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这个从海风走来的“怪物”，诞生时即铸就了其不安分，甚至张狂的秉性，在全世界不断地寻求和开辟它发展的空间。

作为现代经济的载体——西方资本主义从16世纪起即开始了其全球化的历程。16世纪上叶至19世纪上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轫阶段。这一时期正值中国的明清时代。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扩张不同，中国经济出现了内向化演进的趋势。正是这两种不同的运动态势，导致了中外经济迥然不同的结果。

西方通过世界市场不断进行扩张，中国传统社会消极保守的“绝缘化”政策导致落后，由中心逐渐边缘化。从唐的强盛开放、两宋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到明清的几度禁海闭关，市场发展渐被遏制，经济活力沉寂下来，趋向落后。明代至清中期的14世纪至18世纪，中国处于“中心”向“亚边缘”的过渡期，清中叶18世纪至19世纪上叶中国由“亚边缘”沉沦为“边缘”地带。近代中国由于列强的经济侵略和被迫开放，使中国的边缘地位更为明确。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轫

全球化作为一种理论概念或学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西方理论界提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全球观的理论思考和理论视野)。但作为一种历史运动则起源于地理大发现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后，这种国际间相互影响、制约及互动的趋势日益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变革的主流。

全球化从狭义上讲，是指相对封闭、孤立的国家、地区开放，融化人世界整体运动的过程；从广义上讲，是指全球性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扩大，国际间的合作、影响及互动日益强化，从而使得具有人类社会共性的社会、经济、文化样式日益成为世界性普遍意义的标准，并逐渐普及、推广至全球的态势和倾向。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是自然的历史演进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全球化的先行者。

经济全球化即是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在世界市场持续拓展的条件下，各国经济不断地从分散、孤立的状态中摆脱、解放出来(这种摆脱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被强力牵引、拉曳出来)，其经济活动日益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统一性的倾向。

16世纪上叶至19世纪中叶是经济全球化的发轫时期，其基本特征为在海洋航运世界贯通基础上欧洲工业品的全球性扩张，并出现了一定的生产原料国际流动的趋势。但由于现代航运、现代通讯还没有出现，这种全球化的程度十分有限，少有生产、资本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具有扩张的本性，从它一开始诞生就有将消费、生产、分配等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趋势，而在这三者中最早出现的是消费品全球化。16世纪至18世纪是欧洲列强扩大东西方贸易，其制造品跨出欧洲、走向世界的时代。据统计资料显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亚洲贸易，1665年从孟买、马德拉斯、孟加拉和东南亚等国进口丝、茶、陶瓷器、日本铜、棉织品、棉纱小豆蔻等总额15．88万镑，1720年增至58．05万镑，增加了近3倍。1660年向亚洲出口金银、一般商品和宽幅毛织品总额6．84万镑，1710年增至50．S9万镑，增加了7倍多，其中宽幅毛织品出口额增长了近10倍①。工业革命后西欧工业品的全球化销售迅速展开。世界生产贸易的增长比较：1720—1780年世界生产增长为1．5，世界贸易增长为1．1，贸易与生产增长之比为0．73；1840—1860年世界生产增长为3．5，世界贸易增长为4．84，贸易与生产增长之比为1．38；1860—1870年世界生产增长为2．9，世界贸易增长为5．53，世界贸易与生产增长之比达1．91，②世界贸易的增长是世界生产增长的近2倍。生产原料的国际交流在现代经济发轫时就有了，但主要在欧洲国家之间进行。18世纪至19世纪初随着西欧列强海外殖民地的建立，出现了亚洲、美洲、澳洲等地区生产原料、半成品流向欧洲被加工为成品的现象。例如，英国的棉布印染业靠进口印度坯布得到发展，其毛纺织业的大量原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羊毛。在这一时期，欧洲国家有少量的资本输出至殖民地地区的情况，但在整个经济全球化中的影响很小。伴随着商品和炮舰的扩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工业品几乎渗透到全世界各大洲地区。

世界性商品市场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本条件，为其以后生产、资本、金融的全球化开辟道路。商品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扩张。资本的牟利本性使它不断地运动，冲破一切藩篱，寻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机会。19世纪中叶与下叶轮船、铁路等新兴交通航运业和电报、电讯等新型通讯手段的出现，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的物质手段，使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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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日]宫崎犀一等编：《近代国际经济要览——16世纪以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② 参见[日]宫崎犀一等编：《近代国际经济要览——16世纪以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二、明清经济内向化演进的形成

14世纪中叶的元末农民战争和国内兼并战争使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受了巨大破坏。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明清经济沿着中国封建经济的轨迹惯性发展，并一度出现了明万历年间和清乾隆年间的盛世奢华景象。

14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500年间，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惯性发展是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常态，但它与明清时期其他两个因素——消极防守的对外政策、人口增长相互结合、制约、互动时，这种经济形态得到强化并渐渐形塑成了中国经济内向化演进的模式。

这种内向化演进是与同时期的西欧海外扩张的外向化发展相对而言的，内向化演进不是不发展，而是发展的方式和发展的方向问题。其内涵为：发展形式以渐进积累、数量缓慢增长为主，发展方向以内敛形式为主。政府和社会不注重甚至限制、拒绝向外开放，对外经济关系在整个社会经济运作中不占重要地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采取退守防御的政策；对内抑制市场关系的发展，漠视甚至反对经济创新，生产力发展以内部自然积累的形式缓慢变动，国内外市场难以扩大，资源配置呆滞，生产社会化进程难以起步，市场经济萌芽生长困难。

明清时期内向化演进模式的形成及其经济停滞状态有如下一些表现：

首先，明清时的经济发展、市场的扩大主要是人口压力下的一种经济变动，而不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基础上的发展。其一，在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由于人口的增长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导致人均经济量值的停滞和下降。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口增长异常时期。秦汉时期中国人口5000万左右，到宋元仍在五六千万，最多达到7000万。明清时这种人口增长几乎停滞不前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明初人口为7000多万，至明崇祯三年达19250万，比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增长了1．65倍，增长率为千分之四点一。①清初人口下降，康熙五十年的“新生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年间的“摊丁人亩”的政策，使乾隆时期及以后中国人口急剧膨胀，到清道光13年人口达39894万②，已近4亿。虽然人口增长率并不很高，但由于持续增长，人口总数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人口的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作用③，农业生产人均土地面积减少，人均农业生产率倒退，人均所占粮食数下降。宋代每一农业劳动力耕30亩，年产约合2860市斤；明代每一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2190市斤；清代光绪年间乎均每户十二三亩，每一劳动力年产粮食约合2000市斤④，清亩产比宋提高了一倍左右，但由于人均土地减少，农业人均生产率反而下降。全国人均所占粮食的数量也在下降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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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4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页。
② 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③ 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增长是否过度，人口对经济发展是否有制约作用，学术界颇有争论，我们认为从2000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看，明清是人口增长积累的异动时期。人口增长是否正常，不仅要看人口增长率状况，也要看人口与经济资源的关系。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存在着不协调，从长时段看，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确有受累于人口膨胀的因素。
④ 参见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20、852页。由于清粮食生产总数缺乏。光绪每一农业劳动力的粮食亩产为专家估计数。
⑤ 关于中国历代人均产品粮占有情况，一般认为唐朝人均古有665市斤为高峰，以后呈下降趋势(参见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保守的估计以明代中叶为高峰，以后下落。(参见郑正、王兴平：《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二，明清时期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增加是人口压力下的一种人力资源配置的微调。明清徽人大多经商，缘由在于“地少人稠”，“往者户少，地足食，读书力田，无出商贾者，……国朝(清朝)生齿日盛，始学远游，……为商为贾，所在有之”。①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专家刘石吉认为：“明清以来，松江府为中心的临近地区形成了一个棉纺织的专业地带。造成此种棉纺织充分扩展的因素实是上举棉花的普遍种植以及此一地区人口压力之增大；此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及气候的潮湿、地形的高亢，都是江南棉作与棉织业发展的重要因素。”②在专业手工业地区，大部分手工业者并不脱离农耕，没有形成独立的工业部门，社会的产业结构没有重大的改变。其三，商品市场的扩大，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非农业人口增加的比重较高，对消费市场的扩大有直接的拉动作用。宋代的“苏湖熟，天下足”，到明清时变为“湖广熟，天下足”。17世纪后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在发展棉织业的同时成为缺粮区，18世纪苏州成为全国性的粮米贸易中心；全国的粮食、棉花、棉布流通量由此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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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海鹏、王廷元等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53页。
②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第二，工农业生产力水平长期没有突破性发展。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精耕细作，亩产达四五百斤；亩产的提高主要在于亩均劳动量投入的增加。由于地少人多，其生产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缩小，小生产的模式日趋强化。手工业在技术分工等方面有所进化，但生产动力、生产机械与宋元比较没有大的改进。明清时的“熟货”丝织品，虽然精美，但制作速度则慢于“生货”。明清时棉纺织手工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从元末黄道婆把棉纺织技术引入江南至清道光年500年来，其生产技术、生产形式无大的变革，始终以家庭小生产为基本业态，没有发展成手工工场形式。生产技术惯性渐进是以日积月累的经验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换取些许的技术变革。社会对节约劳动力的技术革新缺乏需求拉动。代表社会最高工艺水平的制造品生产也仅是供给宫廷消费，而非满足市场需求。鸦片战争前的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的变化仍然沿着这一惯性徐徐运动。科学技术被漠视，中外技术交流无法展开，生产技术总体上凝固化，工农业基本工具历千年而不变。

第三，人均社会剩余下降①，社会人均有效需求萎缩，商品市场关系难以向深层扩展。在小生产模式中，社会必要产品比重始终居高不下，商品市场的扩大十分有限，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更难以深化。基本生活资料，如粮食、棉布等在广大农村主要自给自足，小生产的家庭耕织并没有分离。必要消费品流通的扩大主要以传统城市的非农业人口自然增长为空间，商品化进程缓慢。明末清初徽商经营木材、茶叶、典当、盐等，走南闯北十分活跃，其富可敌国。但传统商业经营的商品非主要生活用品，更少生产资料，所谓“其货纤靡，其人善贾”，这种商品流通、市场交换仅是自然经济的调节和补充，其运作能量和运作方式不具备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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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家范、谢天佑研究、估算显示中国封建社会自耕农家庭剩余自汉代以后呈递减之势，至明清已为负数。(参见王家范、谢天佑：《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3辑)此估算虽为自耕农家庭的收支情况，但明清时期生产力水平停滞不前，人口积增，人均剩余随之不断减少，则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明清政府采取消极的外贸政策，或闭关、或立行商制度，或限额出口等，导致对外经济交往无法顺利展开。明代从洪武年间到嘉靖年间200年主要实行海禁，隆庆、万历以后部分开禁，从隆庆元年1567年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才74年。海禁时间是开禁时间的3倍。清代前期196年，39年闭关，157年基本开放，其中1757—1840年间84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半闭关”政策。明朝中叶后，因“倭寇”侵扰，常行海禁，商贾裹足，东南沿海市镇趋向萧落。清初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反清势力的存在和害怕汉人与外人结合造反，统治者厉行海禁，宣布汉人出海为“自弃王化”，一律杀头。同时严禁外商和洋货人进。1683年台湾收复后曾一度开禁，康熙五十六年又重新禁海，乾隆二十二年闭关浙闽等各口，仅准广州一口通商，并制定了一套刻板的行商制度，以限制贸易。1723年，雍正帝下令驱逐西方传教士，连中西方通过传教士的宫廷化科技文化交流也中断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明清时期，中国外贸主要有官方朝贡贸易、公行贸易和“非法”的私人贸易，而这三类都不是正常的对外贸易。乾隆皇帝有一名言：“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就是对这一国策的最明白的诠释。自由贸易成为“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的非份之想。明清时期的对外经济政策不仅不能与同时代的西欧相比，与唐宋相比，其外贸的比重和对外开放度亦均不及，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第五，重农抑商政策，扼制市场关系和产权制度的进步。在经营商业是“末富”政策环境中，商人的正常经济活动常要受到政府的“超经济强制”的干预，商业活动的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市场，而是官府“留难”。商人的政治地位低下，私人财产得不到法律保护。明清时期在赋税、人身关系上对工商业者有所解禁和宽松，但在保障私有财产、维护个人收益方面并无制度创新，市场关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仍被看作是对“农本”的侵蚀。在15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下半叶，英、法等西方国家积极推行重商主义和海外扩张政策，大力促进经济市场化的时候，中国明清两代则在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将经济进化阻隔于市场运作之外。

在人口压力下，明清社会出现了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同时发展的现象，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自然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不完全”的自然经济的扩展以商品经济的扩大为条件，两者在发展的空间上存在着一致性。这两种方向背离的经济运动的同时发展，使明清经济处于矛盾而停滞的状态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经济有销蚀作用，同时也历练了自然经济的坚韧性和抵抗力。两者同时发展并没有改变自然经济的支配地位，自然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强大的制约力。这种经济结构和经济运作方式导致明清经济的“回归一循环”式发展模式，最终决定了明清时期有限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三、明清经济内向化演进的原因

明清经济的内向化演进模式的形成，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明清现实问题的制约，而其深层是中国封建社会运动机制的因素。

中国内向化发展倾向形成有两个历史渊源。一个是周边民族对中原社会的冲击。这种内向化发展的模式是经过历史的多次动荡演化而来的。翻开历史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周边历代有不少游牧民族或侵扰边疆或入主中原。秦汉有匈奴侵掠北方；魏晋南北朝有羯、鲜卑、氐、羌、巴等西北各族流迁战乱；两宋有辽金割据北国；元朝有蒙军纵横江南。这些周边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力量与文明的分离；他们虽有强大的武力，但其文明发展均落后于中原汉族。这些周边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后又为中原文化所征服和改造，但他们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往往使中原经济遭到破坏，甚至导致社会倒退。中原的封建统治者和社会民众都对周边及其他民族抱有既鄙视又恐惧的认知定势。另一个是华夏中心论的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汉宫威仪，万邦来朝”渐渐成为一种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一旦凝结成文化是很难改变的。明清时期这种华夏中心论进一步泛化。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在觐见清帝时拒绝向乾隆帝三跪九叩，已意味着其不辞万里来华的使命归于失败。①一个自喻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向为天下唯一文明的国度，两者也许会相待如仪，但不可能诚心交往。清朝的统治者不仅拒绝开放外贸，而且抵制一切外来影响。外使苦心挑选的代表西方科技的礼品，在清廷主人看来仅是奇异的宫廷新玩物。

明清时期的现实问题即是明清社会的外患内忧。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除了周边民族的骚扰外，又增加了海外异族的威胁。明朝先是有海商与倭寇混杂侵袭东南沿海，后是葡萄牙、荷兰人来犯。倭寇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危害尤为严重。明中叶政府一方面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下令海禁。清初，清朝统治者为镇压东南沿海地区的反清势力，割断沿海人民与台湾郑成功的联系，厉行海禁。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商人特别是英商与华贸易频率增加，使臣也多次叩门。清廷对那些“恃强桀骜”的欧洲人心存戒意。清前期、中期长期实行的行商制度一方面限制外商，另一方面切断外人与中国民间直接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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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官员与英使团达成折衷方案，马戛尔尼在不同的场合对乾隆帝施行不同的礼节，侗马戛尔尼的通商等要求被乾隆一概拒绝。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的另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人口的迅速增长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压力。随着人口大幅度增加，资源与人口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控制变得十分脆弱，难以承受新的外来冲击，统治者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倾向保守。一同时为了稳定农业，保证人口繁衍增长后的粮食供给，消弭大规模流民、乱民出现引起的社会动荡，进一步推行“抑商”、“困商”政策，以遏制商业对“农本”的侵蚀。

明清中国社会，商品流通、市场活动的经济价值与政治、社会价值并不一致。商品流通的扩大有利于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的扩大，但它的政治、社会价值在统治集团和社会精英士大夫阶层看来却是负面的。14世纪至18世纪中国进出口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人，货币商品关系发展，封建伦理日益消蚀，“礼崩乐坏”，“世风日下”，动摇和侵蚀着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统治秩序。这一点明清社会与中世纪后期的西欧诸国的情况很不一样。欧洲君主的敛财政策和雇佣军制度使工商业发展的经济价值与其政治价值趋于一致。这是这一时期中西方统治者对商品经济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国内商业还有必不可少的社会需要，那么对海外贸易的态度则更能反映中国统治者的取向。

15世纪至18世纪，尽管有海外异族的侵扰，但这些海盗式的侵扰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明清时的中国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不同。中国相对周边国家强大和先进，外部压力远比内部压力小。明清时期中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国内农业经济和农民社会的稳定。而欧洲，特别是西欧各国彼此疆界相连，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很大，各国注重军事实力，因而注重商贸、制造业等经济发展以便获得税赋收入，强化军力。欧洲各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外贸发展等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远大于中国——这个以神州自居而睥睨天下的国家。乾隆御制诗有“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之句①。明清统治者既傲视外人，又对外夷心怀怯意，正是这种吊诡思维使他们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轻易地采取封闭或限制的政策。

对世界变化的无知，世界竞争忧患意识的缺乏，是与此相关的又一重要因素。由于距离和偏见，中国的上层和士大夫阶层在18世纪前对世界的变化毫无认识，手捧长长编年史陶然自得，封闭了一切向外国学习的思想。劳民糜财的郑和下西洋被人责为“弊政”，固有一定的道理，而成化年间明廷销毁了郑和所有的航海资料，则匪夷所思。16世纪以后有些西方人写的介绍中西国情民俗的著述传人东土，中原官绅阅之为“海天奇谈”，直至19世纪初叶一些介绍西方的著述，仍被大多数士大夫认为是“化外蛮风”，不足一论。认知空间的扩大没有引起价值层面的观念改变。没有真正的比较，便认识不到差距，对世界变化、世界格局的无知，必然导致盲目自大，故步自封；而越故步自封，则越漠视与外交流。这种主流社会认识上的偏差成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极其重要的社会意识方面的原因。

进一步认识明清经济内向化演进的由来，还必须深层次地分析唐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走向和特质。中国封建社会直至唐宋时期，其对外开放、商品经济和文化科技的水平在世界上都是处于领先地位。唐代中国有人文精神，宋代中国有科学精神。李约瑟认为5世纪至13世纪中国有世界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科技，中国宋代最具文明高度。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昌明、发明创造最多的朝代，同时也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朝代之一。那么为何宋代以后，科学技术没有在生产领域里发展起来，商品经济没有向着生产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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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御制诗》第五集，卷二六．丁耒二《上元灯词》。

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和科技发展的规律看，传统社会生产力革命性的突破只能发生在第二产业——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手)工业品市场的扩大对科学技术会产生强大的需求拉动，另一方面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尊重和鼓励也会刺激科技的发展。前者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利益驱动，是科学技术进步基本的物质动力，后者是科学技术活动的社会评判、社会价值取向的因素，是科学技术发展重要的精神因素。在中国，特别是宋代以后这两种动力都十分微弱。首先，市场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很不足。传统市场中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和市场资本是商人和商业资本。要说明这个问题，先要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业和商业资本。宋元时期，中国的传统商业已很繁荣。明清时期由于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生产人口的增加使社会剩余总量有所增加，为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城市人口增加，使市场商品流通总量扩大。明清时期传统商业的规模、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商业资本的积累，都大大超过了前一历史阶段。从历史资料看，明清时期的商人的数量和商路的开拓都有新的发展，长途贩运几乎遍布全国，并出现了积聚百万财富的商人和运作于流通领域的巨额商业资本。但是，中国明清商业有两个致命的缺陷：(1)商业资本没有和制造业结合起来。与唐宋相比，明清的版图更辽阔，商人活动的范围更大。商人经营和贩运的商品主要是各地的土特产和一部分手工业品。虽然明清时兴起一些手工业中心，但与此同时，农民的家庭生产多样化程度也在提高，特别是传统棉纺织技术普及后耕织结合的程度加强，自然经济得到新的生产技术的支持而更趋稳固。那些手工业专业地区的产品长途贩运并不具有很强竞争力，销量并不大，在农村更没有销路。这就限制了商业资本对制造业投资的兴趣，阻碍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相反，由于土地租佃收益的稳定性和米价的上涨趋势使许多商人乐于把商业赢利投向土地。商业资本在拒绝向工业资本转化的同时，却与封建农业结合起来了。(2)特许经营和官商制度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明清时期的官商制度比唐宋时期进一步发展。明清民间商人虽富有，但最能累积巨额财富的却是盐商、茶商、洋商、票号、铜商等特许商人，他们凭借着特权独占市场可以获得远比普通商人高的利润。如盐商、票号最富者有资产数千万两。清代广东的“十三行”行商靠垄断外贸，其商业利润也十分惊人，巨富者家产达二三千万两。江南的一些丝商、盐商依靠与官府的关系敛财暴富。另外在传统社会，朝廷皇室和军队是最大的集团消费者，承接他们的生意是商人提高社会地位和迅速致富的重要途径。特许经营和官商制度扭曲了市场规律，形成了恶劣的经营导向，商人们把发展的希望不寄托于市场开拓，并由此而增加对科技发明生产创新的兴趣；而在于谋取流通领域的超经济特权，其经营注意力始终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官商以政治特权攫取厚利，其不仅不会措意于科技创新，而且也不注重于经营，赢利的大部分用于奢华靡侈的生活消费。在明清的专制体制下，市场和市场主体始终缺乏独立自由发展的空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宋以后各代的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虚假”成分。宋后各代，朝廷赋税货币化，迫使农民出售土地产品以完税。有学者将这种由政府赋税政策推动的商品交换称之为“财政市场”①，颇有见地。这种“财政市场”所导致的城市社会市场繁荣，非真正的市场交换，不能滋生出生产的专业化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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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程念祺：《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1999年第4期。

明清商业资本的这两个特点，导致当时中国的社会资本呆滞于流通领域，而没有广泛地向生产领域渗透，生产的规模化、社会化难以发展。科学技术得不到经济利益的激励，科技发明社会化发展的道路被堵塞；在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社会价值取向环境中，科技发明的社会精神动力也丧失殆尽。

明清内向化发展的另一个深层因素，是中国传统社会“自我循环机制”的作用。内向化演进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自我调节和整合。中国封建社会有两个特点，宋以后更加突出：一是地主经济、小农经济伴随着商品、货币关系长期存在；二是封建王朝周期性更替。这两个看似不利因素，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护身符”。一定程度的商品化发展，一方面可以调节、维系小农的生产与再生产，另一方面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地权的市场途径转移成为下层自然经济和上层特权经济间的一种有效调节。唐末五代十国以后，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分裂局面，王朝的延续时间也较长，其重要原因就是有限的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发展的作用：其一，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长途商运市场，增加了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优化了小生产的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补偿条件。其二，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封建体制下，社会资源配置的弊端。“千年地，八百主”，在农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地权的分散度高于北方，创造出了传统农业很高的土地生产率。在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王朝的周期性更替导致社会权益分配重新洗牌，消解在有限商品化条件下难以消解的结构性弊端(二三百年皇亲国戚可以繁衍至一二百万，导致社会难以承受)，以此刷新社会，开始新一轮的传统政治、经济的生长与演化。这种“机械式的震荡”代替了社会“质的转变”。历史在这种回归震荡中消逝，传统经济制度无甚磨损，而且不断完善。如同一只蟹，不断地脱去老化的外壳，用新壳来代替，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而且更加庞大。正是这种不断地蜕旧更新维持着它的活力。中国的统治者和士大夫集团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不断地修补完善中国的圣朝体制和社会制度。当一个事物臻至“完美”，它便停止了发展。中国高度成熟的传统制度及其混合经济(它包括小农的自然经济、官府的指令经济及有限的商品经济)具有的弹性使它在“有效的运作”中“延年益寿”。它的封闭，它的衰落，不是它有太多的缺陷，而是相反，在于它的太“成功”和太“完备”。

明清时期，当人口增长与资源、生产力发展不协调而严重失衡时，社会张力加剧，其社会危机趋向深刻。解决这种资源与人口失衡的社会危机，可以有对外发展和内部震荡两条出路，但直到19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危机仍然在这一机制制约下试图通过农民战争改朝换代的方式来解决。

中国传统社会的“新陈代谢”运动，由中国社会内部的自我整合、自我循环的方式来完成，基本上无需借助于外来力量和因素。这种“自我循环机制”的长久运作，使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体系生长出“坚硬的外壳”，不仅外部的影响难以进入，内部的新因素也极难发展。

四、明清经济内向化演进的后果

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经济内向化演进，扩大了中西差距，是中国社会和经济落伍于世界和西方的主要原因。

择其大端论之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1．明清政府对外贸的限制，扼制了中国商品经济、生产力水平最高的东南沿海地区与海外通商贸易，阻止了从世界市场积累利润和形成工业化初始资本。

15世纪至18世纪正是中国东南沿海工商业发达、商品经济复兴的时期，而且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具备大规模对外贸易的条件。首先，中国的造船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帆船大至千吨以上，船体结构的科学性和坚固性均在欧洲水平之上，十分适宜在远洋风暴中航行①；沿海船民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完全可以远航。直到清代中叶，中国的帆船是世界公认的优良的海上交通工具②。其次，明清时期的苏宁杭的丝织品、杭嘉湖的生丝和景德镇的瓷器是国际市场上的“名、特、优”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生丝及丝织品往往供不应求。再次，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丝织业的织造水平并不比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纺织业水平低。宋时织造业已有脚踏缫丝车和水力发动的多锭大纺车。明清丝织技术虽无大的发展，但在宋基础上仍有所改进，技术更成熟，更稳定，形成了宁杭苏等丝织业专业城市。最后，江南地区农村工业正在兴起，苏州等地丝织业出现了包买商组织众多机户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经营关系、生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扩大生产的能力和条件。

明清政府抑制外贸、限制丝织品出口等政策，使中国优良的制造品失却了扩大世界市场的大好时机，也失去了在前工业化时期通过国际贸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可能性。

2．简单的商品经济、有限的市场经济始终不能引起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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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方人承认，在19世纪中叶，中国的帆船制造走在欧洲前头。参见帕金生：《东方水域的贸易1793—1813》，《C．N．Parkinsoh，Trade in the Eastern seas)剑桥，1937年，第321—323页。

② 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对海外市场的限制和漠视，使明清时期在封建社会内部骚动不安的商品经济得不到一个新的市场发展空间。在封建社会后期，其内部孕育的市场关系非常需要一个宽松的市场空间予以扩展，变革中的生产关系需要新的市场需求来拉动，而海外贸易是一个最适合最有潜力的市场空间。希克斯说：“最容易发展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东西(即社会价值)的是对外贸易。但如果对外贸易要赢得这种重要地位，它所提供的机会必须大于国内的机会。”①对东南沿海地区来讲，海外贸易提供的市场机会必然将大于内地贸易。传统中国的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中，丝织业的发展程度比棉纺织业要高，这与中国丝织业出口海外有关。而大宗运输，海上航运的成本可能低于内陆跋涉。市场的扩大引起生产的扩大、生产方式的进化，生产方式的进化引起生产社会化的变革和生产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转变。积极的海外贸易，极有可能使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如15世纪至16世纪地中海和大西洋西岸的沿海城市一样发展起地区性的市场经济。与16世纪至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发展相反，中国明清封建政府的对内抑商、对外抑贸的政策，使这一时期有限的商品经济始终无力催发新的经济变革——生产的社会化发展。

3．人口与资源关系失街，內向化模式只能造成內部周期性震荡，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爆发导致大规模的社会经济破坏。

明清农业的精耕细作，商品流量扩大，商路增辟，手工业的发展，都是人口压力下的一种经济增长，是生产力水平基本依旧状况下的一种外延式增长。这种增长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当人口增长与资源增长、生产力发展不协调而严重失衡时，社会危机就到来了。明清时期随着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日趋突出。内向化演进模式一方面使农民起义、农民造反发生的频率增加，另一方面农民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周期性王朝变更对工农业生产的破坏也越来越大。明末的李白成起义，清中期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后期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其参加的人数、战争涉及的地区都是空前的，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也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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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7页。

4．失去了吸收西方工业革命成果、追赶发达国家的有利时机。

17世纪西方近代科学诞生，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已有不少先进的生产机械。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英国等欧美国家纷纷进行了生产技术革命，创造出了许多具有新动力的生产机械、生产设备，生产率大大提高。这200年间，俄国、德国等国家在千方百计地学习和引进英国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世界历史的自然现象，落后国家积极主动地与先进国家交往、向其学习是追赶先进的最有效的方法。而中国，由于闭关自守，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丝毫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西方的先进科技扩散被愚蠢地阻隔于中国大地之外，失去了缩小中西差距、追赶发达国家的有利时机。煌煌的乾隆盛世正是中国落伍于世界的最后的转折点。

5．内向化发展使古老的中国渐渐丧失了民族的世界竞争能力。

在自我封闭中，中国国家和社会丧失了可贵的外部压力，民族国家意识萌生困难，更遑论国家竞争意识。正是这种懈怠，使古老的“神州”日趋颟顸迟钝，退化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机能——民族的世界竞争能力。西方的扩张使“海水”不断升温，隔缘的王朝仍在“酣睡”，待到“水沸”卷上岸来时已是万难应付。世界万物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就要衰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这是“自然的法则”。

6．丧失了极宝贵的全球化发轫中参与世界市场、世界经济合作的机会。

16世纪上叶起经济全球化发轫，意味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形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不再如中世纪式依靠孤立的时间渐进积累的方式进行。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互动，与世界市场联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社会进化的“空间”不仅是时间，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大、资源配置范围的扩大成为经济发展的“名副其实的空间”。16世纪上叶至18世纪下叶全球化发轫时期，中西方的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并不如后来大，国力强弱也不悬殊；世界市场还在发育之中，西方国家还没有垄断世界市场，其竞争优势还未完全形成。这300年间如果中国能积极地参与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互动，那么在西方经济的第一轮发展中，中国也有可能利用资源优势、人力优势和后发优势，与西方分庭抗礼，在世界市场的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明清时期经济的内向化发展使中国在全球化发轫时没有抓住这千年难逢的良机。这一机会一去而不复返了。

与物理现象越近看得越清楚不同，历史运动越远越清晰。我们今天回眸明清历史，清楚地看到了这段历史走向的巨大偏差，它严重地延宕、蹇慢了中国生产力的更新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轫，错过了中国融人世界的一段绝佳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