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朱熹《四书集注》)小孔子44岁,对战国时期思想家影响很大。(见南怀瑾《论语别裁》28页)该段最难解者二字:色与君。朱熹谓色为“好色”,南怀瑾谓为态度,李泽厚以为“容貌”。照朱熹解为:遇贤德之人而放弃“好色之心”;照南怀瑾解为:因遇贤德之人而肃然起敬;照李泽厚为:“重视德行替代重视容貌”。相较而言,南说可取。至于君,到底是君臣之君,还是君子之君,亦各持己见。子夏之言提到四种人,一为贤(第二个贤字),贤德之人,二为父母,三为君,四为朋友。南怀瑾以为君即朋友,似乎不妥。看来君确指国君。若在人际关系中做到这四点,即便是一字不识之人,子夏也认为其“学矣”。可见这里的“学”与上文中“学文”之学不是一回事。“学文”之学是掌握技能之学,子夏之学是学道之学,这个道就是“本立而道生”的道,就是仁。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重”不是指外表的道貌岸然,而是指内在的道德沉潜。君子必好学,学则必固。“学必深沈而后能固,不重则浮。学必镇静而后能固,不重则躁。”(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一册,33页,中华书局版)儒家之学非纯客观的知识之学,而是将客观的知识内化为主观的道德修养之学,这种学之沉积,必然成就内在之厚重,厚重之外显即是威。“威”是一种气质,一种可以感染人的气质。一个人学之沉积逾厚重,则学逾固。
既然学如此重要,学之态度当如何呢?孔子提出三点:第一,“主忠信”。忠信乃中国哲学中两个重要概念,皆含有“敬”的意味,亦即对学问、人生的不欺的态度。若无忠信,学之亦多,离道之亦远。第二,“无友不如已”,有两层含义,一层表示学者之谦卑,视所有人为师,如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另一层表示,学者只有与优于自己的人交往,相互砥砺,方能长进;第三,“过则勿惮改”。是为学者知错必纠之勇气。“程子曰:‘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朱熹《四书集注》)
有此三者,自然重则威,学则固。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终”是指人的生命的结束,“远”是指时间上的久远。
朱熹注:“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历来对此的误解太深,以为“尽其礼”就是繁琐之礼。孔子重礼,自不必言,但孔子所重者,礼之实质,即仁,因此,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孔子之所以为中国儒家开山之人,正在于他把商周时期繁琐的宗教仪节转化、沉潜为人内在的道德修养。曾子这句话,体现了儒家孝悌“为仁之本”的思想。慎是谨、诚,是一个人的内心感受,这种感受当然需要一定的礼来呈现,即所谓“慎而无礼则葸”(《论语·泰伯》),意即没有丝毫仪节的谨和诚,会转化为一种恐惧。所以,“慎终”是指通过一定的仪节以呈现出对亡故之人(必为亲人)的内心之谨与诚,这实际上是一种十分理性的哀悼行为。“追”是记忆、怀念。“追远”即国人所说不忘本。中国人关注历史(远),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历史本身,从统治者来说,在于教化,从个人来说在于反思。
有了“慎终追远”,“民德”自然“归厚矣”。也就是说,“慎终追远”起到了一种道德示范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也许利玛窦对儒学的解释对我们有所帮助。利玛窦说:“信奉儒教的人,上至皇帝下至最低阶层,最普遍举行的是我们所描述过的每年祭祀亡灵的仪式。据他们自己说,他们认为这种仪式是向已故的祖先表示崇敬,正如在祖先生前要受崇敬一样。……他们这样做是希望孩子们以及没有读过书的成年人,看到受过教育的名流对于死去的父母都如此崇敬,就能学会也尊敬和供养自己在世的父母。”(《利玛窦中国札记》)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孔子周游列国,旨在传播其政治理想。孔子是一位非常重视学习的人,他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因此,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个人政治理想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丰富、完善其理想。孔子之问政,有与之,亦有求之。
然而,孔子之政治主张,被误会者最多。孔子之政治主张到底是什么,这需要专文讨论。但是,子贡在此提出了孔子政治思想的基础:温、良、恭、俭、让。这五项,既是孔子问政的态度,又是孔子政治思想得以成立的基础。孔子说:“政者,正也。”(《颜渊》)又说:“为政以德。”(《为政》)可见,孔子之政,实在不是一种统治术,而是为君之本,这个本就是“正”与“德”。在这个基础上来看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就不会简单地归结为等级制了。所谓“君君”,是说为君之人应像君,即当有为君之道。孔子的为君之道不是权谋,而是仁、正、德。
其实,大凡思想家的政治主张都是宽厚的、仁爱的。比如老子也主张“以正治国”,因此他告诫统治者,“我无欲而民自朴”(见《老子》五十七章),要想民风纯朴,必须从我做起。历史证明,只有统治者本人才热爱集权,热爱暴力。而恰恰是这些人,最愿意把政治中的黑暗归罪于思想家,把自己制造的污水泼到思想家身上。孔子的遭遇正是如此,当人们痛恨集权统治的时候,并不是在当下找原因,而是顺着统治者指引的方向,到几千年前的孔子身上找原因。殊不知,政治都是当下的,政治只能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面有意义。孔子所拥有的,不过是政治的思想、理念、理想。
孔子的政治理想建基于温(宽厚)、良(仁善)、恭(庄敬)、俭(节制)、让(谦逊)。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贯穿其思想的“一”是仁,即一切皆始于仁,又归结于仁。温、良、恭、俭、让五德是仁之外显,孔子即在此五德基础上问政、求政。子贡说的“得之”的“之”,即是“政”。有此五德为基础,无论求得何种政,都会被孔子纳入到他的仁政理想之中。即便是求得一些不良之政,也会被孔子内在的仁销解为良政。
孔子之政的基础是五德,以此推而扩之,想要推行孔子之政的人,也必须有此五德,有内在的仁为其根基。或者可以说,孔子之政,不过是为君之人将其沉潜在心中的仁外显出来,实行在公共事务中。
试想,那些口口声声要做仁君的人,有几人能达到孔子的要求。自己没有达到要求,反而对着孔子破口大骂,这就是一切玩弄权术者的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