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C-Soviet Relation in China's War of Liberation

内容提要：1945到1949年的中国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和苏联关系的发展是坎坷的，问题主要出在苏联一边。斯大林基本上是以苏联的国家利益来决定其对华政策，开始时对中国革命胜利没有信心，而当中国革命胜利的趋势明显时又对中国革命产生矛盾心理。但在中共领导人的积极努力和工作之下，斯大林终于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建立起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态度，为后来的中苏关系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PC-Soviet relation was rough in the China’s war of liberation(1945-1949).Stalin framed his China policy basically on Soviet’s interests in China. At first he did not believe Chinese revolution can success and had a complex mind to the revolution when the revolution was clear to success. But under the CPC leaders’ efforts, Stalin accepted the fact of Chinese revolution succession and found a sane attitude to Chinese revolution at last. These made a good start for New China- Soviet relation.

关键词：解放战争 中共 苏联

1945年8月到1949年10月是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格局剧烈变化的时期。由于中国在战后世界上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国内部的这种剧烈变化自然会引起外部力量的关注和干预，而这种外部力量的作用又会对中国内部局势变化产生影响。本文就这段时期中共和苏联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抗战胜利初期中共和苏联政策上的矛盾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成熟时期。通过领导敌后抗战，中共在人民群众中建立了崇高威望，并建立起一只强大的人民武装，另一方面通过思想和组织上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能力。到抗战末期中共建立的抗日根据地遍布19个省区，面积100万平方公里，人口一亿多，控制县城100多座，军队达100多万，民兵220余万。[①]因此中共有理由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也将迅速走向胜利，至少是建立一个中共发挥主要作用的联合政府。早在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就在一份报告中批示到：“这次抗战胜利，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②]同时毛泽东对在抗战后获得苏联的援助，加速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因为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史上苏联曾多次在中国革命困难时期给中国革命提供过帮助，在抗战胜利后革命形式高涨的时期苏联更会向中国革命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二战末期苏联在东欧帮助各国共产党掌握政权，毛泽东有理由认为苏联在东方也会实行同样的政策。因此在七大的报告中毛泽东说；“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注意就不灵了。”[③]

然而实际情况和毛泽东的预料相反。首先，苏联虽然在二战中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但其本身的力量也受到了巨大损失。苏联在二战中死了2606万人[④]（占战前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西部大片的领土化为废墟。战后的现实使苏联只能把力量集中在欧洲，在东亚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第二，在二战结束前后苏联的主要外交目标是维持和西方的战时友好关系，因此避免对西方势力范围内发生的革命进行公开援助，而雅尔塔协议中中国的大部分被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第三，在抗战期间，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和中共之间就中共如何帮助苏联的方式有分歧，使斯大林对中共领导人产生了怀疑和偏见。因此苏联把战后的中国划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之外，支持美国关于由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武装部队和政权的政策。但苏联也不希望战后的中国完全倒向美国，希望中共能进入战后中国的联合政府，维持在中国的一定影响力，维持中国内部的势力均衡，使之在美苏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正如后来斯大林在和蒋经国的会谈中说的“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但如果蒋介石考虑让共产党管辖几个省还是可行的。”[⑤]因此苏联在战后的中国政策是承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以换取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中获取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其对中共的政策是为其整个中国政策服务的，但也是有最低限度的，即不允许中共被消灭，由蒋介石在整个中国建立倒向美国独裁统治。

中共和苏联自在战后政策上的矛盾在日本投降后迅速表现出来。日本投降时中国的形式对中共是很有利的：当时国民党军队还都龟缩在西南、西北，远离日占中心城市，而这些城市大都处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包围中，因此中共主张迅速占领这些城市，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占领这些主要城市，既可以在内战爆发时增强中共的力量，也可以在谈判组建联合政府时增加中共的谈判实力，因此毛泽东的主张使利用日本投降的机会迅速控制沦陷区的大中城市，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写到“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是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力的干部到那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中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城市问题。”[⑥]8月16日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蒋介石发言人前一天谈话的评论中说“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制止内战的唯一办法是“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⑦]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华东局说“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同时有又给晋察冀等分局发电说“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⑧]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毛泽东是不抱幻想的。[⑨]对于蒋介石的和谈邀请，毛泽东出于对当时形式的考虑和血的历史教训也是不想去的，这倒不是处于对自己安全原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和当时中共大举出击的战略是矛盾的。正当中共准备全面出击时没想到斯大林在8月间两次致电中共中央，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这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又说蒋介石以再三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协商国是，再此情况下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内战，战争的责任谁担负？[⑩]苏联的态度表明一方面苏联不相信中共有赢得内战的实力，不愿意公开支援中国革命，同时又不愿意看到中共在内战中被消灭的矛盾心理，因此劝说中共和国民党政权妥协。苏联的态度使中共处于尴尬地位，中共不得不放弃了占领城市的计划，把胜利果实拱手让给国民党，在实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和国民党进行谈判，使自己在谈判中和后来内战爆发时处于不利地位。对此毛泽东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11]此后中共开始冷静的考虑苏联战后的中国政策，打消了对苏联不切实际的幻想，回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道路上来。

二、中共和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关系

中共虽然放弃了迅速占领大城市的计划，但对夺取东北的计划没有丝毫动摇。1945年8月11日，朱德发布了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命令华北八路军部队向东北进发，随后华东新四军一部也开赴东北。而苏联在东北的主要战略目的是维护雅尔塔协定规定的其在东北的利益，即对中东铁路和旅大地区的控制权。对于苏联来说中共控制东北当然要比国民党控制东北要好，但国民党背后有美国支持，苏联相对于美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苏联不敢公开对中共的支持以破坏苏美关系。同时苏联对中共在东北活动的支持和苏联在东北的利益相比是次要的，如果国民党能保障苏联在东北的利益，那么苏联也可以不支持中共在东北的活动。因此苏联在对东北对中共的支持是以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利益尊重的程度所决定的，当国民党对苏联态度缓和时，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就会减少，而当国民党和苏联关系强硬时，对中共的支持就会加强。

当中共开始进入东北时，苏联的态度是模糊和不定的，但总的说来出于阶级感情，苏军上上下下对同是共产党的中共的行动是支持的。但到了1945年9月14日苏联明确了在东北对中共的态度，要求八路军不要进入东北，已进入的要退出苏联占领区。然而当其后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大批进入东北后，苏联不仅阻止国民党军队的登陆，而且表示支持中共夺取东北。10月初，苏军向中共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建议，抽调20万至30万军队进入东北，由苏军提供武器装备，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放手些干”，“速派排人接受工业中心城市及工业”，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12]然而当11月国民党当局表示可以在东北问题上做出让步时，苏联又改变了态度，限制中共在东北的活动。11月20日，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中共军队撤出长春铁路沿线50公里以外，不得与国民党军队交战，甚至不惜用武力驱逐中共军队。此后苏军又要求中共交出已获得的政权。12月初，苏联还禁止中共在旅顺的活动。[13]而到了1946年春苏联和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的矛盾激化以后，苏联的东北政策又发生变化，特别是苏联在国民党和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撤出东北后，苏联不甘心把东北留给国民党和美国，又开始积极支持中共在东北的活动。1946年3月苏联在突然撤离东北时允许中共军队接管长春，哈尔滨等东北主要城市，并且向中共提供了部分武器。

在东北和苏联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共开始是满怀希望，认为在苏联的支持下很快会在东北站住脚跟，控制整个东北，但经过几次反复之后，苏联摇摆不定的政策却使中共陷入了很大的被动。伍修全回忆说：“……部队陆续到达东北，我们正要苏军实践自己的诺言，办理接交手续时，却意外得到一个相反的通知。他们说那批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按原计划给我们了。这一下子弄得我们十分被动，出关的部队已将自己的武器留在原地，预定给的新武器却一件也得不到，成了一只徒手部队，从战士到干部都很不满意。” [14]由于到 达东北较晚的部队是来自山东的八路军老部队，很多是徒手的，到了东北却拿不到武器，或只得到一些破旧武器，形成“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甚至“无枪”的局面。中共逐渐意识到苏联的政策并不是以支持中国革命为出发点的，而是以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对此，当时主持东北工作的陈云委婉的指出：“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因此中共要“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15]中共在行动上也改变了跟者苏联转的被动局面，开始独立自主的处理东北问题，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东北的广大农村。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东北局指示到“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给蒋介石接受。我企图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和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16]当苏军撤离时，中共又抓住机会迅速控制了东北大部分地区，为东北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苏联对中共态度的转变

从抗战胜利到1947年上半年苏联的对华政策的重点是放在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上，但1947年以后，苏联对华策的重心发生了转变，[17]这是国际形式和中国国内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所造成的。首先1947年3月，杜鲁门宣布要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援助以抵制苏联的“外来压力所施行的征服活动”，并宣称全世界已分裂为“自由制度”和“集权政体”两个阵营。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和美苏冷战的全面爆发”，[18] 斯大林原来维持苏联和西方关系的设想破灭。另一方面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国民党的颓势和中国革命胜利趋势日益明显，斯大林开始相信中国革命可以取得胜利，而国民党也无意改变附美反苏的政策。1947年5月20日，苏共和中共签署了《哈尔滨协定》，苏联承诺在外交和军事上支持中共。[19]从1947年到1948年苏联增加了对东北解放区的军事援助，1947年苏联与东北民主政权的贸易额为9300万卢布，1948年增加为15100万卢布。1948年6月应解放区民主政权的请求，苏联政府派出一个有科瓦廖夫领导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包括工程师50名，技师52名，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220名，配备有必要的技术设备，到1948年12月15日为止修复了东北最重要的铁路线15000公里，总长为9000多米的120座大中型桥梁。[20]从1948年夏天起苏联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在此之前只有在抗战胜利初期向中共移交或默许中共获得了一些缴获的日本武器。然而苏联向中共提供的军事援助远没有苏联后来宣称的那么多。苏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宣称向东北民主联军提供了步枪70万只，机枪12000－14000挺，各种炮4000门，坦克约600辆，飞机800余架。[21] 事实上至1946年5月，东北我军先后建立10个炮兵团及一个高射炮大队，共有火炮百余门。到1947年冬季攻势结束后，我东北野战军共装备战防炮，步兵炮，迫击炮1600余门，大口径山，野，榴炮和加农炮660门，高射炮116门。[22]总共只有两千多门而且一部分是缴获自国民党军队。坦克方面，1947年10月东北我军只有坦克32辆，到1949年1月有坦克124辆（其中缴获接受之国民党军队60辆），装甲车37辆；到1949年11月全国解放军共有坦克375辆（内含美式水陆坦克68辆），装甲车272辆，其中很大部分是缴获自国民党的美式坦克。[23]至于800架飞机，更属子虚乌有。由此可见苏联的数据是难以另人相信的，当然也可能是苏联把一些曾经是坦克飞机的废铁运到了东北，造成了统计上的错误。在解放战争中苏联向解放军转交的绝大部分是缴获自日本的轻武器，其数量也远远小于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

在中共方面，到1947年夏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大势已去，开始考虑战后问题，因此也加强了对苏联的工作。1947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建议，斯大林表示同意。同月15号斯大林从巴黎获悉国民党散布的“八路军在陕北受挫折”，“溃不成军”的谣言，信以为真，通知中共中央，邀请毛泽东访苏，后中方告知上述消息纯属捏造。而在7月1日斯大林又致电苏联驻中共联络原奥尔洛夫要求推辞毛泽东访苏。[24]1948年4月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再次要求访苏，4月29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同意，但5月10日又致电毛泽东，建议推迟访问。7月毛泽东再次表示了访苏意愿，斯大林又以联共（布）中央负责同志分赴各地开展粮食收购工作，要持续到11月为止，要求毛泽东把访苏推辞到11月底。[25]然而到了11月底，由于国内形式的迅速发展，毛泽东没有实现在新中国成立前访问苏联的愿望。

毛泽东访苏问题之所以一波三折，其根本原因是苏联的战略重心是欧洲，中国还不是苏联主要考虑的问题。苏联尽量避免因公开的支持中共，形成在中国和美国的对抗，分散苏联在东欧的注意力。苏联的这种态度一直维持到新中国的建立。

四、“一边倒”政策的形成

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开始的目标就是以苏联为榜样，最终在中国建立起苏联式的社会制度，这一最终目标在二十多年的革命中从没有改变过。和当时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二战中的南共）一样，在中共领导人心目中斯大林是无可置疑的世界革命领袖，苏联和共产主义是一个概念。还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表示过：“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的援助”，“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办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战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成世界反革命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局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26]因此中共在革命胜利后施行“一边倒”的政策是顺理成章的，而解放战争中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只能使中共倒向苏联更加彻底。但问题却出在苏联一边。

对于中国革命，斯大林先是不相信能获得胜利，当革命胜利成为定局时又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产生怀疑。当时在国际上美国先是施行分裂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又开始在德国西占区建立西方控制的德国政权，引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造成了冷战第一次高峰。面对这种形式斯大林既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阵营扩大而高兴，又担心苏联公开支持中共会导致美国对中国革命的直接干涉，造成苏联腹背受敌。1948年2月。斯大林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中说：“我已经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做错了，这就是中国。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会全力以赴破灭扑灭中国的起义”，“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条件，中国同志应当同蒋介石维持正常的暂定条款，并解散自己的军队……在中国这个例子上，我们犯了错误。情况表明，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苏联同志。”[27]，然而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苏联对美国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担心始终没有消除，为此强调和中共关系的秘密性，一直没有公开支持中共，也没有让毛泽东访苏，甚至在1949年4月还把苏联大使馆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其目的就是想把戏演到底，结果造成了过犹不及的效果，[28]当然这也和斯大林多疑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东欧发生的南斯拉夫事件也使苏联对中国革命产生怀疑和顾虑。本来斯大林对南和铁托是很器重的，有意让铁托担当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位领导人，因此南斯拉夫事件对斯大林的打击是相当大的。同时斯大林的确也有理由怀疑中共有步南后尘的可能，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南斯拉夫革命一样是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的，苏联对中共的控制力很弱，毛泽东也是在中国革命中自我产生的领导人，而且在历史上中共和苏联在一些问题上也是有分歧和矛盾的。特别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特别缺乏了解，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总是翻来覆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29]因此斯大林对即将胜利的中国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1949年1月斯大林派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华，对中共的态度进行全面了解。

对于斯大林的这种矛盾心情，中共多少是了解的。当1月31日米高扬到达西柏坡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向米高扬详细介绍了中共的政策方针。毛泽东用了两天时间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国革命史和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30]以消除苏联方面长期的误解。对于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中共表示会有所考虑，中共也不要求苏联在旅顺的驻军迅速撤走，而是当“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再撤走。对于中东铁路问题，中共也采取了模糊的态度。同时中共积极请求苏联对未来的新中国进行经济援助。毛泽东在会谈中强调了加强了苏联关系的重要性，他特别强调说：“在分析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时，他根据的就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的论述和他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尤其是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一部分的指示，和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批评，对他非常具有启发性。[31]以此表明和南共划清界限，而站在苏联一边。这次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明确地表明中共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亲苏立场，而米高扬也进一步许诺对中共和新中国予以更多支持援助。[32]

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共的态度，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6月中共派出以党的第二把手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秘密访苏。中共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目前的形式和新中国的建国方针和政策以及新的中苏关系，表示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斯大林基本赞同中共的建国方针和政策，表示愿意对新中国建设提供帮助。同时在国内毛泽东在6月30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向中国和全世界公开表明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莫斯科，刘少奇在7月4日向斯大林特别解释了“一边倒”政策，指出毛泽东在回答党外人士时明确地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对此，斯大林表示极为赞赏。[33]对于斯大林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是摆在面前的现实，而自己的顾虑也被证明是多虑了，因此斯大林也设法改善和中共的关系，增加两党领导人之间的感情。在7月11日的会谈中斯大林表示新中国一成立苏联就会承认，同时承认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在新中国成立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在7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高度评价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并对历史上对中国革命的阻碍进行了自我检讨。[34]新中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就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前确定了下来。

五、总结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对苏联的态度是一贯的，那就是争取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同时坚决站在苏联一边。而苏联对中共的态度是随着局势变化而变化，开始是不支持中共的全面革命，后来随者国际形式的变化和中国革命形式的快速发展，才逐渐增加对中共的支持。面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在支持的同时又有所顾虑。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将改变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间的实力对比，也将改变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实力平衡。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斯大林既担心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直接干涉中国内战，使苏联出于两难的局面，另一方面又出于历史恩怨对中共的态度，特别是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没有把握。由于中共的不断努力和斯大林能够顺应历史的发展，中共和苏联终于在1949年化解了双方间的误解和猜疑，为新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开端。

[①] 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著：《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98－499页。

[②] 《毛泽东在董必武十月关于大后方工作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12月20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9页。

[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99页。

[④] （俄）H.A.舍福夫：《俄罗斯最重要的战争和战役》，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第620－621页。

[⑤] 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1页。

[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269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9页。

[⑨] 参见《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⑩] 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86页。

[11] 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2页。　　

[12]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8页。

[13]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9页。

[14] 伍修全：《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

[15] 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陈云文选（1926-1949）》，第221，224页。

[16]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载于《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17] 吴康和，丁诗传等编著：《战后国际关系史》，军事谊文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18] 吴康和，丁诗传等编著：《战后国际关系史》，军事谊文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19] 吴康和，袁胜育主编：《当代国际关系》，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20]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5-76页。

[21]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0页。

[2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炮兵（回忆资料）》，解放军出版社，第421，436页。

[2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装甲兵（综述和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第17，23，28页。

[24]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2003年，人民出版社，第710页。

[25]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2003年，人民出版社，第719－721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666，680－681页。

[27] （南）艾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130页。

（南）弗拉迪称·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7年，第98页。

[28]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朝鲜战争初期，斯大林虽然大规模援助朝鲜，但同时其保密措施到了近乎自欺欺人的程度。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7页。

[29]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74页。

[30]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2页。

[31]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7页。

[32] 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33]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6页。

[34] 以上参看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0－7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