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曾说过：新学术之兴起，大抵由于新材料之发现。20世纪初期以来，先秦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的进展，即主要得力于出土文献和其他考古资料的显露、积累与整理。在获得新材料、拓宽视野的同时，学者们也在思考：如何重新认识传统历史文献。在这个问题上，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今天仍具有指导作用：即要以历史眼光解读出土材料，并藉考古材料深化对传统历史文献的认识，给历史一个相对客观、符合实际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印群博士的新作《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以下简称《东周墓葬》）体现了青年学者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
　　该书是第一部系统、深入考察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周墓葬制度各方面内容及其发展、演变情况的著作，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它的结构和主要结论。
　　全书分七章：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周墓葬资料分析、墓地制度、墓向与葬式、墓葬结构、棺椁制度、随葬礼乐器及车马制度。书后附有墓葬统计表和图版。其主要结论如下：
　　（一）文献记载的"公墓"、"邦墓"两种族墓地形成于西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时期，解体于战国时期。战国中期君王陵园制的成熟是东周墓地制度中最重大的变革。
　　（二）晋地与王畿周围地区的墓向由春秋时不同发展为战国时趋同，其原因在于各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增强，特别是战国时韩、魏势力向王畿一带的扩张。
　　（三）黄河中下游地区至春秋战国时期仍保持着仰身直肢葬的传统葬式，同时中原地区中下层贵族与平民墓屈肢葬数量增加，其原因在于少数民族迁移带来的影响。
　　（四）东周墓葬规模反映出旧的等级秩序的松驰；各地区墓葬形制的地域性是当时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战国晚期中原地区出现的洞室墓及砖室墓与传统竖穴土坑墓相比，是墓圹结构的重大变革，但数量极其有限。前者是由甘青地区经陕西传入中原的，秦人是中介。后者最初可能出于经济、实用、耐久的考虑。
　　（五）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墓的普遍出现，体现了新的等级秩序。
　　（六）春秋时期葬具等级通过棺椁体积表现，战国时期椁的有无也成为等级标志，棺椁制趋于强化，等级结构更加具体鲜明。
　　（七）出现于西周中期的列鼎制度到春秋时期在数目上已较规范，战国早期以后逐渐松驰，从战国中期偏晚到晚期走到尽头。礼器组合的礼仪性降低，实用性增强。在这个过程中，卿大夫阶层的作用最为突出。
　　（八）西周时与列鼎制度相配合的随葬乐器制度，在春秋时期进一步发展，战国时期逐步瓦解，与列鼎的对应性松驰，战国晚期崩溃。
　　（九）随葬车马制度在春秋时期也一直处于发展之中，进入战国时期出现新的特点：等级色彩淡化，与鼎制结合程度大为松驰，反映重财之风。战国中期发生的随葬车马明器化昭示着该制度的瓦解。
　　作者认为上述结论有助于深化对东周土地制度、宗法制、国家政体、等级制度、各社会阶层地位兴替、民族迁徙及文化交流等历史问题的认识。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东周墓葬》结构合理、严密，主线也较凸显、清晰。其各章节详细论述了东周墓葬制度的方方面面，如墓地分布与相对位置、墓葬结构、墓主的葬式与头向、随葬物品等，使人读后可产生全面立体的印象（关于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内涵可参看朱凤瀚先生为该书写的序）。从欲解决的问题、研究思路和方法看，作者不愿单纯地对考古材料作分期、分区和类型学分析的工作，而是想通过全面整理与深入分析墓葬资料，从人们的死后世界这一角度思考、认识东周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概括出这段历史大变动时期的发展历程与特征。因此，在综合利用文献、考古资料，将历史学视野与考古学方法相结合方面，《东周墓葬》是较为成功的一例。以下笔者就围绕此点具体谈一下阅读该书的心得。至于它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朱凤瀚先生的序已作了很好的概括，这里就不多说了。
首先，该书充分利用和发掘了传统文献在解读考古资料方面所起的作用。考古材料较为形象、具体、细致，又有时间和地域上的差别，而且信息量大，若无文献提供启示与参照，就难以准确看出其中隐藏的风俗、制度、意识形态层面的信息；即使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也难以作出合乎历史实际的、令人满意的解释。换一句话说，考古材料脱离传统文献，就难以融入历史叙述之中。《东周墓葬》的资料主要来自田野发现（参看该书第一章），在分析、解释大量的考古资料、现象的过程中，积极利用文献记载作为依据和参照，特别在论述墓地规划时，从文献中引入"公墓"、"邦墓"等概念，建立了一个公墓、邦墓萌芽、形成、瓦解的时间坐标，方便和深化了对考古材料的考察。墓葬制度中有些内容，如墓向、葬式等，文献记载较为缺乏，该书也尽量搜集，以便与考古材料比较，得出较准确、客观的认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不尽一致之处，如战国棺椁制，该书也作出了明确的说明。此外，对文献记载不明之处，该书利用考古资料进行补充和考证，如指出《礼记》、《荀子》、《庄子》所载棺椁制属于战国时期。可见，该书在利用文献与考古材料时，采取让二者相互发明的态度，在解读考古资料的同时，亦深化了对文献的认识，这与单纯让文献唱主角的作法有根本的不同。

其次，该书将良好的历史学视野与细致的考古学分析方法比较充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该书对考古材料的整理和分析服从于历史考察的目的。如，为了考察东周"公墓"、"邦墓"的情况，分析墓地中有关各墓葬死者的身份与分群（包括墓向、相对位置等）的材料。又如，为了考察列鼎制度在东周的发展变化，研究墓葬中礼器的数量、种类与组合。第二，对于东周墓葬材料反映的一些特殊的、新的考古学现象，该书亦从历史学角度进行了解释。如，认为战国时期逐步成熟起来的陵园制出现的原因是宗法关系淡化和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又如，指出东周时期中原地区屈肢葬增多和战国晚期中原地区洞室墓出现的原因在于少数民族的内迁及地区间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笔者认为，这种考察历史问题时，积极寻找考古材料，再反过来对新的、特殊的考古学材料与现象给予历史学解释的作法很值得提倡。
　　该书的另一特色是，虽在探讨东周墓葬制度，仍使用一定篇幅对新石器时代、商代、西周的墓葬制度进行了论述。这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叙述的系统性、条理性，也很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先秦墓葬制度的萌芽、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使人深刻理解墓葬制度反映的社会变迁。
作为探讨东周墓葬制度的专著，该书对文献中相关礼制的记载，还可作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周代的丧葬、祭祀、燕饗、婚姻等方面的礼仪，《周礼》、《礼记》、《仪礼》等文献，特别是记载士礼较多的《仪礼》描述得非常详细。如果用已经发现的、时代明确的考古材料来比较，可能会有助于今天的学者准确把握上述文献的真实程度及其时代。举例来说，《仪礼》中《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徹》等篇叙述周人祭祀过程极详，对其间所用器物的情况一一交待，像这样的文献，就可用考古发现的铜器材料求证其时代与真实程度。由是观之，像考证文献记载的棺椁制所属年代之类的工作，该书若多做一些，对我们重新估计三礼等古代文献的史料价值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此外，该书据现有考古材料得出的个别认识，也有待将来更多的发现去检验。
　　总之，《东周墓葬》是一部论证有据、见解独到、态度严谨的著作，对研究先秦史、考古学、社会史、文化史的学者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希望该书能够促进学者对中国古代礼制的研究。

　　印群：《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242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