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从钱穆提出宋代“积贫积弱”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但这并不符合事实。宋代地盘比唐代小，而经济却比唐代发达，财政收入也比唐代高，四大发明中三大发明主要在宋代，和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相比都不贫，甚至还富一些。如从军事实力论强弱，宋比辽、金稍弱，进攻之力不足，防守则有余。和西夏比，实力还略强一些。蒙古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唯有宋能抵抗数十年，从世界角度说，也可算是数得上的强国了。如果从综合国力考虑，宋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和东晋相比，地盘差不多大，经济则要发达得多，东晋并没有称“积贫积弱”，为什么单单给南宋扣上这顶帽子呢，显然这是不公正的。

　　宋朝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朝代，然而“积贫积弱”四字，像一付千斤重担，压在它的头上，又像磁铁一样牢牢附在宋朝身上，一提起宋朝，人们立即会联想到“积贫积弱”四字，以为这就是宋代的最大特点，并由此误以为它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朝代，甚至对它产生反感，似乎除了宋词之外，宋史是不值一提的。面对这种已成定式的结论和它产生的重大影响，我想完全有必要作一番认真的查考和深入的研究，看一看，此说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真的符合事实吗？
一、“积贫积弱”说的由来

　　本朝人应当最了解本朝的历史，然而细查“积贫积弱”之说，宋代就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即使在宋仁宗、神宗变法之时，范仲淹、王安石等变法派为了说服君主，支持改革，尽量罗列各种问题，甚至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人说“积贫积弱”。再查《四库全书》中的元、明人书，都没有人提过“积贫积弱”四字。
　　分而言之，“积贫”二字，宋代亦无人说。“积弱”之说，北宋未见，到南宋后期，端平元年（1234）和二年，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先后提到过国势“积弱”，但真德秀又认为强弱是可以改变的，说：绍兴初宋比金弱，经过韩世忠、岳飞等人奋战，变强了。[1]吕中、林駉等人则指仁、英之际[2]。至于单说“弱”者，颇有一些，如南宋叶适说：“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及元昊始叛，……形势大曲，而天下皆悟其为弱证矣。”[3]这“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的说法，未免太言过其实了，难道割地建国、十年而亡的石晋也比宋朝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高的调子下，他也没有提“积贫积弱”四字。
　　清初，王夫之《宋论》卷6中说：“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国既以是弱矣”，“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他在全书中只有论宋仁宗时说到“积弱”二字，而且断然否定“积贫”之说。
　　“积贫积弱”说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最早是谁于何时提出的，目前尚难断定，但从影响今人看法的著作而言，具有代表性的比较早的书，大概就数1939年出版的钱穆《国史大纲》了，其中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对宋代“积贫”和“积弱”，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到1963年，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3册云：“宋神宗……将……王安石召入政府，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已将“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提了出来。他们作为很有权威的教科书，影响极大，不仅为学者所宗，也深深扎根于学生的脑海中，从而对宋史产生极大的误解，以为宋代真的贫穷落后得不得了。
二、关于“积贫”问题

　　“贫”指贫困，“积贫”指长期的贫困。钱穆说：“宋代……内部又终年闹贫，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宋代真的“积贫”到这等程度吗？从整个国民经济看，宋朝并不贫。首先看一下农业状况。唐代耕地为620万顷，宋代524万顷（以上只据国家掌握的税田计算，不计隐匿的土地。）由于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0.783亩，宋代一亩约合今0.974亩，以上耕地换算成今亩，唐代耕地为485万多顷，宋代为511万多顷。（参杜文玉《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另外一种换算法，唐代耕地为337万顷，宋代耕地472万余顷，宋比唐多了百分之四十。）宋代疆域虽然比唐朝小得多，耕地却比唐还多，可见，在土地开发的程度上，宋已超越了唐。
　　最能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是单位面积产量。唐代富饶的关中地区亩产稻谷二石[4]，而宋代许多地区亩产米已达到二至三石。陈傅良说：“闽、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5]宋代 “稻子二石，折米一石。”[6]据此将米折合成谷，则亩产达四至六石。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策》说：苏州一带，“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至三石。”[7]朱熹说：浙东“六县为田度二百万亩，每亩出米二石。”[8]王炎说：鄂州一带“膏腴之田，一亩收谷三斛，下等之田，一亩二斛。”[9]最突出的例子是北宋中期明州（今宁波），由于有广德湖灌溉之利，“鄞县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硕。”[10]开创了古代亩产的新记录。唐代最盛时，每年运往首都粮食300万石，而宋代两淮、江南、两浙六路每年运往汴京粮食多达600万石。
　　宋代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外国学者统计，宋代的铁的产量之多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总和。
商业的繁荣更是有目共睹，城市坊区被打破，商店再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镇兴起，开封、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大都市，杭州在马哥波罗的笔下简直成了天堂。
　　海外贸易大发展，指南针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宋钱成了许多国家的通用货币，至今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经常出土宋钱，即是明证。宋代经济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前人论述甚多，这里只能点到为止。一个“积贫”的国家能有这样良好的记录吗？
　　不少人将“积贫”解释成政府贫，即指财政长期出现赤字。首先，政府财政出现赤字，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的唯一标准吗？美国政府财政经常出现赤字，但是，谁能否认它是超级大国？我国在文革前，长期收支平衡，不是依然居于第三世界行列，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当低吗？现在连年有赤字，但是，谁能否认现在经济比过去发达、国民收入比过去大有提高？只有国民经济大幅度滑坡，财政赤字无法弥补，这才算“贫”。这样的情况长期持续下去才可称作“积贫”。
　　其次，看一下宋代政府财政收支的具体状况，是否长期赤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北宋太祖、太宗、真宗时期，一直是收入超过支出，仁宗初期和中期，仍然如此，到皇佑年间，在《皇佑会计录》中第一次提到“财赋所入，多于景德，而岁之所出，又多于所入。”[11]但同时另一本书说，此录记载当岁之入，“所出无余”[12]，是说支出以后，没有剩余，换言之，大体上收支平衡。两者综合起来看，大概有一点儿超支，但并不大。曾巩《议经费扎子》说“天下岁入，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13]还是说的收支基本平衡。明确记载收入大于支出的是治平元年（1064）和二年，《文献通考》国用：治平二年，入116.138.405，出120.343.674，非常出11.821.278，诸路积160.292.093。如果后者可以理解为地方财政收入，那么，单看中央的情况是收入大于支出，但加上地方财政收入，则还是收入大于支出的。正因为国民经济处在不断上升之中，中央虽然短期内出现了财政赤字，但民间和地方财政还是比较好的，所以王安石一实行变法，财政赤字马上得到解决，说得简单些，变法主要是将民间的和地方财政上的一部分钱，装到了中央政府的腰包里。王安石变法时期，生产工具、生产关系并没有本质变化，生产力不可能有明显的提高，过去，将财政赤字的解决，归功于变法提高了生产力，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元佑推翻变法，中央重新出现财政困难，因而绍圣再度实行新法，中央财政又得到转变，正由于有丰厚的财力作支撑，才有三面包抄西夏的举动，河西的战事节节胜利，使西夏处于被动挨打局面。
　　再说宋代中央的收入分两大块，除了政府之外，还有皇帝的内藏库，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如神宗的封椿库，可用于收复幽云十六州之用。当国库出现缺口时，往往以内藏库来填补。如庆历二年六月一次就拿出内藏银二百万两、绢二百万匹，以补三司经费的不足。[14]到北宋晚期，皇帝所有的御前钱物更有大幅度的增长，仅大观三年（1109）180万贯茶息中，纳入皇帝口袋的就有100万贯。[15]宋徽宗时期所谓“丰亨豫大”，无限度的奢侈浪费，固然是很荒唐的，但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当时的财政状况绝不是贫穷的。
　　有一种想当然的看法，以为宋代给辽、夏、金岁币，使得它变穷，不得不拼命搜刮，全面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政权的垮台。[16]事实上，岁币数量很有限，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它可以在彼此的贸易中得到补偿，以宋对金的茶叶贸易为例，金方每年要掏出30万两银子（一作70万两），仅此一项就比绍兴和议中宋方付的岁币25万两还要多。[17]

三、关于“积弱”问题

　　宋代积弱吗？从表面现象看，它疆域远不及汉、唐，先后受辽、金、西夏、蒙古欺负，直至亡国，这能说不弱吗？然而事实并不那么简单，请看下面的分析。
　　先看北宋，它的对手辽国，确实很强大，宋方几次出兵，想收复幽、云等地，均以失败告终。但随后辽兵屡屡南下，在河东（今山西）没有任何进展，在河北，也只夺走易州，连后周世宗从辽方夺到的瀛、莫二州，也不曾夺回去，后来双方终于达成澶渊之盟，宋方的代价是每年奉送岁币。这在要面子的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自然是会认为是丢脸的事，要遭谴责的。然而宋人并不这么看，最被现代史家称颂的王安石在《澶州》诗中写道：“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18]他不但不认为澶渊之盟是耻辱，反而认为那是寇准的丰功伟绩。这应当怎么解释？和议的达成本身，反映了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当，论骑兵，辽比宋强，但宋方虽然进攻力量不足，防守则有余，而且经济实力远胜于辽，比辽更有耐久力。这样打下去，谁也吃不了谁，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这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唯有议和对双方都好，可以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生产能正常发展，生活也会有相应的改善。至于和约的内容，对于军力稍逊的一方，总是要多作些让步。就经济实力较强的宋方来说，付出一些钱财，也并不是难以胜任的负担，况且，还可以通过边境贸易（互市）得到补偿。用现代的语言说，化钱买安定。
　　就西夏而言，宋方的实力应当说要强于西夏，但西夏投靠辽，以辽牵制宋，使宋无法全力对付西夏，战争互有胜负，而逐渐往有利于宋的方面转化，到哲宗、徽宗时，宋已形成三面包围西夏之势，而经济实力不足的西夏，禁不起消耗战，宋夏的和议，虽然西夏以辽为后盾，取得宋的岁币，但它还是以承认宋正统地位为代价的。
南宋与金的实力相比，起初，金强宋弱，但过了十来年，情况不同了，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于是，出现了第一次和议。不久，兀术掌权，撕毁和约，全力南伐，企图灭亡南宋，但在岳飞、刘锜等军的连连打击下，不得不步步后退，宋方开始转入反攻。如果不是高宗与秦桧蓄意破坏，解除大将兵权，甚至不惜杀害名将岳飞，宋方是完全可能收复失地，至少黄河以南之地是能拿回来的。双方终于达成和约，宋以岁币了结。后来完颜亮南下，仍以失败告终。总的说来，宋、金双方实力基本相当，宋略弱一些。
　　南宋与蒙古相比，军力不如蒙古，这是事实，但应该看到，蒙古军在当时是打破天下无敌手的超级大国，被西方目为黄祸，他们往往只用几个月就踏平一个国家，唯独南宋坚持抵抗了好几十年，让蒙古可汗死于钓鱼城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做到呢？以它的实力而言，几乎可以说仅次于蒙古，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难道世界上只容许有一个强国，其它都得算作“积贫积弱”的国家？就像现在，美国是超级大国，英、法等国难道都得列入“积贫积弱”的名单之中？
　　总结一个王朝的特点，得考虑和其他王朝用同一个尺子来衡量。唐朝曾经辉煌过一百多年，但安史之乱后到灭亡一百五十来年，时间和整个北宋差不多，地盘比北宋大不了多少，如果减去藩镇割据的地区，中央所能控制的地方比北宋还少得多。它还常常受回纥、吐蕃等国的欺负，农民造反的困扰，军阀的威胁，也曾被攻破京城，也曾为了酬谢回纥帮助收复东、西二京，每年付给岁币绢二万匹{19}，甚至还有极不平等的互市，用大量钱财换得一批不能用的劣马，这连宋代也没有发生过，但在唐代发生了[20]。要说贫和弱的程度，恐怕比宋还糟一些，至少也是难兄难弟吧！为什么从来没有人称之为“积贫积弱”？西晋、东晋和北宋、南宋最为相似，都有两名皇帝当俘虏，都是京城南迁，为什么不称晋为“积贫积弱”的王朝？为什么对各个王朝不能用同一尺寸来衡量？
　　从现在的角度说，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准，更主要的是看它的综合国力。倘若按综合实力分析，宋应当说是超过了辽、金的。前面说过，它的经济实力比辽、金强。它的科学技术更远远超过辽、金，世界史上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都是在宋代出现或得到推广的，火药的大量使用是在宋代，造纸、印刷术虽发明已久，但只有在大量使用时，才真正对国民经济和文化发挥重大作用，唐代主要是印佛经和历本，科技文化的书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而已，到了宋代就完全不同了，各个学科的书无不大量印刷，靠印刷生活的专业户纷纷出现，印刷事业的大发展，又使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成为现实。丝绸之路虽然不通，但更重要的航海之路更加通畅、更加发展了，因而有指南针的大量使用。
　　国民素质比以往的王朝和辽、金都要高，这表现在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上，不仅官学十分发达，私家或官私合办的书院大量兴起，以书院而论，唐、辽、金加起来也不到宋的十分之一。宋代读书人的比例远远超过唐、辽、金，以潮州为例，唐代韩愈去当刺史时，仅有一名秀才，到北宋，增加到好几百名，至南宋初，近二千名，南宋中期四千余，宋末更达到上万人，14万多人中居然有上万人念书[21]，这比例多么可观！要知道，它在宋代还不算发达地区啊！
　　在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下，学术文化得到高度发展，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可以说是继战国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涌现出许多哲学学派：理学、新学、蜀学、心学……。开拓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出现了金石学、古文字学，创造了年谱、诗话、书目解题等新体裁。科举制度的大发展，进士的分布也比以往合理，过去在南方有许多空白点，到宋代都得到了填补，人才的合理分布，对缩小地区差异起了良好的作用。
　　以上说明，如果从综合国力角度考虑，宋王朝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
　　总之，以“积贫积弱”概括宋代的特点是不准确的，它不能反映宋朝的本质，而且容易引起对宋史的误解，应予纠正。

注
[1]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14《对越乙稿》、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33《代南叔兄上费参政》、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3《回宸翰抚谕将士奏》、宋·王义山《稼村类稿》卷3《乙亥三月上殿轮对第二扎》。
[2]宋·吕中《大事记讲义》卷11。作于淳佑七年（1247）后。吕中“论韩范同心”云：“元昊所以敢于慿陵者。人皆以为寳元、康定积弱之故，”宋·林駉《决科源流至论后集》卷4，编于宝庆二年（1226）后，四库全书本。宋·《群书会元截江网》卷19，编于淳佑十一年（1251）~十二年，四库全书本。
[3] 宋·叶适《水心集》卷5《纪纲三》
[4]李伯重《唐代江南地区粮食产量与农户耕田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2期
[5] 宋·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44《桂阳军劝农文》
[6]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217
[7]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奏议上》
[8]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6《奏救荒事宜状》
[9] 宋·王炎《双溪集》卷1《上林鄂州书》
[10]《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45
[11]元·脱脱《宋史》卷292《田况传》
[12] 宋·王应麟《玉海》卷185《皇佑会计录》
[13] 宋·曾巩《曾巩集》卷30
[14]宋·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国计出纳事，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1。
[15]《宋史》卷186《食货志》
[16]白钢《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光明日报2003年9月30日
[17]陈学霖《金宋史论丛》页84《金宋茶叶贸易考略》，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18] 宋·王安石《臨川集》巻五
[1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0肃宗至德二载（757）十一月
[20]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八年（773）“五月辛卯，回纥自乾元以来岁求和市，每一马易四十缣，动至数万匹，马皆驽瘠无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尽其数。回纥待遣继至者，常不絶于鸿胪，至是，上欲恱其意，命尽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纥辞归，载赐遗及马价共享车千余乗。”
[21]明·解缙《永乐大典》卷5343页21、页42引《三阳志》。

附注：宋史界视宋王朝经济空前发达的朝代，已成定论，但受“积贫积弱”说的影响，将它视为宋朝特点者，在其他各界颇为流行，如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长编》（宋辽金卷）页5云：“宋代政治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二是国家实力始终积贫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