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的研究对中国战场和其他战场的关系限于泛泛而论，中国战场如何影响了其它战场的战事进程？中国战场对其它战场哪些决定性会战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尚缺乏深入的探讨和有力的论证。另外，评价我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时，似有过分强调死亡人数的倾向，抗战死亡人数逐年加码，从２０００万加至目前的３０００万。一个国家的死亡人数固然同战争贡献存在着一定关系，但两者之间不一定构成必然关系。犹太人在二战中死亡６００多万，但对反法西斯同盟的军事胜利几乎不起任何作用，那种认为死亡人数越多、贡献就越大的逻辑，事实证明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应该避免陷入这样的思考误区。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７周年之际，笔者根据多年积累的一些资料和思考，对被西方某些学者认为是第二世界大战转折点的莫斯科会战进行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分析后，慎重地指出：中国战场对苏联取得莫斯科会战的胜利，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中国抗战使苏联彻底摆脱了必败的战略态势
从欧亚大战略角度看，当中国抗战进入1941年时，日本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要迫使中国屈服就必需切断中国的外援通道，控制南中国海和滇缅国际公路，这就势必拉长战线，延长时间。日本终于意识到这是一场长期的作战，中国不是三个月就可以打下来的。而要进行长期作战，不控制东南亚的战略物资，特别是石油，是不能支撑下去的。是年七月，当美国实行对日本石油“禁运”时，日本本土的石油储存量仅能维持战时消费一年半，而要使中国屈服，日本陆军部最乐观的估计，还得持续三年。对日本来说，“油尽而退”自动回到“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是根本不予考虑的，除了把战争进行下去，日本别无选择。于是日本陷入了一连串灾难性因果关系组成的“死亡之旅”：要使中国屈服，就必须把战争进行下去，要使战争能够进行下去，就必须夺取东南亚的石油、橡胶和铁矿石等必需的战略物质，而东南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要夺得这些战争物资就必然卷入同美、英的战争。 日本参谋本部原来一直存在着“北进”和“南进”两派之争，“北进”派力主在时机成熟时进攻苏联，向西伯利亚方向扩张。“南进”派主张向东南亚扩张。就一般正常情况而言，苏联经过“十月革命”、内战、被波兰击败以及苏芬战争，比英、美弱得多，“北进”是个相对稳妥的扩张方案，“南进”则要同西方列强“硬碰”，十分冒险。１９４１年下半年，苏联在德国闪击下屡战屡败，大部主力被歼，首都莫斯科危在旦夕。如果日本在国家战略方向上选择了“北进”，定然会不顾《苏日中立条约》的约束，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一千载良机，配合希特勒德国出兵苏联远东地区（像战争末期的苏联不顾该条约的约束，加入对日本作战一样），日军陆军可穿越蒙古截断西伯利亚铁路，空军可以简易的前进机场来实施对乌拉尔以东、西伯利亚的后方重工业、军工生产地区的轰炸，日本强大的海军可以攻击苏联远东海岸线上的任意一点并实施登陆。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在战略上处于两个强国的两面夹击的态势下，则必败无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一战时的俄国和法国如果同德国“单挑”的话，根本不是对手。何况二战初期苏联远远不如一战时候的德国，怎经得住德国和日本的两面夹击？苏联同日本鉴定“互不侵犯条约”本身就说明它非常害怕陷于两面作战的绝境。西方研究苏德战场的权威学者、英国人艾伯特?西顿认为：“当然日本如果能在６月份也参加对苏战争，而不是在年底去攻打美国和英国，德国或许能在年底赢得胜利；……”（见《苏德战争》第244页）。
假如日本选择“北进”，一旦形成德、日夹击苏联的形势，美、英决不会像后来那样全力支持苏联，因为英、美的东南亚利益没有受损害，意识形态上又是死敌，假他人之手削弱苏联，何反对之有？尤其美国，最可能的选择是考虑同德、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也会表面谴责对苏联的侵略，同时继续同日本做生意，大发横财。 毫无疑问，一个巨大的变数的突然出现——中国顽强抵抗、坚持抗战，使得欧亚战略格局发生完全出乎常规的变化，并造就了上述的形势：日本被迫放弃“北进”，只能选择“南进”并同英、美交战，从此走向失败的深渊。同时也导致了轴心国军事上无法协调，各行其事的糟糕局面；苏联则一举摆脱绝望的、必败的战略态势，全力以赴对付西面的威胁，从而在战略上奠定了胜利的格局。这里需纠正以往长期形成的错误观点：１９３８年夏季和１９３９年夏季，日军在张鼓峰和哈拉欣河地区同苏军作战受挫，使日本放弃了“北进”，改为“南进”（较典型的见吴廷缪《日本史》第７２０页）。这是苏联史学界为突出本国作用，不遵循事实求是原则的夸张之词，遗憾的是被我们一直因袭至今。

二、中国抗战、日本南进、美国禁运、苏联摆脱腹背受敌四者关系
或许有人认为：美国对日本战略物资的禁运，也是上述欧亚战略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亚于中国的抗战。笔者认为，美国的禁运固然重要，但是，没有中国抗战，日本就不存在战略物资短缺问题，也不存在能源短缺将停止战争机器运作的危机，向东南亚扩张也不是十分迫切的事情，美国同日本也不存在“禁运”与反禁运的问题。正因为日本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并准备把战争进行下去，于是出现战略物资短缺，美国的“禁运”才会成为日本头疼的“问题”。因此，尽管美国的“禁运”有助于中国的抗战，但两者关系不能颠倒，中国抗战派生出对日本致命的“禁运”，而不是美国“禁运”派生出中国的抗战。
另外，美国“禁运”同日本“南进”确实也具有一种单独的循环关系。美国“禁运”是随着日本“南进”矛头深入而升级的，反之一样，日本是随着美国“禁运”升级而加速“南进”的。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０日，日本占领海南岛，３月份吞并南沙群岛，美国于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６日通知日本废除两国通商航海条约。１９４０年４月１５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发表声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相依相援、共存共荣，美国于同年７月２日宣布对武器、军需物资、飞机零部件实行输出许可制以回应。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４日，日本向法国维希政府发出通牒，索取印度支那南部八个机场并要求使用西贡、金兰湾海军基地，美国于同年８月１日宣布禁止除粮食和棉花以外一切物资的对日出口。可见，日本越是向南逼近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美国的“禁运”就越是层层加码；美国越是加码“禁运”，日本就越发需要东南亚的战略物资。美国想用“禁运”来遏制日本的侵略，不料反使对方变本加厉，这有点像手拿肉包子恐吓饿狗，越撵越近。然而关键在于，若没有中国坚持抗战这一前提条件，“禁运”和“南进”都不会出现，两者互动关系也根本不存在。中国坚持抗战四年是产生“南进”和“禁运”问题、并使两者构成对抗性循环互动的根本原因。
所以，中国抗战、日本南进、美国禁运、苏联摆脱腹背受敌的四者关系是，由于中国战场的消耗，造成日本战略物资出现严重短缺，给了美国捏住日本的“七寸”的机会，而日本为了摆脱“七寸”被捏的局面，必需“南进”控制东南亚并与英、美碰撞，于是无暇北顾苏联，苏联受益最大，摆脱了战略上腹背受敌的必败态势，而这一连串派生事件都是中国顽强抵抗的结果。
三、 苏军西伯利亚和远东部队在莫斯科会战中的作用
苏联摆脱德、日东西夹击形势后。其一面对敌的战略优势是如何在一场具体的决定性会战中体现出来的呢？
德国军事史权威学者乔里兹?瓦特认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德意志参谋本部》第３５５页）。是年１２月份，从６月下旬发动闪击并势如破竹的德军在莫斯科近郊遭到惨败，其中的关键是，德军赖以取胜的法宝——机械化坦克部队遭受自创建以来的第一次严重失败。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作战样式是地面机械化坦克部队为核心的摩托化诸兵种合成，并与战术空军的协同。德国是最先掌握这种作战样式并加以成功运用的国家。回顾莫斯科会战前的德国坦克兵种，可谓无往不胜。在闪击波兰的会战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德军坦克集群中由海茵兹?古德里安指挥的第１９装甲军和克莱斯特指挥的第２２装甲军，两支坦克部队在击溃波军主力后，一路摧枯拉朽，在波兰首都华沙的深远后方布格河一线达成合围。在法国会战中，德军主要依靠十个装甲师，其中古德里安第１９装甲军在色当的突破，决定了法国惨败的命运。２０世纪伟大的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评价道：“是古德里安拖着整个德国陆军赢得了这场历史性会战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册第６章“侵吞西欧”）
在闪击苏联的初期，古德里安第２装甲兵团同霍斯第３装甲兵团合作，采取两翼突破、深远贯串的战术，在明斯克包围战中俘虏３０万苏军。紧接着在斯摩陵斯克包围战中，再俘苏军２０万人。８月下旬，古德里安奉命率第２装甲兵团突然调头南下，直扑苏军基辅集团的后方，于北上的克莱斯特第１装甲装甲兵团在洛赫维查达成合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合围战，俘虏苏军６６万５千人。１０月下旬，古德里安第２装甲军团、霍斯的第３装甲军团、霍普纳第４装甲军团、（１０月６日装甲兵团升格为集团军级单位）和魏克斯军团分别在布良斯克、维亚济马两地同时进行包围作战，再俘苏军６６万３千人。 此时，西部对德战略方向上的苏军只剩下４个集团军的残兵败将共９万余人，苏军最高统帅部紧急调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部队。西伯利亚部队是作为应付欧洲和亚洲两个方向的战略后备力量，远东部队原是用于应付日本入侵的，由于日本战略上已决定“南进”，不可能像１９０４年的“日俄战争”那样，倾举国之兵在远东同苏联作战，而包括关东军在内的日军３１个师团也已深陷中国战场不能动弹，因此日本无法在远东策应已望见克里姆林宫尖顶的德军。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才下决心动用西伯利亚和远东部队，尤其是紧急调出曾在１９３９年哈拉欣河战役中歼灭日军精锐第６集团军的远东精锐部队，包括第11坦克旅、第6坦克旅、第82步兵师、摩托装甲第9旅、摩托装甲第7旅。其中在１９３９年就装备１５０辆坦克的第11坦克旅，在莫斯科会战时担任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坦克预备队（见朱可夫《回忆录》上卷５６９页）。另外 “准备把已经训练好的几个师从外贝加尔和远东地区运往西线。”（见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上册第５６页），这些师原是准备对付日本入侵远东地区的，此时成为苏军最高统帅部用于西线的战略预备队。
德军钳形进攻莫斯科的主力在北面是霍普纳第４装甲军团和莱茵哈特第３装甲军团，以苏军远东部队为核心新组建的弗拉索夫第２０军团和库茨涅佐夫第１突击军团不仅挡住了这两个最精锐的德军坦克集群，并发动反攻，使之仓皇后退（见艾伯特?西顿《苏德战争》２２８页）。在莫斯科南面，所向无敌的古德里安第２装甲军团向莫斯科后方实施迂回攻击，但在土拉城下受阻。１１月１４日，古德里安装甲军团的坦克只剩下６０辆，按正常配置应该有６００辆。从１１月１７日开始，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赶来的５个苏军军团逐次投入对第２装甲军团的攻击，并最终将这一最强悍的德军装甲军团彻底击溃。曾经一战未败的古德里安哀叹：“我们对于莫斯科的攻击是已经半途而废了。……我们已经遭遇到了一次惨败，（见《闪击英雄》第３０８页）”
由此可见，在莫斯科会战中，挽狂澜于即倒的主要是从苏联远东地区赶来的增援部队，特别是有对日作战经验的远东精锐部队。苏联元帅朱可夫回忆到：“1939—1940年在蒙古呆过的兵团于1941年调至莫斯科附近与德军作战，博得极高的评价，这绝不是偶然的（见《回忆与思考》上卷第２９５页）。” 曾任苏军总参谋长的什捷缅科元帅也在回忆录中写到：“这时，精心保留下来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调到了莫斯科。突击第１集团军和第２０集团军出现在首都北面；第１０、６１集团军及近卫骑兵第１军出现在首都东南。……后来我们了解到，敌人当时没有发现在莫斯科以北集中了两个新的集团军。当然敌人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上册第６５页）。西方著名军事学家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第１２６２页写到：“十二月三日的夜晚，第四军团开始撤退，……因为他们撤退不久之后，朱可夫元帅即发动其久经准备的的大反攻，有许多师的西伯利亚生力军都参加了这个作战。” 乔里兹?瓦特也指出：“俄国人的抗战意志却十分坚确，号召全体国民一致参军，并将远东方面的陆军，向西方转用。”（见《德意志参谋本部》第３５２页）。
至此，可以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牵制并迫使日本采取“南进”政策，苏联才能最大限度地调用原打算对付劲敌日本的远东兵力，使之在莫斯科会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中国战场存在，莫斯科会战则必败。因此，无论在国家战略层面还是具体战役层面、直至会战双方的兵力兵器层面，中国的抗战都对苏联取得莫斯科会战的胜利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