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淮浙钞盐史的序幕，在高宗称帝前已经揭开。《宋史·张悫传》说：“高宗为兵马大元帅，募诸道兵勤王，悫飞挽踵道，建议即元帅府印给盐钞，以便商旅。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张悫曾担任计度都转运使。他颇“善理财，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宋史·张悫传》）当时另一位发运使梁扬祖也说：“昨来兵马大元帅府”，“印卖东南、北盐钞引。”（《宋会要·食货》32之19）这“兵马大元帅府”，是靖康元年（1126）闰11月在河北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建置的。第二年正月，移至东平（今山东郓城）；4月，又移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大元帅府卖钞换钱的办法，本来是高宗即位前为应付急需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高宗即位以後，在金军追逐下东逃西窜，竟过了十几年的流亡生活。於是，这权宜之计，居然变成了惯用的手段。

为了躲避金军的追逐，高宗和孟太后等曾逃经多处——先後至扬州、镇江、建康（江宁）、越州、明州、温州、吉州、杭州等地。这些地方，都一度光荣地被称为“行在”和卖钞中心。其中，除明、温州外，其余六处都作过中央专卖机构——榷货务的设置地。

南宋朝廷的第一个中央专卖机构，设在真州（今江苏仪徵）。那是高宗应天府称帝之初；汴梁的金兵虽解围而去，北方的商业交通却仍未恢复。而根据当时发运使及提领措置东南茶盐官梁扬祖的报告，真州恰处於“两淮浙江诸路商贾辐辏去处”。於是，由梁扬祖“即真州置司”（《要录》卷17）。这一专卖机构的名称，先为“提领措置真州茶盐司”，後来改作“真州榷货务”（《宋会要·食货》32之20）。真州榷货务建立之际，虽然宣布停止大元帅府印钞卖引，但汴京当初发行的淮浙盐钞，仍继续流通着。这些京钞，无异於新朝廷的一张张债券。为了通过真州卖钞而直接获得较多的现钱，高宗於建炎元年（1127）六月十六日下令，将淮浙盐场的海盐，分为两半，一半支付给真州钞客，一半支付给持京钞者。其中，每天支发京钞的盐数，不得超过支发真州钞的盐数（《宋会要·食货》25之31）；又规定从七月十五日起，“真州钞止用见钱入纳”。（《宋会要·食货》32之20）

南宋朝廷的第二个专卖中心，设在扬州。建炎元年秋冬，金军大举南侵。宋廷臣僚在迁徙方向上发生争执。争议结果，是右相黄潜善一派得胜；主张西徙抗战的李网，则被罢相。高宗登舟向扬州逃窜。高宗既以扬州为行在，便又让该州通判开始印钞出卖，并根据黄潜善的建议，鼓励商贩淮南钞盐，售往原东北盐销区，条件是每袋添纳二贯，作为“借路钱”（《宋会要·食货》25之31）。扬州离真州极近——“止五十余里，又水陆相通”。（《宋会要·食货》55之25）虽真、扬“两处出卖钞引”，商旅却“尽赴行在，兴贩物货”。真州榷货务的存在，实际上已失去意义。所以，从建炎元年底至次年正月，将真州茶盐司移入扬州置局——“并真州榷货务都茶场於扬州”。（《要录》卷12）其“印卖钞引，并为一司”。不论是真州“已造下”的钞引，抑或是“扬州通判见卖钞引”，都改由扬州新的“行在榷货务”“衮同招诱出卖”（《宋会要·食货》55之25）。

继扬州之後的第三个专卖中心，是建康府——建炎三年（1129）五月前，称为江宁府（今南京市）。这一榷货务的初置时间，是建炎三年二月十五日，也就是高宗从瓜州仓猝过江，并以建康作“行在”之际。用当时骗人的官话说，是“近缘巡幸，已降指挥，分立一司，就江宁府召人算请茶盐。”（《宋会要·食货》32之21）

继建康或江宁之後的第四个专卖中心，是越州（今绍兴）。史籍虽未明载越州置务的时间，但金军过江和赵构逃至越州，在建炎三年十月（《要录》卷28）。那年十月二十五日的诏令也宣布：“客人愿於行在送纳见钱，或用金银算请钞引者，听。仍令提领司措置受纳，限日下给公据、或合同递榜前去。令杭州本场候到日下算给钞引。”（《宋会要·食货》55之25）这里说的“行在”，已指越州。越州创立“行在榷货务”，上距建康务场的设置，仅晚七个月。商人们手捧盐钞才离江宁，该城已被金军攻破。商人们在越州刚买到新钞，金人的铁骑又赶到越州。建炎四年（1130）正月，高宗逃至明州（今宁波），又一度跨海遁迹，或驻足台、温一带。钞客们也纷然聚向浙东支盐。一时投向温、台州的盐钞，足须那些盐场攒盐两三年才能支够。既然淮浙海盐已陷入兵燹战火之中，而印钞换钱的事，又须臾不可停顿；於是，高宗破例开放闽广钞盐进入淮浙盐区。其办法是，商人们在越州交钱买钞，去广东、福建支盐，贩至江浙荆湖来卖；或者，每袋交纳3贯“通货钱”，办理浙钞的“转廊”手续——“令行在榷货务换给新钞，赴闽广算请”。（《要录》卷31）有时，甚至允许用粮食换钞（《宋会要·食货》26之7）。

继越州之後，第五个专卖中心，是杭州——当时已升作“临安府”。建炎四年四月，金军撤离浙江，渡江北去。高宗从海上返回越、杭，下令将越州行在榷货务的官吏，分一半至临安“置司”（《要录》卷32）；後来又宣布废越州榷货务（《要录》卷36）。但实际上，越州与杭州两个榷货务并存的局面，仍维持了一个时期（《要录》卷48）。

真正取代越州务，又与杭州务并列的专卖中心，是建康。绍兴二年（1132），高宗从越州移驻杭州。宰相吕颐浩与秦桧，准备实行内外分工制。负责军务的左相兼枢相吕颐浩，拟在建康设置江淮荆浙诸军事都督府。於是，下令越州务场，移於建康府置局，并限三天办理结帐和转移等事项（《宋会要·食货》55之26）。建康府，原是南宋第三个专卖中心所在地；如今，又成了与杭州并列的第六个专卖中心。

南宋朝廷的第七个专卖中心，是镇江。绍兴三年（1133）四月，吕颐浩的都督府移往镇江，要求建康的务场，也相应移至镇江置局（《要录》卷64）。但是，镇江驻军纪律不好，钞商的钱财往往被人攘夺。所以，建康残留的务场，照旧“给卖钞引”（《宋会要·职官》27之50）；而且，与镇江、杭州务场相并列，形成三个专卖中心共存的局面。吕颐浩在绍兴三年九月罢相。至绍兴五年（1135），张浚以右相出任都督，希望在真州聚集钱财（《要录》卷87；卷114）。於是，下令将镇江务场的一部分官吏，分到真州“别置务场”，以便在该处专门办理出卖楚州盐钞的业务。“其镇江府务场，依旧存留看管，不得损坏”（《宋会要·食货》55之27）；实际上，与真州务并行卖钞（《宋会要·职官》27之50）。真州原是南宋初第一个榷货务所在地，这时又变成了第八个专卖中心。至此，南宋已出现四个专卖中心同时并存的局面。不过，真州务似绍兴七年（1137）废罢（《要录》卷114）。所以，继续保留下来的专卖中心，只是杭州（行在）、建康和镇江三处。其中，行在、建康两务，後来又在真州设置卖钞库（《隆庆仪真志》卷3）。直至理宗嘉定年间，真州才又设卖钞司，与三务场并列（《宋会要·食货》28之54）。

上述以经销淮浙盐钞为主的榷货务，是随高宗逃遁路线沿途设置的。此外，南宋朝廷还有另外一部分——包括孟太后为首的六宫眷属及“非预军旅之事”的“省部百官”等，走别一条路线往江西逃难（《三朝北盟会编》卷130）。南宋朝廷这后一部分的开销，主要也靠沿途卖钞。其卖钞地点，如洪州、吉州、虔州等处。吉州榷货务的“职事”，曾一度以发卖广东盐钞为主。商人在该处购置钞引，赴广东支盐，在广东本路或荆湖南北、江西吉州、南安军等处住卖。绍兴五年（1135）11月，吉州务随广盐政策的改革而废罢（《宋会要·食货》55之27）。

由於被称为“行在务场”的专卖机构较多，常常彼此混淆，难於区别，绍兴二年就它们的名称作了新的规定，象镇江、吉州等榷货务都茶场，今后一律叫作“行在场务某州某府置场务”（《宋会要·食货》55之26）。

兹将南宋初榷货务的设置、移徙情况，列表如下：（见下页）

二 建炎至绍兴初的钞法十变

南宋初的钞法，曾屡变不已。据李心传说，自渡江至绍兴五年，“盐法五变”。他列举这五次变化的时间如下：“建炎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改钞法。绍兴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又改。十一月十七日，又改。今年（绍兴四年）正月五日，又改。通今改（绍兴四年九月十七日），所改凡五色。”（《要录》卷80）从今天看到的史料来分析，李心传的统计或许还可补充——从南宋立国到绍兴五年秋季，淮浙钞法至少改过十次。

南宋初榷货务设置移徙表

置务地点 置务时间 移废变迁情况
真州 建炎元年(1127)5月初置 建炎2年(1128)1月移扬州
绍兴5年(1135)3月再置 绍兴7年(1137)废弃
扬州 建炎2年(1128)1月 建炎3年(1139)废
(江宁) 建炎3年(1129)2月 一度移越州;
建康 绍兴2年(1132）闰4月 长期保留
越州 建炎3年(1129) 建炎4年(1130)4 月部分移临安, 后废
临安 建炎4年(1130) 长期保留,称行在榷货务.
镇江 绍兴3年(1133)4月 绍兴5年(1135)部分移真州，长期保留
吉州 绍兴5年(1135)11月废罢

南渡以来的淮浙钞法，始定於建炎元年（1127）五、六月间，即真州设“措置茶盐司”并发卖盐钞以後。该司的提领官兼发运使梁扬祖，曾奉命“措置”东南茶盐法。他“措置就绪”的政策，大体上与蔡京政和钞法接近：“茶法，自政和以来，许商人赴官买引，即园户市茶，赴合同场称发。淮浙盐，则官给亭户本钱，诸州置仓，令商人买钞算请。每三百斤一袋，输钞钱十八千”（《要录》卷17）。关於“商人买钞算请”的方式，这年六月十六日和七月六日的敕令，都作了规定。六月十六日的敕令说：“真州钞引，止用见钱入纳。自今年七月五日为始。”（《宋会要·食货》32之20）该敕令还要求各盐场按对等的“分数”率支付真州新钞和汴京旧钞盐：“以十分为率，内拨五分，支真州钞；五分，在京钞。其每日所支盐，在京钞虽多，不得过日下合支真州之数。”（《宋会要·食货》25之31）七月六日的敕令，比六月十六日的规定稍事灵活：“若盐仓有客人，同日算请真州并在京钞，即合遵依各支五分指挥。如或其日无真州钞，只有在京钞算请之客，自合不限分数，算请京钞。”（《宋会要·食货》25之31）真州钞与在京钞的支盐“分数法”，实际上是对旧京钞的兑现能力作了限制——就淮浙盐仓每天的支盐量而论，旧京钞一般仅能兑现一半。尽管旧钞的使用，尚无法定的贴纳和对带条件，毕竟它们是被延期支兑了。

南宋淮浙钞法的初变，是暂“许淮浙盐入东京，每袋纳借路钱二千”，与该东北盐销区的海盐“相兼货卖”。当时金军已再度南下，“滨海盐道不通”，而宗泽领导的东京保卫战即将开始。这一政策，原由吴直夫倡议，後经户书黄潜厚另行规划，提出在“行在”交纳“借路钱”的条件，於建炎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确定。〔1〕

南宋初第二次改变钞法，是由淮浙盐仓滞支引起的——其中包括在京旧钞的积压，和支盐机构工作效率衰退等原因。这次改变，发生在建炎二年九月。其主要内容，是改革支盐机构和调整包装制度，即废弃政和以来的“州仓”法。关於这次改变，我们後面还要另说。

第三次改变淮浙钞法，在建炎三、四年。其内容，是对买钞手段的限制逐渐放宽。建炎三年（1129）十月二十五日的诏令，鼓励商人在越州买钞。其入纳手段，已不像真州那样只限於“见钱”，而包括“见钱或用金银”（《宋会要·食货》55之25）。只是，需办理“召保给据，及报榷货务都茶场籍记拘收”等手续（《宋会要·食货》26之7）。建炎四年（1130）五月十四日的规定，又一度允许商人在各地“从便入纳米斛”，按和籴价“出结公据”，然後，“执赴榷货务算请盐钞。”（《宋会要·食货》26之7）

第四次改变钞法，是从建炎四年起，一度开放福建、广南海盐和蜀井盐进入淮浙盐区；淮浙盐入东京的政策，则因“道路不通”而废止。前已述及，建炎四年正月，以孟太后和六宫为主的宋廷一部分逃往江西之际，虔州、越州先後出卖广钞和闽钞。二月间汴京失陷前后，“诸色人自京师带到钞引”，纷然聚往高宗驻跸的浙东盐仓场。於是，该月甲午（21）日，开始在越州办理浙钞换广钞的业务。其贴纳“通货钱”，比淮浙盐入东京的“借路钱”多一贯，即增纳3 贯（《宋会要·食货》25之34至25之36）绍兴二年九月，又放行夔州路大宁监盐进入湖北和京西（同上，26之2）。只是，所有进入淮浙盐区的广、蜀盐，均为弥补淮浙盐不足而用。一旦淮浙盐复通畅，这些外盐又停止行销。这类情况，曾不止一次地出现。

第五次改变钞法，是绍兴二年九月吕颐浩、张纯主持的改革。这次改革，内容比较广泛。就钞法而言，则主要是废弃对带法，改行贴纳法：“诏：淮浙盐，每袋令商人贴纳通货钱三千。已算请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陈，如私盐律。”（《要录》卷58）“通货钱”，本来是专为在淮浙盐区兼贩广盐而设立的，如今变成该盐区内普遍增添的一部分钞价——增长後的钞价，已为每袋21贯；而且，对业已支盐而尚未售尽的盐商，又是那样苛刻。所以，这则诏令一颁布，舆论便为之大哗。右谏议大夫徐俯上疏说：“立法太峻，於人情有未顺。恐天下之人谓陛下为利而不恤！”他建议考虑海道运盐之艰难，和商盐寄存等复杂情况，放宽期限，并允许以抵押盐货而纳息的办法，补足这笔贴纳钱：“乞转由海道之盐，俟到州县日为始；寄顿邸肆之盐，俟盐主到日为始。自是之後，钱有未足者，许质盐於税务，而宽其期。”徐俯的建议，後来被采纳。这年十月，高宗又降旨：“诏各展十日。如钱有未足，听商人於官司质当，取息三分。”（《要录》卷59）而下一个月，又要求吉州务出卖广钞，也“增贴纳钱如淮浙例”（《要录》卷60）。

第六次改变钞法，是恢复“分数”法。吕颐浩原以为“对带法不可用，乃令商人输贴纳钱”——大约是一律换给新钞或某种公据，统一使用。然而，实际上，新旧钞的差异是不可泯没的。他的贴纳法，并未解决旧钞的滞支问题。一个半月之後，他又不得不接受户书黄叔敖的意见，“复以分数均定，如对带”。十一月十七日的诏令说：“淮浙盐场所出盐，以十分为率，四分支今降指挥以後文钞，二分支今年九月甲申以後文钞，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钞。”所谓“今年九月甲申以後文钞”，指贴纳通货钱的文钞。“今降指挥以後文钞”，则指绍兴二年11 月17日以後的盐钞。这新钞是否照旧贴纳，没有明说。但从它与“今年甲申以後文钞”区别对待，并仅支“二分”来看，可能未输“贴纳钱”。换句话说，十一月七日以後的文钞，似乎又取缔了“通货钱”——钞价复为每袋18贯。

第七次改变钞法，是再度调整“分数”法：“十二日，三省言：淮浙盐场日收盐货，见以十分为率，分作三项支遣。内，一项，系四分，支全新文钞。见今客人算请，诸场支发，别无阻隔滞留。二项，系四分五厘，及一分五厘之数。支发日久，见在钞数渐少，理宜措置。欲乞榷货务自今来指挥到日，许客人指定於逐场前件三项支盐分数内，从便算请。从之。”〔2〕这则资料中所说的“四分支全新文钞”，是指40％的盐，用来支付那些并无搭带而全持新钞者，另外“四分五厘及一分五厘”，大约是对前次“四分”与“二分”比率的调整，即将搭带“九月甲申以後文钞”者缩减5％，搭带“建炎渡江以後文钞”者，扩支5％。

第八次改变钞法，是绍兴四年（1134）正月再行贴纳法。当时的宰相是朱胜非。这年正月5日（乙卯）的诏令说：“榷货务见卖淮浙盐钞，每袋於钞面前上添钱三贯文省，通计二十一贯文。数内掯留钱，除旧数外，更行掯留六百足，於盐场送纳，充再添盐本钱。其贴纳钱，令本州军类聚，候及一万贯，赴行在榷货务交纳。”（《宋会要·食货》26之21）这里提到包括“贴纳钱”在内的钞价时，称“通计”21贯文，或“通旧为”21千。可见绍兴三年的“旧”钞价，为18贯。这就为上文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曾取缔贴纳钱的推断，提供了新的证据。

第九次改变钞法，是绍兴四年九月再度取缔贴纳钱。正月再行贴纳法之诏颁布後，商人们大约采取了抵制态度——“入纳迟细”，买钞量锐减，於是，高宗不得不在九月戊申宣布：“诏减淮浙钞盐钱每袋三千”，“依旧作一十八贯文”一袋；并“令诸场对支新旧钞各半”。（《要录》卷80；《宋会要·食货》26之21）

第十次变动钞法，是绍兴五年（1135），在原“对带”不变的情况下，开放新的“入纳”法，实施“二法兼行”的双轨政策。新的入纳，是按比例购买“出剩浮盐”，即“加以出剩，立为分数，许入纳不对带”（《忠正德文集》卷8；《中兴小纪》卷19）。绍兴四年以来淮浙钞法的改变，据说与赵鼎有关。赵鼎是解州人，旧史称誉他为“中兴贤相”（《宋史》卷360《赵鼎传》）他这时正作枢相，尚未正式拜相。他的治盐原则有二。正如当时臣僚所说的——“信守法令，使商贾不疑；存恤亭户，使衣食不缺。此二者，本也！”（《宋会要·食货》26之25）李心传《要录》徵引他的《事实》说：“自南渡以来，国计所赖者，唯盐。每因缺用，则改新钞，以幸入纳之广。第苟目前，不知利权悉为商贾所持。去年冬，鼎请立对带之法，商贾听命，而盐法遂为定制。除去积年之弊。加以出剩立为分数，许入纳不对带。二法并行，出入有常，源源不绝。始不为巨滑所制矣！”（《要录》卷80）李心传述史至此，也说：“自渡江至今，盐法五变，而建炎旧钞支发未绝。乃命以资次前後，从上并支焉。”（《要录》卷80）

不管是“五变”，抑或是“十变”，南宋初年的淮浙钞法，总以多变为特徵。即使到绍兴五年以後，亦未尝绝无变化。不过，大体上说，从建炎初，至赵鼎的对带与“入纳不对带”二法并行政策以後，淮浙钞法由多变渐趋於稳定。绍兴中後期东南盐利的迅速增长，与此转折不无关系。绍兴六年六月的一天，已经拜相的赵鼎，兴高宗有一段对话。他告诉高宗，刚刚接到张浚的来信，说“建康入纳盐钱甚盛”。高宗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沿路既安，商贾放心往来”。赵鼎强调说：“亦缘久不变法。”高宗同意道：“法既可信，自然悠久。”李心传著录这段对话後，补充解释了一句：“盖自立对带法，二年不变，故比常岁增也。”（《要录》卷102）赵鼎以来的绍兴盐法，後来被称为“绍兴旧法”。绍兴二十一年（1151）八月，宰相秦桧综合各项政策，汇编了《重修江湖淮浙京西路茶盐敕令格式》，共计260卷呈上。南宋淮浙盐法，至此正式成书。宋高宗兴奋地说：“是书纤悉备载，若能遵守，久远之利也！”（《要录》卷162）

三 州仓法与场支法的交错反复

南宋初淮浙盐法的频繁变迁，不仅表现於专卖中心的转移分散和支盐方式的反复更易，而且，还表现为旧支盐机构——州仓的几度兴废。商人的钞盐，究竟是由州仓支发好，还是在买纳盐场就地支付好些？在当时，这曾是人们激烈争论的重要课题。由此而带来的州仓兴废，仅高、孝两朝就不下五次。

第一次废州仓，在建炎二年。这次支盐机构的改革，是由卢益、吕颐浩对州仓法的尖锐批评导致的。卢益时为兵书，吕颐浩为户书。根据他们的批评，政和以来蔡京创立的州仓法，至少有如下弊病：一是支盐设立州仓，增置机构和人员，开支浩繁——包括监官、押袋官及吏人在内，“诸州盐仓官吏、役夫无虑百余人，廪给之费，不知其几何也！”二是场仓之间搬运，造成人力和时间上的浪费。“所有般运一事，最为劳扰，仍更迂缓”。“打造舟船，招置兵梢，费用不资”，“每一仓数网，一网官吏与夫兵梢之费，又不知其几何也！”“官船不足，又须和雇，拘占民船，骚扰不一。兼兵梢沿路侵盗，复杂以为滥之物，伴和送纳，无由检察，为害不细”。三是仓吏贪赃舞弊，滞支钞盐，影响财政收入。“出纳之际，上下邀阻，待贿而行。”“般发稽留，支请不继。客人积压资次，动至数月”。（《宋会要·食货》25之32）
在两位尚书的攻击下，高宗於建炎二年9月5日降诏，宣布停止各地州仓的支盐工作，淮浙钞盐的支发，改到买纳盐场进行——但并非由盐场买纳官兼任支发，而是“盐场支发、买纳，仍旧分为两处。”盐场多而仓吏少的州郡，则另外“选官贴差”。

与支盐机构改革相联系的，是钞盐的包装制度。当时为盐袋而颁降的指示，还不止一次。《中兴会要》载录说：“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提举淮南东路茶盐司言：就场支拨客钞盐，系依旧用袋给受。其袋法，前後所降朝旨，与未置州仓已前降法，多有不同。除已遵依今降指挥参照，如与袋法所降指挥不妨者遵奉施行外，若有相妨，即依袋法已降指挥。从之。”（《宋会要·食货》25之33）。按政和三年（1113）钞盐袋法的规定，不仅每袋以300斤为则，而且，盐商须购买订制的一次性官袋。但是，建炎四年初，江浙盐产区已流通60斤一袋的小袋钞盐。其福建的钞盐，又有80斤为一小袋者，与300斤之大袋并存（《宋会要·食货》25之35）。刘光世手下军官从通州盐场贩出的私盐，更是自制的“倣官袋”（《要录》卷61）。後来，其余各场中“大塔斤重”，每袋超过300斤者，更屡见不鲜（《宋会要·食货》26之23）。由此可见，南宋钞盐的“袋法”，已不像蔡京时期那样严格。建炎二年对支盐机构的改革，起初只宣布为暂时规定：“权许就盐场依自来资次支请，仍限半年依旧。”（《宋会要·食货》25之32）即是说，至建炎三年七月“依旧州仓支盐”。但第二年却“复许就场支盐”（《宝庆四明志》卷3）。这样，就场支盐法，又延用到绍兴六年。
绍兴六年（1136）恢复州仓的事，史籍中没有明文载述。所以，历来不为人知。关於这次州仓的兴复，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证明其确属事实。证据之一，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一月五日的尚书省奏言和榜文。该奏称述：“已降旨罢州仓，依旧就场支盐，以便商贾，於盐法即无改易。窃虑民旅疑惑，诏令尚书省出榜晓论。”（《宋会要·食货》26之35）绍兴二十六年既然又“罢州仓”，那么，在它兴建炎四年罢州仓之间，必有一次恢复州仓之举。证据之二，是绍兴二十八年（1-158）三月二十三日复州仓诏令中，曾提到绍兴六年有一次类似的命令：“诏浙东路复置州仓支盐。应合行事件，照应绍兴六年四月十七日已降指挥施行。”（《宋会要·食货》26之38）既然绍兴二十八年“复置州仓”该办的事项，须照绍兴六年四月十七日的命令施行，绍兴六年四月十七日“指挥”包括复州仓的具体指令，当无庸置疑。由此可见，南宋头一次罢州仓，到绍兴六年四月十七日前结束。绍兴二十六年第二次罢州仓，则至绍兴二十八年截止。

不论是政和间创立的州仓支盐或仓场分工法，还是建炎间实行的场内隔手支盐法，在管理体制上都各有自己的特色。然而，一切政策或制度的最终结果，都离不开官员的素质和行政机构的效能。在腐朽的封建官僚政体下，任何一项好的经济措施，也不可能不出现弊病。继卢益、吕颐浩等人对州仓法的抨击之後，人们对就场支盐法的缺陷，也提出了各种指责。根据绍兴二十八年三月淮东盐司和户部的意见，就场支盐法至少存在如下一些弊端：“场分迂远，客人艰於般请；及诸场竞相增加斤数，轻重不等。”在当时的淮东盐司和户部官员看来，“复置州仓，不唯革去大塔斤重之弊，又使客旅般请通快。委是经久利便”。（同上）
绍兴二十八年复州仓的具体安排，是先淮东，次浙东，後浙西。三月十八日，淮东的通、泰、楚州三支盐仓首先兴复；仍设5名监官，10名押袋官。场盐赴仓的官网“水脚钱”，亦由钞客另付，但比以前“量行蠲减”。三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浙东、西提盐邵大受和谢伋，也都分别请准，在该路恢复州仓（《要录》卷179）。

四 吕颐浩张纯的峻法治盐及其争议

南宋初淮浙盐法的另一特色，是堪与“元丰赏格”并论的“绍兴私盐法”，及围绕这一峻法的热烈争议。正是由於这一私盐法及其争议的影响，南宋的私盐刑律，才大致经历了从宽到严，又从严到宽的发展趋向。

淮浙私盐的主要源头，一是盐场亭户的私煎，二是检查制度疏漏下的私贩——特别是官吏、军士与商民串通私贩。南宋初的战乱频仍，从客观上助长了私煎和私贩。建炎四年（1130）范汝为率领的盐贩暴动以後，私盐活动越发普遍：一方面，是江西、闽、广间传统的私贩演为武装起义；另一方面，是驻扎在淮浙盐区的军人及与他们关联的豪家，利用权势，贩盐牟利。随着金军北撤和高宗朝廷的趋於稳定，打击私盐以保障官府垄断盐利的工作，便愈来愈尖锐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私盐律由宽到严的转折，则是通过吕颐浩、张纯的改革盐法而实现的。吕颐浩是南宋初一位颇具胆略而文武兼通的人才。张纯原是谙熟财计的机敏堂吏，後来作了专卖中心的提领监官。吕颐浩从建炎三年四月出任右相，绍兴元年九月升为左相兼枢相，绍兴二年闰四月，又兼领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开府於建康。越州的专卖中心移至建康，即在此时。吕颐浩拜相一个月之後，发生了宣州掠买商盐而贩易的事。都省奏准高宗，先行惩治了那位卓有战功的知州，并派江东帅臣亲往查处。十月二十六日都省的批状，全然站在合法盐商的立场上说话：“有旨，朝廷大费，全藉茶盐之利，务要客旅兴贩通快。其宣州知州，辄敢将妄乱告首客盐，更不勘会诣实，拘收入官……（知州）李彦卿，可先次降一官，令叶梦得体究诣实闻奏。”（《宋会要·食货》26之3）

绍兴元年十二月，浙东盐官蔡向草定了各路“盐场监、专、催煎官不觉察亭户私煎盗卖”的“断罪刑名”。其中，巡检官“不觉察亭户隐缩私煎盗卖盐者，杖一百”，并“依法计数冲替”，监官、催煎官，“减二等”处罚（《宋会要·食货》26之3）。

绍兴二年正月，修改了牙人参与私盐活动的刑律，即将原来牙人比一般私贩者轻一半的处罚——“依法止坐二分得一分之罪”，改为“与犯人一等科罪”。二月，宣布以往兼职巡捕官透漏私盐法“所立罚格太轻”，有“弛慢之人”，“不务用心缉捕”，今後兼职人员的处罚，一律按政和敕令中“正巡盐使臣法断罪。如任满别无透漏，亦乞重立赏格”（《宋会要·食货》26之4，26之25）——即超过元丰赏格奖励。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高宗又批准了刑部拟定的各县盐官月终会帐制度及有关处罚规定。参与会帐的，包括在盐场兼任监官的知县，及诸场各类盐官：“诸催煎、买纳、支盐场收支官钱历，本场官月终齐赴兼监知县厅，点对书押。违者，杖八十，有失收欺弊，及知县不为点检者，加二等。”（《宋会要·食货》26之20）第二天，十一月十六日，公布了官吏透漏武装走私贩盐的新惩罚条例，即“巡捕官、知、通、令、佐透漏持杖群众结党般贩私盐五百斤以上”的刑律，和查获私盐後，对疏忽失职官吏的处罚：“私贩，获三十斤以上，其透漏地分巡尉，捕盗官，并动替；令、佐、差替；知、通，不以官序，并降一官。”（《宋会要·食货》26之7）

关於亭户逃亡和盐场纵容逃亡的惩治法，也日趋严密。绍兴二年十一月颁布的刑律是：“诸盐亭户及备丁、小火，辄走投别场煎盐者各杖八十，押归本场，承认元额。若别场承所属根究，不即发遣者，杖一百。”（《宋会要·食货》26之21，26之20）绍兴初对私盐的打击，至绍兴二年九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吕颐浩、张纯对私盐法的重大改革，即由此而正式出笼：“绍兴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奉圣旨，应私贩茶盐，虽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减。”（《要录》卷58）这是吕颐浩私盐法中最著名、争议最多的律令。“虽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减”之法，是从“并不用荫原赦”修改而来（《要录》卷69）。其打击对象，虽包括一切私盐贩，却主要指具有特殊背景的文武臣僚家属。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有幸得“遇非次赦恩”，并在一般赦令之外，不时凭“恩荫”特权而减免罪罚。

上述诏令颁布後两个月左右，一椿耸人听闻的私盐大案——刘光世著名部将乔仲福、王德贩盐案，被揭发出来。刘光世是南宋初三大帅之一。乔仲福、王德，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大将，统兵近万，战功累累（《宋史》卷27《高宗纪》）。他们的军队，素以骄横、冗费著称。绍兴二年，他们从长期驻防的淮东撤到江南和浙西一带，“以备退保”（《宋史》卷369《刘世光传》）。这年十二月，有臣僚上札劾奏说：“通州递年支盐，约二十万袋。近来却有刘光世下统兵官乔仲福、王德下人兵，於本州沿江港汊内，公然泊船，计嘱江口镇巡检军兵，於亭户处以入钱先後，理为资次，收买私盐。伏望行下统兵官严行禁止。”（《宋会要·食货》26之19）《要录》也载录“言者论”说：“近浙西安抚大使司统制官乔仲福、王德市私盐，倣官袋，而用旧引货於池州，人不敢问。今岁缘此，支盐仅三万袋。有害钞法。”（《要录》卷61）每年20万袋的通州官盐，被他们盗贩得仅剩下3万袋。该年盗贩数量，竟达17万袋，或5100多万斤——臣僚这番劾奏，着实令人震惊。面对如此大案，吕颐浩为首的都省岂能装聋作哑？都省的批状，一方面强调盐利的重大干系，另一方面，要刘光世追查乔、王二将的责任：“奉圣旨，令刘光世限今来处分到日，立便勾追王德、乔仲福，取问辄违祖宗成法、侵夺朝廷盐利因依闻奏。仍仰光世，严加诫谕所部将佐，遵守条法，不得般贩私盐，侵夺客贩。务要觉察严密。如尚敢违戾，朝廷察探得知，取旨追摄正身，赴御史台根勘，重行贬窜。”（《宋会要·食货》26之19）顺便指出，“绍兴二年之冬，因大军所驻，常有兵卒於诸州军般贩百姓私盐”。（《宋会要·食货》26之17）对乔王二将的处置，又牵涉到驻军的防务是否稳固。在金人逼江的当儿，这自然是须格外慎重的事。〔3 〕不过，对与乔、王等人合作私贩的通州亭户，却不可轻饶。所以同一天，十二月八日（甲午），吕颐浩将从重打击亭户私贩的处置意见，交高宗书旨宣布：“奉圣旨……令尚书省出榜产盐场监告谕亭户，今後辄将煎到盐货冒法与私贩军兵、百姓交易，不以多寡，并杖脊配广南牢城！私买贩人，取旨行遣。仍不以赦降原减。”（《宋会要·食货》26之19至20）“不以多寡，并杖脊配广南”的重刑——後来被称为“甲午指挥”或“十二月八日指挥”，起初只是针对通州亭户的。但此刑一经公布，事情便扩大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淮东提举郭楫说：“非亭户而与军民交易者，未有明文。”“事下榷货务”，张纯回答说：“亦合一等科罪。”於是，吕颐浩奏淮高宗，在三月公布了“非亭户一等科罪指挥”——“所有亭户、非亭户煎盐与私贩，军人聚集般贩，及百姓依借军兵声势私贩，即依绍兴二年十二月八日指挥”。（《宋会要·食货》26之17）。

继“更淮南盐法”之後，浙东提刑司也要求“申明亭户盗卖刑名”，“断罪事理”。张纯说：上述十二月十八日刑律，“诸路亦合一体施行”。这回，吕颐浩“不复奏陈”，而直接以都省批状发下诸路：“诸路私煎盗卖盐，并依通州已得科罪”——或配广南，或拘押入狱，听候圣旨裁处，并一律虽赦不宥。（《要录》卷66）为了进一步打击私贩中那些有恃无恐的人物，刑寺还向榷货务索问旧章，查询有关品官、有荫子弟“不许兴贩”钞盐的规定——宣和三年以前对这些人家经营钞盐的限令，有可能被重新采用（《宋会要·食货》26之23）。

这就是吕颐浩与张纯峻治私盐的主要活动。吕、张修改的私盐律，比原“绍兴敕”及政和三年的私盐法更为苛酷。绍兴二年的盐法改革及其私盐重律的出笼，一方面反映了南宋初私盐的猖獗，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宋廷维护盐利的决心。就打击当时大规模的私贩来说，这场改革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既然张、吕改革私盐法，反映了朝廷同各种私贩势力——特别是同文武臣僚私贩势力的尖锐斗争，它遭到後者的强烈反抗，是不言而谕的。何况，绍兴二年的私盐律，也的确过於苛酷。改革进行一年以後，侍御史辛炳批评吕颐浩“不恭不忠，败坏法度。”接着，殿中侍御史常同，又罗列颐浩十大罪状，说他“循蔡京、王黼故辙，重立茶盐法，专为谋利”等等。於是，绍兴三年九月，吕颐浩不得不引疾辞职。（《要录》卷68）
常同在劾罢左相以後，又向高宗评议“私贩刑名太重”之事。高宗说，“凡举事不能有利无害，第当择利多害少者为之”。（《要录》卷69）张纯则请求高宗明令坚持新律。他指出：“访闻近有妄造言语，扇摇盐法之人，乞降黄榜约束。”九月甲戌以後，果然公布了坚持盐法的黄榜。（《要录》卷68）为了驳倒张纯并说服高宗放弃新法，常同列举了“甲午指挥”前的私盐律令——“私有盐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炼者，一两比二两”等。他认为这些律令，“刑名不为不重”。然而，绍兴二年九月以後，私盐罪“并不用荫原赦”，甚而“虽遇特恩不原”，其“行法之深乃至於此，可谓尽矣！”再说，不论多少，一概杖配广南的作法，只能是“一时禁止，非通行天下永久之法”。而张纯以一堂吏的“鄙浅之见”，“附会去相之意”，竟敢用“批状”代替诏令，也太轻率！“自此法之行，州郡断配，日有之；破家荡产，不可胜计！”岭南又是险阻多乱之处，若再激起方腊、范汝为一类私贩暴动，难道利多於害吗？（《宋会要·食货》26之17、18《要录》卷69）

常同的论奏，转下户、刑部、大理寺讨论，刑部也开始指责——“不曾分别斤重数目”，未免“用法轻重不伦”，并建议恢复政和三年刑律。至于“私贩不用荫原赦”之令，除犯人抗拒捕捉、情节恶重者外，也酌情放宽（《宋会要·食货》26之17）。这时的户书黄叔敖，也站在常同一边。於是，绍兴三年10月壬辰，又恢复旧法：“诏自今犯私盐，并依绍兴敕断罪。如亭户、非亭户煎盐与私贩，及军人聚集、百姓依借军兵声势私贩，本犯不至徒者，配邻州。若罪至徒，即配千里。如系流罪，即刺配广南，内私贩拒捕之人，依政和指挥，不以赦降原减。其去年十二月甲午敕旨及今年六月辛丑尚书省批状指挥，勿行！”（《要录》卷69）

常同在论罢私盐重法的同时，又弹劾张纯“阴狡恣横，肆为不法”。其具体罪状，一是与都省户房官单知章、都茶场监官程庠“深相交结”，控制都省机构，“权分执政，势动中外；有违其意，立见祸患”。罪状之二，是在钞客少时“强抑交引铺户先次纳钱，给空名文钞；俟入纳拥并日，旋填姓名，出纳不公”。（《要录》卷69）这月己亥，张纯被罢去务场提举职务，并送大理寺治罪。同一天，曾为吕颐浩幕客的朝廷要员王庭秀、王冈，也引疾离职而去。两个月後，常同又对诸路监司大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揭露和打击。其中包括江西提盐章亿、浙西提盐张愿、浙东提盐郑侨年、广东提盐蔡向、广西提盐胡升、湖南提盐卢宗训、福建提盐李承迈等，共13名，统统加以撤换（《要录》卷71）。至第二年六月，户书兼提举榷货务黄叔敖也被罢职（《要录》卷77）。这时的枢相是徐俯——吕惠卿女婿，黄庭坚外甥；新任参相是赵鼎，而务场提举是郭川。为了稳定人心并保证朝廷盐利，赵鼎、郭川等人在绍兴四年七月间作了两件事：一是重新明确官吏家属贩盐的合法性，二是立法限制军队回易官盐。
官吏家属经营钞盐的政策，南宋以来一直沿袭宣和五年旧舊——“从来多是有官荫”的“豪富之家”，假立商人的名号，贩卖钞盐；“无阻节禁约明文”。只是，自刑寺向张纯“取会”不许他们贩盐的文件後，消息传开，不免惹人“疑惑，算请”者少。为此，七月四日重申了宣和旧章，以取信於人（《宋会要·食货》26之23）。至於“诸州及诸军回易官盐”的作法，则於7月14日由高宗降旨， 一律禁止：“自今辄回易官盐，并依私盐法，罪轻徒二年。”（《宋会要·食货》28之7）

南宋高宗後期对私盐的打击，似乎多注意鼓励捕获私盐的奖赏。绍兴二十七年六月的一道诏令，甚至宣布“命官捕获私茶盐，依赏给，各递增一等”。这一来，捕获私盐“全火（伙）七千斤，累及万斤”者“皆改京秩”。这种政策，引起许多臣僚的不满，“议者以为滥”。第二年正月，又取消了这类滥赏（《要录》卷177）。

五 优恤亭户与明州建场风波

在高宗朝的淮浙盐法中，对待亭户的优恤政策比较引人注目。尤其是绍兴前期，这一点更为突出。从建炎元年秋季以来，淮浙地区屡遭战乱。有些盐场几度沦丧，亭户大多逃散。淮浙海盐的减产，使高宗朝廷的财计蒙受不少损失。除暂时借用外路海盐、井盐略事弥补外，君臣们不得不留心於淮浙盐场的重建和新建——特别是招集亭户，重新恢复生产。优恤亭户政策的根由，即在於此。

南宋初优恤亭户的主要措施，大致不外三项：一是拨给钱物耕牛，或发放贷款，接济他们安排生活和生产。二是赦免逃亡亭户的罪责，并减轻归复亭户的赋役负担。三是预支一部分本钱，并提高盐产的徵购价格。

对亭户给予钱物支援的事，在南宋初比比皆是。其中较突出者，如绍兴元年浙西“量度借贷存恤”（《宋会要·食货》26之2）；绍兴三年淮东支散“修灶钱”，给牛，及“如遇阴雨或冬寒，本司支散钱接济”，并将这些措施“镂版”刻印，遍帖“於县镇乡村，分明晓示。”当时对归复亭户支钱米的标准是，上等户每户支钱40贯，中等35贯，下等30贯；“生添灶座，每二灶支修灶钱50贯”（《宋会要·食货》26之9）。向亭户预贷本钱的作法，已成为高宗朝初年的某种惯例。其偿还办法，是事後以盐折纳。所谓“亭户依法遇缺食或缺耕牛、柴本、动使之类，听将盐本钱借支应付，已有立定以盐折纳条限”，即系指此。这些形形色色的贷款，後来被称为“亭户七色借贷”（《宋会要·食货》26之31）。

赦免逃亡亭户罪责，包括一般情节的刑事犯罪。这类罪责，朝廷认为“累该赦宥”，特别是“被虏胁从，因而作过之人”。但地方官司，往往追究不已，“妨废盐作”。於是，诏令这些人限期“出首还业”，“其兵火以前罪犯”，除情节特别严重的以外，“一切不问”。即使牵连人命案件，只要不是被害人家“陈诉”的主犯，也“并免追证”。（《宋会要·食货》26之11）关於亭户的赋役待遇，北宋主要是二税折盐的规定。绍兴初，浙西提举梁汝嘉主张免去亭户的一切差役：“乞将盐亭户，除合纳常赋外，不得与坊郭乡村人户一例科敷诸般色役等差使。”户部接到这一奏报，认为查无旧章为据。於是，绍兴二年三月，采取折衷办法：给盐户立定一个产盐岁额指标，凡完成指标的亭户，“与量减三分科配色役。如不及立定分数，更不减免”。（《宋会要·食货》26之5）亭户折纳二税的盐，通常是由盐场转给漕司，作为蚕盐支与民户。南渡以来，蚕盐早已罢支，漕司便要求更改旧章，让亭户二税也像农户一样纳粮。经过梁汝嘉的力争，漕司的作法才被否决。亭户的利益得到维护，照旧“以盐折纳。”（《宋会要·食货》29之1、2）

绍兴三年淮东徵购亭户浮盐的价格，曾达到每斤19文；正额盐，每斤16文（《宋会要·食货》26之9）浙东浮盐的徵购价，为每斤17文；正额盐，每斤14文（《宋会要·食货》26之10）。其买盐本钱的支付方式，此时已改为官府先支一半或一部分本钱（同上，27之18，26之13）。这些，对於提高亭户的生产积极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招集亭户，恢复旧场之外，绍兴初还试图新建一些盐场。而为将自由盐户纳入盐场，曾一度引起过尖锐的冲突。浙东明州创置新盐场的建议，是该州定海知县盖文渊在绍兴二年闰四月向都省提出的。〔4〕他说，本县邱崇等四乡，“周回各边大海，泥土极咸”。“其逐处人户不务农作，久来在上占据煎盐，私自卖与客人。若许令置场措置，实为利便”。都省就此议奏准高宗，令浙东提举王然“躬亲前去”考察（《宋会要·食货》26之6）。王然赴明州的象山、定海、鄞县“询访”之际，附近的知绍兴府（越州）兼安抚使张守，已预感到事有不妥。他在奏议中，明确反对在明州定海等三县设场，并批评盖文渊——“小人不晓朝廷之意，竞献新说，务在苛刻。恐非今所宜！”（《要录》卷60）王然在“询访”之後，认为设场“有利无害”。当年11月，他断然将三县傍海卤田37顷统统收归官有；把以史超为首的460余家盐民，一律“拘充停户，尽榷其盐”，并强迫他们接受每年209万余斤的徵购岁额，以支卖客钞钱10余万贯。“事既行乃言於上”。绍兴三年正月十七日，都省批状，命王然将建场以来所收钞钱7万余贯，“尽数起发，赴行在送纳。”（《宋会要·食货》26之10）对於王然此举，明州知州陆长民也颇不以为然。他上疏争辩道：史超等“乃失业细民，旋采薪炼土，往来无常。明州自兵火之后，民未复业，今又集舟调夫，水陆防拒，劳苦至甚。岂宜更置盐场，重其骚扰！”（《要录》卷60）鉴於明州设场的分歧意见，都省乃令该路宪司表态——“具的确利害，申尚书省，毋得少有观望！”浙东宪臣孙近“体究”的结果，认为只有“象山一县，可以置场”。这样，当年二月九日，都省宣布：“奉圣旨，内象山盐场，依孙近体究到事理施行……其鄞县与定海县拘籍亭户置场事理，未得施行！”（《宋会要·食货》26之9）

定海、鄞县设置盐场的事，虽然被否决而搁置下来，但明州三县为设置新场而开展的各项工作，已在当地居民中引起极大的骚扰。官吏们“将沿海下户一例拘籍。其间有不愿结甲，及虽结甲而不愿贷本钱，至有忧畏而自缢，或持杖而逐保正者”。其後果竟如此严重，王然自不免遭到弹劾。朱异及其他“言者，亦论其扰民”。二月二十六日（壬子），王然被罢去提举之职，并贬秩一等！〔5〕三月七日，都省颁下象山设场的各项规划。其中包括“不得一例拘籍住近良民”，“每户预藉官钱三十贯，作三次应副作本煎盐”等“优加存恤”的措施。至於正月27日“尽数发起”7万贯钞钱的命令，也改为“掯拨五千贯，专充盐本”。（《宋会要·食货》26之10）四月九日，象山盐场正式宣告成立（《要录》卷60）。明州兴建盐场之举，虽然掀起一场风波，但其最後处理，仍考虑了自由盐民的意志和利益。即使在新成立的象山盐场，对待亭户也较为优惠。

正是由於采取了一系列抚恤亭民的措施，南宋初残破的淮浙盐场，才逐渐恢复了生机。比如淮南泰州各场“自兴复之後”，其绍兴三年已“煎卖过盐”25万余石；比绍兴二年增产近一倍。该州上下盐务“当职官，各特转一官”。（《宋会要·食货》26之14）至绍兴中期以后，淮东盐场又从14处346灶，发展为19处452灶，年产量接近两亿斤。
与高宗朝前期的优恤亭户政策相比，高宗朝後期却显得大不相同。对亭户的抚恤，日益变成空话。代之而来的，是变本加厉的克剥和勒索。绍兴十五年（1145），秀州各盐场拖欠亭户的本钱，已“积十九万七千余缗不给。亭民无以煮盐，诉於朝”而告了御状。这椿公案由高宗转下户部调查“究实”，後来撤换了浙西提举官，派王珏（王安石曾孙）去接任。一年以後，才“尽偿所负；又开华亭海盐河二百余里，盐滋得通流其隘”。（《要录》卷160）绍兴二十六年（1156）时，殿中侍御史周方崇揭露说：“比年以来，淮浙路盐皆不全支本钱，且违法多克头子钱等。”（《宋会要·食货》26之33）绍兴三十年（1160）五月，路郴又批评“盐场监官放债与亭户”的作法，及勒索亭户用本钱还债的风习。（《宋会要·食货》27之5）除此之外，盐官们还将一部分“合支”给亭户的盐本钱，当“作羡余进献”朝廷，以“要名”钓誉。这样作的结果，又导致支本方式的改变——从事前和分批支本，改为事後支本（《宋会要·食货》27之1）。

当然，从总体上说，高宗初年的抚恤政策和扩大生产等措施，并不是徒劳的。施宿和姚宽记述越州、台州的试卤技术，大约就出现在绍兴年间（施宿《嘉泰会稽志》卷17；姚宽《西溪丛语》卷上）。随着盐产的增加，它与运销量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显著。至绍兴中期以後，各盐场的积盐壅滞开始日趋严重。淮东盐官们甚至不得不采取减灶并场的办法，来压缩生产——绍兴二十八年（1158）时，19场452灶中一次省并84灶（《要录》卷180）浙东、西盐场，则用加饶给盐的方式来宣泄积盐（《宋会要·食货》26之44）。


注释：

〔1〕《要录》卷10；《宋会要·食货》25之31。李心传列举渡江後钞法的第一次改变，《要录》载为“建炎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今考此说，仅见於《要录》卷80的注文。《要录》正文及其他史籍，均未著录。疑其“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乃建炎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误。若然，即与本文考订之初变为同一件事。或者，也可能是建炎四年二月甲午（21）日之误，即本文所说第四次钞法改变。
〔2〕《宋会要·食货》26之20。《宋会要辑稿》此条系於绍兴三年10月11日条之後，但《要录》失载。
〔3〕王德与乔仲福大约未受重罚。此後，他们仍旧在刘光世左护军的十军统制官之列，甚至还升为都统制。见《要录》卷111，及《三朝北盟会编》卷200、卷212等。参阅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
〔4〕盖文渊，《宋会要·食货》26之6作盖大渊。今从《要录》卷60。
〔5〕《要录》卷63，该卷载二月乙巳事，注云19日，由是推知其壬子为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