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一书，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内日本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并对今后的考察方向作了展望。该书由谷川道雄、堀敏一、池田温、菊池英夫和佐竹靖彦等五位著名学者担任编委，由吉川忠夫、漥添庆文、中村圭尔等16位历史学家撰文集成。该书所收都是经1993年11月由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中国史学会、龙谷学会等四个团体在京都龙谷大学共同举办的会名与该书书名相同的讨论会遴选出来的代表性论文。其中，有的论文将重点放在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分析，有的论文则对未来的课题作了规划和探索，不管是哪种形式，都可以看到执笔者对于所承担的专题持有的总的观点或构想，给人们以统揽全局的启示，该书的领衔之作则是谷川道雄的《总论》，它是全书的纲领。
谷川道雄在《总论》中陈述了他一贯的看法。他指出，战后日本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可以以70年代为界线划分成前后两个半期，前半期是争论的时代，后半期则相反，是没有争论的个别研究的时代。在后半期中，研究者的倾向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与其说是学术界内部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充激情的使命感业已冷却，一种务实的情绪在人们的心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与时间的连锁相比，研究者们对历史现象怀有更强烈的关心，他们不仅对历史现象的逻辑意义提出问题，而且更多地讨论其形态与功能。但是，这种与前半期截然不同的研究倾向，是在前半期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充分地消化的情况下发生的转变。所以，只有在回顾前半期的争论的基础上，才能讨论当前研究中的问题。谷川道雄《总论》的重心也就落在了争论的时代。
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争论的中心议题是分期问题。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在战前，已经出现了内藤湖南创立的京都学派说；在战后，由前田直典发韧，经过西嶋定生、堀敏一、仁井田陞等的努力，形成了与京都学派的思路迥异的所谓历史学研究会派说，而两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并行前进的双轨。两者的区别则在于，前者认为唐宋之间的变革是中世向近世的转变，后者却主张这是从古代到中世的发展。当然，所谓古代、中世与近世的概念，都是以同欧洲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比较为前题而产生的。这种区别使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性质成了争论的最大焦点，按照京都学派说，这一时代属于中世；依据历史学研究会派说，这一时代位于秦汉延长线上的古代。
如何看待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贵族制，在不少著作中也称为六朝贵族制，是两派之间最大的分歧点，内藤湖南曾对贵族制的起源与性质下过定义。他指出，魏晋南北朝贵族既非氏族贵族，也非武人出身的领主阶级，它的基础是已经成为地方望族的官僚世家。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贵族不是古代贵族，而是经过官僚制时代即皇权时代形成的中世贵族；但是，它又不同于欧洲与日本的领主阶级。冈崎文夫将该时代的政治史描绘成为自立的贵族势力使当时的政权实现贵族制国家化的过程，以此证实内藤湖南的贵族政治。宫崎市定则在战后发表了几篇考证文章，论证六朝贵族的土地所有制是建立在农奴制耕作的基础上的。而《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则是宫崎市定在六朝中世说中取得的最大成就，他证实了在这一时代特有的选举制和官僚制中始终贯穿着贵族制。在他的影响下，贵族制和官僚制的关系成了战后学术界争论的中心课题。宫崎市定的另一个观点是，作为地方豪族的生活据点的庄园式农村是贵族阶级的经济基础。宫崎市定的研究与贵族阶级的独立性相关，他从社会经济和制度方面将内藤湖南的主张具体化了。
宫川尚志则有意识地将六朝中世说加以发展，他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宗教等方面展开了论述。此外，宫川尚志还将这一时代看作是可以和欧洲基督教世界相比的宗教时代。宇都宫清吉则在《东洋中世史的领域》中使用了“自律性”一词来表述六朝的时代格，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的人格，并将其命名为时代格。他将秦汉的时代格规定为“政治性”，而将六朝的时代格规定为“自律性”，并认为，既是六朝时代的发展又带有几分回归秦汉时代倾向的隋唐时代是“政治性”与“自律性”的综合。所谓“自律性”，就是说存在与运动的契机潜藏于其内部。宇都宫清吉指出，中国中世的起始在秦汉，终结在隋唐，而其中最具有中世特点的性格是六朝的“自律性”，体现这种“自律性”的则是贵族阶级。从
这个意义上说，六朝贵族与以皇权为中心运作的“政治性”不同，它是立足于独立的权威之上的。
虽然京都学派探索的角度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们都认为魏晋南北朝社会以贵族阶级为中心创造出了与运用皇权进行管理的体制水平截然不同的局面，并且成了社会的主体。与京都学派相反，历史学研究会派是从与秦汉的连续性来理解魏晋南北朝的。战后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是前田直典。他认为，六朝时代的大土地经营中的主要耕作劳动力并非农奴，而是奴隶；而且，均田农民也非国家的农奴，他们是半奴隶性质的存在。也就是说，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双方都在依靠奴隶制劳动经营。于是，他将这一时代列入了古代的范畴。
50年代，西嶋定生就私人经营中的奴隶制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型奴隶制的构想。掘敏一则把均田制看作中国古代奴隶制的最终形态，并认为由于古代奴隶制的解体而展开的佃户制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来，将唐宋变革说成是从古代奴隶制社会向中世封建制社会转变就顺理成章了。于是，截止于唐代划归古代的分期说便宣告成立。
但是，50年代后期，西嶋定生自己撤回了他的奴隶说，从而引起了历史学研究会派说的全线崩溃；不过，随后又被西嶋定生用个别人身支配这一概念重建起来。西嶋定生的新的概念认为国家等于皇权，它从人身上掌握着每一个人民，从而形成汉代的基本的阶级关系。这种体制可以理解为所谓总体奴隶制的变种，但并没有将它定为奴隶制，而是当成了一种独特的古代帝国统治体制，从而强调了中国古代帝国时代的固有特性。堀敏一后来也对这一课题加以探索，从而指出，隋唐的所谓均田体制是将因汉帝国崩溃而一度遭到削弱的个别人身支配在以后的过程中又重新建立起来的体制。堀敏一在6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得出的见解，集中地体现在《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土地政策与土地所有制》一书中。他的一贯思想，是把国家权力与自耕农的关系作为基础来把握自秦汉至隋唐时代的，并在这一意义上将该时代定为古代。
要之，在是否承认秦汉向魏晋南北朝过渡的过程中存在着时代上的质的变化，京都学派与历史研究会派之间存在着截然对立的观点。它们的分歧在于，把魏晋南北朝贵族看作位于皇权外侧而超越了皇权的权威呢，还是把它看作最终包容于皇权之内的官僚的一种形态。前者以中世纪贵族政治来表述是恰当的，后者则可以归结为古代专制政治。这一争论不仅如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讨论得还并不十分透彻，然而在80年代以后却被束之高阁了。
如所周知，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的基础是身分制，而这一身分又是皇权所不能改变的。然而，从哪里去寻找魏晋南北朝贵族阶级自立的根据呢？从宫崎市定的研究来看，乡品才是赋予魏晋南北朝贵族以官僚资格的制度上的根源，而乡品的依据是所谓的乡论。川胜义雄的中世论的核心也是对于当时的社会舆论给予强烈的关注，他用社会史的手法推导出了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的形成史。乡论在地方社会乃至中央政界的各个层面都在发挥作用，川胜义雄把这一现象称作乡论环节的多层结构，它在九品官人法中作为一种制度被恰如其分地纳入官吏任命法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乡论这种对个人人格的社评价不但决定着某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而且构成了政治和社会的基本体系。川胜义雄的中世论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说认为地方社会的基层结构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形成的。这一说法认为，在豪族与乡民间的阶层关系中，两者的仁爱与景仰的关系促成了乡党社会的团结。
社会舆论对个人作出评价时，往往要牵涉到此人所属的家系门第问题，这是门阀贵族形成的根源。但并不等于说个人将永远埋没在家族之中。这个时代的个人存在着两个侧面，当偏向家系时就会倾向门阀主义，当从上述框框中摆脱出来时就会强调贤才主义。要坚持贵族的自立性的看法，就必须阐明这一问题。然而，京都学派没有将研究深入到这个层面，而历史研究会派自然不会去关注这一点。
贵族制是推行皇权政治的中国王朝内部的存在方式问题，与此同时，志在统治世界的皇权政治必然要面临与周围民族发生关系的问题。内藤湖南是把这种关系当作分期的又一着眼点来对待的。他认为，古代是汉文化向胡地扩展的时代，当这一扩展促进了周边民族的觉醒时，就会形成一种向中国内部起作用的力量，而这种自内向外的扩展转变为反作用时，就形成了中世社会。不过，在转换方向时有一个过渡期，具体来说，就是自后汉中期至西晋的两个多世纪。然后，才经过五胡十六国、北朝，而至于胡族色彩十分浓厚的隋唐时代。
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的观点，设定出汉族的文明主义与胡族的朴素主义之间的对比关系，建立了以后者克服由前者造成的颓废的模式。谷川道雄叙述了胡族的部族共同体在中国社会中逐渐改变性质并终于超越汉族社会的门阀主义而流入隋唐帝国的过程。吉川忠夫则指出，在这个时代曾发生了把域外的印度当作中土，而把中国当作边土的意识变化的情况。他们的视角虽各不相同，但都认为以汉族为中心的世界到魏晋南北朝已逐渐相对化了。
历史研究会派的倾向是东亚论，而从史实与逻辑两个方面作为学说提出来的则是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所谓册封，就是中国王朝将官号、爵位赐封各国君主，使他们成为外臣。于是，通过周边诸国和中国王朝结成的君臣关系，出现了可以称为“东亚世界”的统一的政治世界。西嶋定生认为，册封关系起源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推广到整个东亚，以后一直存续到唐代。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内藤湖南等人的观点是所谓的华夷关系运动论，而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论则是华夷关系秩序论。两说之间似乎不存在正面对立的关系，但是，它们在构思 上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的。前者所谓华夷关系的逆转，是和秦汉的政治原理遭受挫折而改变其倾向相对应的现象。与此相反，后者则认为册封是古代爵制的延长，因而也就是秦汉政治体制的延续。
在唐代，出现了对异民族统治的独特形式，即所谓的羁縻州体制。堀敏一认为，与前代的通婚政策和册封关系相比，这一方式可以说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异民族的统治。他还认为，这已经不是前代以册封表示的君主与君主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是系统的官僚体制。堀敏一是从中央集权官僚制统治的侧面来观察施行羁縻州的州县制的。但是，从州刺史即族长这一羁縻州的特殊性质来考虑，反而倒可以把州刺史看作族长阶层自立的形式。京都学派虽然对羁縻州的体制没有提出积极的论点，但是，运用其观点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羁縻州体制是唐帝国与周边民族自立的调和的产物。这种调和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导致羁縻州体制垮台，而部分民族的自立性将因此扩张，并向着征服王朝的方向前进。关于隋唐帝国，京都学派与历史研究会派的看法也大不相同。如前已述，后者认为，隋唐帝国是重建始于秦汉的个别人身支配的国家，为了实现这种重建，就必须排除六朝贵族的自立性，将他们作为对皇帝具有强烈从属性的官僚纳入政权中。而前者则认为，隋唐帝国虽然企图克服门阀主义的弊病，但在本质上并未摆脱掉贵族制国家的框框。然而，这两派的观点都存在着需要补充和加强的方面。
因此，布目潮沨对隋唐贵族制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隋唐两朝起源于西魏、北周，而西魏、北周政权是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造成拓跋政权变质、解体的结果。不过，即便如此，恐怕也有必要与贵族制联系起来加以理解。谷川道雄就曾指出，由于贤才主义的理念使得胡汉的寒门可以和门阀出身者在同一水平上脐身统治阶层，并称此为新贵族制，而从文武两个方面支持新贵族制的是科举制和府兵制。他还认为，如果引进新贵族制的概念，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统一理解隋唐帝国的“专制”的性质和贵族制的性质。
弄清隋唐帝国的性质的方法之一，当然就是阐明其政治原理。对此，历史研究会派的最关键的论点就是个别人身支配论。而最明显地表现这种论点的现象是，均田制中的给田是以丁男为对象，租庸调的收取也同样以丁男为对象。力役过重，通过户籍制度对民众进行严格管理，也是这一论点的支柱。均田制时代的农民过着小家族生活，没有均田就不存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但是，隋唐时代的均田制和祖庸调法以人丁为计算单位是来自平均理念的计算方式。以此作为个别人身支配的标志，有将方式与原理混为一谈之嫌。所以，个别人身支配论也仍有值得研讨的余地。
唐朝的变质和没落的过程是人们关心和争论的重大课题，它关系到为唐宋变革定性的问题。对于武周革命、安史之乱、藩镇及党争，学术界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堀敏一从历史研究会派的观点出发，将藩镇和叛乱势力看成为克服古代社会的一种力量，只是它们还没有完全摆脱父家长式的性质而充分成长为封建权力。他还认为，这种不充分是产生宋代集权官僚制的原因。谷川道雄则认为，牙军士兵在利益一致时就拥戴藩帅，但当利益转向对立时就逐走藩帅，这种现象与其说是父家长制的影子，勿宁说是民众自立于世界的萌芽。他指出，在分析唐宋变革的性质时，预先建立公民制—父家长制—封建制这样一种模式作为历史分析的框框是不恰当的。
综上所述，谷川道雄在《总论》中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对于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作了十分精辟的评述。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的评述几乎都在前半期，即70年代以前的争论期，在前半期中又侧重于魏晋南北朝，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
贵族制。虽然他也笼统地指出，80年代以后出现的个别研究的新倾向是对在此之前的分期争论中存在的观念先行的偏向的反省与批判，并且由此而开拓出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题材，例如对整个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各种国家制度包括官制、选举、礼仪、制敕、律令等的研究，地域史的研究，敦煌、吐鲁番社会的研究，都城史的研究，以及佛、道二教史的研究，等等，在质和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他并没有给予具体的评论，未免让人感到美中不足。
幸好，其他15篇文章对于各自的专题都有精到的评述，可以弥补谷川道雄《总论》中未曾述及的内容。这15篇文章按顺序为，堀敏一《中华世界》、石见清裕《有关唐代的国外贸易和居留的外国人等问题》、川本芳昭《胡族国家》、谷口房男《南北朝时代的蛮酋》、白须净真《吐鲁番社会——新兴庶民层的成长与名族的没落》、金子修一《皇帝制度》、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与官僚制》、漥添庆文《国家与政治》、池田温《律令法》、中村裕一《文书行政》、大泽正昭《农业社会史》、妹尾达彦《都市生活与文化》、都筑晶子《六朝时代的江南社会与道教》、宫崎洋子《书的文化》、吉川忠夫《社会与思想》等。这些文章的行文风格虽然并不一致，但是都从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对涉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领域的不同专题作了概述与展望，发表了深入论题实质的见解。
回顾建国以来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界的历程，似乎也存在过问题论争及总合性研究与个别性研究的区分，虽然其内容与形式存在着差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一书中表述的日本学术界争论的问题和研究中的得失，是值得中国的学术界重视的经验。谷川道雄就对于后半期的个别研究阶段未作具体评价一事解释道，80年代以后的个别研究很少是沿着前半期研究潮流进行的，也很少有人像以往那样为自己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史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使之在构成中国史的巨大框架中发挥作用，因此，要客观地评价其意义是极为困难的。这一看法是很中肯的。就个别研究工作本身而言，由于其细微深入的特点，所得到的结论往往是具体的，价值也是明显的，但也往往难以看出它们与按照固有的性质发展而又呈现复杂变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看来，对研究工作进行细致的分化是应该的，同时，将细化的研究工作与宏观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也是必要的。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是日本汲古书院出版的《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丛书中的第二卷，在它之前有由松丸道雄和古贺登任代表编辑委员的《殷周秦汉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在它之后有由佐竹靖彦任代表编辑委员的《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和由森正夫任代表编辑委员的《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整套丛书共分四卷。本丛书策划人佐竹靖彦在为丛书所写的出版前言中指出，这套丛书的宗旨是，就各专业领域提出最基本的问题，以求迈出向历史学整体性回归的第一步。仅从作为该丛书第二卷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来看，这第一步迈得是基本成功的，有意义的。那么，作为同行，中国的史学界是否也应当考虑作这样深刻的总结与展望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