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本文试图从现代化的视角来探寻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
　　一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
　　首先，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最早揭示这一思想核心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国藩书、1864年春在致总理衙门书和1865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维护中国的“文物制度”的主张②。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
　　在这一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肯定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更进而肯定两者的功用，即中学用来“治心身”，西学用来“应世事”。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这两者又被强调是相补相救，不可偏废的。说到底，就是他们企图要以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的“西用”，来达到维护古老的封建王朝这个“中体”的目的。显然，这一思想体现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矛盾。从哲学上看，这种两分法是谬误的，因为它是一种既肯定新价值又不否定传统价值的相对主义。
　　然而应当指出，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③。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指向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肯定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于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即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④。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⑤，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其次，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⑥。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⑦。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生产主要靠人力。中国自古有较多的科技发明，并长期在世界占领先地位，但自14世纪后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僵滞、停顿的状态，以致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科学革命⑧，科技也未能大量用到生产上。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心价值系统，重天人合一，重社会秩序与人伦规范。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传统危机，但历史总是依照自身逻辑消解和克服这些危机，进入又一轮王朝循环。然而自19世纪上半叶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及文明示范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的历史走向。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内部一批掌握实权的官僚，觉悟到中国对西方有不能不学之处，而所要学的即是西方之技术。于是，在奕诉、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的倡导和主持下，洋务运动应时兴起。
　　1861年初，清政府宣布设立总理衙门和北洋与南洋两位通商大臣，是洋务运动的先声，然后以派员采购外洋船炮并自行仿造为开路，随之在各地建立起一批机器局、船政局、枪炮厂等军事工业。7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洋务派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着手兴办民用工业。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最初两家也是手工业生产，没有使用机械动力。但以后建立的诸厂均一开始就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引进国外技术，以至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这些进口的机器设备在当时尚属先进。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的机器设备均比较完整，在当时也较先进。军事工业除了生产普通军火（如洋枪、洋炮）外，还生产机器设备、船只等。如江南制造总局，除制造枪炮和弹药外，还制造“制器之器”，到1894年生产各种车床、刨床245台，其他机器310具。天津机器局在1876？1879年间，自制了机床等设备177台。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还建成造船厂，次年造成第一艘轮船，至1885年先后制造大小轮船10余艘。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机器生产更多地被采用。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始建厂时，即派人到美国选购机器，其中包括轧花、纺纱、织布机械全套设备。后来李鸿章决定扩充纺纱，又向英国增订机器。当时，无论是纺织、钢铁工业还是其他制造业，都建立起了机器工业企业。
　　洋务企业尽管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机械化的程度还很低，各企业内部仍大量使用手工劳动，但它们毕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和工艺，在生产技术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大变革，使中国破天荒出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再则，无论是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其主导产业为钢铁、矿产、铁路和棉纺织业，即当时所谓“机器矿路”。这是符合工业发展本身的规律的。
　　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属于社会生产力。新的生产力输入中国之后，必然会逐渐引起一切社会关系的变化。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⑨。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企业中，已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大部分工人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大体上是按照技术高低而决定的。例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工务之缓急为衡；价有等差，较技艺之优劣为准”⑩。这显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而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在性质上与军事工业相比则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不仅大量雇佣工人，而且以私人投资为主，所生产的产品计价出售，有明确的利润目的，进行的是商品生产。企业中很明显地存在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总之，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

二　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又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传统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文化意义上的，他们认同的是一个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统治合法性的世袭君王。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这就萌发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不断强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进一步受到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文明示范的刺激，发生了洋务运动。洋务派高举“中体西用”的旗帜，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力图“借法自强”，这是现代民族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李鸿章说：“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11）。他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又说：此举是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12）。张之洞在筹办广州织布局时同样也说：这是为了“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13）。可见，在洋务派“借法自强”的口号里，包含着保卫民族利益、争取社会进步的核心。
　　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从而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出现了各种体现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主张。70年代以后，洋务派虽也创办了一些工商企业，但数量甚少，经营不力，发展缓慢，社会效益也十分有限，难以与外国资本相抗衡。许多洋务知识分子对这种状况日益不满，他们开始批评洋务运动步子太小，速度太慢，提出“必须破除积习，大为更张”，加快发展工商业的速度（14）。郑观应针对官办工商业运用封建衙门式经营方式的弊害，力倡“不用官办而用商办”（15），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民族工商业。他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他提出“商战”口号，激励人们扩展工商业：“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16）他因此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17）。显然，在“商战”的口号里，充满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此外，洋务知识分子还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他们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接着，外交保护权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过去，封建统治者认为海外华侨是“自甘化外”，对他们的悲惨处境不闻不问，漠然置之。这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外交保护权也属于国家主权之一，于是主张对处境艰难的海外华侨予以保护，使“免受许多欺凌”（18）。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这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思想动力。
　　其次，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洋务运动是一场没有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它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对此后一个长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各地先后创办了大约20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现代军用企业（19），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还创办了40个现代民用工矿企业（20），其中较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此外，洋务派还修筑了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等共计477公里（21），架设了沟通全国主要省份的电线数十条，基本上形成了全国的电讯网（22）。这些成果，不仅包括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引进，同时也催促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大地上的生长，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半个世纪中中国涌现的新生事物。万事开头难，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的开路，在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这些现代军事和民用企业、电讯交通等，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而推迟的结果就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像朝鲜那样由外国侵略者越俎代庖、“不变亦变”而“权操诸人”的悲惨局面。
　　洋务派创办现代企业，由于事属创举，一开始的规模又较大，平时毫无基础，因而在经营管理方面走了不少弯路，但也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如张之洞筹办汉阳钢铁厂时，还没有仔细考虑冶炼钢铁的原料和燃料问题，便糊里糊涂地向英国订购机炉。当机炉运至湖北，煤铁矿仍无着落，张之洞才派人四出勘察，虽然从盛宣怀手中获得了大冶铁矿，但煤炭问题长期未能妥善解决。后来决定开采大冶王三石煤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但王三石煤矿因积水太多，无法继续开采，白白浪费银50万两；而马鞍山煤矿含有硫磺，不适于冶炼，须掺合开平焦煤使用，以致铁厂所出钢铁成本高昂，销路不广。这类事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缺乏经营经验所致。事实上，洋务派也正是在逐步摸索中接受了一些教训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在后来经营的企业中有所改进。如开平煤矿之所以办得较有成绩，这同它“摒除官场习气”，改善经营管理是分不开的。洋务派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对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成长是大有补益的。
　　洋务事业是不同于传统的新生事物，它是与从西方引进的科技文化等新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洋务派感到，办这些新事业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他们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洋务新学堂，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据统计，至1896年为止，各地洋务派开办的洋务学堂有34所（23）。这些学堂大多是专门性的实用技术学堂，规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据一些资料估算，到甲午战争前后，各洋务学堂毕业的学生约计已有一千数百入（24）。这期间，洋务派还通过派遣留学的途径培养人才。如著名的铁道工程专家詹天佑，便是洋务派派赴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原学航海驾驶技术，曾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兼翻译家的严复，也曾被派赴英国留过学。据统计，洋务运动时期派遣出洋留学的人数共有200余人（25）。此外，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的还成为最早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学者，如精通数学的华衡
芳，精通化学物理的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人。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毫无疑问，上述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为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发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注释：
　　①冯桂芬：《采西学议》，《校？庐抗议》，第69页。
　　②参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第46？47页；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9？10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5页。
　　③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见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④（20）（22）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409、129、128页。
　　⑤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44页。
　　⑥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⑦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1页。
　　⑧李怀印：《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见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108页。
　　⑩（1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7页；奏稿，卷9，第34页。
　　（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页。
　　（13）《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6，第6？7页。
　　（14）钟天纬：《刖足集外篇·扩充商务十条》。
　　（15）（16）17《郑观应集》上册，第718、596、586页。
　　（18）《曾纪泽遗集》，第164页。
　　（19）《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4月第3版，第150页。
　　（2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85页。
　　（23）（24）（25）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35、38、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