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研究历史，正是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观点出发，客观地、公正地对待中华历史上的各民族所建的皇朝和民族纷争。对于各民族的成就贡献，一概予以肯定，而对各民族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也一概予以否定，一视同仁。这正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性高度，在历史研究中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
　　近一千年间，中国北方主要是女真和蒙古两个民族互为雄长。女真族及其遗裔满族先后侵入中原，灭亡辽、北宋和明，建立了金朝和清朝。特别是清朝，在开疆拓土方面有其成就。但就坏的方面说来，金朝和清朝确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
　　第一，是进入中原之初的强烈破坏。金军所到之处，特别是对他们无法占领的地区，一律在事实上予以杀光、烧光和抢光。如金军在岳家军进攻下，不得不撤离建康城（今南京）后，宋人收拾遗弃的残缺尸骨，竟达七、八万件。这座城市常住居民约十七万人，在金军驱掳大批居民过江到北方之馀，驱掳不及者，就施行如此惨酷的屠戮。亦非仅是建康一地，当时长江三角洲是全世界最富饶的谷仓，其他地区，如明州（今宁波）、临安府（今杭州）、平江府（今苏州）等地都相类似。清军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亦为史家所熟知。
　　第二，金朝和清朝都在不同程度地强制推行落后奴隶制，破坏了中原地区的较先进的租佃制，使社会发生严重倒退。金朝女真贵族将大量汉人驱掠为奴隶。奴婢成为女真贵族的财产项目，可以作博戏时的赌注，贵人们死后，要生焚所宠的奴婢。军队缺粮时，甚至杀戮奴婢作食。
　　第三，古代汉人长期保留蓄发习俗，《孝经·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人将蓄发看得极重。金朝对汉人强行剃头辫发，清朝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在当时自然是对汉人的极大侮辱，严重地激化了民族矛盾。
　　第四，大规模地掠夺田地，清朝谓之圈地。这自然严重影响了广大汉族农民的生计。
　　第五，金朝迁居中原的以女真人为主体的猛安谋克户，也与清朝的八旗子弟经历了类似的腐化和衰败命运。
　　在金朝女真贵族的侵掠、屠杀和奴役政策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在，持续之久，在中国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金朝初年称雄于东亚，主要是仰仗一支精悍的女真骑兵。经过千百年马具的不断改良，包括马镫的发明和改进，女真骑兵无疑是古代世界相当完善的骑兵。他们长于弓矢，惯披重甲，厚重的兜鍪止露双目。女真骑兵特别具有坚韧性，能够败不至乱，重整队形，连续作战数十回合至百馀合。古代战斗的中回合是不是演义小说中的斗将单位，而是指两军的一次接战。金军不但善于野战，又能举行猛烈的攻城战，故不同于辽军和西夏军，能深入中原腹地。他们在灭辽战争中也学会制作和使用火炮等火药兵器。在当时，女真骑兵对付以步兵为主的宋军，犹如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坦克集团军对付步兵和骑兵。
　　当金军初入中原时，由于宋徽宗时的专制腐败统治，宋军无疑是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则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宋军两次救援太原的失败，其实已决定了开封失陷、北宋灭亡的命运。金军初入中原，正如宋方记载所说，可称是“有掳掠，无战斗”。
南宋初立，宗泽以东京留守的身份，事实上主持前沿军事，情况就发生重大改变。从建炎元年（公元１１２７）冬到翌年春，金军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兵威最盛，又在最善战的完颜宗翰（粘罕）等指挥下，对开封发动了最凌厉的攻势，却遭受严重挫败。这与北宋末的开封失守形成鲜明对照。宗泽的逝世，又不能不使南宋抗金战局发生逆转。在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政治下，南宋终于走向蹙地数千里，自黄河退到大江的悲惨局面。
　　建炎三年（公元１１２９）、四年（公元１１３０）间，金军渡江作战，既是其军事胜利的颠峰，却也走向了物极必反。韩世忠指挥的黄天荡之战，使金军受到挫折，岳飞又麾兵克复建康，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绍兴元年（公元１１３１），张荣率抗金义军在缩头湖一战，赢得全胜，遂迫使金军退到淮水以北。金军倾注全力攻打四川，吴玠军在当年的和尚原之战和绍兴四年（公元１１３４）的仙人关之战，使金军蒙受自灭辽破宋以来的两次惨败。岳飞麾兵收复襄汉六郡，两年后又再次北伐，以及金军在绍兴四年冬进犯淮南的的失败，则标志着金朝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当时，女真骑兵最利于在秋冬季节，弓劲马肥，纵横驰骋于平原地区，而不耐暑热多雨天气，需要后退到北方避暑。和尚原和仙人关两战是山地战，金军尚可说有“以失地利而败”的因素。然而到绍兴十年（公元１１４０），刘锜军进行的顺昌之战，则开创了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军的新纪录。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利用女真人不耐酷暑的天时，而以逸待劳的因素，则岳家军大举北伐，又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即在最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以少击众，先后在郾城和颍昌两次大战中，大破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朱仙镇，再次破敌，迫使金军撤出开封城。
　　南宋将帅对抗最初简直是谈虎色变的金军，逐渐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战术，而岳飞自然是南宋最出类拔萃的抗金统帅，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军事思想可否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重视人民的抗金力量，制订了“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主张黄河以北的游击军与正规军互相配合，夹攻金军，以收复失地。第二是在正己的前提下治军，全面贯彻《孙子兵法》倡导的“仁、信、智、勇、严”的为将之道，创建了一支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的岳家军。岳家军号称“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成了古代兵匪一家社会中难能可贵的特例。第三是岳飞批评宋廷的“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以求胜”，反对消极防御，主张积极进攻。他是当时唯一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役的将帅。第四是“仁心爱物”，珍惜人命，不轻杀戮，发扬光大了古代“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岳飞的军事思想无疑是一份值得後人珍爱的华夏文化遗产。其他将帅只能做到以步制骑，而岳飞却重视骑兵建设，除了以步制骑之外，还建设了一支强大的骑兵，足以与金朝引以为骄傲的骑兵周旋。
　　然而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登基之始，他就已确定了屈辱苟安的对金政策。他先后信用为其政策效力的黄潜善、汪伯彦和秦桧，排斥和杀害力主抗金的李纲、宗泽和岳飞。他当然不是昏庸之主，他处置军国大事，决无大气魄和大器识，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宋朝有开国皇帝以兵变黄袍加身的来历，故特别疑忌武将。自从绍兴七年（公元１１３７）以后，他对诸将，特别是对岳飞愈来愈猜忌，但迫于金朝的军事压力，又不敢不用岳飞，藉以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等到他对“偏安社稷”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根本不用担心“兵老气衰”的金朝会卷土重来；他不仅已不需要抗金将领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而迫令岳飞班师，解除抗金将领的兵权，杀害岳飞，只能更有利于自己的偏安政策。故元朝史臣在《宋史》卷３６５《岳飞传》论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可谓是一针见血。汉代韩信说：“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诚如漆侠先生指出：“在宋代，往往是狡兔未死而走狗先烹。” 上引韩信之说，本来已是古代君臣关系的残酷规则，名将的悲惨归宿，何况尤甚於此。就宋高宗而论，他忍于向杀父之仇屈膝称臣，忍于偷安半壁残山剩水，又忍于对一代贤将下毒手，在这个天水朝更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宋高宗和秦桧的苟安和卖国政策，造成了长期南北分裂的时代悲剧。
　　面对着山河破碎的惨酷，有志之士也必然将他们的爱国情怀和义愤形诸笔墨，而陆游和辛弃疾就是两面爱国诗词的最光辉的旗帜。陆游诗“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正是表达了他对两位爱国英雄的怀念，概括了这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