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遭到了中国人自己前所未有的打击，大规模的反孔运动至少爆发过三次：一次是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以经其改造的基督教来压制儒家传统；第二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化派在倡导西方科学、民主之时，也从根本上否弃儒家的人文精神；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把儒家划入封资修行列，力图批倒批臭。

然而，儒家文化的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由儒、道两家共同演绎出来的中国人文精神决不可能为任何政治运动所彻底根绝。

说到儒家文化，不能不提《论语》。《论语》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任何一个想要了解、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的人，都不能越过这部著作。甚至一个想要了解中国人的人，也不能越过这部著作。孔子的思想通过这本书，渗入到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人的生命底蕴，构成中国人的精神气质。

我在接受初等教育之时，正是孔孟被批倒批臭之际。受这种运动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始终认为儒家文化是落后的、反动的。因此追寻着西化派“向西走”的脚步。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后，发现中国人的精神、文化气质无论如何不是西式的，许多在西方很有用的东西，到了中国就不灵了。这种现象驱使我重新审视自己对中国精神传统的态度，并开始一点一点读中国文化典籍，首选的典籍当然是《论语》了。呈现在诸位面前的文章，就是自己读与思的结果。读得很慢，思得很苦，但未必得其真，希望各位赐教。

《论语》读法

对于读惯西方哲学、神学著作的人来说，孔子的思想太散乱了，没有一定的系统。这是中国思想家与西方思想家阐释思想的根本分野。西方思想家的思想结构，亦即其著作结构，其思想往往顺着逻辑秩序渐次展开。中国思想家大多没有建立一个思想体系的打算，因此，并不期望在著作中直接反映其思想结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没有系统。大凡思想者，达到“家”的高度，没有思想不成体系的，凡没有达到“家”的高度，即使著作结构清楚，思想也成不了体系。这是至理，中西概莫能外。

孔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里仁》）说明孔子自己的思想是成体系的。所谓体系，并非大而全，而是其思想的内在合理性、贯通性，用朱熹的话说，“只是一理。”朱熹说：“《论语》是每日零碎问。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说千言万语，皆是一理。须是透得，则推之其它，道理皆通。”朱熹又说：“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

孔子思想是成体系的思想，因此，读《论语》首先必要得其一贯之理。用现在的话说，是要抓住核心，由此推而扩之，方可掌握孔子思想之体系。《论语》之理为何，朱熹以为“仁”，他说：“《论语》只说仁，《中庸》只说智。”是否，须自己体会。

宋明儒学家把治学方法称为工夫，治学重思与行，思即体会、体悟，任何学若不落实在个人的心、性、行上，皆为空言。孔子曾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卷一百三十）这是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的重大区别，以希腊为核心的西方传统重自然之知，是纯客观的知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重习，任何客观的知必须内化为主观的习，方为至知，宋儒所谓格物致知的“知”，即为是知。

具体到《论语》中每一句习读，朱熹的建议可供参考。“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这与现代人的读书方法有些不一样，朱熹读书法之根本在于见“圣人之意”，为此，可以存疑，即“阙其疑”。现代人则不然，他们往往一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先找可疑之处。现代新儒家之一的徐复观，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时，问学于新儒家前辈熊十力。熊十力先让他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几天后，徐复观读完了这部著作，与熊十力讨论。当时的徐复观还没有在儒学上下太多思考的工夫，他劈头就说《读通鉴论》这部书的不是，结果遭到熊十力一顿儿恨骂。熊十力告诉徐复观，一个人读书，就像吃饭，吃饭的目的是为了从饭中获得营养，然后把剩下的糟粕排弃。而不是反过来，吃饭时就想着饭中之糟粕。用这样的态度来读书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文中引朱熹均见《朱子语类》卷十九）

学而第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所谓“学”，当然不是指一般所说的知识。结合整本《论语》，孔子所谓学应该是指对人生意义的探究，是性与命之学，是仁学。这个仁学只是知道显然不够，还要去践行。行与知、知与行不断砥砺，使学一贯而通。学问的贯通是一切学人的至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或看到达到这种境界的希望，自然是一件令学人兴奋不已的事情。

“朋”是泛称，朱熹认为是“同类也”，即志同道合之人，有同样的“学”的兴趣、志向之人。《史记·孔子世家》载：“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迩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的弟子有不少来自“远方”。考虑到古代的通讯、交通条件，有弟子或“朋”“至自远方”，首先就说明孔子之学得到认可。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得上自己的“学”被人接受、推崇更快乐、更欣慰的事呢？有注释把本句中的“方”字从“远方”中分别出来，认为“远”是指远方，而“方”是指“朋”相拥而来。这种解释与句意无冲突，表明有许多志同道合者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孔子这里。

然而，当孔子生之世，其学问并没有达到一呼百应的地步，反对者有之，漠然视之者有之，不知者亦有之。《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能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一生教学，真正满意的弟子不过72人，追随过他的也不过三千人，可以想见，中途离去的人必不是个别现象。这些离去的人，也许是没有真正理解孔子的人，这个理解就是“知”。面对这种状况，不怨天、不尤人，就配称为君子。君子是儒学中一重要概念，有关君子的研究，参见掘文“孔子的君子观”。

总之，为学之人，有喜有乐，但也并非一帆风顺。保持一种“悦”、“乐”的君子心态，是学者为学的先决条件。也许在《论语》编撰者的心目中，这也是进入孔子精神世界的先决条件。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人之为人，因其有仁。这是孔子本体论上的人。本体之用才是爱，所谓“仁者爱人”（《孟子·离娄章句下》）是也。中国传统中的本体论不同于西方的ontology，前者是经验界的，后者是理念界的，前者是向内的，后者是向外的。现代学者主张把后者译为“存在论”、“是论”，以与中国本体论区别开来。中国的本体论是指人的性与命之根本，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道德立基之本。孔子讲的爱是推己及人的爱，是从人自身开始的爱。所以强调本，即孝弟。根据“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弟也是孝。而孝恰是血缘关系之爱，是本，只有在这个本之上，才可能推己及人，即所谓“本立而道生”。孔子的仁由近及远，推己及人。

耶稣讲到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时，也说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节）。爱从自己开始，及于亲人、邻舍，然后再推而广之。这就是耶稣所讲的爱。孔子下文讲：“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是从正面说。耶稣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二节）这是从反面说。两者的根本都在于由近及远、推己及人。

我的看法，耶稣的教训立足于单个的人，要求人首先在自己的生命根基上立下本。换言之，基督的救赎，从基督的角度来看是普世的，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的。但是这种思想结构自亚历山大学派以后，被扭转了，此后，近千年的西方神学把人抽象为一个概念，神学成为浮在空中的形上之知。马丁·路德又将此风气一变，重新把神学的基础立在具体的人之上。照此看来，孔子“下学而上达”的思想性格，除了没有把外在的力量强调到基督教所强调的水平外，与耶稣的思想结构是一致的。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朱熹《四书集注》）南怀瑾认为有子小孔子43岁（《论语别裁》19页）。此说恐有误，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若少孔子33岁。”

“君子务本”的“本”，是学问的根本。“本立而道生”的“道”，即对孔子学问之核心的领悟，而这个核心就是“仁”。本不仅关乎个人，也关乎一国一君，如司马迁总结《春秋》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史记》卷一百三十）

仁者，人之性也。孔子讲仁，是从性命上说，而不是从情感上说。所以，仁要求诚与信。无诚无信，则无仁。“巧言令色”者，无诚无信之人。“巧言令色”是无诚无信之人的外在表现，他们讲起道理来口若悬河，在人前道貌岸然。实际上这种人离学问的根本“仁”差得太远了。

孔子说完这段话后，学生曾子立即表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是想表明自己是一个时刻反思、以仁为本之人。

“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舆。”（朱熹《四书集注》）小孔子47岁（南怀瑾《论语别裁》22页）。据徐复观研究，先秦儒学有三支，最大一支出自曾子，由曾子而子思（孔子曾孙），子思著《中庸》，再传孟子，孟子后无传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原道》）。第二支以《易传》为中心，引入阴阳观念，成为秦汉儒学主流。第三支为荀子。宋以后，程朱等人才重新发挥曾子、孟子一脉。（参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174页）对此，赵俪生有不同的看法，他把汉以前的学术分为“八个层面”。其中第五个层面是孔子，赵先生认为孔子把《易》接了过去，把它改造成儒家的。这个认识值得商榷，《易》对孔子的影响集中在晚年。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第六个层面，子思等第二代儒者在儒、道、墨三家相互浸润中把儒家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第七个层面则是孟子、庄子两家分别发端于孔子和老子，互相砥砺。第八个层面是荀子，他是一位过渡性人物，上承孔孟，下启两汉。（见赵俪生，“儒道两家间存在争议的几种古籍之剖析――《管子》四篇、《中庸》（包括《大学》、《表记》）、《道德经》、《易系辞传》四种对读记”《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1993年7期，40页）赵先生的看法似乎并未被大多数学者认可。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强调“学而时习”，用今人的话说即学以致用，曾子三省之一为“传不习乎？”可见习在孔学体系中的重要。前面几句话已经概括了孔子的学为内省的仁，把仁践行出来就是孝和弟。但并不要求高言大志、华丽装饰、繁文缛节。这里是讲国君对仁的践行。从哲学思想史上看，敬由礼而来，当礼被赋予了道德内涵后，敬便产生了，有敬说明有忧患。“敬事”指对事的态度，保罗说“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恐惧战兢就是敬。节用而无爱，就是吝啬，国君的吝啬往往给百姓带来伤害。作为国君，如果只想着如何充实国库，而不想着如何富民，就不是仁爱之君。即是说，一个国家的富强，不仅仅表现在国库充实、政府强大，只有社会强大、民间富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富民强。所谓“使民以时”，有如《圣经》所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旧约圣经·传道书》三章二节）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有时，应时而行，顺时而动，是君子所为。“时”并非消极的东西，无论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儒家的立场来看，“时”都掌握在上天手中，人只能顺之，而不能逆之。司马迁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史记》卷一百三十）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人若以孝、弟、谨、爱为本，必与仁者亲。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实际上，四者皆仁之外化，孔子将外化之余力用以学文。据徐复观解释，“文”指《诗》、《书》、《礼》、《乐》。他说：“《论语》上单说一个‘文’字，固然指的是《诗》《书》《礼》《乐》；但‘文章’一词，则所指者系一个人在人格上的光辉的成就。”（《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70页）这是通常的解释，大概没有太多异议，朱熹也说：“文，谓《诗》《书》六艺之文。”（见朱熹《四书集注》）《诗》、《书》、《礼》、《乐》四书为孔子教学所用的教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行有余力”而做之事，并非可有可无。仁是人之根本，“本立而道生”，有了本，才可以言及其它。即先做人，再做事。所以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