"当作的鬼神意思。
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出通古今之变的思考，包括他的承弊通变的历史变革观都是易学的通变思想在史学中的运用。
以《易》的通变思想为根据，提出史学变革的当是章学诚，他以《易》的通变思想，说明史学更革的必然与必要。章学诚指出封建社会的史学发展变化经历了千余年，史学失去了早期那种创造性的活力，各种弊端暴露出来了，这突出地表现在纪传体史书的编篡上，说：
经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园神，则芜滥浩翰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园求备，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富有生气，但是纪传体史学变成了一种程式，变成公式化的东西，以所谓纪表志传各种史例，去硬性剪裁材料，越雷池半步，便被视为例不纯。章学诚看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问题的关键，但他作为一代大史学思想家，他不仅提出的问题，而且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仍然是从《周易》那里得到的启发。他说：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住欲其方以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住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住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史氏继《春秋》而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
韩康伯注："圆者，运而不穷。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智也。唯以方象智也。唯变所适，无数不周，故曰圆。卦列爻分，各有其体，故曰方。"孔颖达《疏》："故蓍之变通则无穷，神之象也；卦列爻分有定体，知之象也。知，可以识前言往；神，可以逆知将来之事。故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智。注：圆者，至方也。"所谓圆神与方智，虽不同但都是《易》之用，此其一。其二，圆神、方智作为一个整体，是多识前言往行与逆知将来的统一，不可以断然打成两截。其三，圆与方，不同又相同。这种思想运用到著述上来，既要意识到不同的体裁、体例，不可能也不应当程式化。硬性以一种模式 来剪裁材料，只能削足适履，失去了变通精神，使著述失去其要旨。
在中国史学史上，司马迁的《史记》近于圆而神，班固的《汉书》近于方以智，这里没有崇班抑马或尊崇司马迁而贬损班固的意思。班固的撰述，"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这种因事名篇，不为一定之例所拘，就是史学的活力，其作品就可以传世行远。但"后史失班史之意，而 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
无论是记注还是撰述，不能为例所拘，即或是章学诚称道的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的纪事本末体，一旦成了固定的框架，也只能是"篡录小书。"在章学诚看来，要走出当时史学的困境只能总结史学上的成败，恢复古代史学的创作精神。他说："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制裁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章学诚对史书编篡还具有其通变思想，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想法。严格地说，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是自文字以来，即已有之。他认为，如果以《尚书》之义来看司马迁的《史记》，人物传是《传》，八书、三十世家，也可以统统称之为《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名篇，以纬本纪。"这样做法的优点是"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先后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岐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明，例简而义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与欠？再加上表与图。他说："至于人名事类，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地形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难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
对于章学诚具体的设想，这里难以一一评述，但我们可以体察的是，他是以通变的思想，融汇圆神、方智精神为一，重新构想新的史书编篡形式。千余年中国史学的批评一直纠缠在无限多史体史例诉讼之中；中国史家的正统思想、宗经崇圣观念也在所谓的史体史例的争论中反映出来，如果联系这样的背景，可以看出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理解，阐发出来的史学通变思想，具有史学革新的意义。
三、"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维。这是思考学术发展的一种思维方式。易学是一个包容性的理论体系，所谓"易道广大"也是指这层意思，这其中有合理的成分，也是非科学的因素。从《易经》到《易经》经历一个很长时期，经过筛滤，还是有杂质，而且其形式中神秘一直保留，但其中确是吸纳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粹，最终构成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并且把自己经验升华，从而形成一种思维方式。中国的"史家之言"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史家以"纪"、"志"、"传"等形式，网罗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学术、风俗、文化、制度、人事等于其中。中国史学是包纳百家之学的学术，正是体现出这样思维范式。
易学的思维方式是复杂的，而且相互包容、相互联系。因此，在讨论易学思维特点时，特别是在讨论易学对史学所产生的影响，就应当看到它的复杂的一面，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起来说，其中最基本的方面是易学的"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的思维，它构成为史学的基本精神。随着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深浅与差异，往往反映出史学历史见识的高低。
历代史学特别是一些大史学家，如前所说，都受到易学的影响，这已是事实，后面我们还要以史学发展的历史来展示这多采的画面。在谈到易学思维术对史学的影响，在估价易学对史学产生的影响时，仍然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囿于陈说，又要恰如其分作评说，并且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这里有一个问题，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部总叙》开篇中，说到易学渊源流变时，认为"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寓于卜筮。"《总目》的作者指出《易》与卜筮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是说到关节处，但只是认定《尚书》、《春秋》寓于史，这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易》与史没有多少关联，这就不准确了，而且《总目》分析易之两派六宗，首先点出了《左传》与《易》的关系，"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也。"这难道不是《易》也是寓于史吗？
汉武帝时，出现两种学术汇于一的途径，一是从景帝以后出一种倾向，董仲舒继之而起，明确提出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向武帝建议，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位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司马迁写《史记》基本精神是和他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这和董仲舒不同的是司迁父子的主张，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要在总结各宾学术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一家。《易大传》说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说明了学术发展的一种规律，不能以一种学术去消灭另一种学术，以一种思想代替另一种思想。百家要归于一，结论只能是：要在总结百家学术的基础上，在融合各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形成新的一家学说。司马谈论他的儿子司马迁完成"正《易传》"的任务，不是要司马迁写新的易学作品，而是以《易传》的思想去发明、去创造。可以说，《易大传》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思想基石。没有《易大传》的思维方式，司马迁不可能进行学术大总结，也就不可能写出一种新思想体系的《史记》。
四、忧患意识的经世思维。这是史学家的历史感、时代感的体现。钱基博的《周易为忧患之学》一文，从易义、六十四卦的体系、卦爻象、《系辞》等，结合中外历史以论说之。
从《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坤·初六》："履霜坚冰至"，到《系辞》的："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中国历史学家有一个优良传统，关心民族命运，关注历史前途，以天下为已任。《周易》的忧患意识是史学关心现实的思维传统的哲理概括。
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天崩地解大变动时代，他把易学的忧患意识与借鉴思想结合起来，把古代的易学思维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从事物变化的必然的"贞一之理"上论说事物的变化，进而理解对历史变动的道理，从而在根本上把历史的借鉴与历史的"贞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汉之乱，董卓之不可与一日居，有目者皆见，有耳者皆闻。不但察"几"，而且还要早察，他说："《易》曰：’伏于草莽，三岁不兴。’不兴者，虑其兴而燎原之焰发于俄顷矣。"在人事的吉凶上也要早察，他论李斯的悲惨下场说："……不待上蔡东门之叹，肺肝先已自裂。（李）斯岂果无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坚至。’辨人于早，不若自辨于早也。"
他又说："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而君相之权藉大，故治乱存亡之数亦大，实则与士庶之穷通生死、其量适止于是者，一也"。在这里，我们要体会的是，他的根据。他有几段话，说：
《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孰系之？能惧之心，系之也。既有其民，山川城郭，米粟甲兵可给也。……惧而忘其苞桑桑与不惧者均。
《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君子而后终，非君子而谦，未有能终者也。……君子之谦，诚也。（卷二《文帝一》）
张良惟其诚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即不幸而见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内怀忠而外姑为佞也。（卷二《汉高帝一》）
呜呼，师道之难也。于《蒙》之象见之。人心之险，莫险于利禄得失：惟以艮止之德，遏欲以静正……故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身之不正，何以养人？（卷六"光武帝二"）
这些都是从人事的"内"在原因上谈历史兴衰变化、人事吉凶的变动，进而论说趋吉避凶。他没有脱离民用谈《易》。夫之治《易》的宗旨之一是"切民用"。他说："若夫《易》之为道，即象以见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学，切民用，合天性，统四圣于一贯，会以言、以动、以占、以制器于一原，则不揣愚昧，窃所有事者也?quot;以后的章学诚的道不离器、易道在切民用，可以说是这一思潮的延长、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