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农村方面，日本学者一直走在前列。关于秦汉的乡、亭、里问题，尚有中国学者热心讨论，就本文关心的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北朝的村落而言，几乎是日本学者在唱独角戏，已有研究绝大多数是由他们完成的[1]。纵观日本学者的研究，他们集中讨论了“村”的起源、分布、村内生活状况与乡里制的关系、豪族的作用、与时代变化的关系等，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2]。不过，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概言之有两点，一是资料上尚不完备，他们所利用的主要是传世文献，极少使用石刻与出土文书，这个缺陷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某些基本结论。二是他们常基于一些外在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村”，如“都市国家”说、“豪族论”等，限制了他们对问题的全面把握。
　　本文的目的十分有限，主要讨论日本学者不甚留意的北朝村落的时空分布及单个村落的一般状况，如有无围墙、村落布局以及住宅情况等，展示村民生活的主要场所的概况，为日后的具体研究提供基础。

一 村落的时空分布

　　聚落称为“村”，始见于三国时期[3]，此前存在着名为“聚”及“丘”的定居点[4]。日本学者宫川尚志在对六朝的村所作的开创性研究中也涉及到北朝的情况，不过，他关注的时段跨度较大，北朝并非重点，用力有限，因此，在这里进一步做些考察。
　　宫川论文已列举了见于文献的北朝村名，这里补充他未及见的出土资料中的“村”，具体情况见表一：

表一：石刻资料所见“村”名统计

　　一些造像记中也提到“村”，但未出现具体的“村名”，北周建德元年（572年）四月八日瓽仲茂等八十人造像有“在村处中置立，南临白水，北背马兰，东侠（挟）洛水”云云[16]，类似的记文还有若干，未列入表中。
　　上述村落最早在北魏太武帝时期见于记载，晚则到北朝末年。当然不能据此认为这些村落在石刻记录之时才出现，但究竟何时产生，也无迹可寻。至少北魏初期已存在，不应说是无稽之谈吧。地域上遍及今天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分布广泛。表中未见西魏、北周的“村名”，这并不是说关陕地区不存在村落，只是当地的造像者不习惯在造像记中注上“村名”，记文的其他部分也不时出现“村”。陕西蒲城发现的北周天和元年（566年）七月二十三日咋和拔祖等128人造像有“福尽合村”[17]之说，上引瓽仲茂等八十人造像亦是一例。文献中亦不乏有关记载[18]。可以肯定，北朝时期北方各地都存在村落，且“村”成为当时自然聚落的通称。
　　聚落除了名为“村”外，还有“川”、“庄”等称呼。发现于陕西富平县的北魏太昌元年（532年）六月七日樊奴子造像云：

　　北雍州北地郡高望县东乡北鲁川佛弟子樊奴子为七□□一区

　　北京法源寺旧藏北齐武平元年（570年）二月十一日贾致和等16人造像云：

　　贾家庄邑义十六人敬造白玉像一区[19]

我们知道北朝时朝廷在地方上设“三长”和“乡里”[20]，“川”与“庄”不是官方的设置。检《水经注》，除了用“川”称“水”，关中地区还有不少带“川”字的地名，如卷2《河水》中的“牛官川”、卷16《浐水》中的“蓝田川”、同卷《沮水》中的“檀台川”、“宜君川”、“铜官川”、卷18《渭水》中的“中亭川”等。“北鲁川”应与这些地名一样，属于“俗名”。“川”不仅用作一般地名，还发展成为关中地区自然聚落的一种类称。“庄”的来历不明，或与当时已存在的“庄田”有关[21]，它应是唐宋以后大量出现的庄园的先驱。
　　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22]，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据现有资料，北朝时洛阳附近就分布着不少村落。《隋书》卷55《尔朱敞传》记载，高欢尽诛尔朱氏时，尔朱敞因年幼被收养于宫中，后出逃，晚上，“遂入一村”，在人家躲藏了三年。当时普通人步行一天约70里[23]，而尔朱敞年幼体弱，走不了那么远，且天黑便入村，可知洛阳城不远外便有村落。确切知道名称的村落就有三个，分别为马村、赵村和凉上村。“马村”见于北魏永熙二年（533年）张宁墓志，文云“窆于孝明皇帝陵西南二里，马村西北亦三里”，该墓位于今洛阳太仓村西北，东距北魏洛阳外廓城二、三公里，且现在该墓东南一公里左右有一村名“马村”，从方位上看，应是墓志中提到的“马村”。北齐天保五年（554年）赵庆祖造像中提到“龙门赵村”，现今龙门与洛阳市区间犹有一村叫“赵村”，造像中所云或许就是此村。“凉上村”见于武平六年（575年）的耿韶墓志，该志据称出土于河南洛阳[24]，具体地望不详。迁都邺城后，洛阳地位下降，又屡遭战火，城池庙宇破败，但仍是州治所在，这三个村落都在洛阳附近，证明当时村聚绝不是仅见于远离战火的偏僻之地。洛阳周围村落不只这三个，随着出土资料的增多，相信还会有新的发现。
　　不仅城镇外围散布村落，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东魏兴和四年（542年）李氏合邑造像碑记述他们兴福活动，他们除了在村中造寺外，还在路旁造井，记文写道：

　　复于村南二里，大河北岸，万路交过，水陆俱要，沧海之宾攸攸，伊洛之客亦届，迳春温之苦渴，涉夏暑之炎燠，愍兹行流，故于路傍造石井一口。[25]

此碑清末出土于河南滑县城北唐李村[26]，记文云：“乃宗出自赵垄，□官爰处，即居黎境”，“黎境”，指的应是东魏时的“黎阳县”境内。《水经》卷5《河水》“（河水）又东北，过黎阳县南”下郦道元注“黎，侯国也。《诗经·式微》黎侯寓于卫是也”，认为这里是古黎侯国。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16《河北道一·卫州》“黎阳县”条下亦承袭此说。这大概是当时通行的说法，故李显族等人称之为“黎境”。如《水经注》所言，黄河正是东北向经过该县南，而李氏聚居的村子在河北岸二里。记文称当地“万路交遇，水陆俱要”，确非夸张。这里是黄河上的一处重要津渡，名为“黎阳津”，又称“白马津”[27]，北魏时为减少转运负担，曾在此置仓立邸阁，以备军国之用[28]。同时，这里也是陆路交通枢纽，为洛阳通往华北东部的必经之路[29]，北魏皇帝行幸河北、山东也常经由此地，且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官渡之战就在这一带展开，十六国时的不少战事发生于此[30]。所谓“沧海之宾攸攸，伊洛之客亦届”说的也是实情，平日这里人员往来络绎不绝，因此，李氏要在路边凿井为过往行旅解渴。显然，李氏聚居的村落不属于边僻之地。
　　同样，在今山西太原通往河北石家庄的交通干线，即过去被称为“井陉路”的附近也存在不少村落。东魏北齐间当时石艾县的一个名叫“安鹿交村”（又名“阿鹿交村”）的村民热衷于造像祈福，曾先后三次在大路边上崖面上开洞雕像。该村的具体方位已不可考，三窟造像现存平定县岩会乡乱流村西0.5公里处，估计当时该村在此附近。在三窟以北的桃河下游还有一名叫“般石村”的村落，北齐末村民集资造像也保留至今。[31]该村今天叫盤石村。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提到从齐主幸并州，自井陉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该村亦位于这一交通干线附近。
　　“井陉路”是太原盆地至河北平原的交通路线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干线[32]。秦汉魏晋与十六国北朝时期不少重要战争、历史事件中这条东西孔道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晋永嘉初司马滕由并州刺史改任都督邺城，很多晋阳居民随滕迁往邺城，走的就是井陉路至常山，然后南下邺城。北魏道武帝拓拔珪进攻后燕首都中山城亦是取道于此。东魏北齐时“晋阳”地位重要，“井陉路”亦是连接晋阳与邺城的重要干线，皇帝经常循此往来两地。
　　另外，在平城与太原之间的雁门关路附近亦可见到村落存在。前田正名所说的“雁门关路”的南段即是自古以来由太原北上，越过雁门关，经马邑、云中前往阴山的“入塞三道”中的中道，这是汉人向北发展的重要交通干线，也是当时中原王朝出征漠北的重要的行军通道。这条路是中原前往北部地区的最直接的交通路线，在汉人发展同北部游牧民族关系方面，这是一条最为重要的交通路线[33]。北魏定都平城时，这一通道更成为通往南方的要径，魏初皇帝南巡，数度途经此道[34]。该道附近亦不乏村落，太原东北不远的阳曲县内便有一名为“洛音村”的聚落，该村居民在僧人倡导下于魏齐之际两度兴福造像，十分活跃。《水经注》卷6《汾水》提到“洛阴城”，当即《魏书·地形志》上“永安郡阳曲县”提到的“罗阴城”，应在该村附近。
　　因此，北魏时期“村落”并非仅存在于远离战火的偏远地区，都城周围，重要交通路线附近同样分布不少。
　　上述村落似乎是单个零星存在，其实不然。它们往往星罗棋布，连成网络。《魏书·李崇传》载孝文帝时李崇任兖州刺史，为解决当地多劫盗问题，他令：

　　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复闻者以二为节，次后闻者以三为节，各击数千槌。诸村闻鼓，皆守要路，是以盗发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之内。其中险要，悉有伏人，盗窃始发，便尔擒送。

这套办法后来推广到其他州。李崇此策能行之有效，一个重要原因是组织周密，而当地村落星布，相距迩近，可以互通音讯则是前提。兖州地处华北平原东南部，这条材料反映了东部平原地区的情况。
　　今山西西南部汾河谷地，即北魏之河东郡一带同样村落密布。《魏书》卷58《杨侃传》记载北魏末萧宝夤反于长安，杨侃随长孙雅出讨。至弘农，侃率兵北渡黄河，欲取被反叛的薛修义包围的蒲坂，因所率骑兵，短于攻城，便驻兵于石锥壁，杨侃故施计宣告百姓，称等待步卒，并观民心向背，然后再兴兵行动，并规定：

　　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候台军举烽火，各亦应之，以明降款。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须殄戮，赏赉军士。

听到消息后，“民遂转相告报，未实降者，亦诈举烽”，结果：

　　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内。

叛军人心涣散，围不战而溃[35]。杨侃略施小计，未费军马，解除了蒲坂之围。此计得以成功，既取决于百姓传布信息速度快捷，也是当地村落密布所致。
　　北周时韦孝宽驻守这一地区，欲在要处筑城，以备胡人。此地乃齐周交争之处，大规模筑城不免招致北齐兴兵。孝宽布下疑兵阵，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果然上当，以为是军营，不敢轻举冒进，保证了筑城如期完工[36]。两地村落必分布密集，故远看村火相连，容易被误认为是连营接垒的驻军。两条材料都说明这一带聚落密集。
　　关中地区情况也相近。《续高僧传》卷27《释普安传》详细记述了隋初普安在终南山的弘法活动，提到众多村落，兹引如次：

　　隋文创历，佛教大兴，……时楩梓一谷三十余僧，应诏出家，并住官寺，惟（普）安……依本山居，……时行村聚，惠益生灵，……末有人于子午、虎林两谷涧之侧凿龛结庵，延而住之。……又龛西魏村张晖者，夙兴恶念，以盗为业，夜往（普）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斗背负而出，既至院门，迷晕失性，若有所缚，不能动转。眷属乡村同来为谢。……有程郭村程晖和者，颇怀信向，恒来安所听受法要，（后述身死复生事，略－－引者）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卧床枕，……思见安形，……

下文还提到普安以法力助“大万村田遗生女儿斋集布施“事。此传意在宣扬释普安如何依靠佛力化恶为善，慈悲救济，这些事例不经意间使我们了解到终南山中村聚罗布。这些村落何时出现已难查考，《高僧传》卷12《释慧弥传》云弥受具足戒后“乃入长安终南山，……时至则持钵入村，食竟则还室禅诵，如此者八年。”慧弥卒于梁天监十七年（518年），春秋七十九。他在终南山中修道约在460年前后，即北魏文成、献文帝时，至少此时终南山已存在村落。
　　村落遍布恐怕不是仅见于这三个地区，也是北方各地的普遍现象。
　　总之，北朝时期北方各地遍布村落，都邑、交通线附近也大量存在，且出现的时间较早。它们是城镇之外的百姓的主要居住地。

二 村落的外观

　　日本学者研究“村落”偏重于从聚落变迁角度分析“村”的起源，涉及“村落”内部情况时注意的是豪族与村落的关系，至于“村落”的一般构造，除村落带围墙一点已有学者考察外，村落内民宅的布局、规模等几乎没有顾及。这里对上述问题略作讨论。
　　先从村落的形制谈起。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最直接的材料是考古发掘报告，可惜关于村落遗址的发掘屈指可数，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只能依据文献的点滴记述做些推测。
　　北朝村落应如宫川尚志所论，包括分布在平原地区与山区的，前举长安以南终南山中的诸村，是山区村聚的代表。平原地区的村，宫川尚志认为因天然屏障，必须修造防御设备，“大概村与田野之间用坞壁分隔，即使没有那么壮观，周围也有土墙环绕，由村门或村闾出入，里面地方相当狭小，人家密集。”[37]他的概括揭示了部分实情，但不能一概而论。相当一部分村落，乃至级别更高的府、县当时并无围墙。
　　《隋书》卷53《贺娄子幹传》载，隋开皇三、四年间，因陇西频被寇掠，文帝十分担心，以为“彼俗不设村坞，敕子幹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幹上书认为“陇西、河右、土旷民稀，”不宜屯田，且“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建议“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文帝最终采纳了子幹的建议。据此，隋初陇西地区百姓散居而无围墙卫护[38]，这是经历数百年发展变化的结果。
　　两汉时期，这一地区应罕设城坞，曹魏末年，邓艾为都督陇右诸军事时，“修治障塞，筑起城坞，”结果“泰始中（265-274年），羌虏大叛，频杀刺史，凉州道断。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筑坞焉”[39]。这条材料证明当地城坞建于三国末，而非古已有之。十六国末的西凉时期，敦煌地区的百姓仍然居住在“坞壁”中，现存敦煌文书S 0113号是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敦煌郡敦煌西宕乡高昌里的户籍，每户登记末尾都注明“居赵羽坞”[40]，显然当时这件文书中所记的8户都生活在带围墙的聚落（坞）中，此坞或许也是源于邓艾的遗业。这实属为应付战乱不止的局面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一旦局势稳定，百姓也就不必一定龟缩在狭小的“坞”内，随着人口的增加，会开始在坞外另辟新址建房。到隋初形成民各散居，不设村坞的局面。敦煌、陇西的情况勾画了百姓居住状况变化的轨迹，实际上，“散居”并不限于西北一隅。
　　《隋书·炀帝纪下》：大业九年（613年）七月，炀帝“令所在发人城县府驿”，此时正值杨玄感起兵，围攻东都洛阳，炀帝远在攻打高丽的前线，国内形势危急，颁布此诏意在加强县府驿的防卫能力，亦证明此前还有不少并无城隍，至于县府驿之外的一般村落。未置城雉的恐怕更多。二年后，炀帝又在诏令中说“近代战争，居人散逸，田畴无伍，郛郭不修，遂使游惰实繁，寇 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云云。《通鉴》卷182，“炀帝大业十一年”此条做“帝以户口逃亡，盗贼繁多，二月，庚午，诏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实际将两处记载合并于此，或另有所据。诏书所云“天下平一，海内晏如”自是粉饰太平的谎话，当时各地起兵不断，烽火连绵，若真太平，也无须强制百姓城居。这样看来，当时百姓散居应很普遍。这两道诏令针对全国，自然包含北方。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存在散居民众是可以肯定的。
　　百姓散居一处，周边无封闭的围墙应当是聚落的正常情况，不少学者或基于都市国家的假说，或拘泥于《汉书·食货志》等的描述，认为汉代的“里”是封闭性的聚落，或城中的方形区域[41]，已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依据文献指出汉代存在不少无城的聚落[42]。还可以补充的是，两汉时期南方的不少郡县并无城郭，至孙吴时才始建。赤乌三年（240年）孙权下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43]，《三国志·吴志》中屡见“城”某地的记载[44]。一些汉代的考古发掘也证明并非聚落都有城墙。辽宁省辽阳市北郊三道壕村发现的西汉时期（时间约公元前200至公元25年）的聚落遗址，发掘了居住址6处，水井11眼，砖窑址7座，铺石道路两段，而未找到外墙遗址。实际发现的铺石大路就在居住址一侧，且道两旁没有水沟、壕棱、副道等的建筑痕迹，路面上留有明显的辙迹[45]。关于这一遗址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一说是村落遗址，一说是军队屯驻地，辽阳乃是西汉时期辽东郡治所在，地处东北边疆，与匈奴、乌桓为邻，常有边患，西汉中后期，乌桓“数复犯塞，……至王莽末，并与匈奴为寇”[46]，出现战乱的机率更高。无论如何，该遗址未发现城墙遗迹。内地更可想而知。
　　1991年天津市考古工作者在武津县兰城村南发掘了兰城遗址，该城址战国时开始使用，一直沿用至汉魏之际，出土遗物有不少瓦当。瓦当并非普通民居所用，基本是官署等大型建筑上所使用，这一遗址应是某级官府驻地。据张传玺先生考证，应是西汉雍奴县城[47]，但他到该村调查后认为有城墙，经发掘被否认。遗址周围均未发现夯土痕迹，该遗址不能肯定为城址[48]。这表明两汉时期一些郡县驻地尚未筑城，只是民居密集的一处聚落而已。
　　村落有围墙，原因也不只战乱一条。当时不少被废弃的县、乡、亭邑，设有城墙，在这些故城址内也会形成一些村落，它们或名为“某某故县村”。《水经注》卷9《沁水》经文云：“（沁水）又南过阳阿县东”，据杨守敬考证，此“阳阿”乃西汉初万訢的封国，西晋时被罢，到了北魏时已为“故城”，即注文后面提到的“阳陵城”[49]。该城内有人居住，称为“阳阿故县村”，北齐时这一村的百姓还合邑造像供养[50]。《水经注》提到许多故县、故乡及亭，其中不少应有百姓居住，这些故县村多数应有城垣，但却未必是因战乱而设。修旧立废是当时人们常用的办法，魏都洛阳就是在东汉及魏晋洛阳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皇城的城墙便利用旧垣并有所增补。
　　一般村落的围墙不会太厚，也不可能包砖，多为夯土筑成。若不经常维护，风吹雨打，难以久存，极易损坏。一些都邑的城垣也免不了风雨的摧残，《汉书·五行志下之上》记载，汉文帝五年（前175年）“吴暴风雨，坏城官府民室”、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燕王都蓟大风雨，……坏城楼”，北魏太延二年（436年）四月“京师暴风，宫墙倒，杀数十人”[51]。相比之下更单薄的村落的围墙更难经风雨。一旦局势稳定，百姓自然不会出力修缮村墙，而且这道墙也会成为他们生活的羁绊，不便村民进出活动与扩展居住范围。承平时期过去因战乱或其他原因遗留下的村墙、围墙很快就会被忽略，乃至破坏。一旦兵火降临，或得知变乱消息，村民又会修补旧垣以备不虞。兴废不定一直持续到清末。因此，明恩溥在19世纪末中国北方仍能见到不少带围墙的村庄，据说这与不久前的太平天国运动有直接的关系[52]。
　　村落的平面布局，虽然缺乏直接材料，仍可做些推测。
　　北齐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描述大姓聚集时云“烟火相接，比屋而居”，这种情形恐怕不太常见，通常村落内百姓聚居，但彼此住宅分布应较稀疏，即所谓“散居”，远未达到鳞次栉比的地步。前引东魏兴和四年（542年）李氏合邑造像云：

　　即于村中造寺一区，僧房四周，讲堂已就，建塔陵（凌）云，灵图岳峻，列彩星分，金光焕日。

李氏集资修造的“佛寺”除讲堂、佛塔外，周围还有僧人的住处（僧坊），占地不算小，据记文叙述，该寺建于“村中”，显然，李氏聚居的村落内空地尚有不少，足以置立一定规模的寺庙，村民住宅排列较疏亦可知也。
　　北魏太和九年（485年）颁布的“均田令”规定“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53]宇文泰控制下的西魏规定则更宽，《隋书·食货志》载“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已上（应从校记改为“下”），宅四亩；口五已下，宅三亩”。隋初则仍用北魏规定“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54]。实际从敦煌发现的S0613号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文书看，每户“园宅”地无论人口多少均记为一亩。根据当时的尺度折算，北魏一亩相当于677.4平方米，东魏北齐合788平方米、北周为757平方米。普通百姓住宅用不了这么大的面积，余下部分或许构成“园”，或空地。《魏书》卷88《裴佗传》说佗“不事家产，宅不过三十步，又无田园”，以示其清廉。三十步仅为1/8亩，合不到85㎡，的确不大。普通村民的住宅规模大概与此相近。
　　村落内住宅的状况，缺乏直接材料，但由汉唐的资料可略知一二。
　　《汉书·晁错传》说“营邑立城，制里割宅，……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可知一间堂屋、两间内室，外有门、内有户是汉代民居的基本形式。东汉河南县城内的居民住宅有的建于地上，也有不少属于半地下。一些房舍用小砖镶嵌四壁，有的用砖柱支撑房梁，面积都不大，前后最多不过4米，左右开间不过3.55米，一般在10米见方，大的只有15平方米[55]。辽宁辽阳三道壕遗址发掘的六座汉代居住址大概是一种土墙、木柱、草瓦盖顶的小房舍，附近多有畜圈、厕所和水井。各处房址间都有一定距离[56]。东汉时期墓葬出土的陶制院落可谓当时民居形态的缩影。河南陕县刘家渠8号墓出土的小型陶院落（下图图1）平面呈长方形，前后二进平房。大门在前一栋房的右侧，穿房而过，进入当中的小院。院后部为正房，房内以“隔山”分成前、后两部分，应为一堂一室。院左为矮墙，右侧耳为一面坡顶的侧耳屋，似为庖厨。这一院落大约接近汉代一般民居的布局。更大一些的民居则由两进增为三进，院外或设望楼，更有甚者则以楼房为主，详见下图（图2-5）。[57]这些当然都属于村落中少数富裕者的豪宅了。
　　唐代民宅与汉代的区别不大。1959年陕西西安中堡村唐墓出过一套住宅模型，这套住宅为一狭长的四合院，从南到北分别排列大门、亭、中堂、后院、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三处廊屋，后院还有假山[58]，这自然不是普通百姓的宅院。根据学者对敦煌文书所见唐宋之际敦煌民众住房的研究，当地一套宅院应包括堂、东西南房、庑舍、厨舍和院落，一般面积在200㎡左右，堂和东西房面积在10-40㎡之间，其他房屋面积多在20㎡以下，其中厨舍很大[59]。

北朝村落中民居当与上述情况相去不远。

本图采自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页191。

[1]笔者所见唯台湾学者刘淑芬在《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史语所集刊》第63本第3分，1993年，第507-509页）中对北朝的村落做过概括。
[2]如宫川尚志：《六朝时代の村にっぃて》《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会篇》，日本学术振兴会，1956年，《六朝时代的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中华书局，1992年；宫崎市定：《中国にぉける聚落形态の变迁につぃて》《大谷史学》6，1956年，《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中华书局，1993年；《中国にぉける村制の成立——古代帝国崩坏の一面》《东洋史研究》4，1960年，《中国村制的成立——古代帝国崩坏的一面》《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商务印书馆，1963年；越智重明：《汉魏晋南朝の乡·亭·里》《东洋学报》53-1，1970年；《东晋南朝の村と豪族》《史学杂志》79-10，1970年；《里がら村へ》《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1，1973年等。
[3]前引宫川尚志文，页68-69。
[4]参宫川尚志前引文页69-70，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7-40及新发现的三国吴简，见王素等：《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页31-36。
[5]“图典”指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年，下同。
[6]“拓”指《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2年；“鲁”指《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下同。
[7]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藏，下同。
[8]“石刻”指《石刻史料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3.30.131”指第3辑第30册第131页，下同。
[9]“墓汇”指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下同。
[10]此村前引宫川尚志文的统计失收，故补列于此。
[11]“石佛研究”指杨伯达《埋もれた中国石佛の研究》，东京美术，1986年，下同。
[12]“琼”指《八琼室金石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下同。
[13]“定州”指李静杰《定州系白石佛像内容总录》（打印稿），下同。
[14]“雕”指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佛书刊行会，1915年，下同。
[15]孙贯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石拓片草目（三国——南北朝石刻）》，油印本，页226。
[16]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新编》卷1，页18。
[17]“琼”卷23,页145-146。
[18]《高僧传》卷12《释慧弥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页473；《续高僧传》卷27《释普安传》，大正藏卷50，页681中—下。
[19]分见“拓”5册165页及“拓”8册58页。
[20]关于乡里，详参下文《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空间认同》。
[21]参唐长孺：《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所见的课田与庄田》，《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页11-14。
[22]应当指出，宫川尚志并没有说“村”只见于远离人烟的地方，见宫川尚志前引文页79，但他文中更强调的是“村”分布于过去未开发的地区，见页79-83，其他学者往往只注意这一点，如谷川道雄：《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一文的序言在引述宫川尚志前引文时便如此，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页1，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考察。
[23]见《张丘建算经》卷中，丛书集成初编本，页22。
[24]前引孙贯文书，页226。
[25]“拓”第6册，页90，“鲁”二二，页313。
[26]据《滑县县志》卷1“金石”，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29册，23页。
[27]《元和郡县图志》卷8《河南道四》“白马县”，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页199，这一问题得到中央党校王子今先生的指教。
[28]参《魏书》卷110《食货志》，页1858，正史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29]参王文楚：《唐代洛阳至魏州幽州驿路考》，《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页210、212。作者讨论的是唐代的情况，实际北朝时亦如此。
[30]参《三国志》卷1《武帝纪》，页19、23；卷6《袁绍传》，页199，及《水经注》卷5《河水》，杨守敬等注疏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416-418；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1“（前赵）魏郡黎阳”条、卷2“（后赵）司州魏郡黎阳”条、卷12“（后燕）冀州黎阳郡黎阳”条等，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55年，页4087、4099、4187。
[31]般石合村邑义人等造弥勒王象，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拓本，“艺19526”。
[32]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李凭等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页171-172。
[33]前引前田正名书，页161。
[34]如《魏书》卷2《太祖纪》“天兴五年十一—十二月”，页40；卷4下《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六年二—三月”，页98等。
[35]参见《通鉴》卷152，“大通二年（528年）正月”条，中华书局校点本，1956年，页4734-4735。
[36]《北史》卷64《韦孝宽传》，页2263。
[37]宫川尚志前引文，页83。
[38]前引刘淑芬文，第508页已提到这一点，但没有深究。
[39]《三国志》卷28《邓艾传》，页783。
[40]据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页109-111，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41]如宫崎市定前引1956年文，页7-13、21,他在文中曾提到存在没有城郭的小聚落（页12），但在论证中却忽视了这一点；杜正胜：《编户齐民》，（台）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页198-200。
[42]池田雄一：《汉代にぉける里と自然村とにつぃて》，《东方学》38辑，1969年，页37-38。《汉书·高帝纪下》载“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此条材料承胡宝国先生示知），这道诏令并未不折不扣地执行，长安城也是到了惠帝元年才动工，四年后方完成，见《惠帝纪》，地方上就更慢了。
[43]《三国志》卷46《吴主传》，页1144。
[44]如三国志》卷46《吴主传》赤乌二年“城沙羡”，页1143；赤乌四年“陆逊城邾”，页1144；赤乌十一年“朱然城江陵”，页1147；《孙亮传》建兴元年“城东兴”，页1151等。
[45]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46]《三国志》卷30《乌丸传》注引《魏书》，页833。
[47]张传玺：《从鲜于璜籍贯说到两汉雍奴县城》，《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页298-301。
[48]《考古学年鉴》1992年，文物出版社，1994年，页152。
[49]《水经注》卷9，页 821、822-823。
[50]见《山右石刻丛编》卷2，页11，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51]《魏书》卷112《灵征志上》，页2899。
[52]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午晴等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页19-20；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页71。
[53]《魏书》卷110《食货志》，页2854。
[54]《隋书》卷24《食货志》，页680。
[55]郭宝钧：《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址》，《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页19.
[56]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页119-126。
[57]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0年，页190。
[58]参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18-119.
[59]黄正建：《敦煌文书所见唐宋之际敦煌民众住房面积考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页219-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