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商品流通异常活跃，在全国的每一个较为繁华的市镇都能出现遥远的外省商品。这个事实说明清代一定存在一个沟通全国各地的商业交通网络。笔者在研究清代商品经济时，曾按清代行政区划逐一检索清代地方志，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商业交通资料。这些资料给人一个朦胧的感觉，即各个地区之间的商业交通是彼此衔接的。因此，笔者怀着极大的兴趣将这些零星的资料缀集成篇，以窥其究。果然，这些零星的资料竟呈现一幅覆盖清代全部版图的一个完整的商业交通网。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把清代国内商业交通划分为十条交通干线加以考察。

这是一条横贯塞外的一条东西向商业交通线，西起号称乌鲁木齐三城之一的古城，东迄黑龙江流域的卜魁（今齐齐哈尔市），中间以归化（今呼和浩特）、张家口、北京、吉林为界分为五段。
古城（新疆③—11）至归化（内蒙古⑥—8）[i]段，是华北商人通往新疆地区的贸易之路，古城是新疆地区的商业门户，商业地位远远重于新疆首府迪化。据载：
“迪化不居要冲，唯古城绾毂其口，处四塞之地”，“其东北自归化城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
晚清经这条商路运往新疆的商品占华北商品入疆量的百分之六七十；
“越陇阪而东，车马烦顿，厘税重困，商贩以为累，苦不偿其劳费，是以燕晋商人多联结驼队，从归化城沿蒙古草地以趋古城……大率秦陇输入者十之三四，自归（化）绥（远）者十之六七”。
以古城为中心向北、西、南辐射为四条商业交通线：向北通往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⑤—6），向西经绥来（新疆③—10）分别通往伊犁（新疆④—7）和塔城（新疆②—8，即塔尔巴哈台），向南经吐鲁番（新疆④—11）到疏勒（今新疆喀什市南）。这四条商业交通线覆盖整个新疆地区。据载：“自古城分道，西北转科布多，为通前后营（按：即康熙间用兵之路），外蒙古人岁一至，秋籴麦谷，并输毳裘皮革，易缯帛以归。又循天山而北为北路，取道绥来，以达伊犁、塔城。循天山而南，取道吐鲁番，以达疏勒和阗”[ii]。
归化系都统衙门驻地，从乾隆四十二年就成为华北地区对新疆地区的贸易中心地，咸丰年间发展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聚集众多商人：“归化城向有十二行……近则生聚蓄衍，货物俱备。百工咸集，以行而计，不啻千百计”“归化城商民至乌鲁木齐等处，谓之北套客……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
在归化还引出两条商业交通支线，一条从归化通往乌里雅苏台（今属蒙古人民共和国）。嘉庆五年，因归化城商人拥挤过度，将对蒙古地区贸易的商人东移到绥远城：
“由理藩院咨行绥远将军，令将本院照票领走，给发商民，前往乌里雅苏台等处及各蒙古地方持票勒限贸易”[iii]
另一条是由归化城通往山西。山西大同府就有许多商人往来于归绥与大同之间，即“本城市廛及往来贩运归化、绥远各城者，皆逐微利以自给”[iv]。因而归绥地区聚集许多山西商人，据山西人记载：
“归化城界连蒙古部落，市廛之盛甲乎西北，去口外三字为吾乡（按指晋省）人医贫良方”[v]。
归化至张家口（直隶⑤—3）段。在张家口与归化之间有一丰镇厅（山西②—6），城中聚集许多来自山西太原、忻州、代州、云州及直隶蔚州的富商大贾，他们“往来归化、绥远、张家口各城”“垄断擅利”[vi]。明朝末年，辽东战事频仍，张家口曾是内地对东北的贸易中心，该地有八家商人，满族“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商人主之”[vii]。
张家口至北京段，是从张家口南行，通过居庸关直达北京。入关后由水路达京东通州，远达天津，其起运口岸为潮白河的牛狼山（亦称牛栏山直隶⑤一5）。据延庆州的记载，当地所产杏仁“每岁运销天津千余包，每包一百五十斤，陆运至牛狼山，改由水运，经通州而至天津”[viii]。张家口是京津与塞北之间的商业中心，直隶北部的西宁县（今阳原县，直隶⑥—3）的商业和金融业就是通过张家口同京津和塞北发生联系的，“皮货经营以治城为中心，远经张家口而连于京津，汇兑营业更经张家口而达于恰（克图）、库（伦）”[ix]。北京商帮每年两次经此去新疆：
“尝以夏五月为期（北京春二月起程，则以夏五月至，夏五月起程，则以秋八月至，唯冬雪大时不可行）岁运腹地诸省之产以及西洋商品，值逾二三百万”[x]。
北京至吉林段，系经山海关、锦州、盛京到达吉林（吉林⑧—3）。道光四年遣散在京闲散旗丁即经此路将其送往双城堡屯田的。由于这一段路商业繁荣，送旗丁的车辆可以运回头货，所以不另给车户津贴，其行车路线是：
“由京送至山海关，由关送至锦州，由锦州送至奉天省，由奉省送至吉林，由吉林送至双城堡；分段递送，相距皆不过数百里，车可只给例价，无庸津贴，换车地方俱系商贾辐辏之所．车户旋时可以载货，不至空回”[xi]。
吉林至卜魁段系利用松花江和嫩江水上航运之便。从吉林船厂至卜魁的官船，“凡几案、瓿罂之属，皆附船致之卜魁”[xii]。卜魁是嫩江上游的贸易中心，每年有一次名为“楚尔罕”（或写作“楚勒罕”的商品交易会，届时艾晖、默尔根等城的商人都赶来参加。
“楚尔罕者，百车之会也，地在卜魁城北十余里，定制于草青时各蒙古部落及虞人胥来通市，商贾移肆以往，艾辉、默尔根屠沽亦皆载道，轮蹄络绎，皮币山积，集初立，划沙为界，各部落人驻其北，商贾、官卒、游人驻其南，……凡二十余日”[xiii]。
楚尔罕大会的主要商品来自吉林，楚尔罕散后，商船又逆嫩江而上到布特哈（黑龙江④—8）继续开市，散后，商船返回吉林：
“船以楚勒罕时来，泊齐齐哈尔城西镇江阁前，楚勒罕罢，随至布特哈，秋日乃还吉林”[xiv]。参加楚尔罕大会的有许多来自山西和新疆的商人，即“商贩多山西及西域回人”[xv]，表明这条商路沟通了东北与西北的贸易联系。
卜魁的楚尔罕大会和布特哈大会实际上沟通了黑龙江上游、嫩江上游地区的贸易。而吉林也沟通了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的贸易。据载，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一带的赫哲等族居民（文献中称之为黑津），每年冬季都至吉林贸易：
“乌苏里江口、松花江下游黑津私下贸易，常于冰冻后以数狗驾车而来，捷如奔马”[xvi]。卜魁和吉林成为东北地区北部的东、西两大贸易中心。

二、广州—杭州—北京—恰克图
这是一条纵贯南北的水陆交替的商业运输线。南起南海之滨的广州，经珠江水域抵粤赣边境，经短途水陆转运进入鄱阳湖水系的赣江；再经鄱阳湖达闽浙赣边境，经短途水陆转运进入钱塘江水域的富春江，连通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从北京向北，经张家口、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达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在闽浙赣边界向东南又分出一条支线，达东海之滨的福州。下面分段叙述。
广州经南昌至闽浙赣边界。广州（广东④—8）地处珠江口，北行经清远县（广东③—8）、韶州府治曲江县（广东②一8）到达江西赣州。清远是这一段的商业中枢之一：
“清远当南北之中枢……，上自南（雄）、韶（州）、连（州）、英（德），下至省（指广州）、佛（山）、陈（指南海县之陈村）、龙（山），此为必经之道，商业繁盛”[xvii]。
从清远北上为韶州府曲江县，该处设有户部钞关对过往商人征收通过税。北江在此上溯为两个源头，其中一支来自粤赣边界，经南雄州流入韶州境内。从北江溯流而上可达江西境内，以大庾岭为分水岭，岭北为赣水发源地，所以称韶州为“江西入津要路”[xviii]。陆运经大庾岭到赣水上源南康县（江西⑥—2）的塘江墟，进入赣水航道，塘江墟“临犹川为市、商船尾衔，市廛相接，为虔南大镇”[xix]。从南康顺流而下为赣南重镇赣州府治赣县，此处亦设钞关，被视为两广门户：
“赣郡十川均流，其源远者与闽粤接，既合于郡城之北为赣水出滩，以达于彭蠡，而赣郡实为两粤门户，仕官商贾溯彭蠡而上者，未尝绝也”[xx]。
彭蠡即鄱阳湖古称。沿赣江顺流而下经临江府治新淦县（江西④—3）、清江县的樟树镇（江西③一3）等商业重镇抵达鄱阳湖。新淦县治（即临江府治）为商业交通重镇：
“临江当东南水陆之冲，而淦又居上游，凡闽广之货登于舟车者，必道是乃得他适”[xxi]。新淦之下为樟树镇，它与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并称为江西四大名镇，是南部中国的药材集散中心之一：
“袁赣二水合流，绕镇西北，控翼清江下游，故别称清江镇，周遭十余里，水陆交冲，商贾云集，为南北川广药材所总汇”[xxii]。
樟树镇下游即是江西省省会南昌（江西③—3），系一重要商品集散地：
“南昌地界两河，港汊纷歧，舟楫四通，……上游百货，皆由两河出境”[xxiii]。
南昌下游的商业重镇为地处赣江与鄱阳湖衔接处的湖口镇，该地“贾船商艇，往来无虚日”[xxiv]。东出鄱阳湖进入信江（锦江上游别称）的铅山、江山一带，抵达闽浙赣边界地区。
闽浙赣边境地区呈多角交通线。地处信江上游的铅山河口镇（江西③—5）和玉山县（江西③—6）是重要商埠：
“信河西接鄱阳湖，南通吉（安）、赣（州），货船往来如织，……大船行至河口，小艇抵玉山，为停泊聚集之地”[xxv]。
玉山县城外的大河关口滩码头是水陆交接码头，“浙江货物由此下船，粤闽货物由此起剥”[xxvi]。“下船”即装船，“起剥”即上岸。南来货物在此上岸后，北上经屏风关、曹会关的短途陆运，可达浙江省的常山县（浙江④—3）：
“屏风关在县（按指玉山县）东二十五里，距常山曹会关十五里，关屹然东西相望，关皆横跨两山间，诚江浙要冲也”[xxvii]。
常山县是富春江的发源地之一，是江浙一带通往江西以远的必经之地，有所谓“常山专达于江（西）”之说。从浙江南行的角度看，常山县被视为“八省通衢”[xxviii]。之地，即通过常山可达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等省，实为交通要塞。
富春江的源头之一衢溪发源于常山县，从衢溪顺流而下进入富春江干流，可达浙江省龙游县（浙江③—4），据龙游县的记载：
“自京、省以达江闽者，道水则自睦（按指睦州，宋代地名，大体相当于清代的严州府，富春江穿府境而过）而至，道陆则自婺源而至，龙（游）适当其会，车马舟楫，辐辏并进，如鸟之集于林、水之钟于泽也，以视江（山）之专达于闽，常（山）之专达于江（西）者，稍有兼焉”。[xxix]
从龙游顺江而下可达杭州，连接京杭运河。
如何理解上交所说“江之专达于闽，常之专达于江”呢？原来在这一带有两个源头汇入富春江，北部源头称衢溪（今名常山港），南部源头称衢江（今名江山港）。衢溪经过常山县，是浙江到江西的专线；衢江流经江山县（浙江④—3），是浙江通往福建的专线。
在这里我们把闽浙赣边界地区通往福建的路线搁下不谈，先谈通往浙江、江苏之路。从闽浙赣边界的龙游县顺富春江而下，是畅通无阻的航道，杭州府的富阳县是富春江流域货物的总汇之区，货“自上江来，会聚于富阳”[xxx]，从富阳进入杭州，与京杭大运河相连。杭州的北新关设户部钞关，征收过往商税，“北新关税课，上赖江西、闽广，下赖苏、松、常、镇”[xxxi]。来往商贾为了逃避征税，寻到了一条绕过钞关的道路，即从富阳径至余杭（浙江②—5）：
“南来之货从富阳起旱过山，由余杭出上陌，直抵苏松，北来之货从上陌由余杭过山，至富阳，直抵闽广”[xxxii]。
无论从杭州还是从余杭，都能进入京杭大运河。运河航线经嘉兴、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扬州、淮安、清河、济宁、临清、天津、通州而达北京。
北京经张家口、库伦至恰克图。这条路线直抵当时中国最北部的商业重镇恰克图（乌里雅苏台③—4）。其中北京至张家口段详见本文第一部分。张家口是内地通往内外蒙的贸易中心，清政府在此设立出塞贸易的管理机构，令出塞贸易者先到张家口登记领票：
“我之货往（恰克图），客商由张家口出票，至库伦换票，到彼（恰克图）缴票”[xxxiii]。这条商路的贸易至晚清已相当发达，每年贸易额达亿两白银之多：
“以张家口为中心，清末张（家口）库（伦）通商日繁，每年出口约合口平银一万二千万两，出口货物为生烟、砖茶、鞍韂、皮靴、烧酒、馃食、河南绸、钢铁、杂货之类，入口货物为鹿茸、口蘑、见蓍及各种皮张、牲畜之类”[xxxiv]。
恰克图是这条商业交通线的终点。
从闽浙赣边界地区通往福建的商路有三条。第一条路线是从浙江江山县到福建之路。这条线路穿过闽浙交界的枫岭关（浙江④—3，系武夷山与仙霞岭之间的山口），此处“地当孔道，海禁未开之日，尤觉冲繁”。过枫岭关即进入福建建宁府境内，浦城县是第一大站，该处“当闽浙之冲，官商往来，络绎辐辏”[xxxv]。第二条为江西铅山县河口镇入闽道路，“河口镇为闽浙贸易之地”[xxxvi]。从河口镇穿过闽赣交界的分水关通往福建崇安（福建②—3）：“铅山与崇安交界之分水关，通闽大路，商贾络绎不绝”[xxxvii]。这两条路继续南下汇于建宁府治建宁县，延伸于延平府治南平县。第三条路是从铅山河口镇经云际关达于福建光泽县（福建②—3），光泽县的纸“由陆路出云际关，运销河口、天津、湖广、上海等处”[xxxviii]。
这三条路线汇于延平府治南平县（福建③—4），据南平县的记载，这三条路汇于南平，可达福州：
“邑南路至省，东路至建安，西路至沙县；又至顺昌一路，为邵（武）、汀（州）二郡及江西省往来所必经，布客、木客、烟客货银甚多”[xxxix]。
此处所说的建宁，即分别从枫岭关和分水关而来在建宁合一的商路；顺昌一路为从光泽县云际关而来的路；沙县一路系南平通往闽西的商路。从南平顺闽江河谷而下，经古田县可达福州，据古田县的资料：古田“汇延（平）建（宁）、邵（武）之水，以达于海，地当各郡水道，水陆要冲，舟车络绎，……上达屏南、建郡”[xl]。

三、梧州、广州——衡阳—汉口—开封—北京
这是一条纵贯中国腹里的南北向商业交通干线，大体与广州经杭州至北京的路线平行。南部起点一在广西梧州，一在广东广州，两条路线汇于湖南衡阳，再向北延伸经长沙、汉口、开封，抵达北京。
梧州至衡阳段系凭借珠江水系的桂江（桂江的上段称漓江）、湘江。梧州地处桂江入西江的汇合点，是广西地区的商业交通枢纽，设有户部钞关梧厂。衡阳位于湘江中游，系湘江中上游的交通枢纽。在梧州（广西④—8）和衡阳（湖南⑥—5）间有桂林（广西②—7）、灵川（广西②—7）、全州（广西②—8）、零陵（湖南⑥—4）、祁阳（湖南⑥—4）等码头。在灵川县境内有一条名为灵渠的人工河道将漓江上源与湘江上源沟通，可以行船，其地有名为“舱匠村”者，系一造船专业村，“皆世习其业”，当地所产之油和糖向南可运抵桂林、梧州，向北可运抵湖南，即“油、糖业行销桂林、梧（州）、湘（泛指湖南）者亦伙”；灵川县西邻义宁县特产红茶运销湖南衡阳亦“必取道于此”[xli]。零陵县的航运，向北可以通衡阳、长沙，向南可达桂林、广东，即“境内潇湘之贯注，船舶无阻，货物云屯，北通衡（阳）、长（沙），南达桂（林）、粤（指广东）”[xlii]。零陵下游的祁阳，航运发达，船运往来于湖北、湖南、广西之间：
“杉竹之产能饶他郡，每年驾簰载舟，涉洞庭而抵汉鄂者络绎不绝；其次则驾小船如烟……上下桂（林）、全（州）、湘（江）、湖（洞庭湖）间，转运花、粮、盐、糖”[xliii]。
广州经韶州到衡阳段。广州至韶州段见本文第二部分。从韶州北上道分两途，其一经赣州到鄱阳湖，前文已明。其二则是韶州西北，为“湖广通粤之路”[xliv]。从韶州往北，经湖南宜章、郴州、耒州可达衡阳。粤湘边界的宜章县是珠江和湘江之间的衔接点：
州可达衡阳。粤湘边界的宜章县是珠江和湘江之间的衔接点：
“地居楚尾，壤接粤头，石溪水流南海，摺岭达郴江，为南北经商水陆拨运之冲，县城东门外，居人立大店、栈房数十间，客货自北来者，为雇船，由南来者，为拨夫”；
除县城外，还有两个码头可通广州，其一为白石市，“粤船可达渡口”，其二为田溪市，“下通粤之韶（州）、广（州）”[xlv]。宜章往北为郴州。郴州位于郴江发源地，郴江北流经来水达于衡阳，并在此处汇入湘江。郴州是湘江水系中连接衡阳与广东的重要港口，其他“外联虔粤，内接衡（阳）、永（兴）”[xlvi]。虔系指赣南、粤系指广东。耒阳县亦可“通行郴（州）、桂（阳）、粤西间”[xlvii]。
从广西、广东北上之路汇于衡阳。清代的衡阳是湖南境内仅次于湘潭、益阳之后的第三大商业中心，是烟草贸易中心，金融势力控制两广，在湖南未设省之前，又是通往广西的贸易中心：
“山西、陕西大贾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出入资本岁十余万金，号大于堂，兼通岭外，为飞钞交子，皆总于衡阳；”“长沙未设巡抚时，商贾必主衡州，以通广西”[xlviii]。衡阳至洞庭湖之间的重要商埠有衡山县白果市、湘潭县城。衡山（湖南⑤—5）白果市“下达湘潭，上接衡阳，旁通湘乡、宁乡”[xlix]。湘潭（湖南⑤—5）为湖南第一大商业都会，素有“金湘潭银益阳”之说。其地通“岭表滇黔”，东城门外河岸“樯帆蚁集连二十里”，“城市街衢三重，长十五里，三乘之，四十五里”[l]，是湘江流域的水运中心。
从湘潭顺流而下，入洞庭，达汉口，水路运输畅通无阻。汉口是中原地区通往两广的必经之地，从汉口（湖北④—7）溯长江而上，“入洞庭，以通两广”[li]。
从汉口北上，经湖北北部分三路进入河南，又在开封、洛阳之间集结为一，北进直隶、京师。
西路从汉口经汉水、丹江、白河达河南南阳赊旗店。汉口“沿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入宛、洛”[lii]。宛即南阳一带，洛即洛阳一带。从汉口到赊旗店（河南④—5）经湖北沔阳（湖北④—6）、宜城（湖北③—5）、襄阳（湖北②—5）。沔阳在汉水河畔，“南滨大江，北控江汉，商贾辐辏，往来殷繁，百货滞鬻，乡镇之多，甲于邻境”，其仙桃镇即处于北通襄阳的水路要冲，即“滨襄河水路之冲”[liii]。从沔阳北上达宜城县小河口镇，为“东临江汉，接界襄阳，京省通衡，商贾辐辏”之地[liv]。襄阳为鄂北重要港口，发源于河南南阳境内的各河流皆在襄阳流入汉江，商业交通发达：
“唐、白、滚、清河之水由此至白河口入汉，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商贾云集”[lv]。
襄阳以北的河南赊旗店镇为四达之地：
“淯水以东，唐（县）、沁（县）之间，赊旗店亦豫南重镇也，……，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汇百货”[lvi]。
汴即开封，洛即洛阳，清水即白河。
南阳以北为嵩县（河南③—5），嵩县南部为白河（又称淯水）的发源地，北部为洛河的发源地，为南北交通衔接之地。向南“由淯水浮南阳”，向北“由册穆关贩运宜（阳）、永（宁）”[lvii]。嵩县中部又是伊水（洛河支流）的发源地，物产可用伊水贩运到洛河畔的洛阳（河南③—5）和洛河与黄河的汇口处巩县（河南③—6）：
“松、楸、椴、桐，西南山俱有，商客编筏远货，浮伊至洛（阳）、巩（县）”[lviii]。
巩县的东邻为黄河南岸的汜水县（河南③—6），该地为河南省药材交易中心，“四、十两月药材大会，山货、南货俱集，为全省交易中心点”[lix]。汜县稍东为开封府治祥符县，用黄河之水可行舟而至。
中路是从汉口经云梦（湖北③—6）去河南。湖北棉布运往塞北者，皆以云梦为集散地：
“西客来楚贩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历远不变色，若不由云城改捆，一至河南渡黄河，多霉暗”[lx]。
云梦与开封间的必经之路是西平县（河南④—7），此处为“南楚北冀通衢”[lxi]。西平至汉口，为今京汉铁路线，交通平坦，再向北，平坦大道直通开封。
东路是从汉口经湖北黄安（湖北③—7）、河南光山（河南⑤—7）、周家口（河南④—7）达开封。湖北黄安的七里坪“北接光（山）、罗（山），南达江汉”[lxii]。光山县的泼陂河镇为“通楚冲道”，“商旅辏集”[lxiii]。光山县以北的商水县周家口镇为东西南北四通八达的商业枢纽，据乾隆时的记载，该镇：
“周围十余里，三面夹河，舟车辐辏，烟火万家，樯桅树密，水陆交汇之乡，财货堆积之薮，南接楚城，北通燕赵”[lxiv]。
从汉口北上的西、中、东三路汇于开封（河南③—7），其朱仙镇与汉口镇、佛山镇、景德镇并称四大名镇，为北部中国的商品集散中心，据载，朱仙镇：
“天下四大镇之一，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广东佛山镇至湖广汉口镇，则不止广州一路矣，由湖广汉口镇至河南朱仙镇，则又不止湖广一路矣”[lxv]。
从开封渡黄河，进入卫河，经卫辉（河南②—7）、内黄（河南②—7）可达临清（山东②—2）、天津（直隶⑥—6）、通州（直隶⑥—5）、北京。河南内黄县是卫河航运的中心，“豫省漕粮由卫（辉）运通（州），邑（按指内黄县）为总汇之区”[lxvi]。卫河经内黄达临清，在临清汇入运河。这条运输漕粮的水道亦可为商人贩运粮食到京师提供方便，据天津静海县的记载：“贩粟者南至卫辉、磁州，北至京师，视年之丰歉以为籴粜”[lxvii]。

四、广东—广西—云贵
这条商业交通线是从广州通往广西兼及云贵高原东南部的以珠江水系为纽带的水上交通干线。珠江水系分段而名，广东三水县（广东③—7）以下俗称珠江三角洲，是密集的水网，水上交通十分方便。从三水县西行，至广西境内的梧州（广西④—8），叫西江；从梧州往西到浔州（广西④—7），叫龚江。在浔州，河水分为南北两途，南途从浔州至南宁（广西⑤—5），叫郁江；从南宁至百色厅（广西④—3），叫右江，右江上源即云南（土）富州。北途从浔州往北在象州分为东西两支。西支从下游往上游分段称为黔江、红水河、北盘江、白水河。北盘江和白水河，全部流经贵州，源头在安顺府境内。东支从下游至上游分别叫做象江、柳江、融江、古州河。古州河在贵州省黎平府南部的独山州（贵州⑤—6），其下为古州厅（今榕江，贵州⑤—7），是这条水系的源头之一。
这样，借助珠江，西江水系，从云南贵州两省有三条通往广西广东之路，我们称之为左中右三路。左路以贵州黎平府的独山州为起点，中路以贵州的安顺府为起点，右路以云南土富州为起点，而以中路为主。
左路。左路上源在贵州独山州，是黔桂边界各县的货物集散之地：
“其地通粤西南丹及本省荔波一带，彼皆不通舟楫，货物所需，多运自独山，即彼地所有，亦必运至独山发客”[lxviii]。
其下游为古州厅，民国以来改称榕江县，据晚近的材料追述，在近代公路未兴起之前，该地为商业交通的四达之地，可达融县的长安镇（广西②—6）和柳州（广西③—6）等省内商业重镇：
“由榕江至广西交通较繁，凡本地日用各物，均由广西运来。由榕至桂，有商舟往来，四日可到融县的长安镇，又一日可到柳州”[lxix]。
这条路到柳州并不是终点，还可下“柳州、象州”[lxx]，在象州附近与中路会合。
中路。中路起于贵州省安顺府盘江，这是滇、黔、湘、赣、皖、浙商业交通干线上的一点[lxxi]。从盘江往东南行，经花江到白层[lxxii]，是陆路，从白层进入水路，可达川广，一路有三道税卡：
“关税原卡三道，盘江、花江而外，惟毛口系入滇孔道，乱后商贾寥寥，由花江分设一卡，在打帮渡征收，川广商船又不能径达州境，百货俱集白层。”[lxxiii]
从白层顺流而下可到迁江（广西④—5），迁江县的商人可将商品贩运到浔州稍西的大黄河口（广西④—7）：
“商人惟西门墟、平阳墟、溯河墟等处恃有红水河一帆之便，下通大黄江，往来贩运”[lxxiv]。
船到大黄河口时就已经过了浔州，右路而来的商船到浔州与中路和左路会合。
右路起于云南（土）富州（云南⑥—11），其下游广西百色厅，百色厅的货物上可通云南（土）富州，下可经南宁达于近乎两广交界处的郁江（浔州在郁江上），到郁江，就到了浔州：
“百色地当极边，万山重叠，惟厅治滨江，源出云南土富州，下达南宁、汇于郁水，铜运、盐运与夫东道行商帆樯时集”。
百色厅的货物分别来自广东、云南和贵州：
“城厢外市肆喧阗、舟载马驮、百货云集，类皆来自东粤以及滇黔”[lxxv]。
广西货物进入广东、首先经过肇庆府治高要县（广东③—7），为两广商业交通要道：
“肇庆为西江流域，西通梧州、东趋省会、南人新江，以达新兴，商业之交通、亲朋之酬酢，莫不以肇庆为中心点，彼此往来，全恃帆船”[lxxvi]。
肇庆而下是三水县，该处当“两广之冲”，广西各级地方官“镇、巡、监、司使命及郡县百官、岛夷贡献，皆取道于此”[lxxvii]，在商业上是“西南雄镇，更商贾辐辏，帆樯云集”[lxxviii]。
过三水，即到广州，两者近在咫尺，水路多途，兹不赘述。

五、雷波—宜宾—重庆—汉口—上海
这是以长江主干流为渠道的商业交通线，它西起于川滇边界的雷波厅以上七百里的金沙江，经宜宾、重庆、汉口而达于上海。
雷波一宜宾段。金沙江畔雷波厅以上七百里为四川叙州府，宁远府与云南昭通府、东川府的界江。从雷波（四川⑦—8）出发经屏山县（四川⑦—9）、达宜宾（四川⑦—9）。雷波上游七百里处的铅、铜、木材、竹笋等可顺金沙江运到雷波，其他商业亦很发达：
“土产沃富，远货他乡，而白布、红盐则取资于外郡，是以道路虽险，商贾流通。昔年盛时，开办铜、铅、木版、笋尖各厂，由金沙江顺流而下，仅七百里，三日可达，远方之人闻风麋集。”[lxxix]
而雷波亦成为川滇边境的商业重镇：
“深山大泽之中，五行百产，无物不有，乾嘉时，边境清平，商贾云集，云贵、两湖、豫章、粤广之民络绎趋赴、货物充韧，阛阓整齐，实边疆一巨镇也”[lxxx]。
雷波厅的下流商业重镇是屏山县，是滇蜀边境的商品集散中心之一；
“船路梭织，百货流通、而以盐布为大宗，一行于雷波及左路蛮地，一行马边及右路蛮地，云南永善一带皆资焉，为县境之门户，亦商贾之口岸”[lxxxi]。
屏山县下游的叙州府沿宜宾县，是云南的铜汇入长江的交会点，即“滇省铜铅入川要路”[lxxxii]。也是湖北来的货物运入云南的转运点，其中湖北布就是从这里经与之此邻的云南昭通府运往云南曲靖府、宣威州的：
“广布产于湖北沙市，由昭通运……由荆州贩至四川叙州府，由叙州府贩至昭通，再由昭通府以关驮运从可渡入境”[lxxxiii]。
到了曲靖府便汇入横贯云贵的商业交通干线（见本文西藏至云贵线）。
宜宾至重庆。宜宾下游是泸州（四川⑦—10）。在泸州北部有中江流来，汇入长江，成都方面的商品进出，必经泸州，本文另有撰述。泸州南面通云南，云南南部产铜区的铜就是越过数府运至云南北部的昭通府，再转运到泸州：
“（铜）由东川运鲁甸，交昭通，由大关一带陆运，往交泸州”[lxxxiv]。
泸州而下是江津县（四川⑥—11）。江津县是运往上游及云贵一带的棉布集散地：
“城北中渡有堆布店，即壁山商人运往永宁、毕节、叙府之布由斯经过者”[lxxxv]。
永宁（四川⑦—10）在四川南缘，其南为贵州毕节（贵州③—4）、叙府即叙州府。江津而下是巴县（四川⑥—11），巴县是重庆府治，古称渝州，为四达之地，纳八方之货，是全国闻名的商业中心，据乾隆时记载：
“渝州物产与全蜀同，物之供渝用者，则与全蜀异，三江总会，水陆冲衢，商贾云屯，百物萃聚，不取给于土产而无不给者。如昭文则有丹漆、旄羽，制器则有皮革、骨角，取材则有柟梓竹箭，利用则有鱼、盐、旃、裘、丝、漆、絺、紵、若铜、若锡、若铅、若铁、若怪石、若金玉器玩，佳果香茗，或贩自剑南、川西、番藏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之间，水牵云转，万里贸迁”[lxxxvi]。
巴县控长江上游，居于中国东西贸易的中心点，西部的四川、甘肃、陕西、新疆、青海及西藏、云南、贵州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货物运往长江中下游及其以远地区，都要经过巴县。而长江中下游的江苏、安徽、湖北以及通过长江中下游水道而来的江西、福建、两广的货物入川及四川以远地区，也必经巴县。
巴县至汉口。汉口是长江中下游的商业交通中心，从巴县到汉口经过四川的涪州（四川⑥-12）、万县（四川⑤-13），湖北的归州（湖北④-4）、江陵的沙市（湖北④-5）、监利（湖北⑤-5）、江夏（湖北④-7）等商镇。
四川的涪州在长江右岸，是四川通往长江下游的必经之地，当地商人以长江一水之利，“往来都邑，遨游荆楚”[lxxxvii]。涪州又是黔北地区通往四川的四条道路之一：
“由仁怀厅入谓之仁岸，自叙永厅入谓之永岸，自綦江入谓之綦岸，自涪州入谓之涪岸”[lxxxviii]。涪州以下为万县，该地：
“途兼水陆，控引成渝，舟车辐辏，为东蜀都会”[lxxxix]。
从万县过夔关（清代主要钞关）便进入湖北宜昌府境内。宜昌府的归州在长江左岸，航运业比较发达，当地居民“或置舟船为客载货物，往来川楚者颇多”[xc]。归州以东为东湖县，凭借长江“上而蜀川、滇黔，下而吴越诸省”[xci]。东湖以下为枝江县，该地棉花大量入川销售，“贾人多于董市江口买花入川，呼为楚棉”[xcii]，枝江、东湖以东，是闻名全国的商业重镇沙市，“西接蜀江，北通襄汉、百货充韧、万舫鳞集”[xciii]。沙市下游的重要商业区是石首县和监利县。石首县的黄金堤镇“山陕川广贾客鳞集”[xciv]。监利县南濒洞庭，北接长江，“所产吉贝大市西走蜀黔，南走百粤”[xcv]，其朱家河镇，为“巴岳沔汉四达之区”[xcvi]。“巴”即四川，“汉”即汉口，而“岳沔”分别指洞庭湖口的岳州（湖南③-6）和汉水流域的沔阳（湖北④-6）。
监利下游的武昌府的江夏与汉阳府的汉口，是长江流域的最重要的商业重镇，也是全国著名商埠。江夏是武昌府治，今名武昌，亦湖北省城：
“省城当七省冲，江夏附郭，水陆交通，百货云集”，“舟车络绎，熙来攘往，称极盛”[xcvii]。与江夏隔江而望的汉口，由于港湾优于江夏，而取代江夏，成为重要商埠，号称九省通衢：
“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区，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名区，以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入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以上溯金沙之于遵；汉水而西，经安陆、襄阳、郧阳诸府，纵贯全鄂，以抵汉中；又沿汉水之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入宛洛，所谓九省之会也”[xcviii]。
又有资料记载，从汉口还可达到山西，甘肃等地：
“溯江河可以直达四川、云南、贵州，溯汉水则可直达河南、陕西、甘肃，其湖南、江西诸省，亦皆舟楫可通，山西、安徽其货物莫不汇于此，所谓九省之通衢也”[xcix]。
汉口以下的长江水道，是畅通无阻的内河航道，政府在九江、芜湖、南京、上海设有四个钞关，并在镇江与运河成十字交叉，在长江口达上海，与沿海交通相沟通。汉口至上海的主要商镇为学界所公认并熟知，本文不再重复。
六、乌鲁木齐-兰州-汉中、重庆-长江
从新疆乌鲁木齐经甘肃分四川和陕西两路进入长江干流商业交通线，是西北通往内地的又一条商业交通干线。
乌鲁木齐至兰州。这一段路线从乌鲁木齐（新疆④-10），经新疆门户古城（新疆③-11），哈密（新疆④-13），甘肃省的安西州（州治安西，甘肃④-6），肃州（州治酒泉，甘肃⑤-9），甘肃府（府治张掖，甘肃⑥-11），凉州府（府治武威，甘肃⑦-13），兰州府（府治皋兰，甘肃⑧-14），分达川、陕。
从乌鲁木齐东行，至古城，古城“其东趋哈密为一路、秦陇鄂豫商人多出焉”[c]。哈密，是内地商品出关的必经之地，对过往货运车辆征税，“岁征出关路过商民贩货，铁辋车每辆税银三两，木辋车税银二两”[ci]。从哈密向东，进入甘肃境，安西州是一商业重镇：
“安西镇城控制东西，为商品聚集之地……东门外尚有客民自盖房屋，在关内拨运货物，开设铺面，现有一百数十余家，大街南北，店铺面大小不等，共计九百余间”[cii]。
安西府到兰州府之间，凉州府是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甘州和肃州的商品都以凉州为商品转运点：
“河以西之商贾、凉州为大，往者捷买以资甘、肃，今更远销安西、沙瓜等，以利塞外”[ciii]。凉州到安西州之间的商路商业运输频繁，肃州高台县（甘肃⑤-10）的稻米就大量运销西部的“酒泉、安西、敦煌、哈密等处”[civ]。
兰州，是甘肃省的商业中心，聚集了许多外省商人，有十余省的商业会馆[cv]，是本省与外省商业联系的中心，当地所制各种烟丝可以直接运销四川、江苏、广东等地[cvi]。
兰州经重庆至长江。兰州府治东南有一狄道州（甘肃⑨-14），是通往四川重庆的必经之地。从狄道州东南行，有两条路，一是经阶州（甘肃（11）-15）和嘉陵江支流涪水江畔的江油县中坝场（四川④-9），以达重庆，二是经徽县（四川（11）-17）运至涪水江，以达重庆：
“本县商务以黄烟为大宗，系烟叶造成，运销四川，分两路，一由阶州陆运江油属之中坝场，一由秦州运至徽县涪水江，转为水运，至四川重庆等处。”[cvii]
中坝场，水通重庆、达长江。甘肃之货通过中坝场，走向全国，中坝场作为商业中心：
“上通陕甘，下极闽广，西北至松、茂，东南届潼、保，凡山之珍、海之错、陆之土药，水之广货，滇楚布葛铜锡，雍兖之枣梨檽菌，舟运车负，罔不毕集”[cviii]。
兰州经汉中至长江。在兰州与汉中（陕西⑦-4）之间有一条经狄道州（乾隆三年以前为临洮府治。据《清史稿》卷64）、巩昌府（甘肃⑨-15）成县（甘肃(11)-16）、陕西略阳之阳平关（陕西⑧-3）、沔县（陕西⑦-3）到达汉中的道路。据载，在徽县、成县一带，
“川汉之货径东出阳平，抵汉、沔，西出江口，过临，巩”[cix]。
从成县到略阳一段水路，沟通了陕甘两省的道路，成县“东南飞龙峡水经白水江、嘉陵江，通略阳、达汉沔”[cx]。
沔县和汉中都在汉水上，这样，就可以通过汉水，直达长江。汉中府治南郑县的药材就是通过汉水运达湖北光化县老河口镇[cxi]。南郑东邻城固县的药材也是通过汉水运至老河口：
“水运销行湖北老河口镇十之九，由老河口镇分水陆运，销行山西、河南、山东、直隶，以制造水烟”[cxii]。
由老河口顺汉水而下，经过襄阳、宜城、沔阳县之仙桃镇，就到达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汉口（详见本文“广州经汉口至北京”一节）。从汉口顺长江而下，货通全国。
七、玉树-成都-宜宾
这是一条从青海进入四川，并达于长江航道的商业交通线。
玉树（青海⑥-7）是青海地区的商业中心，玉树的商品“有来自西藏，有来自川边打箭炉，有来自甘肃西宁”[cxiii]。打箭炉即通往成都之路。据载从成都赴西藏必经打箭炉，“入藏两路均自折多山分，一西南行，经巴塘、里塘，为差贡大道，一西北行，经炉霍屯，为行茶之路”[cxiv]。折多山即打箭炉所在之山口。打箭炉、炉霍屯、巴塘、里塘均属雅州府，从成都赴雅州、再赴西藏，新津县（四川⑤-8）是必经之路，其太平场号称“西藏冲衢”[cxv]。
从青海进入成都的另一条路是经松番（四川③-8）、灌县（四川④-8）到达成都。松番是川西至青海以及西藏、甘肃的贸易中心之一，商业极为繁盛：
“商货分输出输入两种，输出品购自成都，温（？）、崇（庆）、彭（山）、江（油）、彰（明）、安（县）、绵（竹）各县者，以大小茶包为大宗，绉、缎、绫、绉、洋广匹头、毛绸、花线、土布次之，钢铁、瓷器暨各杂货、各食品又次之，运往关外南北番部售销；输入者，易自关外生番部落，而以羊羔皮、野牲皮、羊毛为大宗，香茸、贝母、大黄、甘松、虫草各药材次之，牛羊牲畜又次之，输入本省暨直隶、河南、上海及沿江海各埠售销；交易时期，每年汉番运货结队而走，大抵六七月皮庄上市，八九月贝母、大黄、甘松、牛羊登市，十月以后羊毛登市，麝香、杂货暨各山货则无定时”[cxvi]。
这里所说的输出，即从松番向藏、青、甘等少数民族地区输出，所谓输入，即从松番以西各少数民族部落买入转销内地。
在松番与成都之间，灌县是对松番等地贸易的金融中心；
“邑西上通松、藏、大小两金，凡药材、碱盐、牛羊、茶叶交易者，俱以灌城为汇兑，故商贾辐辏宣阗，有小成都之称”[cxvii]。
这里所说的松、即松番，大小两金即青海一带。灌县被称为通往青藏地区贸易的“西岸”，打箭炉被称为南岸，西岸初建于雍正年间[cxviii]。灌县商业交通可经成都、宜宾达“宜昌、汉口”[cxix]。
灌县而下是成都。成都与灌县均在岷江畔，顺岷江可达宜宾，入长江，因此成都的商业交通十分发达，“东通吴楚”，“南邻云贵”，“北接秦陇”，“西毗松（番）、雅（州）”[cxx]。松番、灌县、成都、宜宾一线使青海等地的商业交通与长江流域连成一片。
八、西藏-云贵-湘赣-皖浙
这是一条与长江水上航线大体平行的略见曲折的横贯东西的商业交通线。
西藏至云贵段。西藏地区内部的商业交通十分发达，以东部的察木多（今昌都，西藏⑤—12）为中心，西达克什米尔（今属巴基斯坦与印度的争议地区），南达布鲁克（不丹）边界，北经四川、青海达于甘肃，东南通云南：
“卫藏地方为外番往来贸易人等荟萃之所，南通布鲁克，东南通云南番子，东通四川打箭炉以外各土司，北通青海蒙古，直接西宁，惟西通巴布勒及克什米尔”[cxxi]。
文中所言“东南通云南番子”系西藏通云贵之路。
从云南进入西藏有两条主要道路，以云南鹤庆州（云南③—6）的中甸厅（云南②—5）为集结点，一条向西北，出翁书关（云南①—5）从四川的里塘（四川⑤—5）和巴塘（四川⑤—4）进入西藏；另一条从中甸出发，经维西厅（云南②—5）、奔子栏（云南①—5）、阿墩子（云南①—4）直接进入西藏，此外还有若干小路：
“一自滇境西北出翁书关，至巴、里塘，一自滇正西，由鹤庆州之维西、奔子栏、阿墩子渡金沙、澜沧二江，以至西藏，西僻路尚有五、六处，皆以鹤庆州之中甸为咽喉”[cxxii]。
文中所言渡金沙、澜沧二江之后，从何处进藏，不详。而经巴塘和里塘则可直达察木多，“里塘、巴塘为差贡大道”，“至察木多”[cxxiii]。这条商路从鹤庆州往南延伸可以穿过大理府而到蒙化厅（云南④—6），蒙化厅所产之铁可以销往“大理、赵州、水平、鹤庆”[cxxiv]。蒙化厅之南的顺宁府的茶亦可通过这条路销往“西藏古宗等处”[cxxv]。
西藏经鹤庆州到顺宁府的商路在大理同横贯云贵高原的商路呈十字交叉状。这条横贯东西的商业交通干线东起湘黔边界的镇远府（贵州③—7），经安顺府的盘江河（此处乃是与广东一广西一云南商路上的交叉点）、普安州（贵州⑤—3）、云南的曲靖府（云南④—9）、云南府（云南④—8）、安宁州（云南⑤—8）、楚雄府（云南④—7）、下关（云南④—6）、大理府（云南④—6）、永昌府（云南④—5）至腾越府（云南④—4）出境。这一路设有税卡：
“镇远至贵阳、安顺府、盘江河、普安州，此数处乃小税也，每布一挑纳银六、七钱，绸一疋抽银七、八分，交水、曲靖、云南府乃大税也．每布一挑纳银一两四、五钱，绸一疋纳银一钱一、二分不等，上而安宁州、楚雄府、下关、大理、永昌、腾越州俱照云南府纳税”[cxxvi]。腾越州与缅甸新街接界。
云贵至湘赣段。湘黔边界的贵州四府一厅即黎平、镇远、思州、铜仁四府和松桃厅为沅江水系各支流的发源地，各府厅都有水上交通通沅江，达洞庭，为滇黔、川楚间的交通要道：
“铜（仁）、松（桃）、石（阡）、镇（远）、思（州）一带上通滇黔，下通川楚，为客商往来必由之路”[cxxvii]。
这里的“楚”包括湖南、湖北两省。这段文字实际上勾画了三条路线：铜仁、松桃、镇远（经思州）至湖南，而石阡系经乌江进入四川之路，不在本节讨论之内。另有黎平州通往湖南之路。通往湖南的四条商道在沅江中游的辰州府治所总汇为一，北流经常德，入洞庭。
黎平州至辰州。这条路线起自黎平州（贵州④—8），经湖南靖州（湖南⑥—2）、黔阳县托口镇（湖南⑤—2）、会同县洪江镇（湖南⑤—2），在此与镇远至辰州线会合后，继续向北到达辰州（湖南④—3）。黎平州的外销货物就是通过洪江镇运出：“黎郡之油产自东北路者，运至洪江发卖”，靛亦“雇船远至洪江、常德”[cxxviii]。黎平而下是靖州，其商路通洪江、常德、汉口，当地市场出售的棉花“自他省运入者，皆由汉口、常德或洪江水运至本境，每岁销一万斤，其转运黔粤境内销售者约一万斤”[cxxix]。靖州而下是托口镇，其地：
“上通贵州苗洞，巨木异材凑集于此，官之采办与商之贩运者，多就此编筏东下”[cxxx]。
托口镇而下是洪江镇。
镇远至辰州。这条路线起于镇远府西境之黄平州（贵州⑥—6），经镇远府治（贵州③—7）、晃州（湖南⑤—2）、芷江县的榆树湾（湖南⑤—2）至洪江镇与黎平州至辰州线会合。黄平州是湖北棉布销往贵州各地的棉布集散地：
“过去黄州布总批发处为黄平旧州，由该地运往瓮安属牛场或猴场，而至平越府之中坪”[cxxxi]。
黄平州而东，横穿镇远府而达于湖南沅州、辰州等地，“镇远、思南为楚蜀水陆之凑会，百货萃焉”，“东近楚拆辰、沅诸州，舟楫可挽而至”[cxxxii]。镇远而下是晃州龙溪口，为“黔来楚往”[cxxxiii]。之地。晃州而下是芷江县榆树湾，其地：
“居民数百户，上下舟楫少[稍] 停蚁泊，凡油、豆、米、谷、煤、铁之属，皆集于此路，为滇黔所必经行”[cxxxiv]。
榆树湾而下为洪江镇，是为湘西最重要的河港：
“洪江镇，县东一百二十里，其水源出楚粤界佛子岭，历渠阳、纳清水、若水，合流于此，上通滇、黔、粤、蜀，下达荆、扬，舟楫往来，商贾辐辏，百物共集，洵边邑之货薮，四达之通衢也”[cxxxv]。
这里所说的清水，系指清水江，是镇远至洪江段沅江的上游；渠阳，疑即渠水，流经会同县治所，在托口镇汇入清水江，其源头在贵州、广西、湖南交界处；若水、疑即洪江（水名），发源于湘桂边界，其左岸有若水镇，在洪江镇汇入清水江。
铜仁至辰州。铜仁府（贵州③—8）是沅江支流锦水的发源地，从铜仁经麻阳（湖南⑤—2）达辰州、常德，水上交通发达，铜仁“居辰、常上游”，为“舟楫所通，商贾所集”[cxxxvi] 之地。麻阳航运发达，“沿河居民惯习水性，操舟者多，巨津大河，深资利济”[cxxxvii] 。锦水经麻阳而下，在辰溪县治所汇入沅江，从沅江顺流而下，可达辰州、常德。
松桃厅至辰州。松桃厅（贵州②—8）是沅江支流酉水的发源地之一，酉水东经四川秀山县（四川⑦—13）、湖南保靖（湖南⑧—2）而达辰州汇入沅江，至常德汇入洞庭。秀山山区所产大量货物经酉水“载销湘、汉、淮、●间，而汉口其都会也，其次常德、次湘潭、新堤”[cxxxviii]。湘即湘江；汉即汉江或汉口；淮即淮河；●即济水，泛指黄河中下游一带。从这段记载来看，进入洞庭湖以后，便可沟通湘江、长江、汉江、运河、淮河、济水等水域，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线。我国重要产棉地江苏通州（今南通市）的棉花可以辗转运抵秀山并转销贵州各地可以为证：
“酉水舟楫通津，下水载油，上运皆木棉，他货百未一也，咸丰末石隄置厘金局，以秀油、棉花为大宗，榷厘至万金，县民最重通州棉花，然商贾都恃贵州为转销，境内所用，百未一也”[cxxxix]。
秀山而下的保靖亦为重要商埠：
“城乡市铺，贸易往来，有自下路装运来者，如棉花、布疋、丝扣等类，曰杂货铺；如香、纸、烟、茶、糖等类，曰烟铺；亦有专伺本地货物涨落以为贸易者，如上下搬运盐、米、油、布之类，曰水客；至于本地所产桐油、五棓（有羊棓、角棓两种）、卤水、药材各项，则视下游时价为低昂”[cxl]。
来自黎平、镇远、铜仁、松桃的四条商路在辰州府治会合为一，再顺流而下经桃源而达常德。桃源县的资料记载了这条交通线的简要情况：“米、麦、豆、布则溯辰、沅直抵黔贵，布、米、棉、茶、木则东泛湖湘，可抵汉沪”[cxli]。
湘赣至皖浙段。西藏经云贵进入洞庭湖后，一方面入长江，达汉（口）沪（上海）；另一方面出洞庭入湘江、转赣江人鄱阳；出鄱阳转新安江、达皖浙。从前文所引四川秀山县的资料表明，从沅江水系可以直接航行到湘江，而湘江水系中，湘潭县是连接赣江、湘江、沅江的交通中枢。据载，销行湘潭西北方的瓷器必经湘江和沅江：
“岭表滇黔，必道湘、沅，则西北磁器往者，亦就湘、沅以往，而长沙少步，不利泊船，故皆辐辏湘潭”[cxlii]。
湘潭通往江西之路，即湘江与赣江之间的商业交通衔接点在江西萍乡、万载之间。湘江东部支流渌水发源于江西萍乡，在湘潭南的渌口镇（今株洲市，湖南⑤—6）汇入湘江，萍乡治所之东宣风镇又是袁水（赣江支流）的发源地，宣风镇（江西④—2）为东西向交通的水陆转运之所：
“江右袁州有所谓宣风市者，地当孔道，西达滇黔，东趋闽、浙，舍舟从陆，必经于是焉”[cxliii]。
湘赣之间的另一连接点在万载县（江西③—2），万载与萍乡同属袁州府，系赣江支流锦江的发源地，其地为南昌与湘江、洞庭湖之间交通线之一，“诸市上通湖、湘，下达省会，商旅往来辏集”[cxliv] 。
从萍乡和万载进入赣江后，便可经鄱阳湖进入皖南，再经皖南进入新安江。鄱阳湖与新安江之间的陆路衔接点在安徽祁门（安徽⑦—4）和休宁屯溪（安徽⑦—3）之间。鄱阳湖支流昌江发源于祁门境内，新安江支流吉安水源头在休宁一带。出鄱阳湖入昌江，航运可达祁门，祁门为水陆转运处：
“祁门上通闽广，下接苏杭，山涧溪流，迤东南溪行一线，商贾航货物，经饶湖，溯流而至祁门，舍舟问陆，辇负往来如织”[cxlv]。
而皖南的货物则“由休宁屯溪以达江浙”[cxlvi]。新安江从屯溪向东流，在严州府治建德县（浙江③—4）汇入富春江中游，航道畅通，可达富阳、杭州，兹无庸赘述。
九、西藏—甘肃—宁夏—内蒙
这是一条从西藏经青海、甘肃到内蒙的商业交通线。西藏的察木多（今昌都，西藏⑤—12）是其起点，向北经四川打箭炉（四川⑤—6）、甘肃丹噶尔（甘肃⑧—12）、西宁（甘肃⑧—12）、皋兰（甘肃⑧—14）、宁夏府中卫县宁安堡（甘肃⑦—16）、宁夏城（甘肃⑥—17）、宁夏府石咀山（甘肃⑤—17）、内蒙乌拉忒（或写作乌喇特、内蒙古⑥—7）到归化城（内蒙古⑥—8）为终点。
察木多经西宁至皋兰（兰州府治城）段。据西藏的记载，察木多“东通四川打箭炉以外各土司，北通青海蒙古，直接西宁”[cxlvii]。在打箭炉与西宁之间有一商业重镇丹噶尔：
“东路系通省郡大道，余皆毗连青海、壤接蒙番，山径硖路，四通八达，……在昔嘉庆、道光之际，丹地商业特盛，每年进口货银，价至百二十万之多”[cxlviii]。
这里所说“省、郡”，系指甘肃省会兰州府治皋兰县、西宁府治西宁县。西宁亦是一贸易中心：
“兰州出长城，渡黄河七百余里为西宁，……五土之人与番回、西戎咸贸易于此，亦一都会也”[cxlix]。
皋兰县治为古丝绸之路的中心，商业历来发达，清代这里集聚全国各地商人，据记载，这里有山陕会馆（建于康熙四十七年）、浙江会馆、江西会馆（皆建于道光中叶）、豫章会馆、西湖宾馆、四川会馆（皆建于同治十三年）、江南会馆、广东会馆（皆建于光绪初年）。从兰州到宁夏，可用黄河水道运输：“河自兰会北流，两岸层崖峭壁，河峡而水势湍急，商市庄宁山木而下者，日可行二百里，宁夏宫室廨署桌楔之用，多取材焉”[cl] 。中卫县宁安堡是商业往来必经之地，“地当孔道，通商贩，其市集之盛殆与州邑同”[cli] 。宁夏城亦一商业都会：
“宁夏城人烟辐辏，商贾骈集，四衢分列闤阓，南北番夷诸货并有，久称西边一都会”[clii] 。
从宁夏城往北转东，经石咀山到乌喇特及归化城一带。石咀山属宁夏府，是宁夏与内外蒙古各部交易的三大市之一：
“（宁夏）皆面边墙、背黄河，所称河套地也，河北即土默特蒙古并山西归化城所属之萨拉齐、托克托等城，俱以黄河为界，各蒙古与内地民人交易，有花马、横城、石咀山三市口，俱十日交易一次”[cliii] 。
所谓山西归化城即内蒙归化城，在清代的行政区划中，归化、绥远等六城不属山西地界，但这一带蒙汉杂居，因蒙族社会中没有正规的民事诉讼机构，清政府指定山西平朔府审理该地区蒙汉民事纠纷，故又可称山西归化城，实为内蒙山西两属之地。
除花马池（甘肃⑦—18）、横城（甘肃⑥—17），石咀山外，还有若干互易小市，而以石咀山为主，贸易可通归化城一带：
“鄂尔多斯除横城等三市外，尚有靖远县口外之宁条梁、榆树府城、神木县城，并山西归化城、托克托等处，并得就近贸易，宁夏三市唯石咀山通蒙古最多，哈尔哈、土尔古忒、乌拉忒等处，皆赴口通市”[cliv]。
土尔古忒即土尔扈特，乌拉忒即乌喇特。乌拉特与鄂尔多斯、包头之间呈三角形，皆距数十里之遥，而包头与托克托、萨拉齐等地均为以归化城为中心的商业市镇群：
“归化城之毕齐克齐、山后可可以力更等村、托克托城之河口、萨拉齐之包头镇等处，皆米粟总汇”[clv]。
包头濒黄河，又为内蒙至河南线的起点。
＋、内蒙—山陕—河南—苏北
这条商业交通线起自内蒙古包头镇，斜向东南至苏北清河县。
包头经山陕至河南段，系依黄河水运为主的商业交通线，从包头（内蒙⑤—8）顺黄河经河曲县（山西③—4）、保德州（山西③—4）、葭州（陕西②—7）、吴堡（陕西③—7）、韩城（陕

注释

[i] 此处系《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有关各省区的地理方位座标区。以下凡标明某地的地图座标区者，一律只注该省区别和座标区号。

[ii] 钟庸：《新疆志稿》卷2，《商业》。

[iii] 钟秀：咸丰《古丰识略》卷20，《市集》。

[iv] 吴辅宏：乾隆《大同府志》卷7，《风土》。

[v] 张曾：光绪《归绥识略》卷17，《地部·市集》。

[vi] 德溥；光绪《丰镇厅新志》卷6，《风土》。

[vii] 左承业：道光《万全县志》卷3，《杂税》。

[viii] 佚名：光绪《延庆州乡土志》，《商务》。

[ix] 刘志鸿：民国《阳原县志》卷8，《产业·商业》。

[x] 钟庸：民国《新疆志稿》卷2，《商业》。

[xi] 萨英额：道光《吉林外纪》卷10。

[xii] 方式济：康熙《龙沙纪略》。

[xiii] 方式济：康熙《龙沙纪略》。

[xiv] 西清：嘉庆《黑龙江外纪》卷5。

[xv] 民国《黑龙江省志纲要》，《实业志纲要》。

[xvi] 萨英额：道光《吉林外纪》卷8，《黑津》。

[xvii] 陈永图：民国《增城县志》卷14，《实业志》。

[xviii] 《粤东省例新纂》卷3，《税饷》。

[xix] 沈恩华；同治《南康县志》卷2，《城池》。

[xx] 黄德溥：同治《赣县志》卷4，《形势》。

[xxi] 杨辅宜：同治《永宁县志》卷1，《风俗》。

[xxii] 潘懿：同治《清江县志》卷2，《市镇》。

[xxiii] 江召棠：光绪《南昌县志》卷4，《方域》。

[xxiv] 光绪《江西农工商矿纪略》，《清江县商务》。

[xxv] 王恩溥：同治《上饶县志》卷4，《疆域》。

[xxvi] 王恩溥：同治《上饶县志》卷4，《疆域》。

[xxvii] 黄寿祺：同治《玉山县志》卷12，《食货·榷关》。

[xxviii] 李瑞钟：光绪《常山县志》卷21，《舆地》。

[xxix] 卢灿：康熙《龙游县志》卷1，《舆地》。

[xxx] 汪文炳：光绪《富阳县志》卷15，《物产》。

[xxxi] 许梦闳；雍正《北新关志》卷3，《禁令》。

[xxxii] 许梦闳：雍正《北新关志》卷3，《禁令》。

[xxxiii]《塞外见闻录》。

[xxxiv] 宋哲元：民国《察哈尔通志》卷33，《商业》。

[xxxv] 翁天祐：光绪《续修浦城县志》卷6，《风俗》。

[xxxvi] 佚名：光绪《铅山县乡土志》，《商务》。

[xxxvii] 王恩溥：同治《上饶县志》卷4，《疆域》。

[xxxviii] 邱豫鼎：光绪《光泽县乡土志》卷14，《商务》。

[xxxix] 杨桂森；嘉庆《南平县志》卷10，《艺文》，《请弭盗议》。

[xl] 曾光禧：光绪《古田县乡土志》，《商务》。

[xli] 陈美文：民国《灵川县志》卷2，《舆地》；卷4《人民》。

[xlii] 蒋元龙：民国《零陵县乡土志》，《物产》。

[xliii] 陈玉祥：同治《祁阳县志》卷22，《风俗》。

[xliv]《粤东省例新篡》卷3，《税饷》。

[xlv] 陈永图：嘉庆《宜章县志》，《疆域志》下。

[xlvi] 朱偓；嘉庆《郴州直隶州志》卷41，《记事》。

[xlvii] 于学琴；光绪《耒阳县志》卷7，《风俗》。

[xlviii] 罗庆芗：同治《衡阳县图志》卷11，《货殖》。

[xlix] 李惟丙；光绪《衡山县志》卷6，《关隘》。

[l] 陈嘉榆：光绪《湘潭县志》卷11，《货殖》。

[li] 侯祖畬：民国《夏口县志》，《实业志》。

[lii] 侯祖畬：民国《夏口县志》，《实业志》。

[liii] 葛振元：光绪《沔阳县志》卷2，《乡镇》。

[liv] 程启安：同治《宜城县志》卷2，《村镇》。

[lv] 杨宗时：同治《襄阳县志》卷1，《乡镇》。

[lvi] 潘守廉：光绪《南阳县志》卷3，《建置》。

[lvii] 唐基渊：乾隆《嵩县志》卷12，《市镇》。

[lviii] 唐基渊：乾隆《嵩县志》卷15，《食货》。

[lix] 田金祺；民国《汜水县志》，《实业志》。

[lx] 吕锡麟：道光《云梦县志》卷1，《风俗》。

[lxi] 李毓藻：民国《西平县志》卷11，《赋役》。

[lxii] 朱锡绶：同治《黄安县志》卷2，《店铺》。

[lxiii] 杨殿梓；乾隆《光山县志》卷1，《市集》。

[lxiv] 徐家麟：民国《商水县志》卷5，《集镇》。

[lxv] 沈传义；光绪《祥符县志》卷9．《市集》。

[lxvi] 董庆思：光绪《内黄县志》卷10，《赋役》。

[lxvii] 郑士蕙：同治《静海县志》卷1，《风俗》。

[lxviii] 刘岱：乾隆《独山州志》卷3，《场市》。

[lxix] 李绍良：民国《榕江县志》，《交通》。

[lxx] 黄宅中：道光《大定府志》卷42 《物产》。

[lxxi] 详见本文：“西藏—四川—云贵湘赣—皖渐”一节。

[lxxii] 盘江、花江、白层几个地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无，其具体位置请参阅地图出版社《中国地图册》 1973年第3版的贵州版面。盘江，即盘江桥，在晴隆县东：花江和白层均在盘江南偏东的北盘江两侧。

[lxxiii] 沈毓兰：光绪《永宁州志》卷4，《经费》。

[lxxiv] 颜嗣徽；《迁江县志》卷2，《风俗》。

[lxxv] 陈如金：《百色厅志》卷3，《水利》。

[lxxvi] 马呈图：《宣统高要县志》卷11，《实业》。

[lxxvii] 李友榕；嘉庆《三水县志》卷首。

[lxxviii] 李友榕：嘉庆《三水县志》卷1，《墟市》。

[lxxix] 秦云龙：光绪《雷波厅志》卷32，《风俗》。

[lxxx] 秦云龙；光绪《雷波厅志》卷33，《物产》。

[lxxxi] 张曾敏：嘉庆《屏山县续志》卷下，《场市》。

[lxxxii] 刘世雄：嘉庆《宜宾县志》卷32，《榷政》。

[lxxxiii] 缪果章：民国《宣威州乡土格致》，第27课《广布》。

[lxxxiv] 符廷铨；民国《昭通县志》卷2，《榷关》。

[lxxxv] 聂述文；民国《江津县志》卷12，《实业志》。

[lxxxvi] 王尔鉴：乾隆《巴县志》卷10，《物产》。

[lxxxvii] 吕绍农：同治《重修涪州志》卷1，《风俗》。

[lxxxviii] 林志茂：民国《三合县志》卷19，《厘务》。

[lxxxix] 朱世鏽：民国《云阳县志》卷13，《礼俗志》。

[xc] 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俗》。

[xci] 金大镛：同治《东湖县志》卷3，《风俗》。

[xcii] 查子庚：同治《枝江县志》卷7，《物产》。

[xciii] 蒯正昌：光绪《江陵县志》卷9，《乡都》。

[xciv] 朱荣实：同治《石首县志》卷2，《市集》。

[xcv] 陈国栋；同治《监利县志》卷8，《风土》。

[xcvi] 陈国栋：同治《监利县志》卷1，《市镇》。

[xcvii] 王庭桢：同治《江夏县志》卷5《风俗》。

[xcviii] 侯祖畲：民国《夏口县志》，《实业志》。

[xcix] 徐焕斗：民国《汉口小志》，《商业志》。

[c] 钟庸：民国《新疆志稿》卷2，《商业》。

[ci] 钟方：道光《哈密志》卷21，《杂课》。

[cii] 常钧：嘉庆《敦煌随笔》卷下，《添设关东护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