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府》卷上记录了这样一则笑话：长官过生日，一吏员得知其属相是鼠，于是铸金为鼠奉上，作为贺寿之礼。长官收受后，高兴地说：你知道太太的生日也快要到了吗？她属牛。宋代笑话书《拊掌录》中写道，闽地海盗郑广被招安，任为官员。一次，同僚逼迫他作诗。郑广不得已，于是随口吟诵道：“不问文官与武官，总一般。众官是做官了做贼，郑广是做贼了做官。”郑广的本意我们不很清楚，但是人们以为可以拊掌而笑的，是诗句揭露了在贪鄙之风盛行之时，“官”其实无异于“贼”。
《广笑府》卷二记载了这样的故事：“新官赴任，问吏胥曰：‘做官事体当如何？’吏曰：‘一年要清，二年半清，三年便混。’官叹曰：‘教我如何熬得到三年！’”又写道：某吏人犯脏致罪，遇赦获免，发誓今后再接人钱财，手当生恶疮。不久，又有诉讼当事人行贿以求胜诉。吏人想到自己的誓言，不便以手接，于是说：“你既如此殷勤，且权放在我靴筒里。”《风月笑林》一书中有“官员贪污”条，说一官员贪污，受到上司稽查。他铸一銀孩儿放置在上司厅中，报告说：我大哥在厅中求见。上司出来，看到银孩儿，于是悄悄收存。后来此官员又犯有罪案，上司勘决，犯官连声说：且看我大哥的面子。上司答道：你大哥太不像话，见了一面就再也不来了。
　　《看山阁闲笔》卷一五又有这样的笑话：有一县令，堂前悬挂一幅对联以自表其廉洁之志。上联是：“得一文，天诛地灭。”下联是：“听一情，男盗女娼。”说绝不受贿一文，也绝不循情一次。但是实际上行贿者甚多，无不收受，权势者说情，亦必循私。有人责备道：你的行为和堂联所志可是大不一致啊。县令则答道：“吾志不失，所得非一文，所听非一情也。”《笑得好》初集“誓联”一条内容十分相像，而对联的内容是：“若受暮夜钱财，天诛地灭；如听衙役说话，男盗女娼。”其行为却是“凡有行贿者，俱在白日，不许夜晚，俱要犯人自送，不许经衙役手，恐犯前誓也。”又有“烂盘盒”一条内容也类似：“昔有一官，上任之处，向神发誓曰：‘左手要钱，就烂左手。右手要钱，就烂右手。’未久，有以多金行贿者，欲受之，恐犯前誓。官自解之曰：‘我老爷取一空盘盒来，待此人将银子摆在内，叫人捧入。在当日发誓是钱，今日却是银，我老爷又不曾动手，就便烂也只烂得盘盒，与老爷无干。’”
　　据说毛泽东晚年喜欢阅读的书籍中，包括历代笑话中的若干精品。笑话，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文学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占有值得重视的地位。其中多有涉及政治生活的，可以称作政治笑话。
中国古代的政治笑话是一种形式和内容都比较特殊的文化遗存。当时人的这种口头创作，毫无疑问只有极少一部分被有心的文人记录下来，流传至于后代。这些笑话从不同的文化角度和不同的文化层面剖视官场政治生活的各种情态，使我们能够借以透见专制政治的黑暗丑恶的内质。由此也可以体味当时的政治文化风貌以及与此相关的世态人情，并且可以进而发现当今政治生活中若干现象的历史文化渊源。
政治笑话主要流传于民间。当时下层民众揭露、嘲谑、抨击腐恶政治的勇与智，特别是以幽默生动的语言巧妙进行政治批判的方式，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公正和倚重智慧的主流，也可以给今人以有益的启迪。
　　中国古代许多政治笑话的创作，体现出赢得千百年赞赏的文化幽默和语言艺术。但是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政治笑话作为特殊的社会舆论方式的性质。在古时专制时代，意识形态的控制历来严密。普通的民众没有直接批评政治体制、行政方式以及执政集团成员的可能，只能以曲折隐晦的形式表达心声。政治笑话的传播，就是这种形式之一。而通过政治笑话所表露的，是真正值得重视的真民意，真民情。人们通过这种形式，情感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比较自由地抒放，百无遮拦，痛快淋漓。而就效力而言，这种形式的穿透力和杀伤力都是相当可观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手段越来越卑鄙无耻”的政治势力，“就是用最厉害的字眼来评论它们还显得太软弱无力”，“那末，最好是采用其他办法，不要厉害的字眼而又能保证有力量和富于表达力。这种办法是有的，即主要是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语言更能刺痛敌人。”（《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6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36页）
　　腐败，是历代官场的痼疾，也是传统体制下最普遍的政治现象。中国古代的政治笑话，许多是从对贪官污吏的讽刺入手，揭露黑暗政治的。如这篇小文开头所举的几例。然而，中国古代政治笑话对于当时政治之不合理性的批判，又是多方位的。除了对于官吏的贪昧多有讽刺外，对于其愚暗、谄媚、虚伪、骄恣、怯劣、险诈、糜烂、妄诞等恶性与恶行的批判，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笑话的主题。

　　《解慍编》卷二《官箴》有“新官贺词”条，说新官到任，三日大宴，乐人致词说道：“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退去福星来。”新官因“福星”的称誉大为欢心，问贺词是何人所撰，有意表示感谢。然而乐人答道：“本州自来旧例如此。”这则笑话直说官场“旧例”，却从较深层次揭露了政坛风习的虚伪和丑恶。又如“有天无日”条说，正值炎暑季节，官员欲寻避暑之地。有人说“某山幽雅”，有人说“某寺清凉”，一皂隶则说：“细思之，总不如此公厅上可乘凉。”官员问其故，回答说：“此地有天无日头。”这里“有天无日”的说法，已经明指政治的黑暗。
　　清人编辑的笑话集《笑笑录》中，有说到“首县十字令”的：“红，圆融，路路通，认识古董，不怕大亏空，围棋马吊中中，梨园子弟殷勤奉，衣服齐整言语从容，主恩宪眷滿口常称颂，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又有“副贰十得”：“一命之荣，称得；两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章，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又有讽刺官员酒醉胡言的故事，说某县令醉中升堂断案，拍案喝打，衙役跪请问道：“打若干？”县官伸指说：“再打三斤！”中国古代政治笑话的这些形式，已经形成了某种套数，常常袭用传统格式而变换新的内容，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政治笑话并不是都是仅仅针对官场中人的。中国古代臣民心理中的奴性传统，也是讥讽的对象。如《笑得好》初集“归去来辞”条说，有一人偶然朗读古文：“临清流而赋诗。”旁边有一人急忙问道：“何处临清刘副使？为甚的不早些对我说？让我好奉承奉承他。”读古文者答道：“此乃《归去来辞》。”这人于是改颜缓说曰：“我只道他是个现任的官儿，若是这个归去来辞的官儿，我就不理他了。”
　　金天基《笑得好·自叙》说，“全要闻笑即愧即悔，是即学好之人也。”《笑得好》初集引言又写道：“人以笑话为笑，我以笑话醒人。虽然游戏三味，可称度世金针。”可见有些政治笑话的创作，有规劝讽刺对象自律的动机。
　　鲁迅说，“用玩笑来对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个单单的玩笑而已。”（《玩笑只当它玩笑（上）》，《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5卷第520页至第521页）如同所有的文化产品不能超越制作者的思想局限一样，中国古代的政治笑话毕竟也是本身所讽刺的时代的产物，必然不能摆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因而也往往难以避免某些不健康的、低级趣味的成分。此外，在现存的古代笑话书中，几乎看不到对于最高统治者——专制帝王的直接的讽刺。也可能在当时民间的口头创作中并非如此，我们所见到的传世资料已经经过了书面文字的加工。
　　古代笑话对于政治史和社会史学者来说，可能是值得重视的文化富矿。如果有人编一部中国古代政治笑话选粹，辑录比较典型、比较精致的中国古代政治笑话，并且就这种民间文学形式的出现、传播、流变、思想倾向、文化内涵以及社会影响进行必要的总结和说明，这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质，应当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