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
在世纪转折的关头，凡正在发挥或期望发挥重大国际影响的国家，都必须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予以认真的探测和思考，以便在关于世界政治趋势的宏观认识和国家战略的长久规划上尽可能长计远虑，未雨绸缪。美国国际关系思想界在这方面显然用力尤勤。其中比较突出的范例至少有三个：保罗·肯尼迪的《迎接 21世纪》；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还有被《外交政策》季刊主编称为“新悲观主义”并加以评析的一系列关于欠发达国家广泛混乱和贫困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的代表性论著。［1］布热津斯基1993年发表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2］从若干方面来看大致亦属此类。这三个范例从不同的角度落笔，各自描绘了未来世界的图景。不管在考察的侧重点和具体环节的表述上如何不同，也不管在所直接或间接地提议的战略方向上有怎样的歧异，它们都有意无意地将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当作西方的对立面，都对西方在未来世界中能否维持其优势地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无论是从技术、经济的发展趋势立论，还是从文明的互相抵触入手，或是严重关切全球性问题（据其判断主要来自欠发达地区）带来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其共同关注的焦点说到底仍是世界政治中可能发生的基本的地位变迁问题，而且这种变迁都被明确地或隐约地同“西方对非西方”这一范式联系在一起。
这一范式无论如何反映了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五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某种本底背景。［3］它也从较接近粞本的层次上触及到本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世界政治的一类基本动态，包括欠发达世界问题以若干新内容和新形式获得了新的重要性。［4］就此而言，上述各种论著仍不失一定的历史纵深感，其中个别著作还多少表现了对现实和未来的某些洞察力。但是，一些带全局意义的谬误和缺陷使它们不足以辨识趋于形成中的未来世界症结。保罗·肯尼迪评估世界各国各地区在未来新世纪的前景时，几乎只关注新技术及其带动下经济效率增长的作用，忽视了世界经济政治中民族国家“权势基值”（或曰国家资源和力量基底之大小）的至少同等的重要性，并且很短视地对目前尚未发达的所有非西方大国持本质上蔑视的估计。亨廷顿虽然认识到非西方文化的经久生存能力，也感觉到若干非西方民族的巨大潜能及其根深蒂固的独立性，并由此以偏概全地将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分立当作世界的根本分野，但他也未注意到“权势基值”甚至权势本身的关键意义。因而，文明在他那里，几乎只是个抽象和笼统的虚体。他还漠视了人们一般所说的“文明的交流”，其最主要的实质性内容在于技术创新（尤其是广义的技术创新，包括先进的经济生产方式、社会政治组织方式等）之必然的扩散，以及这种扩散所导致的文化变迁效应和权势效应。［5］更何况，他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当代非西方民族所持的立场是非常偏狭的。至于“新悲观主义”，尽管也感觉到了西方对非西方范式的意义，但赋予它的内涵却极为肤浅、偏狭和情绪化。其未来世界图景，是欠发达世界将以其毁灭性武器扩散、大规模内乱、人口爆炸、难民和移民巨潮、赤贫、瘟疫、生态污染和崩溃等等威胁甚或毁坏西方的安全、繁荣、种族、文化凝聚以及道德自信和良心安宁。总之，所有这些关于新世纪的世界政治展望都是不得要领的。
二
那么，究竞什么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 从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考察， 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已经孕育在20世纪的三项根本动态之中。这三项根本动态是：世界人口分布的巨大变化；非西方“对西方造反”和向西方学习的双重努力；洲际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6］
动态之一：世界人口分布的巨大变化。
在推动世界权势重心转移的诸多因素中，世界人口分布的变化是一个不大为人注意但非常重要的因素。人口重心的变迁历时较长，其后果在短期内难以清楚地显现，加之当今世界在资源、生态等方面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致使人们较多地注意到人口的负面影响。然而，人口作为生产力构成的要素，乃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出发点。就一国而言，在自然资源和生态可承受的范围内，人口作为国力的基本成分之一意义固然重大，［7］即便当我们透过历史的表象来观察世界政治权势重心的兴盛和衰微时，其作用更是未可低估。30年前，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8］他指出，1890年至1940年半个世纪里发生的人口分布的革命，是标志世界历史转折的最基本的变更。在此期间，欧洲的霸权盛极而衰，非欧强国（主要是美国和俄苏）的崛起及其优势完全打破了长期以来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在真正全球规模的世界政治中，欧洲以外地区、尤其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具有了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和主动性。
19世纪欧洲扩张的基础之一，是其人口的显著增长。欧洲人口在该世纪内增加了一倍，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由1／5上升到1／4，并曾向外输出4000万移民。世纪之交，虽然工业革命已明确地展现出扩散到全球的趋势，大多数欧洲人对自身文明的优势及其对“停滞的东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统摄力却仍然深信不疑，乐观地认为欧洲人在20世纪将遍布全球，构成殖民地人口的相当大一部分，成为殖民地厚实的统治阶层。然而事实上，大约从1890年起，欧洲的出生率持续下降。进入20 世纪，世界人口分布趋势已明显地对欧洲不利。不仅美俄已遥遥领先于各欧洲大国，［9］而且在欧洲及其海外白人领地人口量近乎停滞不前的同时，亚洲和拉美人口（特别是亚洲人口）由于医疗卫生和生产方面条件渐有改善等原因而显著增长。世界城市化进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趋势。20世纪开始时，世界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40％以上在欧洲，仅20％位于亚洲。但到1960年，这样的大城市却已有近 40％在亚洲，地处亚洲为主的太平洋沿岸者（包括美国和拉美国家）更是占了世界总数的绝大部分。［10］由于亚洲人口密度不断增大，移民潮的流向倒转过来。澳、新、美、加等国一度都制定了严格的移民法规以排斥非欧移民，但很少人真正相信这办法会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由于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以足够的出生率应付海外殖民的需要，它们在亚非地区可供维持殖民统治的可靠人力十分有限，防御内部反抗和外部进攻的能力便日益虚弱。最重要的是，人口增长率的大差距及与之相关的洲际范围移民及其他人口流动，不仅导致白人在数量上被有色人种“压倒”，还导致远离欧洲的新的人口、生产和实力中心的形成。［11］
随着人口向太平洋沿岸集中，亚太地区无论是作为国际权势竞争者的对象，还是作为重要竞争者的来源地，其地位和作用都有了显著的上升。在世纪之交的世界政治中，关于东亚和太平洋的角逐已几乎同关于欧洲的角逐一样重要，而其主角分明是三个非欧强国——俄国、日本和美国。20世纪头40年间，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人口激增是太平洋区域非常重要的人口动态。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建成后，美国经济、人口重心开始西移。美国海外扩张明显以太平洋为重点取向。俄国也重新重视其亚洲部分和在亚洲的势力扩展。1881年起官方鼓励人口东移。随着西伯利亚铁路修建，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形成新的人口中心。俄国人大规模定居西伯利亚，一如美国人涌入加利福尼亚。到20世纪上半期，两地的人口激增已导致形成一批新的工业中心。至于日本，人口的迅速增长也同国力的兴盛乃至对外扩张相辅相成。自由移民性质的和平扩张曾在最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12］当然，美俄日只是一类“特例”，在那里种种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导致人口激增促进了在道德上大可谴责、在政治上不止一次地自招灾难的帝国主义。相反，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了类似的人口动态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它促进的是非扩张性的事态发展，其中大都包括基于现代化和民族觉醒进程的反帝反殖、独立自强运动。然而，就人口分布趋势同国家间力量对比趋势的一般长期关系而言，这两类例子是同样适用的。
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人口分布重心从欧洲向欧洲以外、特别是亚洲等地区的非西方国家转移的趋势显而易见。诚然，人口因素本身并不等于国际政治权势，它只是国际政治权势的一项（而且并非头等重要的）先决条件。很长时间里，欧洲的技术优势曾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它的人口劣势，以致象英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能够控制人口总量大得多的众多前工业化国家。但即使如此，仅凭技术优势英国是难以长久维持它的支配地位的。诚如巴勒克拉夫所言，20世纪初在其亚洲殖民地的英国人还不到当地人口的千分之一，英国如何能够维持在那里的统治的长期稳定呢？［ 13］关键在于，技术是扩散的，一国的技术优势并非恒久不破。随着欧洲对现代技术的实际垄断及其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军事优势逐步丧失，潜在的人口因素作用便突出起来。19世纪来往后世界人口趋势的意义在于，它构成了导致欧洲逐渐丧失其支配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同广义的技术扩散一起，使得新的经济、政治及实力中心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形成并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三
动态之二：非西方“对西方造反”和向西方
学习的双重努力
如前所言，所谓欧洲优势，主要是广义的技术优势。作为唯一产生了先进的
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地区，欧洲在19世纪未以前的数百年里确曾是世界最有活力的权势中心。［14］欧洲列强凭借其优势向全世界扩张，在1900年前后达于顶峰。欧洲现代技术和工商业侵蚀、孔解或重新塑造了世界其余地区的
经济生存方式，欧洲基于其先进技术、
社会政治组织和扩张主义精神优势［15］的那种军事力量击败了非西方民族的几乎所有武装抵抗，欧洲文化则严重地动摇或损毁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众多人口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影响或左右了他们、特别是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然而，这种看似牢不可破的欧洲支配地位实则好景不长，因为欧洲的扩张在把世界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同时，也激活了世界非西方民族在改变了的内外环境中争取独立自强的潜在力量。这就开始了它始料未及且无法控制的一个
历史进程 ——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觉醒和新生。
与全球国际体系在上个世纪之交形成同步，欧洲支配地位衍生为西方支配地位。［16］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反抗的对象是整个西方。这场“造反”发端于19世纪末，直到本世纪70年代才基本结束，而贯穿其中的是政治独立、主权平等、种族平等和文化解放这四大主题。［17］非西方成功的造反大概是20世纪意义最为重大的事态，它标志着世界已接近一个新
时代。导致这一深刻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非西方对西方文明西方的技术、观念和体制的主动适应和有选择的吸收。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历史上较弱的社会受到较强的社会威胁时，通常有两种反应：一种是退却和逃避，试图割断和入侵势力的联系，“返回美好的从前”，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另一种则体现为调整和适应，采纳强者之长，从而进行真正有效的抗争。这就是“向西方学习，以与西方作战”。［18］前者充其量是消极的抵抗，既不能赶走列强，也不能阻止入侵，而当处于弱势的民族开始采纳西方的技术和思想，运用这些来反对西方压迫者时，情况就全然不同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约40年的历史便是如此，而20世纪里先后取得成功的土耳其基马尔革命、印度独立运动、
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更是非西方被压迫民族以得益于吸收西方影响的现代方式争得解放的彪炳史册的范例。事实证明，在现代世界，先进的经济方式、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和思想方式，都必然广泛扩散，绝非某一国家或地区所长久独占。20世纪以来，西方的技术、观念和体制，特别是欧洲三大革命
工业革命、
科学革命、政治革命的先进成果，一直在以加速度扩散。［19］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逐渐失去其全面的压倒性优势，非西方民族则相继摆脱西方的统治。这一历史性转变，很大程度上是非西方民族既对西方造反，又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对未来新世纪特别重要的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事态
发展表明，非西方民族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并未随“对西方造反”的基本结束而停止。在大致达到了政治独立、主权平等、种族平等、文化解放这四大目标后，它们越来越认识到，真正的自主、自强、尊严和幸福，还有赖于经济成长、技术进步以及社会和政治的进一步现代化改造，为此就必须继续向西方学习。或许可以说，20世纪末期西方技术、观念和体制扩散的广度与深度，并不亚于前此的西方大扩张时期。当今世界上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国家的经济成长，几乎无不与此密切相关。它的最具历史意义的未来结果，将是同若干当地因素一起，导致某些人口超过1亿的非西方国家真正建设起发达的工业化经济和成熟的现代社会政治体制，从而成为新兴的世界大国。［20］
不过，西方的影响只是非西方民族奋发振兴的部分原因。仅仅是来自外部的刺激，不足以解释它们何以反对西方统治、争取独立自强的愿望如此强烈，更无法解释何以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曾经被西方人武断地判定为停滞不前、气息奄奄而鄙之若蛛网尘埃的非西方社会和非西方文明，其自身所潜藏的生命活力与更新能力乃是其政治觉醒和社会转型的原动力，西方只是无意中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提供了反对西方统治，发动或加速自身振兴进程的强烈动机，以及提供了实现这些目的的部分重要条件。非西方社会并非完全停滞不前或僵化不变。例如在欧洲人入侵之前的几十年里，阿拉伯、日本、中国已在酝酿或已出现自我革新的尝试。［21］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里，表现出保持、重塑或创造自己民族“个性”的意志和决心。当立志变革的人士认识到在传统社会的框架里寻找出路已属徒劳，现代化才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时，他们大都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区分开来，其目标既非传统社会，亦非西化社会，而是现代社会，途径是在本土的和现代的条件下，吸取或经改造吸取西方文明中先进的和可适用的成分，使之与本土文明中仍有活力的成分整合起来。这里面最深刻、最持久的推动力，便是非西方民族的自我意识、对本民族政治和文化尊严的珍视，以及实现民族振兴和自强的意愿。非西方民族现代化进程所显示的这一重要特征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组织方式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非西方国家正在崛起，其中某些将来甚至可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但另一方面，它们既没有主动地成为、也未被西方视为西方的一部分。这就使得“西方对非西方”这一范式在当今以及可预见的未来仍不失其相当的现实性。既然如此，
问题就在于如何期待和处理两者间的关系：是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或与之对峙，还是争取实现彼此的兼容和协调。
四
动态之三：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
世界政治的结构性变更从19世纪末开始，到二战结束后不久终于形成美苏两极体系，彻底取代先前几个世纪里大致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均势体系。如果说在历史发展中存在必然性的话，那么这一事态就是国际关系史上最大的必然性之一。与欧洲的势力扩展相伴随，近现代国际体系逐渐从主要集中于欧洲变为日益全球性。体系空间的扩展势必促成欧洲以外新兴强国的出现。从19世纪初开始，欧洲东西两翼的美俄权势趋盛，在不足百年时间里，欧洲各国中能与美俄并列为全球权势大竞争者的，实际上只剩下英国。欧洲两翼取代欧洲的显赫地位，还由于贯穿于几个世纪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均势机制使然。从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称霸夭折，到20世纪纳粹德国的统治野心破灭，欧洲均势得以历经打击而犹存，其首要原因是一次又一次地引入外部新力量来拯救欧洲的平衡。［22］第一个扮演这种角色的是同16世纪法国结成战略伙伴的奥斯曼土耳其，而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的外部新力量便是分别不止一次决定性地扭转欧洲战局的美国和俄苏。这种反复出现的局面对欧洲的衰落和美国、俄苏的强盛作用极大。还有，同样决定性地促成了如此一衰一盛的，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迪希沃指出的这么一种重大机理：“在欧洲，谋求霸权的国家引发的周期性痉挛之后，总是领土进一步分裂；在（欧洲）外面的世界，事态发展却导致规模越来越大的领土集聚。”［23］这后一动态，正导致了得利于欧洲国际权势斗争的美俄形成为洲级大国。
这就涉及到了20世纪世界强国的规模条件一个与广义的技术条件同等重要却更为难得的条件。所谓更难得，是指需历经至少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一个巨大民族结合体的萌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要比广义的技术扩散及其生根结果缓慢得多，同时也指能够具备这种规模条件的国家必然寥寥无几，远不及广义的技术扩散可及的广泛程度。美国和俄苏赶超欧洲列强并在二战后取得绝对优势，说到底是因为除了实行源于欧洲的现代化之外，它们拥有欧洲国家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规模优势，显示了当代世界强国的新特征。19世纪末，与稍后的麦金德相似，约翰·西利这位长于按照大尺度的时空框架审视国际政治的英国大历史学家，将基本的技术变化和经久的国力基础结合起来，准确地推断美俄这样“庞大的政治聚合体”的潜力行将通过蒸汽机、电力和铁路
网络发挥出来，从而使欧陆列强彻底沦为二流国家，甚至长期据有全球性优势的英国也颇有可能遭到此种厄运。［24］所谓“庞大的政治聚合体”实际上就是指美俄作为规模近于大洲的巨型国家拥有的“权势基值”，包括广袤的疆域、丰富的资源、巨大的人口和工业生产潜力。至于托克维尔在1835 年关于美俄将“各主世界一半命运”的公开预言，虽然由于不可能真切地预见到如此所需的技术条件而较多猜测成分，但其主要依据地理和人口两大因素——仍然是成立的。［25］
全球国际体系时代世界强国的规模条件在昔日海上霸主英国的衰落中也表现得很清楚。英国在约两个世纪里的国际优势，很大程度上依凭领先的经济支撑的海上优势，而后者又决定性地依赖于下述环境：英国的重要竞争对手无不是规模与英国近似、但发展水平有所不及的“中等国家”。如麦金德所指出，随工业革命扩散，英国专美于前的时代结束了。 “基于半个大陆的资源之宽广基础的巨型强国出现后，英国便不再是海洋的主人。”麦金德地缘政治
理论的若干思路，尤其是关于洲级大国在资源、人力等方面的巨大潜力及其在工业化时代的意义仍然富于启发性。一旦资源远为雄厚、人力远为充足的国家通过工业化打破英国经济的领先地位，英国的海权优势乃至总体优势便迅速丧失。不仅如此，与洲级大国的兴起同步，海权本身的作用和地位也相对地有所衰减。陆上
交通的发展提高了大陆国家的机动能力，从而削弱了海上强国的战略优势。这一机动性和洲级大国在资源方面很大的自足性，使得海上封锁威力大减。［26］更重要的是，事实上所有洲级大国都既有广袤的内陆，又有漫长的海岸线。当代条件下，一个在疆域、资源、人口和工业实力等方面居于世界前列的洲级大国完全可能既是陆上强国，又是海上强国。虽然我们仍可从美苏冷战中看到传统“海陆之争”模式的影子，但20世纪以来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分野确已渐趋模糊。洲级大国可以使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统一。空中力量以及战略武器远程投射系统的出现和发展，只是加强而非改变了这一趋势。
欧日列强衰落、美国和俄苏崛起并成为20世纪后半叶仅有的世界强国的历程表明，同过去的历史时代相比，在当代以及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强国的规模条件已急剧提高。换言之，要成为世界政治的一流角色，必须在具备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现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之外，有足够大的“权势基值”，即接近或居于世界前列的疆域、人口和
自然资源规模。显然，具备这种规模条件的国家，除了美俄两国，还有几个非西方大国（或许还有尚待其一体化之巨大进展的联合的欧洲）。
五
以上就是20世纪的三项根本动态。 它们也可称为：人口重心的转移；先进的生产方式和
政治、
社会组织方式的全球性扩散；世界政治一流角色之规模的急剧增大。三者总合起来，便预示着若干非西方大国很可能在21世纪里崛起为世界强国。
说有这种趋势，并非纯粹出自
历史推断。它已由当代非西方世界的许多重要现象现实地显露出来。可察的端倪系众所周知而毋需细说。尽管“南北”总体差距依然很大，但亚洲、拉美、阿拉伯世界甚至非洲一些国家在技术更新、
经济增长、文化进步与社会、经济、政治改革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尤其是80年代以来，拥有12亿人口的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
发展中国家成功地进行改革开放，导致了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猛进。大致与此同时，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进行以私有化、市场化和法制化为主要方向的体制改革，其中已基本完成资本主义
工业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若干1亿人口以上经济成长迅速的发展中大国，其成就格外引人注目。用
研究第三世界的著名专家李琮先生的话说，它们的“后发优势”一旦得到发挥，其竞争力会不断增强，西方发达国家会受到越来越有力的经济挑战，其优势和主导地位将逐渐减弱。［27］
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非西方国家和民族长期处于从属、被动的依附地位。但依附关系至少就单个国家而言并非不可扭转。将依附
问题与世界政治经济进程的某种周期效应相参照，就可以看到依附和扭转依附都有其必然性。依附关系所以产生，根本上说是因为在技术或社会政治组织方式等方面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创新，开始时必定出自很少数国家，特别是主要依凭这些创新而崛起并取得支配性
影响的世界强国——在迄今的近
现代历史中只是西方少数强国。创新的集中势必导致权势的集中，而权势的集中造成依附关系。但是，创新迟早会扩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于其基本性质势必将先进的技术和社会政治组织方式散布到这个体系的核心地区以外。在此情况下，总是有一些处于依附状态的国家由于生存和发展逻辑的压力，并依凭本身固有的生命力——特别是适应、
学习、改造的能力——以及种种历史机遇，奋发振兴，扭转依附，甚或成为带动历史的领先力量。同创新和权势的集中一样，它们的扩散和转移是必然
规律。［28］
看来，若干非西方大国在未来新世纪里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可能性非常大，无论如此崛起的国家是一两个还是略多。这将是几个世纪来世界不多几项有最重大意义的事态之一，而且若考虑到它的广泛背景，即非西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发动和加速，就更是如此。它将给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国际关系的规范和规则乃至基本的世界普遍价值取向带来深刻的变迁性影响。特别值得指出，鉴于这样的大国在近现代史上饱受外辱的痛苦经历和经验，此类影响将造成的伟大结果之一，很可能是国际秩序朝平等、公正的方向取得长足进展。不过，由于非西方大国崛起为世界强国这一事态的全新性质，它究竟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说到底取决于西方同未来非西方强国之间有什么样的基本关系。
因此，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是：西方能否同正在或行将崛起的未来非西方强国协调？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国际社会能否实现一项世界历史性的创新，即转变为（并且是较少痛苦、较少冲突地转变为）西方同非西方强国互相协调和持久共存的国际社会？对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个真正新颖的大问题。［29］
六
谁来带头促进实现这一转变？ 这就涉及到“世界领导者”的功能和当今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的作用问题。无论对其喜欢与否，服从与否或服从的程度如何，近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体系中实际存在领导者的角色。无疑，此类角色通过“领导”实现的，首先是其自身的利益和抱负（迄今往往是霸权利益和霸权抱负）。然而，这领导要具有“合法性”并且较为持久、较为高效地贯彻和维持，它还必须履行几项功能。［30］这些功能可归纳为两大方面：组织管理功能和创新功能。前者包括：依凭较敏锐的认识、有较广泛接受性的价值取向以及同较多其他国家的协商，向国际社会指出世界基本问题，并且确定这些问题的轻重缓急次序；同样在广泛协商和尊重同伴要求的基础上，动员和组织足以解决问题的国际联合力量；建立尽可能多地体现国际共同利益和共识的世界秩序，并带头予以贯彻和维持。后者指带头作出具有全球意义的根本创新，推动世界实现历史性转变，从而向前演进。
以此对照，美国
目前是不是合格的领导者？显然不是。很难从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以及追求这些目标的主要实践中，看到足够多的与真正履行上述功能合拍的东西。［31］或许可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迄今对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尚未有较为清楚、较为合理的认识，惶论带头解决？
美国今后能否成为带头解决21世纪世界政治根本问题的领导者，也颇有疑问。就美国自身的情况来
分析，不能说不存在有助于推动它同正在或行将崛起的非西方强国协调的因素，但大致可以肯定，在今后较长时间内阻碍它这么做的因素更有力些。
阻碍因素主要是：
第一，美国缺乏真正容纳非西方强国（尤其是作为世界强国的非西方大国）的历史经历。它对数百年的西方支配性优势习以为常并视为当然，因而缺乏为此所需的气度和精神准备。种族情绪和文化心理起了很大作用。一些美国人谈到“异类” 时往往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的那股子偏狭并非什么新东西。历史学家入江昭曾揭示了上个世纪之交见于美国思想界的老牌”文明冲突论”。当时，包括马汉在内的一大批名士认为，东方民族（包括中华民族）迟早会利用西方文明的先进技术和物质成果，却不会接受其精神价值——据称是世界上唯一真正值得尊崇和宏扬的精神价值，因而一个骨子里依然“专制”、“野蛮”的东方将对西方构成巨大的威胁。［32］事实表明，此类情绪和心理，连同其派生的过头恐惧，在当今的美国远未成为历史陈迹。执迷于西方文明的排他的优越性，专注于异质文明的对立与冲突，否定贯通的可能和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必要，对非西方强国的兴起持对立或敌视态度—— 所有这些严重影响着美国的判断力和应变能力。
第二，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政治文化传统阻碍它平等地看待非西方大国的人文根底、基本价值和民族活力。美利坚民族就其主流而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几乎一向持有两种参与规定其历史观和国际观的意念，那就是（1）美国优越并负有世界使命；（2）白人至上。［33］众所周知，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精神和美国理想单然超群并适用于全世界的信条，简直构成了一种美国国家宗教或民族宗教。由此而来的，是强烈地倾向于按照美国的面貌衡量甚至改造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的国内社会，想象其余人类应当乐于接受美国的价值体系，不顾努力理解和尊重非西方民族的价值观念及其存在理由。至于白人至上的种族等级信念，自二战结束以来已大为衰减，而且丧失了任何“合法性”，以致无论何种公开的白人至上言论都成了不可接受的大逆不道行为。这是美国在顺应
时代潮流方面取得的一项伟大进步。然而，正如种族歧视残余在美国仍以种种法外的和有违社会道德主流的形式存在那样，白人至上作为传统信念或情绪，仍多半潜意识地影响着美国对非西方民族的态度，并且实际上同美国的优越感和使命意识互为支持。此外，主要从20世纪初起，涉及对外关系的美国政治文化传统里面还有这么一种思想
方法：从道德原则（而且是一己的道德原则）出发看待世界政治，自认是人类普遍利益的唯一代表者和正义原则的唯一阐释者，非善即恶，不容异端，否定世界的多样性。［34］按照这样的思想方法，美国
自然难同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体制和发展模式等方面必然与之有重要差异的非西方强国协调。
第三，美国现今近乎史无前例的超强地位不利于它合理地对待非西方大国崛起为世界强国。1947年2月，时任副国务卿的艾奇逊曾将美苏两极对立比作古代地中海世界罗马和迦太基的两极对立。［35］其实，无论从实力对比、综合影响力对比或潜力对比而言，美苏冷战并不象艾奇逊所示的或乍一看来的那样是某种均势，而是美国优势。撇开相互核威慑效应不谈，冷战时代头号强国对于二号强国（更不用说任何其他国家）所据有的总体力量优势之大，或许自16世纪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帝国之后绝无仅有。冷战时代随苏联瓦解而结束后，美国的超强状态（主要在军事和世界政治权势方面）更为突出。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产生了两个结果。首先，力量优势加上冷战胜利引起的陶醉，使美国“权力的傲慢”不免变本加厉，这显然不利于采取互相协调的态度来对待非西方后起者，并据此调整国际体制安排和美国的对外政策。其次，超强状态又使美国难免那种超强者特有的对权势分散化趋势的强烈戒心，甚至是过头恐惧，尤其是在这种趋势主要出自“异类”大国走向强盛的情况下。此种心态出自维持权势集中的背时欲望，妨碍美国顺应世界政治的历史潮流。
至于
目前存在的、有助于推动美国同正在或行将崛起的非西方强国协调的因素，则主要包括下面两项：
首先，对美国来说，同非西方强国之间的互相协调、兼容和持久共存无论在
经济上、军事上或
政治上都有其必要。非西方世界出现巨型的经济增长中心为美国经济的新一轮
发展提供了
历史性机遇。不少美国人明白，只要美国还具有那种先前使它后来居上的适应和创造能力，它就能够较充分地利用这一新兴的巨大市场来激发或维持其经济繁荣，并且能在未来新的巨大竞争压力下积极应变，较长期地保持在关键性经济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为此，处理好与此等非西方巨型经济增长中心（多半将是新兴的非西方强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至关重要。就军事安全而言，能否互相协调、避免长久对抗或严重冲突，更是直接关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时代里起码的生存机会，并将决定能否避免与大规模军备竞赛相伴的巨大风险以及物质和精神重负。至于在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防止关键地区重大冲突爆发和扩展、防止世界生态严重恶化等与美国重大利益相关的全球性／地区性
问题上，同非西方强国协调与合作的必要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同样被不少美国人认识到。另外，众所周知，美国强烈地希望经久保住其世界领导地位，而从长期看，世界范围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政治上、心理上相应的兼容能力，是维持这种地位的必备素质。这一点也许可能促使美国逐渐懂得，在新世纪里仅凭霸权和“霸气”难以如愿。
其次，美国国内种族构成的多元状态及其加剧趋势对美国文化、民族心理和政治正在产生日益显著的
影响，而这些影响总的来说有助于促使美国合理对待非西方的民族国家。不仅美国人口构成中白人所占的比例正在缩小，而且按照常见的估计，如果近年来美国种族构成的变化速率继续下去，到21世纪中期白人将成为美国人口中低于半数的“准少数民族”，拉美裔人、黑人和亚裔人则将依递减的次序构成其余人口的绝大多数。即使美国移民政策将来可能显著收紧，阻止非法移民入境的力度也会显著加大，但美国白人和非白人之间很大的出生率差距仍将起作用。美国种族构成的这一意义深远的基本动态，是近年来思想文化和
教育界内“文化多元主义”颇具声势的重要背景之一。它并不满足于在奉欧洲文明为圭臬的主流文化之下保持各族裔的原有文化传统，而是对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念进行挑战，否定其优越地位。［36］在相当大程度上，美国已不像当年托克维尔所称的那个以盎格鲁— —撒克逊人的政治文化为主体来融化外来各族的“大熔炉”，它正在变成一个“全球人种拼凑成的
社会”。［37］看来美国本身也像它在世界政治中那样，面临它所企求的同一性与无法消除的多样性这一矛盾，或套用亨廷顿的话说，面临国内的“ 文明冲突”。就本文的主题来说，这实在是一桩好事，因为它有利于美国理解和尊重未来非西方强国以至所有非西方国家正当的价值取向和要求。它在政治上可能有的比较直接的效应也不应忽视：规模较可观的种族群体有时会经过一些政治渠道，起促使政府善待其血统与原有文化来源国的作用，或形成某种制约，有助于使政府难以对其推行极端的敌视政策。
七
总之， 就美国自身的情况而论，阻碍和有助于推动它同21世纪非西方强国协调的因素都存在。一方面，估计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前一类因素将较为有力；另一方面，未来半个或整个世纪内哪一类因素会起主要作用，仍属未定之数。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美国不能带头解决本文提出的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那么谁能如此，从而主导实现这一世界历史性的创新？
当前世人注意较多的其他几大国际力量（欧洲、日本、俄罗斯）就此而论各有长短。若考虑到文化、心理、政治上的兼容能力与“权势基值”这两方面的因素，似乎俄罗斯的潜力较大。此外，正在或行将崛起的非西方强国本身，也并非没有可能主导实现这一创新。不过，不能排除主导者空缺的可能性。空缺的后果也许只是解决的延宕，但也许更糟。无论是西方为维持自身的优势而排斥或压制非西方强国，还是非西方强国因受困受压而向西方挑战，都将给世界带来严重危险。非西方国家没有理由不富强，非西方民族的种族、文化和心理特质永远不会消失殆尽，如果抱定“冲突论”（无论何种形式）的思维逻辑，岂不是要永远冲突下去，别无它途？西方和非西方强国互相协调、互相容纳，西方和非西方文明共存和互补，从而使整个人类文明上升到更高层次，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中国的希望在于牢牢地把握历史机遇，搞好国内的改革和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实现中华复兴的宏图，并“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为此必须努力适应世界，以正确、积极、稳健的态度对待世界，参与推动国际社会在新世纪里实现如前所述的那种转变，甚或必要和可能时在这一转变中起首要作用。这就要求当代中国人从全球角度、以世纪性眼光来展望并思考中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
注释：
［1］梅恩：“新悲观主义”（Charles William Maynes,“
The New Pessimism”），载于《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第100期（1995年秋季号）。
［2］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译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参见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William 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芝加哥1963年版，第三部分；布尔和沃森合编：《国际社会的扩展》（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牛津1984年版；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Imman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atd Economy），纽约1979年版。
［4］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Geoffrey Barraclough,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米德尔塞克斯郡哈蒙兹沃思1967年版，第6章；布尔：《国际关系中的正义》（Hedley Bull,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安大略有滑铁卢1984年版。
［5］大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曾以这种扩散及其文化和权势方面的双重效应为主线，精彩地阐释了世界远古史的基本梗概。他展示的
方法，对最宏观地考察世界近
现代史实际上也是适用的。见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第一部分第3章。
［6］分别在历史学和国际关系
理论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巴勒克拉夫和布尔都用“ 对非西方造反”一语来概括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欠发达世界的历史发展主题。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第6章标题及全文；布尔和沃森合编：《国际社会的扩展》，第14章标题及全文。所谓“洲级大国”，是指麦金德所说“基于半个大陆的资源之宽广基础的巨型强国”，保罗·肯尼迪所说“拥有巨量人口与
工业力量的超级大国”。见肯尼迪：“马汉对麦金德：关于英国海权的两种解释”（Paul Kennedy,“Mahan Versus Mackinder: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ewer），载于其论文集《战略与外交》（Strategy and Diplomacy,1860-1945: Eight Essays），伦敦1983年版，第47，48页。
［7］国际政治理论大师摩根索就此写道：“虽然认为一个国家由于它的人口多于大多数其他国家就非常强大，是没有道理的，但是确实没有任何国家因不在世界人口较多的国家之列而能继续保持为，或成为一等强国”。见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8］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第3章。
［9］美俄人口在一战前分别达到8,000万和11,000万，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德国也不过5,600万。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第99页。“正如在现代史上欧洲内部强权分配的转变同人口变化的趋势大致相一致，美国崛起为西方世界的巨大强权中心，取西欧和中欧而代之，也可以从有关各国的人口数字中看出。”见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第171页。
［10］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第88—89页。
［11］世纪之交在欧美～度甚嚣尘上的所谓“黄祸论”，颇大程度上是那些开始恐惧丧失西方优势的西方人对这些动态的过头反应。参见吕浦、张振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入江昭：《太平洋两岸的疏离：1897至1911年的日美扩张》（Akira Iriye,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1897-1911），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2年版，第27—32页。
［12］入江昭：《太平洋两岸的疏离》，第17—20，22—23，35—43页。
［13］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第166页。
［14］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第三部分。
［15］关于这种精神优势在欧洲扩张史上的巨大重要性，见霍华德：“欧洲扩张中的军事因素”（Michael Howard,“The Military Factor in European Expansion” ），载于布尔和沃森合编：《国际社会的扩展》，第33—42页。
［16］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英国学派”的一代泰斗怀特认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是这一双重历史转变的最显著象征。“1914年以前世界全体强国来取集体军事行动的这唯一范例，标志最古老的非欧文明最刻骨铭心的屈辱，大概可以当作国际关系史当代部分的非常引人注目的开端，而这部当代史接连不断地将那么多强国从它们的宝座上掀翻下来。”见怀特：《国际政治》（Martin Wight,Power Politics. edited by Hedley Bull and Carsten Holbraad），英国莱斯特1978年版，第57页。
［17］布尔和沃森合编：《国际社会的扩展》，第14章。
［18］斯塔里夫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67页。
［19］同上，第29章。
［20］参见李琮：“‘后发资本主义’刍议”，载于《太平洋学报》1995年第3期。
［21］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第194—196页。
［22］迪希沃：《不牢靠的平衡：四个世纪的欧洲权势斗争》（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European Power Struggle）（英译本），纽约1962年版，第234页。
［23］同上，第194页。
［24］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第100页。
［2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 471—481页。
［26］参见肯尼迪：“马汉对麦金德”。
［27］李琮：“‘后发资本主义’刍议”，第10页。
［28］参见莫德尔斯基：《世界政治中的历史大循环》（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西雅图1987年版，第8章。
［29］时殷弘：“西方对非西方：当今美国对华态度的根本原因”，载于《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30］莫德尔斯基：《世界政治中的历史大循环》，第15页。关于“领导者”概念与“霸主”概念的一些区别，见该书第17—18页。
［31］参见时殷弘：“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理论
分析与实际评估”，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11期。
［32］入江昭：《跨越太平洋——美国——东亚关系的深层历史》（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纽约和伦敦1967年版，第57—64页；入江昭：《太平洋两岸的疏离》，第27—32页。
［33］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Michael Hunt,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纽黑文1987年版，第2，3章。关于它们在20世纪的表现，参见两项杰出的
研究：罗森伯格：《传播美国梦想：1890至1945年的美国经济和文化扩张》（Emily Rosenberg,Spreading American Dream: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1890-1945），纽约1982年版；多尔：《毫无怜悯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和权势问题》（John Dower,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纽约1986年版。
［34］参见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载于《欧洲》1995年第3期，第8—10页。
［35］琼斯：《15个星期》（Joseph Jones, The Fifteen Weeks），纽约1955年版，第141页。
［36］沈宗美：“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载于《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
［37］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第125—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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