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是解喻和恢复人类过去的历史．这项工作固然需要依靠各种各样的史料，但史料决不等于史学。无论史料多么完备，它都难以等同历史．赋予史料以生命而使我们能够依据史料恢复过去历史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历史研究是历史研究工作者以他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即历史观去理解和解喻史料和史实。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对立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在学术思想界取得主导地位，在历史研究中，历史思维与历史认识的性质取代了历史事实与过程的性质，愈来愈备受人们的关注。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能够否认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

唐宋时期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上个世纪，中外学者对唐宋史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骄人的进展。这其中，唐宋历史观起到了主导作用。本文拟对二十世纪的唐宋历史观作一总结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从历史观的角度对唐宋史研究的进一步开拓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最早从历史观的角度对唐宋历史作全面分析并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是日本学者。19lO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了《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在这篇文章中，内藤湖南指出唐代和宋代在历史发展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具体是：第一，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也就是说，六朝至隋唐为贵族政治盛行的时代，宋代则代之以君主独裁；第二，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唐代的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他们可以用钱代实物去纳地租，从而开始摆脱奴隶佃农地位：第三，在官吏的选拔上，贵族时代行九品中正法，选举权为贵族左右．隋唐开科取士后为科举制所代替。官吏选拔由配给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第四，党派的性质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之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第五，经济上亦有显著变化．唐代虽然不是实物经济，但不少物品在利用货币表示价值之余却以绢布来交换。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第六，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已意解经成为一时风尚．文学则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第七，艺术方面，以五代为分界，以前的壁画大多强调传统风格。以后的水墨画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唐代以舞乐为主，乐律重形式。宋代以后，随着杂剧的流行，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依据这些变化，内藤湖南总结说：“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由此，他提出了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的唐宋历史观．

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提出后．在日本学术界产生极大反响。赞成其说者不乏其人，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围绕唐宋变革论， 日本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大论争，这场论争一直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唐宋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唐宋史研究的开展。宮崎市定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五六十年代，宫崎市定首先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同样适用于东洋史。东洋史这三个时期的最大特征，也就是统一、分裂、再统一。东洋古代的发展，是由春秋时代的割据经战国时代至秦汉帝国的统一；中世以后，则形成三国魏晋南北分裂时代，隋唐帝国时代为表面之大一统时代，中唐以后割据势力再抬头，至五代分裂更甚；宋王朝统一后迄明清时代，大致维持统一之局，是为近世。他还说，从世界史的观点看，最早进入近世的是西亚，其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最后才是西洋．东亚受西亚的影响．西洋受西亚、东亚的影响才进入近世。接着，他详细分析了唐宋时代的变化。其分析侧重于经济变动方面。第一，宋以后，中世庄园之隶农(部曲)获得解放，代之而起的是佃户制。所谓佃户制，其本质是自由农民与地主间所缔结之自由的佃耕契约关系：第二，经过唐代三百年较和平的统治，人民私有权逐渐发达。两税法实行后，人民土地私有遂获得国家正式的承认，人民劳动力也获得自由。简言之，从唐中叶以后，土地倾向于私有化、贷借化：第三，入宋以后，因科举制度而新兴出一批官僚阶层，就文化上而言，他们属于读书人；就政治上而言．他们是官僚：就经济上而言，他们是地主、资本家．他们以土地作为资本投资之场所，从事生产、买卖、交易。同时，产业之经营已商品化、分业化．故宋代以后，经济之发展已脱离家内工业的阶段，走向了近世的资本主义式的大企业经营；第四，中国所谓庄园，实际上是中世的土地经营方式．它起源于汉，盛行于南朝，继之于唐。此种私家经营的庄园，随均田制之崩溃而衰落，继之而起的是近世资本主义的大土地经营，决不是一般所说的均田制崩溃和庄园制继之代起；第五，中世庄园崩溃后，近世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营发达，都市的形式为之一变．宋代的都市，已几乎成为“商业都市”——以分业为基础的大企业(例如纺织业、制陶业等)与合股经营的大企业发达，科学知识亦进步：第六，从经济观点看，宋代可谓是运河中心时代．所谓运河中心时代，是以运河从事交通、搬运的事业发达，故运河时代也可谓商业时代。中国的商业，到宋以后，面目一新，对农业生产商品化有重大影响：第七，唐玄宗时代，政府兵制为募兵制，实为近世兵制的特色。在募兵制下，军人成为一种职业，兵员系从农民分化而来，这与近世产业分工的发展，同为近世社会的特征之一；第八，宋代在哲学、文学、自然科学、美术、工艺等方面都有显著进步，成为近世的文化．火药、印刷术、罗盘针的发明，早于西洋几个世纪。煤的使用是燃料的革命，煤、铁的大量使用正是近世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占有先进地位。此外，宋代已有独立的逮捕、讯问、裁判犯人的机构，加以诉讼学发达，起到了保护人民权利的作用．审判机构的进步，也是近世文化的特征之一；第九，世界近世史上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民族主义的勃兴．唐末，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周边各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高昂，例如晚唐时期的突厥与回鹘，在西方影响之下，制作自己的文字，这是游牧民族自觉和先声，东亚世界近世发展的起点。到了八十年代，宮崎市定在吸收各方面意见包括批评者意见的基础上，又发表了{从部曲到佃户》一文，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阐释。第一，从唐到宋，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是贱民的解放。在唐代，贱民指奴婢与部曲，奴婢即奴隶．部曲属于奴婢与自由民之间，如西欧中世的农奴。在唐末五代的动乱中，部曲获得解放，上升为佃户，或曰“佃人”：第二，从部曲到佃户的变化，反映出唐宋间的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宋以后，佃户完全变为自由人，他们与地主的关系是平等的，尤其是在订立租田契约之际，完全具有选择权．因此，宋代以后，新的劳动形态出现，庄园闭锁经济已告消失；第三，宋代政治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在独裁君主之下，万民平等，打破了古来所谓“身份制”．前代用以各良民区分的贱民阶层(如奴婢、部曲等)，到宋代以后已不存在，这无异是一项重大的“人权宣言”．宋代的佃户，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如地主，这是事实，但对第三者而言，并未失去对等的地位，这与唐代的部曲对主人以外的良民仍处于劣势的情况是不同的。宋代的佃户固然是一种“身分”，但这种身分等差是临时性的，如佃户将田地退还给地主，佃户立即可以恢复本来的自由民地位：第四，宫崎接受柳田节子的意见，承认宋代荆湖南北路、四川等“后进地带”在大地主庇护下的佃户性质，实际为中世的部曲，而非近世的佃户。但他指出这只能适用于“后进地带”；第五，在均田制时代．中国确曾出现过有如西洋式的庄园制，中国若有农奴制，便是在此时代．但宋代以后的庄园，与西洋之庄园完全不同，故其佃户亦不得视为农奴：第六，中国的社会，宋代以后，贵族、官僚、富豪的家族，无法持续长久，不象六朝隋唐的中世贵族社会，绵延不绝．宋代以后，广泛实行着“社会流动”。因此，宋代以后的社会，实为唯才是视的时代，这是近世社会的特征，决非所谓的“封建”的固定社会。

对于内藤湖南提出的唐代历史观，前田直典率先进行了批判。1948年，他在《历史》第]卷第4期发表了《东亚古代的终结》一文。文中．他设想东亚的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具有平行法，以这一基本构想为基础，前田反对唐中期为中世和宋代以后为近世社会的说法。他主要根据加藤繁的唐代中期前的大土地主要由奴仆耕种，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由佃农使用盛行的大土地所有论，提出“唐代末年古代终结说”。这虽然没有明确倡导“宋代中世说”，但却开了此说的先河．稍后，石母田正依据加藤繁、周藤吉之有关大土地所有制研究的成果，认定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将此后形成的庄园制视为隶属性的佃户制。他说，佃户尽管在身份上是自由民，但在现实阶级关系中尚未成为农奴，而是接近奴隶形态．以这样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宋代处于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农奴制过渡期的位置．同样，仁井田升也根据加藤繁、周藤吉之的研究成果，视农奴制为中世封建制，又视地主佃户关系为农奴制，从而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

五六十年代，针对宫崎市定的学说，周藤吉之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强调：第一，宋代佃户的身份隶属于主户，没有迁徙自由，或称为“随田佃客”：第二，地主对一般佃户的生活作某种程度的保证，但佃户对地主须负责重租，重役，双方形成一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第三，宋代的佃户与农耕奴隶不同，农耕的奴隶完全依附于主家，而佃户可独立经营生计。佃户与“佃仆”、“地客”类似．宋代的生产关系，可以说是从奴隶耕作转移至佃户耕作的阶段；第四，宋代以后，豪族(即官户，或谓形势产)的土地增扩，而从事庄园的经营。在庄园耕作的，即佃户与奴隶，或雇佣．此种庄园，从唐末至宋代之间，大为发达。根据这些特征，周藤认为宋代开始实为中国的中世社会。另外，崛敏一指出，从唐代古代国家和均田农民的生产关系向宋代个人的生产关系(地主佃户关系)的转化是封建制的形成，他把均田农民的分化视为中国中世社会的起点．柳田节子也非常重视均田制崩溃后地主佃户关系形成这一事实，但在某些方面，她似乎折衷了宫崎和周藤之说。她强调，宋代及其后的“地域差”的重要性，认为在“后进地带”的荆湖南北路、四川等地区，佃户的身份隶属性强，而在“先进地带”的以两浙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常是一田数主，佃户有较高地位．不宜一概而论．在宫崎市定八十年代所发表的成果中，显然部分吸收了柳田的观点。

八十年代，渡边对唐代古代终结说和宋代中世说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均田制下分田农民对上级土地所有者即国家而言，劳动过程、所有权等方面不存在充分的独立性，可以被看作国家奴隶。两税法是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产阶层可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因此，渡边把唐宋社会变革视为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除上述两说外，还有一种观点视唐宋变革为封建制的再组成，即封建制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化．五十年代，池田诚指出：均田制是以土地为媒介分配生产物的关系，本质上不是奴隶制。唐宋变革，是由于均田农民的解放而形成的地主佃户关系的过程．他与宫崎市定不同，将宋代的地主制视为封建制，并指出其特征是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的小农的存在以及超经济强制。因此，他认为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便是封建制的再组成．六十年代后期，佐竹靖彦在吸收日本领主制研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把唐宋间庄园制向地主佃户制转变理解为从大经营开始的小经营的自立过程．进而，他论述说，形成宋代乡村制度的过程是同地主土地所有相结合成立的封建性村落规范和由明确权力构成村落行政的过程。佐竹以私人的生产关系为视点，把唐宋变革看成从封建制前期向封建制后期的转化过程．

此外，在五十年代的论战中，浜口重国强调唐宋及其以前，基本的生产关系是国家和一般农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唐宋期间没有变化，次要的生产关系是从奴隶制向农奴制的转变。这种观点事实上基本不承认唐宋有所谓社会变革．在七十年代的讨论中，小山正明把中世封建制的成立期界定在明末清初．并据此确定唐宋社会变革是古代国家形态的延续，将唐宋社会看成是家长制的奴隶制经营的成长过程．也就是说，连宋代社会也看成是奴隶制社会。
二

欧美学者比较集中地视宋代为中国近世的开端，将唐宋社会看成是中国历史从中古向近世转变。他们注意到来代中国文明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台湾出版的{来史研究集》序言概括道：大部分符合所谓“近代”意念的中央官制至宋已成定型：分政教、商业、住宅区的城市之形成在宋；地方特产品如徽墨、端砚，以及各大名窑、名瓷，其发展至宋而臻于最高峰：火药、印刷、造船、指南针等使世界文明改观的重要技艺的发明与发扬在宋；文学新体裁的产生，由禅宗与儒家学说相互影响而演变成的理学，出现于宋：第一部中国通史({资治通鉴》)和第一部颇具现代规模的考古学书({宣和博古图》)亦成于宋……所有这些，标志着宋代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这种认识，是日本内藤湖南观点影响的结果．欧美的学者，过去比较“普遍接受”内藤学说。对唐宋社会变革或转型的理解．社会史方面，唐代结束了世袭门阀对政府的支配．宋代开始了一个现代的时代，以科举制为基础或途径，平民兴起，成为时代新的标志；经济史方面，经济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失去对商业的控制，商业特别是商税收入在宋代达到中国历史的最高点。唐代由国家重新分配土地的均田制为私人土地市场所取代。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非士族家族的私人财富积累得到承认和合法化．日益增长的私人财富和商业促进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京城从一个人为的行政产物变成了同时也是商业中心；文化史方面，唐代这个由虚无和消极的佛道所支配的宗教化的时代，让位于儒家思想的积极、理性和乐观．精英的宮廷文化让位于通俗的娱乐文化；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与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而唐代士族政治衰落后，却出现了君主独裁。①

近二十年来，这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据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②一文所述，主要变化一是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洲近世的一个转折；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据此，欧美特别是美国学者对唐宋转型作了新的诠释．包弼德概括道：在社会史方面，将唐宋转型看成是一个士或士大夫身份的重新确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包弼德本人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③一书中，就曾详细分析了从唐代世家大族到北宋文官家族再到南宋地方精英的转变过程：经济史方面，传统意见认为，宋代的商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看法已被普遍接受，还很少有人提出挑战．地方精英的存在与此有关：政治史方面，从对皇权独裁的研究，转向对十二世纪更重要的制度的研究．而这些研究还没有证明唐宋转型是独裁统治的结果；思想史、文化史方面，有三个转型的显著特征。首先，从唐代基于历史的文化观转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其次，从相信皇帝和朝廷应该对社会和文化拥有最终的权威，转向相信个人一定要学会自己做主．第三，在文学和哲学中，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去理解万事万物是如何成为一个彼此协调和统一的体制的一部分。④

在唐宋何时转型的问题上，多数认为从宋代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刘子健认为变化发生在北宋和南宋之交。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⑤一书中，刘子健指出：“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即古代中国和晚近中国的分野。其中更有人在宋代观察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洪流．因为宋代生活的许多特征都与几个世纪以后近代欧洲的发展相类似。”但是，“如果抛开二者表面上的相似性，不再生拉硬拽地将宋代中国的变化同近代欧洲相类比，那么，事情也许就不再那么令人困惑了。造就宋代中国种种变化的，与促使欧洲最终迈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行进．”他特别强调：“将宋朝——北宋和南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是一个陷阱．”紧接着，他说：“千真万确，当女真人控制了北宋首都开封和令人魂牵梦萦的中原之后，继起于南方的王室和政府都将自己视为宋王朝的合法延续。然而，此际的中国却经历着巨变。就在北宋灭亡以前，经济重心已经在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后来，南宋在那里建立了首都临安(今杭州)．经济而外，还有文化和政治的转折，……毫无疑问，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在书中，刘子健重点剖析了从北宋到南宋文化和政治的转变。他总结道：“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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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7月。
② 文载《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
③ 该书中译本．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④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⑤ 该书中译本．赵冬梅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三

在我国，古代即有人注意到了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化。明代．陈邦瞻在编撰{宋史纪事本末}时指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在陈邦瞻的变化论中，显然包含了一个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历史观念。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也觉察到来代的变化。他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成，什八九可断言也．” ①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在剖析中华历史演进时，同样注意到来代的变化和它的历史地位。王国维道：“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②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③而金毓黻在撰著《宋辽金史》时，又讲道：“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他们均从揭示历史发展变化本来面目的角度，论说了唐宋时代的变化。

真正从科学历史观的高度对唐宋社会的变化给予全面的分析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新中国建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我国学者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唐宋社会的变革。侯外庐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④。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大概地说，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从商鞅变法起，又可以战国末秦、汉之际为过渡，两汉作为一个阶段，魏、晋、南北朝、隋为一个阶段．后期可以隋和唐初为过渡，从中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阶段，明代末叶，即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至一八四０年为又一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这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从文中的论述来看，唐宋时期无疑是一个变革时代。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均田制破坏，庄园经济继之兴起．随之而来，立基于均田制上的府兵制，在开元、天宝间也就跟着破坏。此后不得不采用召募的雇佣兵制，以至于宋代的广募流民为禁军的制度．同时，依据均田制而制定的租庸调法，也大受破坏，两税法终于代替了租庸调法；第二，封建的阶级关系、等级制度在唐代进行了再编制。唐代，九等户制确立，九等分户制的转变和确立过程，在地主阶级内部来说，表现了官品贵族、豪族和庶族势力的消长，也表现出庶族势力一升的过程，从而在等级制上涂上了一层资产的铜锈。同时，客户的人身权和社会地位从不合法到合法，从荫附户转为封建国家的纳租户，最后进一步把客户编入八、九等户中，使之制度化，也反映了农民的地位有了重要的变化：第三，农民的人格隶属关系、剥削制度、地租形态发生了重要转变．以两税法的实行为标志，封建剥削形式由劳役地租转向实物地租形态．农民则从豪强的“私属”中解放出来，人格隶属关系得到国家的承认：第四，唐代统治集团内部的分野和党争也反映了社会的重要变革。唐代一连串的党争，其实质是旧门阀豪族与新起庶族之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这种斗争，虽属地主阶级内部之争，但也反映了他们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方面双方的差异：第五，结合作者(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以及{唐宋之际农民战争的历史特点》两文(均见{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唐宋时期，农民战争有了重要的变化。前期，农民战争的矛关主要指向封建苛政和繁重的赋役，农民要求人身权和生存权．后期，他们已不限于人身权和生存权利的要求，而进一步提出了均平的口号，要求土地和财产的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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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衡杂志》第13页，上海中华书局。
② 《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家》，商务印书馆长沙本，1940年版。
③ 《金明馆丛稿》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④ 该文收入侯外庐著《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


胡如雷持同样的观点。他在1960年{史学月刊}第7期发表了《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胡如雷说：“唐朝和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时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来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演变．”这种演变是“量变过程中的局部质变，从而使两个朝代显示出了某些阶段性特点。”具体说来，第一，阶级斗争发生了变化．从秦汉至隋唐，几次著名的农民起义，虽然也反对的打击地主经济本身，但纲领性口号中始终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地主阶级政权。从北宋开始，农民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的旗帜上．阶级斗争的这种变化使地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的某些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五代以前，对农民进行赈贷的基本上是地主政权，义仓、常平仓的设置即与此有关。宋以后，“州里富人”对农民进行“赈济”的记载突然大量出现。此外，农民的人身依附发生了由严重到缓和的变化趋势：第二，地主政权与地主间争夺剩余劳动的斗争形式发生了变化．从唐朝到宋朝，是隐漏土地与检括田亩的斗争由缓和趋向尖锐的关键阶段．宋代以前的田制，都有限制贵族、官僚、地主占有土地的性质。但是到宋代，地主政权同地主争夺土地的斗争空前地激化了，统治者不再是限制地主侵占官荒，而是直接从地主手中剥夺土地。南宋“公田法”表现尤为明显；第三，地主土地所有制有了重要发展。宋代以前，．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的水平还比较低，土地所有权还不十分巩固．均田制破坏后，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地主的称谓以及其对农民的剥削均发生了变化。文中他还强调，将隋唐作为一个时代的开端，或者以安史之乱、两税法、唐末农民起义为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志都不妥当，而以公元960年北宋的建立为断限划分历史时期比较合适．

漆侠也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革。第一，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土地国有制衰落，进入宋代，土地私有制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在北宋的土地占有制中，国有地不过5%，而私有地则占95%；第二，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发生显著变化，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首先，自唐中叶，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势力已彻底跨台，新兴土地势力(即武将以及所论有力者、富商大贾)则扶摇直上，居于社会最高层。其次，均田制破坏后，均田制下的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耕农：第三，封建租佃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渐居于支配地位；第四，两税法取代租庸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第五，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流一朝消散，思想得到相应程度的解脱，形成了新的思想、新的学风．主要是：儒佛道三家矛盾斗争及其相互渗透。儒家遇到佛道两家的严重挑战，儒家正统地位岌岌可危，韩愈及其弟子以儒家卫道者自居，在排佛的同时，大力宣扬周孔之道。经学沿袭汉儒章句之学的路子，日益陷于烦琐哲学．唐代中中开始，一些人从大的纲领去理解经学要旨，使经学研究达到新阶段．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唐以来经济关系的变革，不过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自我推移，但从上地国有转为私有，从土地所有权到分配制度的全面变革，其方面之广，规模之大，实为历史上罕见．这些变革适应了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唐中叶经五代十国，直到北宋，是我国封建制时代经济突出发展的时代，到宋代达到最高水平。”①但在唐宋社会变革的性质上，漆侠认为是从唐代国家农奴制转向宋代地主制。②

王曾瑜在研究宋朝阶级结构时，发现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动，但他同时又指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以对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并强调：“自唐迄宋，地主和农民作为主体的阶级成分，似很难证明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地主阶级内部似未出现重要的阶层性变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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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问題》，《宋代经济史》代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
③ 王曾瑜著《宋朝阶级结构》第1编第1]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

四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在如何认识唐宋社会的变革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观。既有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终结，宋代为近世的开端的观点，又有唐代是中国古代的终结，宋代是中世的开端的看法，还有不少人认为唐宋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即封建制的再组成，也有人认为唐宋社会均为奴隶制社会，极个别的学者还认为唐宋时期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人们对唐宋社会的总体认识不尽一致。即使是同一种观点，不同的学者对唐宋社会变革特征的分析也并不完全相同。如在日本学术界，同样主张宋代近世说的学者，有的认为门阀士族的消亡和平民地主的兴起是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有的则重视地主与佃户的相互关系。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唐宋社会变革程度的认识也不一致。有的学者主张发生了质变，如宋代近世说的学者就作如是观．有的认为，唐宋社会变革是在量变过程中的局部质变，主张唐宋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的大部分学者即持这种看法。还有的学者认为唐宋社会的变革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变动很小。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唐宋社会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则由内藤湖南提出的唐代中世终结和宋代近世开端说的影响最大，是一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之所以为人们普遍接受，当与二十世纪的历史目的论有关，这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将叙及。这里仅只指出，鉴于唐宋社会的巨大变革，内藤湖南不太主张将唐宋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尽管唐宋社会的变革是巨大的，但它确实经历了一个由微之著的过程，在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时，可以将唐宋作为一个时期，并且这样做，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唐宋社会的变化。

在对唐宋社会变革的具体论述中，中国学者更强调土地制度的变革，甚至认为变革是由土地制度的变化引起的．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所致．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欧美学者比较注重商业的影响，甚至说唐宋社会发生了商业革命。这主要是他们生活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唐宋社会的变革从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到思想文化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揭示。但美国学者包弼德认为，“宋代标志着独裁的增长，这在内藤对唐宋转型的阐释中是核心内容，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事实上没有实现现代化。宋代以后中华帝国体制的独裁，解释了为什么进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没有持续按照一种走向现代性的方式发展，这种现代性就像西欧和美国的历史所界定的那样。”①而其他很多日本学者从土地制度、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小农的人身地位的变化来论述唐宋社会的变革，显然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这种状况，说明人们都是从自己所处的社会以及他们自己的历史观去理解和解释唐宋社会的变化．这充分说明了历史观在唐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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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弼德：《唐束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唐宋历史观问题，巨大地推动了二十世纪唐宋史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它从全球史的高度对唐宋史作了分析论说。中外学者多用“古代”、“中世”、“近世”对唐宋社会作定性研究。所谓“古代”，指奴隶制时代：“中世”指封建制时代；“近世”则指资本主义时代。这些概念完全是基于全球历史发展总结而出的。用这些概念研究唐宋史，重要的前提之一是要假定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因此，这就自然而然地使人们将唐宋历史放在世界史的框架中去分析．同时，也使人们在研究唐宋史时，非常注意将其与西欧、东亚、西亚各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这无疑扩大了唐宋史研究的视野，有助于人们从更深层次把握唐宋史的特质；第二，它将唐宋史置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作了把握。唐宋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为了说明唐宋历史的性质，必须将之与唐宋之前和唐宋之后朝代的历史作比较．事实上，各种历史观的学者正是在将唐宋史与此前或此后朝代的历史比较中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的．这使人们从一开始就是将唐宋史置入中国历史进程，作为其有机联系的一个部分来加以研究，从而避免了断代史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就事论事而缺乏全局观的问题；第三，它唤起了人们对唐宋史研究的热情和兴趣．由于中外学者长期围绕唐宋社会变革问题进行论战，所以，唐宋史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内藤湖南等人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甚至是世界近世的开端的观点，，更吸引了人们对唐宋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因为，关注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是二十世纪全球普遍感兴趣的课题。正基于此，在法国，著名汉学家狄纳．巴拉兹很早就提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宋史研究计划》。在美国，就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而言，唐宋史的研究者最多。包弼德说：“我这一代对唐宋转型和宋史感兴趣，大概起初都是由于这一时期被说成是现代性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发展，而对现代性之目的论挑战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思想辩护。”①对于这三点，张其凡在评价日本学者“唐宋变革期”学说时作了一些分析论证。我以为，这完全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情况。第四，唐来历史观的提出，使人们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对唐宋史作了系统研究。唐宋社会的变革是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等各领域的整体性变化．为了说明唐宋的社会变革，必须对唐宋史的各个方面作深入研究。这是二十世纪唐宋史的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国际学术界历史观的逐渐变化和唐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上述诸种唐宋历史观也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挑战。第一，西欧中心论的动摇严重地冲击了唐宋历史观。上面我们说到，唐来历史观是将唐宋史置于全球史的高度作分析论说，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欧的历史发展解释和说明唐宋历史。特别是在解释宋代为近世开端时，主要是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揭示宋代近世的特征．“西欧中心论”的色彩极为明显。但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巨大突破，以及世界历史发展格局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各具特色，没有统一模式。由此，西欧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样，以西欧中心论为背景的对唐宋历史所作的分析当然难以立足。

第二，正如包弼德所言．传统的唐宋转型学说是一种历史目的论。他在对唐宋转型学说进行反思时分析道：持宋代近世说和宋代中世说的学者尽管彼此迥异，但他们“有两个共同的基本观点：第一，他们把历史的变化理解为朝向‘现代性’的不同阶段．第二，他们断言在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换句话说，这两个学派都持有一种历史的目的论观点，认为历史的终点就是现代性的实现，这种现代性以地中海文明为代表(尽管两种分期论一种是资本主义和官僚制的，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近年．由于受后现代标帜下思潮的影响，人们开始逐渐拒绝历史目的论②。由此，人们自然会对过去那些传统的解释产生怀疑．

第三，近二十来关于封建制研究的成果也冲击了传统的唐宋历史观．中外学者不论是将唐宋社会定义为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还是笼统地定性为中世或古代，其实都是用大家所理解并认可的那种封建生产关系模式去解构唐宋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封建制的理论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对于封建制和封建社会，有的学者认为封建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经的历史阶段，所谓封建制，只是在西欧中世纪的意大利半岛局部地区出现的制度，不具有普遍性．在对中国封建社会作具体研究时，不少学者逐渐放弃“封建社会”的提法，而改称“传统社会”③．这些变化，对传统的唐宋历史观无疑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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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②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③ 傅衣凌：《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第四，唐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使传统的唐宋历史观出现某些矛盾之处．如有的学者认为宋代为平民社会，具有平等性，但有的学者又强调宋代及其以后的君主独裁．有的学者强调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的学者又指出它的自然经济特征．诸如此类，都使人们的认识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可以说，传统的唐宋历史观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唐宋史的研究呼唤新的历史观。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的唐宋社会变革论时指出：“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框架转变很大。由于战败，反省战前的中国史研究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日本学者拟定了克服中国停滞论这一最重要的课题．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普遍发展的一个环节，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相继而起的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拟定出围绕封建制的问题．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为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这不仅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立场的学者，而且也是站在文化史观立场的学者共有的认识．”又说：“研究唐宋社会变革，战后中国史研究与封建制的问题密切相关，而封建制的问题在理解‘世界史的基本法则’方面具有核心地位，与日本中国史研究整体动向和轨迹完全一样。然而，‘基本法则’的运用并未成功，专制国家的存在和领主制的不存在常常阻碍着‘基本法则’．不但如此，现代中国的形势足以让研究者在价值观方面把社会主义相对化。这种状况不管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还是不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都产生了这样的新倾向，即把中国社会理解成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式的社会(多系统发展说)的倾向。这种情况明确出现在7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现在，唐宋社会变革论从研究者最关注的问题上退出。与此同时，在研究中成为指南的方法论正处于摸索新的展开的阶段。”①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唐来历史观牵扯到人们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牵扯到西欧中心论、历史目的论， 以及封建社会的有关理论。这些看似与唐宋史研究无大关系的问题，实则是最关键的核心问题。这说明，历史研究不单是对史料的一种简单解释，它更是一种理论的剖析和人们思维的活动。同时也启示我们．即使是研究断代史和具体问题，也应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历史研究只有有理论指导，才更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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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游彪摘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

传统的唐宋历史观尽管异彩纷呈，但归结起来，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基于历史发展的法则提出的。这种历史观，是基于历史法则的历史观。正如上面我们所言，这种历史观越来越受到挑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从唐宋时代历史发展的事实中总结出新的历史观。我们将这种历史观姑且称为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这两种历史观相比，基于历史法则的历史观是从既有理论和概念出发，再以事实加以论证。这难免削足适履，与历史事实不符：而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论从史出，没有事先设定的框架的束缚，有利于揭示历史的真实变化。

五

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外学者对唐宋社会变革的性质、变革的程度、变革的主要特征的认识还不尽一致，但唐宋时期作为一个变革的时代，这几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变动。因此，研究唐宋史，我们要确立起变动的历史观。也就是说，要以变动的观点看待这一时期的历史。

对于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动，其实唐宋时代的人已感受至深，他们常常惊乎世道之怪和世道之乱。两税法是唐代非常大的变动，上自皇宮天子，下至穷乡百姓，都感受到了它的变化。但为什么要实行两税法呢?原因是，在两税法之前，社会已经是“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①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战乱不休，人们更感世道之乱．安重荣居匀说：“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②天子的地位都受到威胁而不稳，世刘之乱可以想见。北宋统一，虽然结束了军阀割据和长期战乱，但人们仍然感賀世道很乱．苏洶将世道之乱概括成“五怪”。说：

……然则今之法不劣于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无弊，何则?律令之所禁，划一明备，虽妇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间有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为之度，以一天下之长短，为之量，以齐天下之多寡，为之权衡，以信天下之轻重，故度量权衡法必资之官，资之官而后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绳丝缒石以为之．富商豪贾，内以大，出以小，齐人适楚，不知其孰为斗、孰为斛，持东家之尺而较之西邻，则若十指然，此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一也。先王恶奇货之荡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采珠贝。恶夫物之伪而假真，且重费也，故禁民糜金以为涂饰；今也，采珠贝之民溢于海滨，糜金之工摩肩于列肆，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二也。先王患贱之凌贵，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为等差，长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纨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三也。先王惧天下之吏负县官之势以侵劫齐民也，故使市之坐贾视时百物之贵贱而录之，旬辄以上，百以百闻，千以千闻，以待官吏之私续，十则损三，三则损一以闻，以备县官之公籴：今也，吏之私续而从县官公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是吏与县官敛怨于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则不商，商则有罚，不仕而商，商则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罚；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罚，又从而不征，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民将安所措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五也。若此之类，不可悉数，天下之入耳习目熟，以为当然，县官法吏目击其事，亦恬而不问。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宄法以为奸，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昼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则逾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于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后诘吏胥之奸可也。③

对此，与苏洵大约同时的石介深有同感，他说：

国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皆有禁．布绵丝臬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则不禁，民去其君则不禁，男去耒耜则不禁，女去织誑则不禁，工作奇巧则不禁，商通珠贝则不禁，士亡仁义则不禁，左法乱俗则不禁，官有游食则不禁，衣服逾制则不禁，宫室过度则不禁，豪强兼并则不禁，权要横暴则不禁，贿行于上则不禁，吏贪于下则不禁。④

《三山志》则具体记述了福建一地的怪现象：

闽俗诸节最重元日，……自缙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戴或褐笼衫；富民、胥吏，皂衫；农贩下户，白布襤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自三十年以前，风俗如此，不敢少变。又其称呼，士人非实读书，不称秀才：豪门大户，爹呼父，娘呼母，其婢仆或在己下，呼之曰郎君，曰娘：农贩下户，罢呼父．呼母，其党类及在己F，呼之曰叔伯，曰嫂，锱铢甚严，虽骤富骤贫，不可移易。故其名分素定，岁时揖逊俯伏，井井可观。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称呼亦反，是非旧俗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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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② 《旧五代史·安重荣传》。
③ 苏洵：《嘉祐集》卷6，《衡论下·申法》。
④ 石介：《石徂徕文集》卷下，《明禁》。
⑤ 《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

上述唐宋人所感受到的变化，涉及到了等级制的变动、国家法律制度的变动、人心风俗的变动、社会力量的变动．这些变动，如果从现象上看，无疑是“乱”和“怪”．因为，这些变动打破了人们早已习惯的社会状态．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无疑是一种变革．换言之，变是通过乱体现出来：表面是乱．实质是变．这可能是传统中国社会变革的一大特点。

当然，仅仅注意到唐宋社会的变动的事实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探究引起这种变动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唐宋社会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生产力的发展又是怎样引起唐宋社会的变革的呢?

人类社会有两种经济形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历史比商品经济悠久，商品经济的前程则比自然经济远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不断推进，生产越来越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这就必然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乎，在商品经济业已存在的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集中表现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唐宋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商品经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李埏先生尝称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运动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自然经济的退却…。伴随着自然经济的退却①。原来建诸于其上的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必然受到冲击，发生相应的变动。同样重要的是，商品经济以其固有的分化性，引起财富的两极分化，导致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从前引《旧唐书·杨炎传》的记载来看，两税法这个重大的变化之所以发生，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贫富升降已非旧第”。早在数百年以前，司马迁就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奴，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②即，财富力量的崛起必然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组合原有的社会关系．由此，商品经济引起了唐宋社会的变动。

分化性、流变性、竞争性、开放性是商品经济的特点．这与自然经济的凝固性、封闭性截然不同．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所引发的唐宋社会的变动，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反映了商品经济的这些特性．在政治领域，门阀士族衰落，庶族地主兴起。庶族地主靠什么打败了手中握有世袭特权的门阀士族，靠的就是手中的财富。由于财富力量的崛起，庶族地主成为社会上最大的財富拥有者，这样，原来富贵一体的体制再也不能维持，整个社会是“贫富贵贱，离而为四”③，富与贵发生严重分离，处于不断分化之中．唯其如此，靠富贵一体而长期家世不坠的门阀士族自然难以赓续。伴随着门阀士族的衰亡，科举制大兴并取代了过去的九品中正制．对于科举制，我们以往更多地强调它是统治阶级的选官制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实际上，它的产生，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使社会各阶层都有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尽管这种平等竞争极为有限，但在古代那样的等级社会中，它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充分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是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就连在民族政策领域，统治者也逐渐抛弃了过去的和亲政策，转而利用商品经济规律，以“互市”为手段，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出现了签约议和等新的现象．在思想文化领域，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文学由重形式转向自由表达，下层市井文化兴起。这体现了商品经济的流变性和开放性。总之，唐宋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深深打上商品经济的烙印．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这一系列变化．日本学者宮崎市定和欧美部分学者将唐宋时期称之为一个商业时代，言其发生了商业革命，这并非全无历史依据。所以，研究唐宋史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从根源入手，我们主张将商品经济上升到历史观或历史哲学的高度看待它对唐宋社会的影响。这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历史观，这应是唐宋史研究今后进一步拓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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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
六

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经过中外学者数代人的共同努力，唐宋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以新的历史观，进一步推进唐宋史的研究，也非常必要。以商品经济的历史观研究唐宋史，简言之，就是说，唐宋社会的变革是商品经济冲击下原有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研究商品经济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的关系，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视点，开辟一些新的研究路径。鉴于政治领域的研究较深入，这里拟就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三个层面的研究略谈一点看法。

在社会层面，应重点研究唐宋社会的流动．对此，已有学者作了一些探讨．例如，张邦炜发表了《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①一文。文中，他将两宋的社会流动概括为：(一)政治上：“贱不必不贵”；(二)经济上：“贫不必不富”：(三)职业上：“士多出于商”。并指出：“两宋的社会流动以中唐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由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在唐宋之际发生的变革所促成．”社会流动“不仅使得人们的门第观念相对淡化，而且给宋代社会带来了某些生气．宋朝素称‘积弱’，其所以同时又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而著称，无疑与社会流动有关。”但目前对社会流动的分析，主要限于等级制度方面。应拓宽研究范围，研究整个社会各种要素的流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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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从商品经济的视角看待社会流动，它既是一个资源配置过程，又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还是一个各种关系分化组合的过程。宋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不同于以往的新的面貌，就是这些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举例言之，宋代社会租佃契约关系占据生产关系的主导地位。这应是唐宋社会土地，人口等重要资源要素流动组合的结果．对于这样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宋人朱熹描述说：“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生借谷米，及至终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家活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产递相告诫，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①对此，我们过去强调朱熹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为地主剥削佃农辩护。但这段话使我想起了明清苏州纺织业中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二者相为生存”的生产关系。以往，对后者我们过多强调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它与宋代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何其相似。都是商品经济下的一种劳资双方的经济依赖关系。以此理解宋代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就可得到新的认识．据《水浒传》的记载，宋代佃客往往拥立庄主。共同反对官府的统治。对这一现象，按传统的阶级学说，很难加以解释。因为，既然庄主剥削庄客，那么，庄客不应该拥立庄主，而是要反其道而讨伐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业师李埏先生对此作了颇有见地的解释。他说，庄园内部存在矛盾，庄园与外部也存在矛盾。庄客拥立庄主共同反抗官府统治是庄园与外部即官府矛盾激化并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结果．这种解释，在当时阶级斗争理论占思想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见。但如果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依存关系去理解，那么，原因应该是：由于地主与佃户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使他们在经济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走到一起，共向反对官府的统治。这应是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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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

在经济层面，应充分重视产权制度的确立及其效应。商品经济是一种面向市场的经济，它以市场为导向。市场交换要求经济主体对产品具有充分的所有权．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促成私有制的发展和巩固．中唐以后，均田制崩溃，土地私有制不断排挤土地国有制。宋代，政府推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政策，对土地私有加以承认．顾炎武曾说：汉唐之间，民间将土地的占有者称为“豪强”或“兼并之徒”，而入宋以后，则“公然号为田主矣”．①表明土地私有在社会上已得到合法认可。这个过程，也就是产权制度确立的过程．以往，我们注意到了土地私有制主导地位的确立，但没有上升到产权制度的高度加以分析。

不同的产权制度下，经济利益主体的角色、功能和作用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宋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富人”在经济中取得了主导支配地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角。叶适论述道：“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贏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②北宋人苏轼也强调：富家大姓，“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扰，亦非所当去也．”③有鉴于此，宋王朝一改传统的“抑兼并”政策，转而“不抑兼并”．有部分学者过多强调赵宋王朝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因而保护富人．其实，这主要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大势使然．在这种情况下，从佃农方面来说，由于租佃契约关系的确立，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而从地主方面来看，因其经济地位和利益受到承认与保护，也具有生产的积极性。过去．我们常常强调地主不劳而食，其实，它也有关心生产的一面。上引史料说地主向佃农提供种子、耕牛等生产资料和叶适说到的富人虽“厚取贏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由此而来，各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其说是来自生产工具的进步，不如说是来自制度的变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生产力巨大地释放出来，从根本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有力证明了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应高度重视对宋代产权制度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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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2《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② 叶适：《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
③ 苏辙：《栾城集二集》卷8〈诗病五事〉。

产权制度确立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包弼德强调．宋代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地方精英的形成，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精英阶层就是社会中的富人．如果没有富人这个阶层出现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担当主角，就不会有精英阶层的形成。由于富人阶层的形成，社会財富大量向富人阶层集中，相比之下，国家財力就没有汉唐时期那样尤其集中统一．宋代的所谓“积贫积弱”，当与此变化有关。

在思想文化层面，应重点探讨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唐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財富力量的崛起，以及社会求富欲望的膨胀，传统的价值取向受到冲击，开始发生变化。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中，包弼德将北魏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与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作了对比，以揭示两个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差异．据包氏的分析，以颜之推为代表的士家大族，重家族传统和声誉，推崇文化之“学”，而以袁氏家族为代表的宋代庶民地主则从人的实际行为出发，注重实效和伦理关怀．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当时，价值取向的变化突出地反映为宋代功利主义学派的兴起。以陈亮和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反对道学家空谈性命，志存经济，主张经世致用．叶适曾明确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①朱熹斥责他们“专是功利”，说：“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②功利主义学派产生于南宋的浙东地区，这并非偶然。这里，商品经济发展，“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③从功利主义学派兴起的环境来说，它强调功利，无疑就是商品经济注重人性和追求利益的本性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因此，陈亮曾提出“农商相补论”，叶适一反千年传统，从根本上第一次否定重农抑商的思想，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他们的商品经济思想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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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23。
② 《朱子语类》卷122。
③ 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劝学文》》

美国学者包弼德指出，以往我们主要将思想史作为哲学史的范畴来研究。这种研究，使思想文化脱离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变成一种单纯的抽象分析．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其实，价值取向作为全社会的思想活动和精神追求，对人类社会的发廢具有持久的推动力，而且其影响是深层次的，它甚至可以将社会导入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对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根本不可能。①“唐宋特别是宋代，社会价值取向从注重形式转向注重实效和注重功利，它体现了人性的要求，赋予社会发展以新的动力．整个社会焕发出一种新的精神生活面貌．同时，还打破了过去沉闷的思想状态，使社会具有活力并呈现开放的特征．学术文化由重形式转向自由表达就是这种价值观念变化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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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列汉诺夫选集》第2卷。第273页。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主张从商品经济的历史观解构唐宋史，并不是要强调这种历史观的唯一性和正确性，而是旨在提供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视角和途径。假如本文所述能够对唐宋史的进一步研究有一点启发作用的话，那么，就多少达到了本文写作的目的。



附记：由于资料搜集的困难，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重点参考了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第1期)、(日)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商务印书馆编《中国学术》第3辑)，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等文。特此说明并致谢忱。当然，文中如有理解上的错误，概由我本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