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大规模移民，在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经济变迁与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成果①。本文试图揭示南宋移民对城镇市场发展的作用，这种作用的产生与发挥则从不同历史时期移民特征的比较人手进行分析，南宋移民的特征又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中来把握，以期从更大的视野对移民的历史形态及其与经济变迁的互动形成清晰的认识。本文聚焦于移民数量最大的江南地区，以临安的事例具体分析这种作用的深度；在宏观层面上，则从南宋江南市镇兴起的移民动因进行考察。本文在资料运用上也力求有所突破，挖掘了宋史学者有所不及的明清方志中辑录和反映的宋元史实，并利用宋元话本的细节描述。

一，南南宋江南的移民特征

移民具有不同类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经济环境中移民的形态及其作用迥异。移民经济可能出现边缘化、或主流化、或有机融合三种趋势②。在历史上，移民及其后裔容易形成自我封闭性群体，东晋的南迁家族与侨州郡县是其极至。客家人在闽粤赣地区，筑土楼自保，在语言、习俗等方面自我延续。在近代的东南亚穆斯林社会，华侨华人相对独立地发展，强烈地表现于移民及其后裔的内部网络化联系。南宋移民形态与社会经济的制约表现如何呢?

两浙路是宋代经济最为发达之域，形成以杭州为中心的区域市场体系。随着宋廷南迁临安，成为最大的移民接收地，“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③。南宋江南的北方移民为数之巨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移民的迁入不是一次性，而是源源不断的连续现象。这一基本特征已为学术成果所证实。本文要强调的是，与以往的移民潮相比，南宋移民的政府强制色彩较弱，家族共同体在移民中的作用也不强，由此形成自身的特色，进而发挥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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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松弟在《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的辽宋金元时期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全面论述了南宋北方移民及其对南方经济与文化的影响，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则强调了北方文化尤其是开封文化向南方的传播。
② 西方殖民者在美洲，将土著印第安人赶向山林，反客为主，移民经济主流化。欧美唐人街则是一种典型的边缘经济形态，海外华族作为少数民族相对独立于主流社会之中。泰国等地的华族则与当地居民有机融合，华族经济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分割。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


政府强制性迁徙与家族举族而迁，定居后往往形成凝固性与封闭性的经济单位。历史上曾多次迁徙豪强，唐代长安尤为突出。这是一种政府的制度性安排。两晋之交的移民南迁，则往往是举族而迁，筑坞堡自固，东晋政府实行侨州郡县制，以集中安置大部分北方移民。世家大族作为汉魏以来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在迁徙过程中及定居后进一步加强，宗主、豪族与所谓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等逐渐结成不可分割的牢固整体“乡族集团”①。

南宋江南的移民，虽然史载多称“扈从南迁”，但大多不是政府强制性的统一安排；虽然也有举族而迁，但不复为主流形态，移民多以个体与小家庭为单位。白话小说中，南迁者多是小家庭，常见者二三口而已②。这与个体小农家庭经济的成熟与独立性增强相关，同时也与市场的发展相关。个体小农家庭经济体至宋代已趋于成熟，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于个体小农家庭经济体在北方的成熟，家族与庄园的经济功能弱化，已经不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也不再成为移民单位。另一方面表现于个体小农家庭恢复和重建经济体的能力增强，江南现有的经济基础已足以容纳小家庭单位的开发，甚至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不像东晋时期必须以乡族集团为单位才足以进行经济开发。移民抵达后，通过租佃或购买小块土地，就能较快恢复个体农耕经营。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移民的迁徙与谋生。水陆交通与运输工具，沿途市场补给，使小家庭能完成迁徙行为。依靠江南市场的机会与潜力，在城镇内外或交通要冲处启店谋生，或做点小生意，像《夷坚志》中不少此类事例一样，以小本经营也能迅速在城镇市场获得谋生之资。小家庭容易为城市接纳，大家族成员统一在城中安插则要困难得多，因而他们往往选择市镇定居。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除了北方移民之外，来自其他地区的商业移民、谋生移民，以及江南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为数也很可观，尤其是临安等大城市。市场的发展过程，不仅是商品流通的过程，也是劳动力、资本及其所有者的流动与配置的过程，在南宋人口分布、市场格局的大变动中，南方和江南区域内的人口迁移与资源空间配置加强。农业人口中分离出一批工商业者和非体力劳动者，流转各地，寻求谋生之资。例如福建，“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唯闽为多。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阛阓有闽之技艺”③。许多福建技艺人员与商人就来到了江南，特别是临安，发达的市场为他们谋生与营利提供了机会。明清时期引人注目的商业移民，实际上宋代就已开始。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同时与城市化进程相伴随，就是一个农村人口迁居城市的过程，所谓“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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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地理分布》，《历史地理》第八、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第十章第二节。
② 话本《冯玉梅团圆》、《卖油郎独占花魁》、《西湖三塔记》、《错斩崔宁》、《沈小官一鸟害七命》、《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乐小舍拼生觅偶》等，主人公家庭，少则二三口，多则三四口。本文所引话本，出自《宋人小说七种》、《古今小说》等，经考证多源出宋代。
③ 曾丰《缘督集》卷17“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
④ 《宋会要．食货》70之106。


北方移民迁入江南后没有形成家族或政府控制下自我封闭的社群，数量之巨使移民没有边缘化，没有形成与原住民相对隔绝地或相对独立地发展，而是迅速融人当地社会，相当部分进入城乡市场，仰赖原有的市场体系为生，并扩大了市场规模。南方和区域内的流动人口与工商业移民更是如此。在江南，南北习俗与各地文化相互融汇，商品生产与技术共同发展，市场获得进一步发育。流动人口和移民似乎与工商业有着天然的联系①，侨居异地，唯求迅速谋生致富，不惧市场风险，善于捕捉市场机会。还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移民，脱离了原居地的人际氛围与文化环境，脱离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这种环境的观念约束与人际约束，因而有可能自由开放一些，有可能突破传统的制约而形成开拓创新意识②。移民容易突破旧有的框框，生存的压力使他们更具开拓意识与创新精神。

移民的特性及其外部环境与历史条件，决定了移民经济的作用。江南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体系基础，为移民提供了生存空间。江南遭金兵血洗，人口剧减，移民填补空白，迅速恢复了江南经战乱破坏而中断的市场体系。不仅如此，移民的需求与市场活动，宋廷驻跸临安所形成的新的机遇，促进了江南市场的发展，临安城市市场表现尤为突出。

二，移民特性与临安城市市场

南宋江南的移民特性及其作用，在临安的成长进程中表现最为突出。临安堪称为一大移民城市，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都会中，可能最具移民特性。这一重要因素推动了临安经济在战后的迅速恢复，城市市场与市民阶层的发展，并形成独有的特色。临安“建炎及绍兴间三经兵烬，城之内外所向墟落，不复井邑。继大驾巡幸，驻跸吴会，以临浙江之潮，于是士民稍稍来归，商旅复业，通衢舍屋，渐就伦序。”③有人估计移民在临安总户口中的比例甚至高达六七成④。更重要的是，南宋临安移民与上文所论历史上建都或迁都的移民现象有所不同。北方移民之外，其他地区的工商业者与流民及周边农民都涌向这个中心市场来谋生。短期流动人口，包括官员升降，游走商贩，以至行僧道士等，为数亦不少。三年一次的会试。尤为壮观⑤，《夷坚志》与话本中记录着不少应考秀才的趣闻韵事。数量巨大的移民迅速融人杭州市民社会，并且绝大多数都仰赖市场为生，促进了临安市民社会的进一步成长，城市市场进一步发育。

其一，消费需求格局的变化。宋廷驻跸临安，吸引了南下移民汇聚⑥，移民的涌人，填补了战乱人口锐减形成的需求缺失，更重要的是，人口构成的变化形成需求格局的改变，表现于需求层次的提升与需求结构的多元化。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官僚贵族迁居临安，形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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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庆元府象山县市户胡三十太等，“各系经纪小民，赁屋居住开店”。他们显然是外来人口，有趣的是，房东也和房客一样不是本地人，“本县乡里屋主，皆系寄居官户”。(《许国公奏议》卷4“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间钱”)客寓他地的寄居官户，宋人文献中时可见之。
② 话本《计押番金鳗产祸》有一则事例，庆奴和张彬逃亡至镇江，无以为生，庆奴道：“我会有一身本事，唱得好曲，到这里不怕羞，何不买个锣儿，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宜黄人詹度，“业伶伦”，在城外只能“行丐而前”，到城市后，其吹笛技艺获人赏识，有了市场，“白是以技得名，渐亦温饱”。(洪迈《夷坚三志壬》卷4“陶氏疫鬼条”)
③ 曹勋《松隐集》卷3l“仙林寺记”。
④ 吴松弟(20001 577)。吴氏据《系年要录》“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之二三”，推断十之六七为移民，恐难成立。一则史料显系夸张，一则战乱后有相当部分应为原居民回归。
⑤ “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俗语云‘赶试官生活’，应一时之需耳。”混补年更多，据称达十万之众，还不包括几乎同等数量的随从。(《梦粱录》卷2“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
⑥ 话本《单符郎全州佳偶》说，百姓从高宗南渡者，不计其数，皆散处吴下。闻．临安建都，多有搬到杭州人籍守插。


水平消费需求。除了皇室之外，移民中“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①，周边地区迁入临安的一般也都是各地的富有家庭，这些富有阶层，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尤其是高消费，从而推动奢侈品、高档商品和娱乐享受服务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各地不同消费习俗的人口，形成不同的消费需求结构，最为明显的就是，为数巨大的南迁北人，带动了面食消费的剧增。消费需求格局的这些变化，推动了商品市场、服务市场的发展，也吸引了商人资本的流入。

其二，商品市场与服务市场的多样化发展。商品市场的多样化，除了原来稀见的面食类商品成为大宗商品之外，其他北方的风味产品与特色商品也为数不少。牛羊乳及制品出现，丝织品、服饰、陶瓷、肉、酒等品种都有所增加。临安还有北方移民以其特有技术，卖冰为生的事例，“北人冰雪作生涯，冰雪一窖活一家”②。

服务市场的多样化表现更为明显，因南北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而多姿多彩。大量的北方移民，使得北方尤其是东京的文化娱乐成果南传，成为移民带给杭州的文化大餐，大大丰富了文化娱乐与服务市场③。饮食业最为人津津乐道，开封的名食名店，各地的小吃名点，在临安随处可见。街头吆喝，小贩叫卖，勾栏表演，瓦舍娱乐，汴京话声声入耳。北方移民传来的神祠庙宇④，带动了相应的祭祀活动与庙会交易。除了北方风俗南传，移民在杭州也兴起一些新的文化习俗。如杭州中元节有接祖之举，就是因为移民无从到祖宗坟茔祭祀，逐渐相沿成习。移民本身的悲欢离合与谋生创业，成为临安瓦舍勾栏中说话等曲艺表演道不尽的题材。话本《冯玉梅团圆》中徐信与刘俊卿在战乱中的“交互因缘”的悲喜剧，《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汴梁六陈铺主莘善父女的曲折经历，等等，无不使人一洒同情之泪，与主人公共悲欢，尤其吸引众多的移民成为忠实的听众。北方移民之外，其他地区的移民也带来了各自的社会风俗与文化。地方曲艺汇聚临安，如福建鲍老达三百人、四川鲍老亦有一百人。源自温州等地的南戏，也流传临安。深受杭州市民喜爱的济公和尚，就是一名来自天台山的外来和尚⑤。杭州成为其各地文化之集大成者，南北混杂，斑斓多姿，异彩纷呈，娱乐服务市场富有生机。

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也引人注目。为数众多的移民，辗转来到临安后，一贫如洗，除了出卖劳动之外，他们无以为生，从而为临安市场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动力，为外来的商业资本提供了充沛的雇佣对象，并降低经营成本⑥。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之兴盛尤赖于此。在杭州，人力婢仆、歌童舞女都有专门的官私牙嫂中介雇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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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辛巳条”。叶适亦谓“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叶适集．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
② 吴松弟(1997)，诗出杨万里《诚斋集》卷18“荔枝歌”。
③ 建康府城亦类似，“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衒)讴歌，尚传京城故事，……习气大率有近中原”。(至正《金陵新志》卷8)
④ 临安东岳庙就有3处，东岳诞辰节庆热闹非凡；二郎祠就是东京的清源真君祠；惠应庙，在城中者4所，即东京显仁坊皮场土地神祠。见咸淳《临安志》卷73“外郡行祠”。东岳诞辰节庆还见于周密、吴自牧诸书。
⑤ 许尚枢《济公生平考略》，《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
⑥ 雇工稍有不慎，就会面临解雇。如面食店中的“行菜”，“或有差错，坐客白之店主，必致叱骂罚工，甚至逐之”。(《梦粱录》卷16“面食店”)


其三，商业移民与商人资本的注入。商业移民十分突出，北方移民中富商大贾不少，许多的汴京著名店铺，都以旧名在临安重新开业①。南方其他地区的商业移民与流动人口更为可观。临安凤凰山因客商云集，习称“客山”：“杭州富室多是外郡寄寓者，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②仰山二王庙，祀神出自江西袁州，它是随着江西至杭州的木材贸易传播而来的。徽州商人、福建商人是杭州人数最多的两大外地客商，徽州婺源灵祠，在杭州有7个行祠；福建自南宋流行的天后信仰很快传播到杭州，并设有顺济圣妃庙及其行祠③。这位外来的海洋女神林氏，其影响后来似乎超过了本地的海洋(男)神冯氏(同样有顺济庙)，反映了外来的福建商人在临安尤其是在海洋运输贸易中的影响之大④。商人资本伴随商业移民流人，促进了临安市场的兴盛，尤其是临安与外地的经济联系。

移民迅速融人杭州市民社会，并且绝大多数都仰赖市场为生。他们离乡背井，渴求文化娱乐生活，其旺盛的需求促进了杭州文化娱乐市场的发展。除了富豪显宦外，一大批工商业主(店主)和经纪(小生意人)等商业移民，为临安市场的繁荣提供了资金、技艺和从业人口，丰富了娱乐市场的消费需求与服务供给。杭州继承北方文化尤其是开封文化，兼容各地移民带来的文化成果，成为其各地文化之集大成者，南北混杂，斑斓多姿，异彩纷呈，服务市场富有生机。可见，与移民相伴随，临安消费需求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商业资本流人，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活跃，廉价的劳动力降低营运成本，商品市场与服务市场都有显著的发展。

三、移民与南宋江南市镇的发展

移民对江南城镇市场的影响，论深刻以临安最为突出，论广泛则辐射及相当多的市镇。以断代研究之所囿，宋代文献资料之不足，宋代市镇的时代特征与发展历程的研究仍不够清晰，遑论移民的作用。所幸明清江南地方志文献丰富，包含了不少今存宋代文献所佚的珍贵史料，对宋史研究而言值得深入挖掘，而且从宋代开始延续到明清的通贯性记载，有助于把握市镇演进的历史脉络与宋代市镇的历史地位。笔者翻检明清方志，特别是乡镇志，不惮繁复加以论列，或于同仁有益焉。

移民对江南市镇发展的作用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移民在村落或市镇落脚后，利用原有的市场基础，个体经营迅速恢复，市镇随之获得新的成长契机。濮院镇，北宋为一草市，高宗时，曲阜濮氏扈从南下卜居于此。南宋时“农桑、机杼之利， 日生万金，四方商贾云集，遂置镇”⑤。湖州新市镇，周围物产丰富，原有陆市，后为交通更为便利的水边新市取代。宋廷南渡，衣冠鳞集，继而建镇⑥。明清时地据两省三府七县的乌青镇，其繁盛始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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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自牧、周密诸书均有记载，白话小说中亦有反映。其他城市亦然，如话本《碾玉观音》述，潭州有人挂上“行在崔待招碾玉生活”的招牌。
② 吴自牧《梦粱录》卷30。
③ 咸淳《临安志》卷73“外郡行祠”。《梦粱录》卷14亦录之。
④ 祭祀冯氏的顺济庙，事见咸淳《临安志》卷71“山川诸神”。
⑤ 《濮川所闻记》卷1、卷4。又据《桐乡濮院镇志》，濮院镇之成为丝绸名镇，肇始于高宗时驸马濮风迁居于此，经营蚕织。
⑥ 正德《新市镇志》卷1；嘉靖《德清县志》卷1。


民的经营，“青镇与湖郡之乌镇夹溪相对，民物蕃阜，第宅园池盛于他镇，宋南渡后士大夫多卜居其地”。南宋时渐由草市发展成市镇，“市逵纵横，尤称富丽”①。因“江淮流民避地，税物经过，偶有增羡”，额定商税由年1．57万贯，增至4。4万贯(后减额仍达3．1万贯)②，成为南宋最大市镇之一。商业移民对商道市镇的作用亦可见诸记载，港口澉浦镇在南宋盛极一时，就与福建商人的活动相关③。

第二，移民大量定居，人口增多，市场需求增加，开张或扩建交易设施，推动了新的市镇的建立。苏州元和县周庄，南宋时北人侨居，人烟渐密，元末沈氏自南镇徙人，始辟为镇。湖州更为突出，同治府志所载就有：菱湖，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双林，“宋南渡时聚商，名商林”。还有几个聚落也是在南宋开始了作为镇的阶段性发展，连市，又称练市、或琏市，宋南渡设酒坊以课税。长兴县和平乡，宋设税务及犒赏酒库一所。该县四安镇，“宋设监镇一员，以京官为之。又犒赏酒库一所”。南浔，宋高宗时止称浔溪，理宗淳祐末立为镇④。设置税收机构，或派出官员，表明此类乡村都因移民的开发而开始或已经具备置镇要素。

尤其是一些大家族迁居后，在扩建市场设施、发展市场交易方面更具优势，更有效地利用江南发达的市场网络。马陆里自宋陆秀夫长子南大与马氏共居于此后，“市廛渐以稠密，元明以来由邨成镇”⑤。杨行，宋时“有杨(垕)从高宗南渡，卜居于斯，工于会计，代客卖买，诚一无伪，商民共信而咸集，就成市焉”⑥。鄞县小溪镇，“宋绍兴中，北客多乐居之。魏文节公结圃墅，与大粱张武子为诗友，其他如安仪同、孙、王尚书相继卜筑”⑦。

第三，江南市场格局在宋廷驻跸临安后政府需求的刺激下有所变化，一些聚落获得新的发展契机，特别是运河的地位与功能加强，沿线一批交通运输型市镇成长起来。杭州临平镇与秀州崇德县之间有座长河堰，为行旅羁留之所，在其附近，北宋有修川市，筑长安堰，南宋其地理位置更为显要，遂置镇，因堰以名。常州奔牛镇，“白天子驻跸临安，牧贡戎贽，四方之赋输，与邮置往来，军旅征戍，商贾贸迁，途出于此者，居天下十七，其所系不愈重哉”⑧。奔牛镇和附近的吕城镇，仅“脚船、脚夫平生靠运米以谋食者”，就逾数百家⑨。临安府的长安镇、汤村、临平等镇市，都因南渡人口的迁入而繁荣。《梦粱录》说：“临平、汤村等镇市，因南渡以来伉为行都，二百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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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乌青镇志》卷2；《乌青文献》卷1。
② 《宋会要．食货》卷19“商税”，“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臣僚言”。
③ 澉镇百医灵祠，奉闽中吴真君，开禧三年“闽商绘像传塑，俱祈病者，甚验，匹方咸集”。该镇另有广福庙，所祈之神，亦有泉州之风。(海盐《澉水志》卷5“寺庙门”)
④ 同治《湖州府志》卷22之1“舆地略村镇”。
⑤ 嘉庆《马陆里志》卷1“疆域”。
⑥ 嘉庆《杨行志》卷4“凡例”。
⑦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鄞县小溪巡检司记”。
⑧ 陆游《渭南文集》卷20“常州奔牛闸记”。
⑨ 黄震《黄氏日抄》卷72“回申再据总所欲监钱状”。


南宋成长的江南市镇，大多数至明清延续着南宋奠定的市场基础与发展势头，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历史演进脉络，显示出经济地理布局上较强的合理性，表明市镇演进的历史连贯性和持久的生命力。但也有不少明清时衰落下去，因为南宋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不再具备。大多为自然地理的沧桑变化所致，水陆变迁，亦或由天灾人祸造成，有的则是因为市场格局的变动，凡此都显示出市镇发展的曲折性与脆弱性。吴江县(庉)村市较典型，据村志载，宋时因移民定居而兴，明时则因居民移出而衰。该村市唐时即盛，宋“南渡寄居于此地者千余家”。明初居民迁徙，地多闲旷，乃易市为村，有前后二村。有的市镇则在竞争中被淘汰。厂头镇，“在宋元时代亦一巨镇。……父老传言，当时商埠之广袤较胜于真如。迄如今不过四五百年间，仅存二三店肆，无异村落。”明清时被附近的真如镇所代替①。有的宋代名镇，虽然不完全是因移民而兴，但显然不无关联，明以后亦趋于衰退。青浦大蒸镇“宋元时人烟稠密，明时遭倭寇，市遂衰落”。小蒸镇“自宋元以来人文蔚起，为一邑望。铺户毗接，商贩交通。国朝道咸以来，河道淤塞，市廛日衰。粤贼焚掠，更非昔比矣”②。月浦“相传建于宋，盛于明，衰于倭变”。由于自然地理变迁，一些商道市镇特别是海港市镇凋敝。与月浦相隔六里有黄姚镇，为宋之名港，“已没人海，亦不知没于何时”③。嘉定县钱门塘，宋嘉定十年设嘉定县后即为一大镇，人烟稠密，街巷纷歧，元明两代时规模渐小，改称市④。澉浦镇，“自南宋以来，为吾国重要之海口”，明代，“人情事变与前代大异，盖自禁筑城，官兵守御，利源既绝，往迹俱非，不见异物，也无外慕”。水道湮塞，缺少疏浚而淤浅。⑤这些市镇的沧桑变化，显示出南宋移民作用与市场环境的特殊性，某些市场促进因素明清时期不复存在，或者格局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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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国七年《真如里志》“真如商业概况”。
② 宣统二年《蒸里志略》卷1“镇市”。
③ 《月浦志》序。
④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1“市集”。又载：“钱大昕曰：俗所谓小钱门塘者，宋元以前，北水深通，居民鳞比，商贾辏集。宋时实税务于此。”今衰落。
⑤ 嘉靖《续澉浦志》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