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民本思潮历经殷周、春秋、战国三阶段，历时千余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座特殊的“思想库”。

殷周时期民本思想主要见于《尚书》、《诗经》等元典。前者是中国最早的政论萃集，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总的源头。《皋陶谟》：“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无逸》：“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梓材》：“唯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这些精彩句式应该有一个凝练过程，因此其思想萌芽的形成肯定更早。魏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把民本思想概括为八个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虽无原典可依，但在总体上符合《尚书》一贯逻辑，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史上的至理名言。《诗经》中的民本思想散见于风、雅、颂各部分，虽是采风实录，但也表现出一些头脑清醒者“居庙堂之高”时的忧民意识，其《七月》、《伐檀》、《硕鼠》等篇着眼于经济生活事实，强调民生问题，尤可注意。除诗、书外，这个时期的民本思想亦散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中。

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主要见于《左传》、《论语》、《墨子》等典籍。《左传》述史，对各类新思想收录详备，客观而全面地反映了时代思潮概貌。《左传》首先注意到民利及民间疾苦问题。记载了许多发展经济、体恤民力等德政，强调“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文公十三年）“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昭公三十年）。《左传》还把民与“礼”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进步。例如，齐景公在与晏子一次对话中竟领悟到尊民是“礼之上也”（昭公二十六年）。尤值得指出的是，《左传》不仅继续强调民与“天”的关系，而且还揭示了民与“神”的关系，在理论上具有更大尖锐性及更明显的突破性。如说：“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六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 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这些开明言论关联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凝结着大量失政教训，饱含着哲人的沉思。孔子继承了《左传》中所述的民本思维，对国家的暴力作用进行反思，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他的博施于民的圣王观，实际是从人道主义高度对殷周和春秋以来，重民、得民、保民、有民、爱民、成民、养民、利民、亲民、富民、裕民、便民（这些提法均见于相关史料中）等治国理念和执政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墨子》中也有激烈的民本思想。但相对而言，孔子中庸主义的民本思想符合宗法社会实际及其继续发展的逻辑，因而有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成为此后孟、荀民本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战国时期民本思潮进入鼎盛阶段。无论是此时托管晏之名而明确概括出的法家化的“民本”提法，还是此时产生的农家“饔飧而治”（君主自食其力业余从政）的政治空想，抑或是老庄基于悲天悯人而形成的淡化政府权力的深邃思辩，都显示出民本思潮的多角度展开和全方位推进。但直接把民本思潮推向巅峰的是以道德为本位、以教化为己任的儒学阵营中的孟荀两位主帅，尤其得力于孟子。孟子呼吁解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强调从“恒产”即产权制度入手建立社会和谐。 孟子将 君与民放在政治天平上权衡，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超越政治的结论，奏响了民本思潮的最强音。孟子还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这种情怀及快乐追求使民本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信念及精神境界，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影响极深。荀子此后也发出许多振聋发聩的警告。如说：“庶人安政，然 后 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这在两千年来同样起着警钟长鸣作用。

民本从字面讲是“以民为国之根本”，其立场是在君主方面，回答的是君主应该以何者为本的问题，因此是君主制的产物。但从深层次讲，它使用了“本”这个字，而“本”字在战国秦汉以后明确成为一种哲学的范畴，有超越现实的意向。这样，兼有政治与哲学双重意蕴的民本命题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就是双向的。在政治上它倾向于对现实体制之肯定与建构，指导并推进了君主制的完善和巩固，在一定程度制约了统治者“陵民”行为，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哲学上它倾向于对现实体制之解构。它深刻总结政治智慧，突破了一般意义的执政理念，具有更广泛理论价值，成为审视文明的一种制高点，成为推动文明创新的一种内在而持续的精神动力。“民本”作为价值判断包含人民性精华，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中的宝贵遗产。只要国家存在，“以民为本”的意识就有普适意义，只要国体合理，“民本”思想就可能发生质的飞跃，上升到“人民本位”的崭新哲学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