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殿试始于宋准榜

开宝六年（973年）三月初七，新录取的进士宋准等10人及其它诸科录取的28人一起到讲武殿谢恩。通过当面对话，赵匡胤觉得进士中的武济川、“三传”学究中的刘睿知识浅陋，回答问题时张皇失措，牛头不对马嘴，就下令将他们刷掉了。这科是翰林学士李昉担任权知贡举（即临时负责科举考试之事），而武济川是他的家乡人，因此赵匡胤很不高兴。

事后，未被录取的徐士廉等人又击登闻鼓（古代帝王为了表示听取臣下的冤情或谏议，悬鼓于朝堂之外，允许臣民击鼓直接向皇帝反映问题），状告李昉卖人情，取舍不公允。赵匡胤就这个问题征询翰林学士卢多逊的意见，卢说：“我也听到不少议论。”赵匡胤就命令贡院将考完了3场而落选的人造册上报，结果进士及诸科共报上来360人。

三月十九日，将这些人全部召见，选了195人，其中包括徐士廉。加上宋准等已经录取的38人都发给卷纸，另外再考一场诗赋，并另委考官主持其事。两天后，赵匡胤亲自到讲武殿批阅试卷，共录取进士26人，其他“五经”、“三礼”诸科共101人，都赐及第。宋准、徐士廉均在进士科录取之列，仍以宋准为榜首。并且，赐给宋准制钱20万以举办庆祝宴会。李昉则被贬为太常少卿，和他一起主持试事的其他官员也都受到了处罚。

从此，殿试就成了科举考试的一道必须经过的程序。

二、 黜快手孙何成“三元”

自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太宗端拱二年 （989年），频频举行科举考试，且多以最先交卷者为状元。这种方式有意无意地沿用了30年，共产生了22位状元。杨砺、宋准、王嗣宗、胡旦、苏易简、王世则、梁灏、陈尧叟等都是北宋前期著名人物，他们皆因抢先交卷而成了状元。其中杨砺、王嗣宗、苏易简、陈尧叟后来还成了颇有政绩的掌权人物。

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固然是人的才气的一种体现，但仅以此确定名次高下，终究有失偏颇。再说，一榜接一榜地都是先交卷者成了状元，而一当了状元，不仅名气大、入仕起点高，而且以后升官也比别人快得多。这样，继起的读书人准备考试就只在写作速度上下功夫，而忽略了文章的质量，更不肯认真在积累知识上下功夫。有的士人甚至相互吹捧，哄抬那些草率成篇者的身价，以制造知名度。已经有了应试资格的举子以此为荣，准备应试的学童也群起仿效，逐渐形成一种华而不实的文风，影响十分恶劣。一些有见识的朝臣看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一再向太宗上奏章。太宗还算是个勇于纳谏的君主，很快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危害性，便立即改变做法，决定不再以行文的迟速作为决定名次的标准。

淳化三年（992年）二月，又要举行会试了，太宗还采纳了莆田人陈靖的建议，制定了“糊名考校”的办法。这科应试者共1．3万人，这不但是宋代开国以来的空前盛况，也是隋唐五代300多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太宗深感这是个扭转风气的好机会，就命令考官们仔细阅卷，认真治一治争先交卷、草率成文的浮华之徒。

会试考３场，第一场考官们就来了个下马威，出的题目冷僻。出题之后，许多考生都模不着头脑，纷纷要求考官们加以说明。这在以前历次都是允许的，可这次却得不到回答。不少一向自诩“才思敏捷”的考生，这次竟也迟迟不能下笔。

不过，人那么多，总还有快手。年仅17岁的江南考生钱易，不到中午已经做完答卷，第一个出了场。这次，他可撞在枪口上了。考官们心照不宣、矫枉过正地连卷子都不看，用红笔一抹，当作废卷子抛弃在一旁，并取消了他参加第二、三场考试的资格。

会试的结果是：一位已经颇有些名气但文思相对迟涩的河南举子孙何当了“省元”（“省”，乃唐宋时中央部门的名称；唐宋会试由尚书省主持，故又称省试，第一名称 “省元”）。快手钱易被黜落，而速度较慢的孙何反而受重视，一些向来以快为荣的考生都还只当是偶然现象，根本没有料到这是太宗有心要惩治单纯求快的人。因此，以李庶几为首的一批通过了会试的快手们对孙何夺取省元很不服气。他们特意聚集在京城一个著名的饼子店里进行写作比赛。扬言谁在厨师烙好一张大饼的时间内完成一韵诗，谁就是高手。吵吵嚷嚷，呼呼叫叫，旁若无人。

他们哪里知道，这件事很快就传到朝臣们耳朵里了。大臣们对这些人更加厌恶。待到殿试时，太宗亲自拟了一道更为冷僻的题目，从《庄子·寓言》中摘出“卮言日出”四个字作为赋题，决心再给快手们一点厉害瞧瞧。

殿试开场了。李庶几还没有完全弄明白题意，就急急忙忙胡乱凑了一篇，别人还在冥思苦想之时，他已抢先交了卷。他的同伙们一见，也就不敢细想，一个个随意乱扯，纷纷成篇出场。李庶几满以为这回状元是稳拿了。他的崇拜者也跟着一味地吹捧，更使他自我陶醉。还没等传胪（宣布殿试名次的仪式）、张榜，他就让仆人大肆张罗，为庆贺自己状元及第做准备。在确定名次时，朝臣们将他们在饼店搞比赛的事一五一十对太宗说了。太宗大怒，下令将他黜落，并且罚他两科之内不许参加殿试。最后的结果是：抢先交卷者纷纷落榜，“文思苦迟”而“文理可观”的孙何又中了状元，而且在宋代状元中首创了连中“三元”的奇迹。从此，以答卷的迟速决定名次的办法也就取消了，这一改革是合理的。

李庶几咸平元年、二年接连两科都未能参加殿试（此前有5年停止科举），直到咸平三年（1000年）陈尧咨榜才以省元及第。

钱易虽被黜落，却因此出了大名。他后来重新参加开封府的选拔考试，又想争第一而引起一场大争论，惊动了朝廷。经过反复讨论与复试，结果排名第三。这时苏易简在太宗面前极力称赞他的才华，太宗很惊喜，打算招他为 “白衣卿相”，但很快因繁杂的政务而淡忘了。咸平二年（999年），他终于进士及第，在真宗朝很受重视，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朝廷文告、命令等）。

四、神宗特拔黄裳第一

元丰五年壬戌（1082年）科殿试阅卷毕，黄裳的卷子原本是被考官们定在最差的一等，即第五甲中的。可凑巧殿试中神宗曾到考场巡视，看过黄裳的文章，很是欣赏，并且还记下了好几句。因此到了读卷并最后确定头几名的名次时，神宗听了好几份卷子，觉得都不是黄裳的，很是失望，就干脆下令暂停，说：“朕以为黄裳的策论质量最高，怎么他倒不在前列？”说罢，又有板有眼地吟诵起他记得的那几句来。在场的官员赶快去查找，一会儿在第五甲中翻了出来，神宗审查无误后说：“这才是状元啦！”然后唱名仪式开始。

这科进士中还有一个叫刘概的，他本是上科省试的第一名，上科殿试中仅因一个字犯了皇家的讳，就被黜落了。事后主考官蒲孟宗很是惋惜，就极力褒扬他，使他直接当了个小京官——学录（正九品）。这一科他再次参加省试，又考了个第一名，可殿试也被定在第五甲。神宗已经听说他的事了，唱完名，神宗特地召见他，问道：“卿当学录几年了？”刘概说：“臣待罪学录三年了。”又问：“谁是你的老师？”答曰：“我刘概承蒙陛下教诲培养。”神宗非常欣赏他的答对，就当众宣布悦：“考官们定的名次不合理，竟将刘概放在第五甲，现在升你在第二甲。”这一科的考试官苏颂、王子韶、曾巩、陆钿等一干人就因将黄裳、刘概的名次定得太低，每人被罚了30斤铜。

五、 何昌言夺魁内幕

哲宗绍圣四年（I097年）殿试过后，阅卷官们根据文章质量原定的是胡安国第一。唱名前的三月初九日，还要经哲宗“钦定”。“钦定”时卷子先不开封，由宰相读头几名的卷子。读了前三名，哲宗认为名次定得可以。但是宰相章惇、副宰相曾布、蔡卞等人觉得第一名没有斥责元祐（1086一1093年）年间执政的司马光、吕公著等臣僚的言词，而第二名（后来得知是何昌言）的对策中有“元祐臣僚，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等语，就坚持把他升为第一。这样胡安国该是第二了，可他们仍不同意。原第三名方天若的答卷上有“当是时（元祐年间—笔者），鹤发宵人（年纪大的坏蛋—笔者），棋布要路（像棋子一样安排在重要位置上—笔者），今家财犹未籍没，子孙犹未禁锢”一段，于是又把他提到第二。他们还想将原定的第四名（章惇之子章持）往前挪，但只读了几百个字后，曾布、蔡卞都认为跟前几名差远了，不必往下读了。又读原第五名（李元膺）的卷子，其中有“先朝法度当损益”的话，哲宗听了不高兴，说要往下降名次，并让再读一遍原第一名，即胡安国的对策，认为胡不能再往下降了，可以放在第三，这才保住了胡安国的第三名。

可见，此期殿试名次的确定，除了看文章质量而外，还要看是否倾向于当时当权者的政见，何昌言由第二升为第一，正得力于对策中攻击了元祐臣僚，迎合了当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