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在陈寅恪先生《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论述的基础上,对“山东豪杰”之说提出补充,指出隋末唐初山东豪杰分黎阳、瓦岗寨及豆子卤亢、高鸡泊两大集团,他们在政治上取向各异,其间的消长直接影响了武德贞观政治。“李氏将兴”虽在关陇集团内部提出,但也与黎阳山东豪杰有间接联系。这一系统山东豪杰从杨玄感起,就与关陇贵族建立了联盟,他们臣服于李密、李世民,是形势使然。李世民将这一联盟中关陇贵族提到为主地位,使山东豪杰为用,开创了唐代历史的新局面。

关键词　　山东豪杰　　关陇集团　　李氏

　　隋末唐初,神州版荡,逐鹿群雄各树旗帜,称王号帝,但假天命而号令天下者只有李、刘二氏。“李氏将兴”与“刘氏主吉”,不但代表了关陇与山东两种势力,而且也反映了两种种族文化。“李氏将兴”,最终导致了唐帝登九五,君临天下;“刘氏主吉”在刘黑闼平定后,对唐代政治文化仍有影响,直到安史乱后。本文试从这一角度,探讨武德年间河北山东之乱,探讨山东豪杰与武德、贞观政治的关系,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 李氏将兴

　　隋末,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谶语广为流传,李密、李渊、李轨均先后以之号令天下。《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616)条略云:

　　李密自雍州(邱)亡命,往来诸帅间,说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为然,相谓曰“斯人公卿子弟,志气若是。今人人皆云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吾闻王者不死,斯人再三获济,岂非其人乎!”由是渐敬密……会有李玄英者,自东都逃来,经历诸贼,求访李密,云“斯人当代隋家。”人问其故,玄英言:“比来民间谣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谓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与后,皆君也;‘宛转花园里’,谓天子在扬州无还日,将转于沟壑也;‘莫浪语,谁道许’,密也。”

李密后来主权瓦岗,瓦岗寨成为各路英雄辐辏之地,不能说不与此谶语大有干系。《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略云:　　

　　帝(李渊)以姓名著于图谶,太原王者所在,虑被猜忌因而祸及,颇有所晦。时皇太子在河东,独秦王侍侧耳,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然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今呈励谨,当敬天之诫,以卜兴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

　　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案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园宛转属旌幡。汾晋老幼讴歌在耳,忽睹灵验,不胜欢跃。帝每顾旗幡笑而言曰:“花园可尔,不知黄鹄如何,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自尔已后,义兵日有千余集焉。
　　李渊自认为天命所归,并以之直取关中,号令天下,成为真正代隋的李氏。《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617)六月条云:　　

　　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家富,好任侠,薛举作乱于金城,轨与同郡曹珍、关谨、梁硕、李贝斌、安修仁等谋曰:“……不若相与并力拒之,保据河右以待天下之变。”众皆以为然,欲推一人为主,各相让,莫肯当。曹珍曰:“久闻图谶李氏当王。今轨在谋中,乃天命也。”遂相与拜轨,奉以为主……轨自称河西大凉王,置官属并拟开皇故事。

李轨为河西诸胡所推,因其姓氏,可见“李氏当王”谶语广闻于天下。李唐代隋,谶语只是一个借口,李渊、李密、李轨等均利用谶语,以示己为天命所归。那么“李氏将兴”是如何产生的呢?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之部》本纪第一武德八年(625)条云:　　

　　大约周隋李贤、李穆族最盛,所以当时有“李氏将兴”之说。

　　寅恪先生的批注解释了“李氏将兴”谶语出现的原因。据《周书》卷二五李贤传,知其先为陇西成纪人,贤后魏时因战功,累镇原州、瓜州,进爵河西郡公。周高祖及齐王宪皆养于贤家,高祖幸贤第,恩赐无比,“贤门生昔经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帅都督,六人别将。奴已免贱者,五人授军主,未免贱者十二人酬替放之”,“赐贤弟申国公穆亦如之”,后征拜为柱国大将军。子端,赠上大将军;吉,仪同三司;崇,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国,广宗郡公;李轨,开府仪同大将军,升迁县伯;询,上柱国,陇西郡公。据《隋书》卷三七李穆传,李贤之弟穆,周佐命功臣,进位上柱国,拜大左辅,并州总管。隋高祖作相,密表劝进,直接导致了隋的建立。高祖受禅,穆来朝,“高祖降坐礼之,拜太师,赞拜不名,真食成安县三千户。于是穆子孙虽在襁褓,悉拜仪同,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穆之贵盛,当时无比。”子忄享,早卒;怡,官至仪同,早卒;雅,授大将军,开皇初进爵为公;恒,官至盐州刺史,封阳曲侯;荣,合州刺史,长城县公;直,车骑将军,归政县侯;雄,柱国,密国公,骠骑将军。李氏门庭盛大,正如李崇所谓“合家富贵者数十人”,这样的大族为隋炀帝所忌,为天下瞩目,在所难免,故穆传末史臣曰:“穆之子孙,特为隆盛,朱轮华毂,凡数十人,见忌当时,祸难专及。”但真正促使炀帝杀李穆家族的还是因李浑及李敏。《隋书》卷三七略云:

　　浑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大业)六年(610),有诏追改穆封为成阝国公,浑仍袭焉。累加光禄大夫。九年(613),迁右骁卫大将军……后帝讨辽东,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晓图谶,谓帝曰:“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劝尽诛海内凡姓李者。(宇文)述知之,因诬构浑于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征矣。臣与金才夙亲,闻其情趣大异,常日数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语,或终夕不寐。浑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捉禁兵,不宜如此,愿陛下察之。”……述乃遣武贲郎将裴仁基表告浑反……述(谓敏妻宇文氏)曰:“可言李家谋反,金才尝告敏曰:‘汝应图�� ,当为天子。今主上好兵,劳扰百姓,此亦天亡隋时也,正当共汝取之。若复渡辽,吾与汝必为大将,每军二万余兵,固以五万人矣。又发诸房子侄,内外亲娅,并募从征。吾家子弟,决为主帅,分领兵马,散在诸军,伺候间隙,首尾相应。吾与汝前发,袭取御营,子弟响起,各杀军将,一日之间,天下足定矣。’”述口自传授,令敏妻写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之,曰:“已得金才反状,并有敏妻密表。”帝览之泣曰“吾宗社几倾,赖亲家公而获全耳。”于是诛浑、敏等宗族三十二人,自余无少长,皆徙岭外。

《隋书》认为李穆族诛是由于李浑与宇文述结怨,故将灭族事系于浑传,实际上,安伽陀之言与炀帝所忌者却是李敏。同书同卷略云:　　

　　开皇初,周宣帝后封乐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择婚对……至敏而合意,意为姻媾……大业初,转卫尉卿。乐平公主之将薨也,遗言于炀帝曰:“妾无子息,唯有一女,不自忧死,但深怜之。今汤沐邑,乞�� 与敏。”帝从之。竟食五千户,摄屯卫将军。杨玄感反后城大兴,敏之策也。转将作监,从征高丽,领新城道军将,加光禄大夫。十年(614),帝复征辽东,遣敏,于黎阳督运。时或言敏一名洪儿,帝疑“洪”字当谶,当面告之,冀其引决。敏由是大惧,数与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语。宇文述知而奏之,竟与浑同诛,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后数月亦赐鸩而终。

杨坚女为周宣帝后,坚据之夺宇文氏皇位,故称“公主有大功于我”,李敏尚周宣帝女,因之而拜柱国、增食邑、典禁兵,难免会受到夺周不以其道的杨隋政权的猜忌,但真正引出“李氏当王”的图谶的应是“遣敏于黎阳督运”。据浑传,安伽陀称图谶有李氏为天子在帝讨辽东时,炀帝在大业七年(611)至八年(612)八月、九年(613)正月至六月,十年(614)三月至八月曾三次讨辽东,安伽陀上言当在大业十年,因为据敏传,此前炀帝对李穆家族并无忌讳,安伽陀进言后,炀帝才借口“洪”字当谶,令敏引决,敏因数与金才、善衡等密议,才使宇文述得以进谗诛杀。那么,是什么促使安伽陀在大业十年对炀帝议诛诸李呢?我认为就是李敏于黎阳督运一事。《隋书》卷七十杨玄感传云:　　

　　帝征辽东,令(杨)玄感于黎阳督运。于时百姓苦役,天下思乱,玄感遂与武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谋议……其弟武贲郎将玄纵、鹰扬郎将万硕并从幸辽东,玄感潜遣人召之。

玄感为炀帝夺位功臣杨素之子,累世尊显,家门鼎盛,虑帝猜忌,大业九年利用伐辽东时于黎阳督运的条件,起兵反隋。据同书卷四炀帝纪,征辽东兵“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玄感领馈运,据黎阳联络山东豪杰,诸弟从征者亦领兵,东都、关中岌岌可危,炀帝急忙班师平叛。事隔一年,黎阳督运事由李敏负责,而李敏家族之盛,从征子弟之多又远过于杨玄感。敏妻表中所谓“若复渡辽,吾与汝必为大将……子弟响应,各杀军将,一日之间,天下足定”,虽为宇文述杜撰,但大业十年李敏于黎阳督运,“诸房子侄,内外亲娅,并募从征”当是事实。安伽陀正是看到这一点,才谎称图谶,观炀帝尽诛诸李,诸李当指从帝东征的李敏族人。炀帝此次征辽,匆忙班师,也为上述论点提供了旁证。《通鉴》卷一八二大业十年条略云:　　

　　秋七月,癸丑(16日),车驾次怀远镇……来护儿至毕奢城,高丽举兵逆战,护儿击破之,将趣平壤,高丽王元惧,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悦,遣使持节召护儿还。护儿集众曰:“大军三出,未能平贼,此还不可复来,劳而无功,吾窃耻之。今高丽实困,以此众击之,不日可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取高元,献捷而归,不亦善乎!”答表请行,不肯奉诏。长史崔君肃固争,护儿不可,曰:“贼势破矣,独以相任,自足办之。吾在阃外,事当专决,宁得高元还而获谴,舍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肃告众曰:“若从元帅违拒诏书,必当闻奏,皆应获罪。”诸将惧,俱请还,乃始奉诏。八月己巳(四月),帝自怀远镇班师。

高丽困弊,来护儿所战皆捷,直抵平壤。从护儿与崔君肃的争论看,这次可一举彻底平高丽是人所共知的。但誓平高丽的炀帝为何放弃了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而受降班师呢?更可论者,《隋书》卷四记载此次出兵前诏书尚云:

　　高元伏钅质泥首,送款军门,寻请入朝,归罪司寇。朕以许其改过,乃诏班师。而长恶靡悛,宴安鸩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师,百道俱进。朕当亲执武节,临御诸军,秣马丸都,观兵辽水。

高元请降不足信,伪降不改,故再度出师,但此诏言犹在耳,为何炀帝在高元乞降时又“大悦,遣使持节召护儿还”呢?是否为炀帝听信了安伽陀的话而疑李敏家族,匆忙班师呢?史籍无确载。但从方士进言,炀帝班师,其后因“洪”字讽李敏引决的一连串事件看,炀帝匆忙班师的主要原因在于忌于黎阳督运的李敏。
　　李穆家族为隋关陇集团盛门。《隋书》卷二开皇十七年(597)四月条略云:　　

　　壬午,诏曰:“周历告终,群凶作乱,衅起蕃服,毒被生人。朕受命上玄,廓清区宇,圣灵垂佑,文武同心。申明公穆、郧襄公孝宽、广平王雄、蒋国公睿、楚国公责力、齐国公颖、越国公素、鲁国公庆则、新宁公长叉、宜阳公世禾责、赵国公罗云、陇西公询……巨鹿公子干等……茂绩殊勋,力宣王府。宜弘其门绪,与国同休。其世子世孙未经州任者,宜量才升用,庶享荣位,世禄无穷。”

李穆、韦孝宽、杨雄、梁睿、豆庐责力、高颖、杨素、虞庆则、王世禾责、李询、贺娄子干等为隋代显贵功臣,李穆不但名列第一,而且穆兄贤子询也并列其中,可见李穆、李贤家族在隋代之盛。西魏北周以来,关陇盛族取前朝而代之,历朝皆然。李穆族因此遭忌,势在必然。但因大业末年山东诸雄并起,杨玄感首先利用山东豪杰起事的政局,李穆、李贤后人被诛,亦因李敏于黎阳督运的嫌疑。“李氏将兴”虽为关陇集团内部事,但图谶产生的背景,就与山东豪杰大有干系。可见关陇、山东在隋末既已为两大军事力量,不独唐初为然。

二、 杨玄感、李密、李世民

　　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初编》载《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指出,“山东豪杰”为北魏镇兵的后裔,是一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有组织之集团,他们在唐统一战争、玄武门事变及贞观、武后政治中均起了重大作用。本文则着重分析山东豪杰的两个集团———瓦岗寨集团与高鸡泊集团。这两部分山东豪杰在政治上取向各异,其间的消长直接影响了武德贞观政治。山东豪杰两部的分化主要是由隋末的军事政治形势引起的。我们先来分析瓦岗寨部分。
　　李密如何能代替翟让成为瓦岗领袖?这一问题史界多有争论,论者多从李密的权术智谋及利用图谶等方面来考虑,似较少注意山东豪杰与杨玄感的关系。实际上,李密之所以被翟让接纳,瓦岗寨之所以号令四方,主要是因为李密为杨玄感的部下。以下详为论证。
　　《隋书》卷七十李密传略云:　　

　　(李密等)与王仲伯亡抵平原贼帅郝孝德,孝德不甚礼之,备遭饥馑,至削树皮而食……会东郡贼帅翟让聚党万余人,密归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将,潜劝让害之。密大惧,乃因王伯当以策干让,让遣说诸小贼,所至辄降下,让始敬焉,召与计事。

李密最初投奔平原,郝孝德不礼,因为平原在地域上属高鸡泊系统,对杨玄感降将及关陇势力并不感兴趣。郝孝德最后归瓦岗是因瓦岗强大而求自保的不得已的措施。翟让敬重李密也正是因其为杨玄感降将。关于翟让最初如何处置李密,诸书记载非一。《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云: 　　

　　会东郡贼帅翟让聚党万余人,密往归之。或有知密是玄感亡将,潜劝让害之,让囚密于营外。密因王伯当以策干让曰:“当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京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马精勇,席卷二京,诛灭暴虐,则隋氏之不足亡也。”让深加敬慕,遽释之。遣说诸小贼,所至皆降。

《新书》卷八四密传无翟让欲杀密的记载。《新传》将王伯当劝翟让话置于投奔翟让之始,而《旧传》将这段话置于翟让囚李密于营外欲杀之时,似与当时情势不符。《通鉴》卷一八三大业十二年条略云:　　

　　时又有外黄王当仁、济阳王伯当、韦城周文举、雍丘李公逸等皆拥众为盗。李密自雍州(邱)亡命,往来诸帅间,说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为然,相谓曰:“斯人公卿子弟,志气若是。今人人皆云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吾闻王者不死,斯人再三获济,岂非其人乎!”由是渐敬密。密察诸帅唯翟让最强,乃因王伯当以见让,为让画策,往说诸小盗,皆下之。

《旧传》所记王伯当劝翟让的话当是李密初见翟让时为让所陈形势,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只不过一主动一被动之别。据此,可知翟让因李密为杨玄感部下便欲杀之的记载实误。不仅如此,还可推知王伯当等之所以膺服李密,并不单单是因密为公卿子弟,名应图谶,而且(可能也是最主要的)则因为他是“再三获济”的杨玄感部下。李密以这种身分,“说诸小盗,皆下之”,是因杨玄感在山东豪杰中的影响。《通鉴》又云: 　　

　　会有李玄英者,自东都逃来,经历诸贼,求访李密,云:“斯人当代隋家。”……即与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齐郡房玄藻,自负其才,恨不为时用,预于杨玄感之谋,变姓名亡命,遇密于梁、宋之间,遂与之俱游汉沔,遍入诸贼,说其豪杰;还日,从者数百人,仍为游客,处于让营。让见密为豪杰所归,欲从其计,犹豫未决。

房玄藻之所以能够吸引数百豪杰也是因为杨玄感部下的身分。更有可论者,极力推举拥戴李密的李玄英自东都逃来,玄英因何逃出东都呢?当亦与杨玄感起兵有关。《通鉴》大业九年条略云:　

　　帝使大理卿郑善果、御史大夫裴蕴、刑部侍郎骨仪与留守樊子盖推玄感党与……帝谓蕴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子盖性既残酷,蕴复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杀三万余人,皆藉没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余人。玄感之围东都也,开仓赈给百姓。凡受米者,皆阝亢之于都城之南。

玄感攻东都是从者十万,李玄英可能是当时从杨玄感者,或者也可能仅仅是受米的百姓。他从东都逃来,投依李密,显然因为李密曾为杨玄感谋主。由于李玄英对图谶的解说,再加上李密往说诸豪杰成功,李密也建立了瓦岗寨主的地位。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则是因杨玄感,这是为什么呢?
　　杨玄感起义虽历时很短,但在隋唐历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杨玄感第一次建立了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的联合,瓦岗寨出身的山东豪杰从追随李密,到追随李世民,都是因为杨玄感融合关陇与山东豪杰的结果。我们先从杨玄感起义来分析。
　　有关杨玄感的经行,《通鉴》记载最详,今以之为据。卷一八二大业九年条略云:　　

　　帝伐高丽,命玄感于黎阳督运……六月乙巳,玄感入黎阳,闭城,大索男夫……移书傍郡,以讨(来)护儿为名,各令发兵会于仓所……玄感选运夫少壮者得五千余人,丹阳、宣城篙梢三千余人,刑三牲誓众,且谕之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众皆踊跃称万岁,乃勒兵部分……及举兵,密适至,玄感大喜,以为谋主……密曰:“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简精锐,昼夜倍道,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唐礻韦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遂引兵向洛阳。

杨玄感最初起事所用之兵为黎阳男子及运夫、篙梢人,运夫及船工为河南北及江淮民夫,主要是山东人。玄感不能取关中与李密后来不入关中的原因是一样的,玄感要“动其心”者不是百官,而是山东豪杰。时山东群雄并起,洛阳则为山东的政治中心,玄感欲取洛阳号令四方,主要是号令山东豪杰。实际证明也是如此。杨玄感“于汲郡南渡河,从之者如市”,所从者为汲郡南北的山东人,击河南令达奚善意时,善意兵“不战自溃”,都倒戈归于玄感。玄感屯上春门,“父老争献牛酒,子弟诣军门请自效者,日以千数”,在攻东都的战役中:

　　卫文升日以步骑二万渡�� 水,与玄感战,玄感屡破之。玄感每战,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抚悦其下,皆乐为致死,由是每战多捷,众益盛,至十万人。文升日众寡不敌,死伤太半且尽,乃更进屯邙山之阳,与玄感决战,一日十余合。会杨玄挺中流矢死,玄感军乃稍却……始,杨玄感至东都,自谓天下响应。

杨玄感攻东都时从之者十万人,战斗力强,这表明东都对山东豪杰的重要性。东都援兵将至,玄感军屡败时,李子雄、李密劝其直入关中,玄感解东都围时宣言:“我已破东都,取关西矣!”仍念念不忘以取东都号令百姓,至�� 乡、上木般豆,一日三败,亦体现了山东豪杰对取关中的态度。
　　杨玄感所部多为山东豪杰,最高领导层则为关陇贵族。杨玄感的出身,《隋书》卷七十杨玄感传略云:　

　　司徒素之子也……以父军功,位至柱国,与其父俱为第二品,朝会则齐列……后转宋州刺史,父忧去职。岁余,起拜鸿胪卿,袭爵楚国公,迁礼部尚书。性虽骄倨,而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

杨玄感不但是关陇集团中重要人物,而且是这一集团中颇有影响及号召力的贵族。追随玄感的李密,同书同卷记载,“真乡公衍之从孙也。祖耀,周邢国公。父宽,骁勇善战,干略过人,自周及隋,数经将领,至柱国,蒲山郡公,号为名将。密多筹算……开皇中,袭父爵蒲山公……与杨玄感为刎颈之交”,也在关陇贵族集团之内。共同反隋、解天下之倒悬的目标,使杨玄感建立了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的联盟。但响应杨玄感的山东豪杰多偏于河南,河北高鸡泊、豆子卤亢的豪杰们并未被吸引到这个联盟中来,这使山东豪杰分化为两个部分。
　　《通鉴》卷一八二大业九年条云:　　

　　玄感之围东都也,梁郡民韩相国举兵应之,玄感以为河南道元帅。旬月间众十余万,攻剽郡县,至襄城,闻玄感败,众稍散,为吏所获,传首东都。

韩相国兵盛时也达到了十余万,这也是杨玄感势力所影响的范围。前文已论,最先接纳李密的是外黄王当仁、济阳王伯当、韦城周文举、雍邱李公逸,其中雍邱在梁郡,外黄、济阳在济阴郡,韦城在东郡,翟让的瓦岗寨在汲郡黎阳北,都是玄感经行及势力所及,这些人当有相当部分为追随杨玄感者,他们在杨玄感死后继续奉杨玄感谋主、关陇贵族后裔李密为盟主,也是势所必然。
　　李密所建立的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的联盟与杨玄感建立的一样,虽关陇贵族为首领,但联盟内部仍以山东豪杰意志为主,这突出表现在攻东都与入长安的问题上。《新唐书》卷八四李密传后赞曰:　　

　　始玄感乱,密首劝取关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

　　东都是山东豪杰的政治中心,而入长安是关陇集团的意志。李密曾劝杨玄感直接入长安而玄感决意攻东都,到了李密领导瓦岗寨时,又走了杨玄感的覆辙。同书同卷密传略云:　　

　　护军柴孝和说密曰:“秦地阻山带河,项背之亡,汉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让保洛口,公束铠倍道趋长安,百姓谁不郊迎?是征而不战也。众附兵强,然后东向,指扌为豪杰,天下廓廓无事矣。今迟之,恐为人先。”密曰:“仆怀此久,顾我部皆山东人,今未下洛,安肯与我偕西?且诸将皆群盗,不相统一,败则扫地矣。”遂止。

杨玄感坚持攻洛时借口“百官家口在东都”,而李密则说得更加明白,“山东人”指的就是山东豪杰,他们因李密为杨玄感部下、为关陇贵族而推之为主,但他们是李密集团中的主要势力,李密攻取方向则由他们的政治中心左右,这是李密与杨玄感时关陇贵族与山东豪杰联盟的特色。而真正能够占领关中,然后东向指挥山东豪杰的是李唐王朝,这些山东豪杰到了李世民手下,才又重新形成了有别于杨玄感及瓦岗寨的关陇—山东联盟,即关陇势力为主,山东豪杰为用。
　　李密失败后,瓦岗寨系统的山东豪杰大都降唐,这是自杨玄感、李密所建立的关陇、山东联盟形势使然,这部分山东豪杰乐于投奔关陇贵族。《旧唐书》卷六七李责力传略云:

　　曹州离狐人也……大业末,韦城人翟让聚众为盗,责力往从之……初,李密亡命在雍丘,浚仪人王伯当匿于野,伯当共责力说翟让奉密为主……武德二年(619),密为王世充所破,拥众归朝……乃遣使启密。

　　李责力也参与了劝翟让接纳李密,可见责力心向关陇,故密败后,随密归唐。同书卷六九云:　

　　张亮,郑州荥阳人也……大业末,李密略地荥、汴,亮杖策从之……隶于徐责力。及责力以黎阳归国,亮颇赞成其事,乃授郑州刺史。

　　同书卷八三略云:　　

　　郭孝恪,许州阳翟人也。少有志节。隋末,率乡曲数百人附于李密……后密败,(徐)责力令孝恪入朝送款,封阳翟郡公,拜宋州刺史。令与徐责力经营武牢已东,所得州县,委以选补。

　　张亮与郭孝恪随李责力归唐,李责力归唐后任务为经营虎牢以东,可见唐在取得关中的形势下,利用山东豪杰东征,并据此吸引更广泛的山东豪杰为其所用,这种关陇与山东的联盟则与瓦岗寨时迥然不同了。
　　李密败后,一部分将领落入王世充手中,这些将领除单雄信外,大多弃充而归唐。《旧唐书》卷六八略云:　　

　　秦叔宝名琼,齐州历城人……会(裴)仁基以武牢降于李密,密得叔宝大喜,以为帐内骠骑,待之甚厚……后密败,又为王世充所得,署为龙骧大将军,叔宝薄世充之多诈……与程咬金、吴黑闼、牛进达等数十骑驰百许步,下马拜世充曰:“虽蒙殊礼,不能仰事,请从此辞。”世充不敢逼,于是来降。
　　程知节本名咬金,济州东阿人也……大业末,聚徒数百,共保乡里,以备他盗,后依李密,署为内军骠骑……及密败,世充得之,接遇甚厚。知节谓秦叔宝曰:“世充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乃巫师老妪耳,岂是拨乱主乎?”……于是跃马与左右数十人归国。

《新唐书》卷九四略云:　

　　李君羡,洺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后为世充骠骑,恶世充为人,率其属归高祖,授上轻车都尉,秦王引置左右。

王世充本西域胡人,因隋乱而据洛阳,秦叔宝、程知节、李君羡弃之归唐,鄙薄世充为人可能是一个原因,但不归窦建德等其他割据势力而降唐,主要是因为瓦岗寨所形成的关陇与山东联盟的因子。李密败亡,八大柱国李虎后裔李渊为关陇贵族的代表,瓦岗寨系统的山东豪杰纷纷降唐,也就不足怪了。《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略云:　

　　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跃。”

“东人“指山东人。李世民与山东豪杰结成了稳固的联盟;这些山东豪杰来源如何呢?据同书巢王元吉传,建成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仍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请同行”,可见除徐责力、李靖外,上引四人为秦府骁将的代表。四人中秦叔宝、程知节为瓦岗寨系统,已具上论,段志玄,《新唐书》卷八九略云:　　

　　齐州临淄人……大业末,从父客太原,以票果,诸恶少年畏之,为秦所所识。高祖兴,以千人从,授右领大都督府军头……破窦建德,平东都,迁秦王右二护军。隐太子尝以金帛诱之,拒不纳。段志玄亦为山东豪杰,因客居太原,早从高祖,与秦叔宝、程知节的经历不同。

　　尉迟敬德,尚需多论。《旧唐书》卷六八略云:

　　尉迟敬德,朔州善阳人……刘武周起,以为偏将,与宋金刚南侵,陷晋、浍二州……金刚战败,奔于突厥。敬德收其余众,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谕之。敬德与寻相举城来降……既而寻相与武周下降将皆叛,诸将疑敬德必叛,囚于军中……太宗曰:“寡人所见,有异于此。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在寻相之后耶!”遽命释之,引入卧内,赐以金宝,谓曰:“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是日……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太宗谓敬德曰:“此众人证公必叛,天诱我意,独保明之,福善有征,何相报之速也。”特赐金银一箧,比后恩眄日隆……隐太子、巢刺王元吉将谋害太宗,密致书以招敬德……敬德辞曰:“……实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隶名藩邸,唯当以身报恩……”建成怒,是后遂绝。

　　尉迟敬德也是山东豪杰,但出身于刘武周系统。刘武周与河北窦建德、刘黑闼集团更为接近,故而刘武周部下即使暂时降唐,其后仍要叛去。尉迟敬德在其系统中,未必不与寻相一样思叛,赖太宗惜其骁勇,推赤心置人腹,用之不疑,感化了敬德,使之始终尽忠尽力。结合段志玄传看,隐太子等拉拢秦府武将的目标是段志玄、尉迟敬德,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在建成、元吉看来,段与尉迟二人不出身瓦岗系统,未必能尽忠秦王,易于拉拢,而出身瓦岗寨系统的徐责力、秦叔宝、程知节等虽然也骁勇无比,但隐太子等知其不可能背叛秦王,故而未行拉拢、贿赂事。据此可见,太宗虽与山东豪杰结盟,但其中最主要也是最信赖的是出身于瓦岗寨系统的山东豪杰,不论是统一天下,谋取帝位,还是后来贞观年间的对外战争,太宗真正用之不疑的多出身于瓦岗寨系统。
　　尉迟敬德屡救太宗于危难,并且在玄武门事变中亲手射死元吉,功勋卓著,但这些并未彻底消除太宗的疑心。《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639)二月条云:　

　　上尝谓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对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余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为之流涕,曰:“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更恨邪!”

太宗疑敬德反,除了敬德出身刘武周系统外,别无解释。敬德其后亦认识到了这一点,《旧唐书》卷六八云:　　

　　敬德末年笃信仙方,飞练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高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

敬德在贞观年间,除征高丽外,未被授权参与任何战役,与李责力、程知节等很不相同。《旧传》称“敬德好讦直,负其功,每见无忌、玄龄、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由是与执政不平”,恐怕其间亦有太宗本人的顾忌与猜疑,敬德不与外间交通十六年,当是因太宗之疑而知惧。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敬德性直,而是因其不出身于瓦岗寨系统所致。以上论述了瓦岗寨(黎阳)系统山东豪杰与杨玄感、李密、李世民结盟的经过,这部分山东豪杰接纳关陇贵族为其领导,信奉“李氏将兴”,最后归于秦王,李世民改变了关陇与山东联盟中山东豪杰为主的局面,建立了关陇为主、山东豪杰为用的新联盟,用之不疑,不但因之统一了中原、夺取了帝位,而且建立了贞观武功。同是山东集团,这一部分的豪杰写下了与高鸡泊系统豪杰截然不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