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考述了焦循的旁通、相错、时行三说，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系列看法：1.焦循以普遍联系和爻位运动的观点研究《周易》，把《周易》六十四卦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生生不息”的动态系统，比之孤立、静止地研究《周易》一卦一爻，更有意义。2.焦循独特的易学构架是建立在客观分析的考据基础之上，不宜武断否定。3.焦循易学构架并非纯象数的研究，而是以象数为载体，阐发儒家的道德义理和自己“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4.焦循以“声训”为媒介的两卦或数卦之间的关联是否《周易》本义值得讨论，其“声训”缺乏充分的文献旁证是一大缺憾。
关键词：焦循；易学；象数；义理；声训
A particular I Ching learning structure established by JIAO Xun of the Qing Dynasty
Abstract: This paper made a textual research on JIAO Xun's theories of Pangtong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ompletely opposite hexagrams), Xiangcuo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 hexagram and its inversion), and Shixing (conducting with time). Basing on this, the author points out: at first, i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JIAO Xun's regarding the 64 hexagrams of Zhouyi as a interrelated, everchanging, dynamic system departing from views of universality of inter re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lines of a hexagram, than studying a hexagram or a line in isolation. Secondly, the establishment of JIAO Xun's particular I Ching learning structure is based on textual research with objective analysis. So, it is not advisable to negate it arbitrarily. Thirdly, JIAO Xun's I Ching learning does not base merely on images and numbers, but take advantage of them as a carrier to elaborate his political ideal with Confucian virtues and self cultivation. At last, it is worthy of discussing on whether it is the original meaning or not to acoustically explain interrelations between 2 or more hexagrams by JIAO Xun, yet, it is regretful that his acoustic explanation lacks of adequate documentary prop．
Key words: JIAO Xun; I Ching learning; image-number;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acoustic explanations
焦循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于学无所不通，于经无所不治”［1］（卷六），尤以对《周易》用力最勤，成就也最为卓著。焦循提出的独特的易学构架问世以后，在易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褒扬者称其“石破天惊”“凿破混沌”(王引之、阮元、梁启超等持此说。)，贬斥者则讥其“附会难通”“支离破碎”，乃至于全盘否定。(尚秉和、李镜池、高亨等持此说。)笔者仔细研读了焦循的易学论著。在对其易著的研读过程中，笔者逐渐形成了一些认识。现将这些认识提出，以就正于方家。
一
焦循在《易图略·叙目》中说：“余学《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赞伏羲、文王、周公者也。夫《易》犹天也，天不可知，以实测而知。七政恒星错综不齐，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经纬；山泽水火错综不齐，而不出乎三百八十四爻之变化。本行度而实测之，天以渐而明；本经文而实测之，《易》以渐而明。非可以虚理尽，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为相错，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比例之义出于相错，不知相错则比例之义不明；余初不知其何为旁通，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升降之妙出于旁通，不知旁通则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为时行，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变化之道出于时行，不知时行则变化之道不神。未实测于全《易》之先，胸中本无此三者之名，既实测于全《易》，觉经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相错，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时行。实测既久，益觉非相错、非旁通、非时行则不可以解经文、传文，则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数年来，以测天之法测《易》，而此三者乃从全《易》中自然契合。……夫祖冲之立岁差，傅仁均立定朔，当时泥古者惊为异说。余以此三事说《易》，亦祖氏之岁差，傅氏之定朔也。知我者益加密焉，余之所深冀也。”［2］（卷首）
由上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出：1以旁通、相错、时行三说通释《周易》，是焦循所构建的独特的易学框架；2此构架不是出于焦循的主观臆测，而是通过十余年对《周易》的“实测”、归纳所得；3焦循对此构架非常自信，认为只有此构架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并将此构架比之于“祖氏之岁差，傅氏之定朔”，希望后人“益加密焉”。以下我们就具体考述焦循的旁通、相错、时行三说。
（一） 旁通
关于“旁通”，阮元在《通儒扬州焦君传》中说：“旁通者，在本卦，初与四易，二与五易，三与上易，本卦无可易，则旁通于他卦，亦初通于四，二通于五，三通于上。”［3］（卷首）焦循在《易图略》中说：“凡爻之已定者不动，其未定者，在本卦，初与四易，二与五易，三与上易，本卦无可易，则旁通于他卦，亦初通于四，二通于五，三通于上。……初必之四，二必之五，三必之上，各有偶也。初不之四，二不之五，三不之上，而别有所之，则交非其偶也。”［2］（卷一）
根据以上两段引文，我们可以对焦氏“旁通”做出如下表述：1．焦氏“旁通”与三国陆绩、虞翻等人的“旁通”名虽同而实相异。2．焦氏“旁通”，简而言之，即阴阳爻互易，具体包括一卦自身的阴阳爻互易和两卦之间的阴阳爻互易。3．是否旁通互易取决于是否当位。当位之爻不动，不当位之爻方与他爻旁通互易。4．旁通互易的原则是初爻与四爻互易、二爻与五爻互易、三爻与上爻互易。5．旁通互易的目的是使不当位之爻当位。
为了说明“旁通”是《周易》作者之本意，而非焦循自己的杜撰，焦循在《易图略》中列举了三十个例证，并在三十例证后说：“《易》之系词全主旁通，略举此三十证以例其余。”［2］（卷一）通观焦循所列之三十例证，不乏说服力，即使不正确，起码也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后世学者讥之为“附会难通”“支离破碎”以至于全盘否定，无乃太过。为节省篇幅，以下仅从焦循所举三十例证中摘取数例以说明之：
1.《周易》同人卦九五爻辞：“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周易·象》：“大师相遇，言相克也。”焦循认为其中的“师”由师卦而来。同人卦九五爻辞之所以言“师”，是由于同人卦九四爻与师卦初六爻旁通互易的缘故。他说：“若非师与同人旁通，则师之相克、师之相遇与同人何涉？”
2.《周易》艮卦六二爻辞：“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周易·象》：“不拯其随，未退听也。”焦循认为其中的“随”由随卦而来。艮卦六二爻辞之所以言“随”，是由于艮卦六五爻与兑卦九二爻旁通互易后，兑卦变成了随卦。他说：“兑二之艮五，兑成随。……若非艮兑旁通，则‘不拯其随’之义不可得而明。”
3.《周易》小畜卦卦辞：“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过卦六五爻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焦循认为，“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之所以复见于小畜卦和小过卦，是由于小畜卦上九爻与豫卦六三爻旁通互易后，豫卦变成了小过卦。他说：“小畜‘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其辞又见于小过六五。小畜上之豫三，则豫成小过。……解者不知旁通之义，则一‘密云不雨’之象，何以小畜与小过同辞？”
4.《周易·杂卦》：“大过，颠也。”《周易》颐卦六二爻辞：“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六四爻辞：“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焦循认为，大过为颠，但“颠”不见于大过卦，却屡见于颐卦，这是由于大过卦九二爻与颐卦六五爻旁通互易的缘故。他说：“《杂卦传》‘大过，颠也’，而大过经文不称‘颠’，颐六二、六四两称‘颠’，……非大过与颐旁通，何以经之‘颠’在颐，而传之‘颠’在大过？”［2］（卷一）(文中所举之第一例、第二例亦为原焦循所举三十例证中的第一例和第二例，文中所举之第三例为原焦循所举三十例证中的第十六例，文中所举之第四例为原焦循所举三十例证中的第十九例。)
（二） 相错
相错指组成两个别卦（六爻卦）的经卦（三爻卦）重新交错组合成另外两个别卦。如：困卦上卦为兑，下卦为坎；贲卦上卦为艮，下卦为离。困卦之下卦坎与贲卦之上卦艮交错组合为蒙卦，困卦之上卦兑与贲卦之下卦离交错组合为革卦。按焦氏“相错”说，则“蒙、革为困、贲之相错”。 ［2］（卷四）
焦氏“相错”具体而言，可分以下四种情况：1.两旁通卦之相错。如，乾卦的上卦与坤卦的下卦错为否卦，乾卦的下卦与坤卦的上卦错为泰卦。2.两旁通卦二爻与五爻互易后形成的两新卦之相错。如，乾卦二爻与坤卦五爻互易后，乾卦变成了同人卦，坤卦变成了比卦，同人卦的上卦乾与比卦的下卦坤错为否卦，同人卦的下卦离与比卦的上卦坎错为既济卦。3.两旁通卦四爻与初爻互易，或上爻与三爻互易后形成的两新卦之相错。如，乾卦四爻与坤卦初爻互易后，乾卦变成了小畜卦，坤卦变成了复卦，小畜卦的上卦巽与复卦的下卦震错为益卦，小畜卦的下卦乾与复卦的上卦坤错为泰卦。又如，乾卦上爻与坤卦三爻互易后，乾卦变成了夬卦，坤卦变成了谦卦，夬卦的上卦兑与谦卦的下卦艮错为咸卦，夬卦的下卦乾与谦卦的上卦坤错为泰卦。4.两旁通卦先二爻与五爻互易，再四爻与初爻互易、或上爻与三爻互易后形成的两新卦之相错。如，乾卦二爻与坤卦五爻互易后，乾卦变成了同人卦，坤卦变成了比卦，同人卦的四爻再与比卦的初爻互易，则同人卦变成了家人卦，比卦变成了屯卦，家人卦的上卦巽与屯卦的下卦震错为益卦，家人卦的下卦离与屯卦的上卦坎错为既济卦。又如，乾卦二爻与坤卦五爻互易后，乾卦变成了同人卦，坤卦变成了比卦，同人卦的上爻再与比卦的三爻互易，则同人卦变成了革卦，比卦变成了蹇卦，革卦的上卦兑与蹇卦的下卦艮错为咸卦，革卦的下卦离与蹇卦的上卦坎错为既济卦。 (焦氏“相错”所分四种情况乃吸收复旦大学陈居渊先生的研究成果。其中的“旁通”乃用三国陆绩、虞翻等人的“旁通”之义，非焦氏“旁通”之义。)
为了说明“相错”亦为《周易》作者之本意，焦循在《易图略》中也举了不少例证。如：蒙卦、革卦为困卦与贲卦之相错，故蒙卦六四爻辞有“困蒙”之语；睽卦、蹇卦为旅卦与节卦之相错，故蹇卦象辞有“中节”之语；家人卦、解卦为丰卦与涣卦之相错，故丰卦上六爻辞有“蔀其家”之语；鼎卦与屯卦相错为噬嗑卦，噬嗑，食也，故鼎卦九三爻辞有“雉膏不食”之语；大壮卦与观卦错为小畜卦，故小畜卦九三爻辞言“舆说（脱） ”，大壮卦九四爻辞则言“壮于大舆之 ”；临卦与遁卦错为履卦，故履卦卦辞言“履虎尾”，遁卦初六爻辞则言“遁尾”；咸卦、损卦为艮卦与兑卦之相错，故艮卦六五爻辞言“艮其辅”，咸卦上六爻辞则言“咸其辅”，咸卦六二爻辞言“咸其腓”，艮卦六二爻辞则言“艮其腓”，损卦六三象辞言“一人行，三则疑也”，兑卦初九象辞则言“行未疑也”，损卦六三爻辞言“得其友”，兑卦象辞则言“以朋友讲习”。［2］（卷四）
（三）时行
关于“时行”， 阮元在《通儒扬州焦君传》中说：“先二五，后初四、三上为‘当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为‘失道’。《易》之道，唯在变通。二五先行而上下应之，此变通不穷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则上下不能应，然变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应。……此所谓‘时行’也。”［3］（卷首）焦循在《易图略》中说：“《传》云：‘变通者，趣（趋）时者也。能变通即为时行。时行者，元亨利贞也。”［2］（卷三）
焦循认为，两旁通卦先二爻与五爻互易，叫做“元”，继二爻与五爻互易后，四爻与初爻或上爻与三爻互易，叫做“亨”，四爻与初爻互易叫“下应”，上爻与三爻互易叫“上应”，最终变通为咸、益二卦叫做“利”，变通为既济卦叫做“贞”。 “元亨利贞”即焦循所谓“时行”。焦循“时行”说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二五先行当位变通不穷
焦循说：“乾坤坎离生同人、师、比、大有，震巽艮兑生渐、归妹、随、蛊。上应之成蹇、革，下应之成家人、屯，而家人、屯又变通于鼎、解，而终于既济、咸，蹇、革又变通于睽、蒙而终于既济、益。咸损益恒四卦循环不已。”［2］（卷三）
乾卦二爻与坤卦五爻互易后，乾卦变成了同人卦，坤卦变成了比卦；坎卦二爻与离卦五爻互易后，坎卦变成了比卦，离卦变成了同人卦。同人卦旁通于师卦，比卦旁通于大有卦，因此焦循说：“乾坤坎离生同人、师、比、大有。”巽卦二爻与震卦五爻互易后，巽卦变成了渐卦，震卦变成了随卦；兑卦二爻与艮卦五爻互易后，兑卦变成了随卦，艮卦变成了渐卦。渐卦旁通于归妹卦，随卦旁通于蛊卦，因此焦循说：“震巽艮兑生渐、归妹、随、蛊。”继乾卦二爻与坤卦五爻互易，或坎卦二爻与离卦五爻互易后，同人卦上爻与比卦三爻互易，同人卦变为革卦，比卦变为蹇卦；继巽卦二爻与震卦五爻互易，或兑卦二爻与艮卦五爻互易后，渐卦上爻与随卦三爻互易，渐卦变为蹇卦，随卦变为革卦。此即焦循所说“上应之成蹇、革”。 继乾卦二爻与坤卦五爻互易，或坎卦二爻与离卦五爻互易后，同人卦四爻与比卦初爻互易，同人卦变为家人卦，比卦变为屯卦；继巽卦二爻与震卦五爻互易，或兑卦二爻与艮卦五爻互易后，随卦四爻与渐卦初爻互易，随卦变为屯卦，渐卦变为家人卦。此即焦循所说“下应之成家人、屯”。家人卦又旁通于解卦，解卦二爻与五爻互易后，再以三爻与家人卦上爻互易（二五先行而上应之），解卦最终变成了咸卦，家人卦则变成了既济卦；屯卦又旁通于鼎卦，鼎卦二爻与五爻互易后，再以上爻与屯卦三爻互易（二五先行而上应之），鼎卦最终变成了咸卦，屯卦则变成了既济卦。此即焦循所说“家人、屯又变通于鼎、解，而终于既济、咸”。蹇卦又旁通于睽卦，睽卦二爻与五爻互易后，再以四爻与蹇卦初爻互易（二五先行而下应），睽卦最终变成了益卦，蹇卦则变成了既济卦；革卦又旁通于蒙卦，蒙卦二爻与五爻互易后，再以初爻与革卦四爻互易（二五先行而下应），蒙卦最终变成了益卦，革卦则变成了既济卦。此即焦循所说“蹇、革又变通于睽、蒙而终于既济、益”。益卦又旁通于恒卦，恒卦二爻与五爻互易后，继之以益卦三爻与上爻互易（二五先行而上应），则益卦成既济卦，恒卦成咸卦，咸卦又旁通于损卦，损卦二爻与五爻互易后，继之以咸卦初爻与四爻互易（二五先行而下应），则咸卦成既济卦，损卦成益卦，益卦又旁通于恒卦，恒卦成咸卦后，咸卦又旁通于损卦，损卦又成益卦，生生不息，循环不已，因此焦循说：“咸损益恒四卦循环不已。”
2．初四或三上先行不当位变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应
按照“变通不穷”的爻位运动规律，必须二五先行，初四、三上应之。如果初四先行，二五、三上应之，或三上先行，二五、初四应之，就会变成两个既济卦。如前所述，阴阳爻是否互易取决于是否当位，当位之爻不动，不当位之爻方与他爻互易，既济卦“六爻皆定”，不具备旁通互易的条件，爻位运动至两既济卦而终止，违背了“生生之谓易”的原则，故须变通以补救之，补救以后，仍能“大中而上下应”。如，乾卦四爻与坤卦初爻互易后，乾卦变为小畜卦，坤卦变为复卦；小畜卦二爻与复卦五爻互易以应之，小畜卦成家人卦，复卦成屯卦；屯卦三爻与家人卦上爻互易以应之，屯卦和家人卦就都变成了既济卦，爻位运动因此而终止，故须变通以补救之。乾卦变为小畜卦后，小畜卦旁通于豫卦，小畜卦二爻与豫卦五爻互易（二五先行）后，按爻位运动规律，应继之以四爻与初爻互易，但小畜卦四爻与豫卦初爻皆为阴爻，阴阳属性一致，不具备互易的条件，爻位运动似乎无法继续进行下去，然而就在此时，“柳暗花明又一村”，豫卦四爻与其初爻互易以补救之，爻位运动又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了。此即焦循所说：“小畜之失在四，通于豫以补之。……小畜二之豫五，小畜四不能应，豫四则能应也。”［2］（卷三）
焦循以普遍联系和爻位运动的观点研究《周易》，把《周易》六十四卦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生生不息”的动态系统，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易学构架。一种理论正确与否是一回事，其是否有意义是另一回事。例如天堂地狱之说虽然出于宗教的虚幻理念，然而它有利于劝人向善、杜人作恶，可以给善良者以美好的心灵寄托，给邪恶者以一定的心理威慑，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焦循的易学理论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比之孤立、静止地研究《周易》一卦一爻，在方法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周易》六十四卦究竟是杂乱无章的“偶然拼凑”，还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是易学史上的一大悬案。清代学者戴震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以己自蔽。”笔者认为，因为自己没有看到《周易》六十四卦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武断地把六十四卦卦爻辞视为“杂七杂八”“颠三倒四”的占卜结果的“拼凑”，犯了“以己自蔽”之病。以焦循的学力，如果仅仅研究《周易》一卦一爻，很容易迅速拿出成果，而且一般不会招致别人的非议，但焦循却避易就难，潜心研究《周易》六十四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爻位运动的规律，“尽屏他务,专理此经”，［4］（卷首）“足不入城市者十余年”［5］（《焦循传》），这正是学术发展所必需之文化精神。尽管焦循提出的易学构架是否《周易》所固有，尚有商榷余地，然而他毕竟提出了许多不乏说服力的例证，其得出结论的方法是科学、严谨的，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焦循的易学研究“非凭空臆断，确是用考证家客观研究的方法得来。”［6］（第298页）
二
《周易》研究的传统格局中分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焦循因其独特的易学构架，被归于象数一派。其实，焦循探究象数的目的，在于阐发义理。另外，焦循为了论证其易学构架，常以“声训“之法寻求卦与卦之间的关联，这是被人讥讽为“附会难通”的重要原因。下面，笔者就对这两个问题加以探讨。
（一） 焦循易学构架的道德义理诠释
纵观中国士人史，不难发现，中国大多数士人都有着挥之不去的入世情结。这种入世情结肇源于“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这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是从孔子那里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关于孔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笔者曾做过专题研究。为节省篇幅，在此不做展开论述。)前人往往评价乾嘉学者“一头钻进故纸堆，不问世事”。我常怀疑这一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对乾嘉学者的这种认识，实在是低估了文化传统的影响力。焦循作为一名乾嘉学者，尽管潜心于六经注疏之学，然而“修齐治平”的中国传统士人的理想在他心中并未泯灭。焦循提出的易学构架绝非纯象数的研究，而是以象数为载体，阐发儒家的道德义理和自己“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
焦循在论述其“旁通“体系时说：“成己所以成物，故此爻动而之正，则彼爻亦动而之正，未有无所之自正不正人者也。枉己未能正人，故彼此易而各正，未有变己正之爻为不正，以受彼爻之不正者也。”［2］（卷一）此段话中“成己所以成物”即孔子所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7］（《雍也》）“枉己未能正人”即孔子所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之意；［7］（《子路》）“未有变己正之爻为不正，以受彼爻之不正者也”即孟子所云“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之意。［8］（《滕文公上》）
焦循在《易图略》中又说：“《易》之一书，圣人教人改过之书也。穷可以通，死可以生，乱可以治，绝可以续，故曰为衰世而作，达则本以治世，不得诿于时运之无可为，穷则本以治身，不得谢以气质之不能化。”［2］（卷三）这段话充分表达了焦循“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跃然纸上。焦循认为，按照爻位运动规律，先二五，后初四、三上则为吉，不待二五，初四、三上先行则为凶。然而吉可变凶，凶可化吉。吉何以变凶？焦循举例说：“乾二先之坤五，四之坤初应之，乾卦成家人，坤成屯，是当位而吉者也。若不知变通而以家人上之屯三成两既济，其道穷矣。”［2］（卷二）也就是说，本来是吉，如不知及时“迁善改过”而变通，也会变为凶。凶何以化吉？焦循举例说：“乾二不之坤五，而四先之坤初，乾成小畜，坤成复，是失道而凶者也。若能变通，以小畜通豫，以复通姤，小畜、复初四虽先行，而豫、姤初四则未行，以豫、姤补救小畜、复之非，……此凶变吉也。”［2］（卷二）也就是说，本来是凶，如果能够“迁善改过”而变通，也会转化为吉。最后，焦循总结说：“惟凶可以变吉，则示人以失道变通之法；惟吉可以变凶，则示人以当位变通之法。”［2］（卷二）失道时“迁善改过”以求吉，当位时“迁善改过”以避免转化为凶，这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士人憧憬、追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在《易话》中，焦循更是明确指出：“圣人治天下，欲其长治而不乱，故设卦系辞以垂万世。……圣人处乱则拨乱以反乎治，处治则继善以防乎乱。……大抵气化皆乱，赖人而治。治而长治者，人续之也；治而致乱者，人失之也。……怠于政教，人民乃紊，……故否泰皆视乎人，不得委之气化之必然也。”［9］（《阴阳治乱辨》）一个忧国忧民，希冀国泰民安的“故纸堆”中的乾嘉学者的形象呼之欲出！
（二） 焦循易学构架与“声训”
在中国训诂学史上，清代可称是黄金时期。清代训诂学的最突出的成就是“声训”的发达。“声训”也称“音训”，是从字的读音着眼，根据音近义通的原则，取音近之字互为解释。“声训”的起源很早，《周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坎，陷也。”(坤以申为声符，申与顺叠韵；坎以欠为声符，欠与陷叠韵。)《周易·彖》：“夬，决也。”《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在上古音韵系统中，“序”为邪母鱼部，“射”为船母铎部。邪母为舌尖音，船母为舌面音，两者发音部位相近；鱼部和铎部是阴入对转，即主要元音相同，只是有无辅音韵尾的区别。“序”与“射”声母和韵母都相近，具备声韵相邻通假条件。参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这些都是“声训”。至清代，以音韵学的成就为依托，“声训”形成了系统的理论。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中说：“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段玉裁为《广雅疏证》作序时也说：“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10］（卷首）这些论述十分精辟，成为清代学者研究训诂的准绳。
焦循深受《广雅疏证》的影响，他说：“循近年得力于《广雅疏证》，用以解《易》，乃得涣然冰释，因叹声音训诂之妙，用以解他经，固为切要，而用以解《易》，尤为必不可离。”［11］（《寄王伯申书》）在论证其易学构架时，焦循常用“声训”之法探求卦与卦之间的关联。如，萃卦初六爻辞有“一握为笑”之语，鼎卦九四爻辞有“其形渥”之语，焦循注萃卦时说：“握与渥同。鼎‘其形渥’，渥，足也。足则终，终则乱，惟有孚于萃不终。”［12］（卷二）通过“握”与“渥”的假借，论证了萃卦与鼎卦的关联。这种假借之法常被讥评为“穿凿附会”。针对这种讥评之语，阮元曾为之辩驳说：“或曰：《通释》多因假借而引申之，不几凿乎？元曰：古无文字，先有言有意。言与意立乎文字未造以前，……故口言‘遯’而‘遯’与‘豚’同意，口言‘疾’而‘疾’与‘蒺’同意。《传》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即此道也。浅识者立乎其后而分执之，盖未知声音、文字之本矣。藉曰非也，虞翻何以‘豚鱼’为‘遯鱼’，《韩诗外传》何以‘蒺藜’为‘据疾’哉？”［13］（卷首）在晚清易学界对焦循的一片非难否定声中，皮锡瑞也表明了他支持焦循的鲜明立场：“假借说《易》并非穿凿，学者当援例推补。”［14］（第39页）笔者认为，“声训”本是一种科学的训诂方法，卦与卦之间的关联也可备一家之说，但“声训”与两卦（或数卦）关联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换言之，《周易》作者是否有意识地用“声训”来暗示卦与卦之间的关联，则大有疑问。此外，运用“声训”时，最忌主观臆测，最好有比较充分的文献旁证，而焦循在其易学论著中所论之假借虽然基本上都符合古音通假的条件，但缺乏比较充分的文献旁证，终觉美犹有憾。
参考文献：
［1］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M］. 长沙:岳麓书社,1998.
［2］焦循.易图略［M］.续修四库全书本.
［3］焦氏遗书［M］.光绪二年（1876）重刻本.
［4］焦循.易通释［M］. 续修四库全书本.
［5］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7］论语［M］.十三经注疏本.
［8］孟子［M］.十三经注疏本.
［9］焦循.易话［M］.续修四库全书本.
［10］王念孙.广雅疏证［M］. 丛书集成初编本.
［11］焦里堂先生轶文［M］. 鄦斋丛书本.
［12］焦循.易章句［M］. 续修四库全书本.
［13］焦循.雕菰楼易学三书［M］. 焦氏丛书本.
［14］皮锡瑞.经学通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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