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骊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公元前37年，高句骊建立政权，先后以我国辽宁省恒仁、吉林省集安和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为都，至公元668年被唐帝国所灭．在历史上持续了705年之久。
中国的古籍对高句骊有大量的记载，《旧唐书》、《新唐书》以前各代正书中均有《高句骊传》或《高丽传》，在纪、传、志中，也有相关记载。此外，在《魏略》、《翰苑》、《唐会要》、《资治通鉴》、《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十六国春秋》、《三十国春秋》、《括地志》、《高僧传》、《续高僧传》等古籍中，也有高句骊诸多史事轶闻的记载。由于公元668年高句骊国的灭亡，高句骊族人的四散迁徙，在中国的古籍中对高句骊的记载日鲜。
自汉至宋留存的有关高句骊的记载可以视为是中国对高句骊观察、研究的第一批成果，正是有了这些文献的留存，才使今天人们研究高句骊成为可能。
对高句骊的研究．严格地说应是始于19世纪80年代好太王碑的发现。自此之后百余年来，中国学者对高句骊研究历尽艰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也留下诸多遗憾。其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19世纪80年代至1949年，是研究的初始期；2．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是研究的冷落期；3．20世纪80年代以降，进入了研究的勃发期。
下面依次作一述评。
1．研究的初始期(19世纪80年代至1949年)。
高句骊的研究实肇始于好太王碑的发现。好太王碑是高旬骊国家第十九代王——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墓碑。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立于高句骊都城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区内有城垣遗址)东北约4公里的坡地上。背靠巍峨大禹山，面对滔滔鸭绿江。
清朝初年，长白山区为封禁之地。好太王碑长期处在封禁区内。人迹难至。林木蔽天。晚清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边乱，寻找治边对策。开禁设治即为其中一策。光绪二年(1876年)七月。奉天将军崇实奏准开垦东边荒地，建设县治，以老岭为界，岭南设桓仁县(后改称恒仁县)，岭北设通化县。后因两县幅员辽阔。难于治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经奉天将军增祺奏准，将两县靠近老岭的一部分地区划出，另设辑安县(今吉林省集安市)。
好太王碑所在地区，称为通沟口子。时归桓仁县管辖。清政府派出的设治委员章樾赴任，调查耕地，清理户口，筹划管理事宜。他的随从幕僚关月山好金石之学，公余之时到处寻访古迹。终在荒烟蔓草丛中发现了史书上从未有过记载的好太王碑。
据谈国桓(好太王碑手札)记：“近得高句丽好太王碑。尚不恶，当在光绪初叶时所拓。此碑最初历史，弟有所知，敢贡左右，藉备参考。奉天桓仁县设治之时，首膺选者为章君樾，字幼樵。幕中关君月山。癣于金石，公余访诸野。获此碑于荒烟蔓草中，喜欲狂，手拓数字，分赠同好，弟髫年犹及见之。字颇精整。当时并未有全拓本，以碑高二丈余，宽六尺粗，非筑台不能从事，而风日之下，更不易措手也”1。
关月山手拓碑文数字分赠友好，人们争相捶拓。拓本很快传入京师。金石学家杨颐、盛昱、王志修等先后对碑文进行考释、著录，揭开了高句骊历史研究的序幕2。
自本世纪初至1949年，我国学者对高句骊的研究，主要是对好太王碑碑文的考证与研究。主要有(学者以著述发表年代为序)郑文焯、吴重熹、陆心源、荣禧、罗振玉、杨守敬、叶昌炽、徐树钧、张凤台、傅云龙、吴光国、顾燮光、杨宝镛、刘承干、欧阳辅、刘节、吴大瀓、于云峰、金毓黻、谈国桓、张延厚、杨伯馨、罗福颐等3。主要对好太王碑文字隶定、考释，对立碑年代及相关史事也展开了研究。其中以罗振玉、刘节、金毓黻的考证更详尽、周全，为以后的好太王碑研究打下了基础。此外，罗振玉、杨宝镛对好太王陵砖的文字作了跋语。劳干对高句骊大兄冉牟墓志作了跋，还兼论了高句骊都城的位置，王国维对母丘俭纪功石刻写了跋语。这一时期对高句骊历史专题论著几乎没有，只是在地方史的著作中有所涉及，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4。金毓黻先生是我国东北史研究的奠基者，《东北通史》虽不是高句骊的专史，但在书中阐明了高句骊民族和政权在东北史上地位和作用，奠定了我国学者深入研究的基础。
2．研究的冷落期(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从史学研究领域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它不仅超过了具有优良传统和丰硕成果的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也大大发展了1919年至1949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的史学。中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具体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是前人无法企及的，但从中国边疆研究总体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中国边疆研究的总体性、完整性和重要性尚未为研究者所认识，即使是具有优良传统和丰硕成果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遭到冷落。在总体冷落的前提下，高句骊的研究也难免要受时代大背景的制约。
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学术的发展史也是多面的。这一时期在高句骊研究总体发展的冷落中，仍可观察到它的“亮”点和“乱”点。
我们称之为“亮”点的是指对高句骊文物的保护和调研，以及高句骊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的有序开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①对高句骊文物的保护和调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文物古迹受到了珍视和保护，好太王碑也不例外。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就有洞沟古墓群(包括好太王碑)，集安县建立了专门管理机构——集安县文物保管所，负责洞沟古墓群和好太王碑的保护管理工作。集安县文物保管所于1962年3月对好太王碑进行全面的现场调查和观测。调研结果指出。好太王碑如不及时粘接处理，碑身有断为两半的可能。1964年，国家文化部文物局组成“好太王碑化学保护处理工作小组”，于1965年5月开始，对好太王碑进行实物处理。同年6月下旬完成。10年后的1974年6月，集安县文管所对第一次化学处理进行了全面检查。。此前。1963年，文管部门对建于1927年的好太王碑碑亭进行全面加固和修复。至1974年，发现碑亭立柱腐朽，致使碑亭向西北方倾斜达5°。1976年9月获准拆除旧碑亭，并于1983年将新碑亭重建完工。
在对好太王碑进行保护的同时，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好太王碑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1957年。林至德对好太王碑的发现、捶拓情况进行调查。并作了访问记录；1958年，吉林省博物馆对集安高句骊古墓和好太王碑作了调查；1962年，王承礼、方起东、李殿福等对好太王碑和好太王陵进行了调查，以后又进行了实测；1963年，张明善重新拓制碑文拓本；同年，中朝联合考古队对好太王碑进行调查；1972年，王健群对好太王碑的碑面、碑高进行了实测。核对了碑文，进行了著录。并考察了好太王陵；1976年，在拆除旧碑亭时，林至德、周云台、孙长金、赵素琴等对墓碑基石进行实测，并考察了沟塘移位的原因；1979年，王健群再次调查好太王碑5。
②高句骊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对于我国境内高句骊遗址进行大量而有计划的保护、调查、发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我国学者逐步实现的，也是这一阶段高句骊研究的又一基础性工作成果。
高句骊遗迹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两省。
辽宁省在50年代中配合水库工程在桓仁县浑江中游和富尔江下游的两岸9个乡，31个村屯进行调查，发现古墓葬750座、遗迹24处。1958年和1959年又在桓仁县连江乡的连江、高力墓子村进行基葬的发掘和清理。共清理土、石墓葬和大型积石墓44座，清出遗物47件。证明桓仁县是早期高句骊族长期居住过的中心地区之一。而“高力墓子”墓群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初步估计是高句骊中期，即相当于南北朝初期的墓葬遗址6。1956年和1957年，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抚顺市前屯、洼浑木的高句骊墓葬进行了发掘，共发掘19座，出土遗物70多件。虽然对这批墓葬的年代因资料较少而尚难做出明确的判定，但认为它们可能是高句骊中期到晚期，即相当于南北朝到隋唐之际一段时期的7。
吉林省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集安。1958年由于东台子建筑遗址的发掘，因而对高句骊的建筑结构和建筑瓦件有了较深刻认识8，同时对好太王碑、站前石柱和丸都山城、国内城进行了调查、实测。并在梨树园子南遗址发现了珍贵的白玉耳环。1960年、1962年由通化地区和集安县组成文物普查队，先后两次对全县文物进行普查，其中包括高句骊南、北道上的几处重要关隘和城堡，同年还清理了五盔4号、5号和通沟12号壁画墓9。1968年和1970年。集中发掘了700余座墓葬。其中包括重要的长川一号壁画墓，壁画中伎乐百戏、山林逐猎场面和拜佛图堪称诸墓壁画之佳作10。1972年发掘了长川二号壁画墓11。1974年发掘了禹山下41号方坛阶梯石室壁画墓12。1975年发掘了七星山96号和万宝汀242号积石墓13。从1975年开始，对国内城连续进行了发掘。获取了国内城建筑年代叠和建筑结构的重要资料14。1976年配合农田建设．集中清理了100余座中小型墓葬15。1979年，集安文管所又清理发掘了31座高句骊墓16。
当时文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高句骊遗存——都城、山城、墓葬和重要遗物的调查、发掘和调查报告的撰写，这一时期的工作实践，不仅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也造就了一代高句骊研究专家，80年代以降以众多高句骊研究成果活跃学坛的如：李文信、王承礼、林至德、李殿福、方起东、陈大为、王健群、陈相伟、孙守道诸先生。都是50年代～70年代考古发掘和文物调查的实践者。
我们称之为“乱”点的是指这一时期出版的一些通史、断代史和世界史著作中。对高句骊历史大多停留在简单的描述。这是由当时高句骊历史的整体研究水平所决定的。当不为怪。问题是对高句骊族或高句骊国的历史定位显得含糊，乃至混乱。高句骊被当作世界史的内容，成为朝鲜半岛古代三国之一。是这一时期世界通史著作的基本模式。在中国通史和断代史专著中，有的将高句骊列入相关封建王朝的对外关系之中来叙述，如韩国（原字为上舟下）《隋唐五代史纲》17；有的虽将高句骊与突厥、西域诸族、吐谷浑等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平列。但仍归入唐代对外关系大前提之下，如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18、吴枫《隋唐五代史》19，章群《唐史》20等。
在当时具有权威性的郭沫若主持的《中国史稿》中将高句骊与隋唐王朝关系定位于“朝贡关系”，与突厥等古代民族放在一起叙述21。范文澜《中国通史》中对高句骊的论述不仅简略，而且论及高句骊与隋唐王朝的战争时。将隋唐王朝定为“侵略”一方22。另一本影响颇巨的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23则将高句骊的历史纪事全部排入了外国史编年之中。
这一时期出现的“亮”点和“乱”点，究其原因不外从两方面来作一探究：
其一，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历史、阐述中国历史是当时史学界的主要任务，高句骊毕竟只是中国历史大连环中一个小小的环节，加之当时面临的高旬骊研究的遗产除了好太王碑的初步整理之外，可供借鉴的成果不多。但在国家统一组织下，高句骊文物的保护和整理、高句骊遗存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得到了有序展开，为高句骊历史研究积累了可贵的资料，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二，对高旬骊历史定位上的含糊与混乱，这得从当时中朝友好政治大背景和对民国时期历史研究成果的简单摈弃态度上去寻找了。
3．研究的勃发期(20世纪80年代以降)。
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科学春天的到来，高句骊研究也与其他史学研究领域一样步入了研究的勃发期。据耿铁华、杨春吉编《中国学者高句骊研究文献目录(1950—1996)》24统计，自1950年至1996年我国大陆学者出版和刊发有关高句骊历史专著13种(含朝鲜文2种)，包含有高句骊历史内容的专著33种；论文471篇；译著3部，译文90篇。内容涉及高句骊的考古、历史、古城遗址、古墓、壁画、碑碣石刻、文物等方面，其中90％以上是80年代以后的作品。
我们试从以下三方面来鸟瞰勃发期高句骊研究进展的概貌：
①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更有序开展。相关专著问世。
1984年春，为配合集(安)——锡(林浩特)线公路建设，对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的线段进行发掘。公路线位于集安至通化铁路线的北侧约50米，自西向东横贯禹山墓区，正处于禹山墓区的中间地带。发掘范围东西长2500米，南北宽40米。清理墓葬113座，其中111座墓葬属高句骊时期25。1990年对太王陵墓室进行清理，发现了原意料不到的石椁，并进行了复原。在吉林省集安之外。对于吉林、柳河、辽源等地的高句骊山城，对高句骊遗存的研究也同时开展起来，主要集中于都城、山城、墓葬和重要遗物等方面26。
好太王碑得到更好的保护，耿铁华以好太王碑保护责任者的身份，公布了好太王碑的保护与现状。其中化学封护与基底岩层情况尚属首次公开发表27。
凡研究者都知道，没有深入的专题研究，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专著是难以出现的，因此可以将一批以高句骊作为研究客体的学术专著的问世看成是高句骊研究深化的重要标志。
高句骊文物和考古研究方面的专著占有一个突出地位。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28是我国学者第一部好太王碑研究专著，除“前言”和“附录”外由6章组成。依次是：好太王碑的建立、发现和保护；好太王碑的捶拓；好太王碑的调查、著录和研究；好太王碑文的识读；好太王碑文中几个重要问题的考释；好太王碑碑文译注。10年后，耿铁华《好太王碑新考》29问世，该书由4组19篇独立成篇的论文组成。对好太王碑的建立、镑刻、发现、保护以及文字隶定、碑文考证、历史研究、集释集解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其中好太王碑集释集解，采取集释集解体例，按照好太王碑原文顺序，逐面逐行地将横井忠直、三宅米吉、荣禧、杨守敬、罗振玉、今西龙、前间恭作、刘承干、金毓黻、末松保和、水谷悌二郎、朴时亨、王健群、井上秀雄、武田幸男及著者本人等16家的释文，按竖行排列，并对碑文逐一解说，结论部分点明了今后研究好太王碑的方向和方法。这篇论文可视为百余年好太王碑研究小结和研究展望之作，显示了作者的研究深度和功力。朴真奭的《好太王碑与古代朝日关系研究》30是一部用朝鲜民族文字撰写的好太王碑研究专著。邹宗绪编《好太王碑》31是一本字帖性的好太王碑拓本集。
考古研究方面的综论性著作。魏存成《高句骊考古》32。是一部高句骊考古学方面专著。主要论述了高句骊国家705年间创造并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城址、建筑址、墓葬、遗物，以及调查、发掘、研究、著录情况，不仅基本材料、基本观点介绍完整清晰，同时对重点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证与评议。张博泉、魏存成主编《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33中也列有高句骊考古专章，介绍和评议高句骊都城、山城、墓葬、重要遗物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方方面面。为纪念高句骊迁都集安国内城1990周年，耿铁华、孙仁杰编《高句丽研究文集》34，收录了集安博物馆研究人员撰写的20篇论文，内容涉及高句骊历史和考古的诸多问题，其中有高句骊古墓发掘报告与研究，壁画保护与临摹，古城遗迹调查与研究，好太王碑研究，高句骊器物研究，以及对中国学者研究高句骊文化的概述和高句骊历史研究。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高句骊文物志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方起东、傅佳欣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35：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编，贾士金主编《吉林省志》卷34《文物志》36：王光普、杨立新、王其仁编《通化市文物志》37；延边博物馆编《延边文物简编》38；林至德、耿铁华《集安县文物志》39；傅佳欣、章愚胜、满承志编《通化县文物志》40；耿铁华、王志敏、李奎星编《柳河县文物志》41；张萍、梁志龙、刘兴林编《桓仁满族自治县文物志》42等。
②一批高句骊历史研究的专著相继出版。
有关高句骊历史研究的专著，从已见到的可分为两类：
一是以高句骊历史作为研究客体的专著。李殿福、孙玉良《高句丽简史》43是国内学者第一部高句骊历史研究专著，概要地论述了高句骊的兴起、扩张、统治制度、疆域、都城、经济、外交、文化及其与中原的关系。遗憾的是本书汉文本在国内始终未见正式出版。另一部是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44，分别论述了高句骊的族称和族源，高句骊前期社会，高句骊前期王系考辨。高句骊历史地理，高句骊后期历史，以及高句骊在古代中朝关系中的历史地位。
二是在有关地方史、民族史、文化史等专史中。对高句骊的历史再也不是轻描淡写而是重笔浓彩，予以阐论。
地方通史和断代史方面，佟冬主编《中国东北通史》45全书6卷，其中第一卷对高句骊政体的建立及其逐渐强盛至长寿王迁都平壤作了阐论；第二卷则对高句骊国在唐王朝的打击下最后解体的历程进行了分析。
薛虹、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46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简要介绍了高句骊建国至灭亡的历史。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47，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东北历代疆域史》48对高句骊民族与国家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政权和北方各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都作了论述。王绵厚《秦汉东北史》49则介绍了高句骊民族形成、国家建立及两汉之际的发展状况。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50对高句骊文化立有专章，分别论述了高句骊民族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文学、音乐、舞蹈、体育、教育与科技、建筑、石雕造型与古墓壁画艺术等方面问题。
在民族史方面，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51，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52，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专家们分别撰写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的秦汉民族史、魏晋南北朝民族史、隋唐民族史各卷53，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54等大型民族通史性著作中，均对高句骊的形成、发展到消亡有详尽的阐述。在东北民族史著作中则有：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55。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56、《东北民族史研究》57、《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58，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59等。
在文化史和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则有孙进已《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60和孙进己、王绵厚、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1、2卷61。
以上虽不是高句骊的专史，但都将高句骊历史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在书中占了相当多的篇幅，如孙进己的《东北民族史研究》一书在第三编秽貊系各族史研究中，专列两章即高句骊族史研究和高句骊国史研究，实际是一部高句丽通史的研究布局。
③有关高句骊研究资料的汇辑与出版。
这一时期在专著出版的同时，高句骊研究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出版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按内容可分为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成果的汇辑。
文献资料的整理方面，孙进己、郭守信主持完成《东北古史资料丛编》(1至3卷)62。其中第l、2卷收录的高句骊史料相当全面，除正史中有关高句骊资料全部收录外，对一些常见而又保存许多今已散失资料的史籍如《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中有关史料，也多有收录。编者还特别注意一些稀见资料或一些常被忽视的史料的收录。诸如《后汉纪》、谢承《后汉书》、《十六国春秋辑补》、《隋炀帝集》、《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海东绎史》、《东国史略》、《东国通鉴》、《续日本纪》、《论衡》、《翰苑》、《满洲金石志》、《昭陵碑录》等。由杨春吉、耿铁华、倪军民主编《高句骊史籍汇要》63收录了中国、朝鲜古籍中有关高句骊的记载，全书分七大类汇要：诸史传记、诸史遗文、史事编年、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史略·高句丽、东国通鉴·高句丽。
研究成果汇辑方面，有耿铁华、杨春吉编《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1950—1996)》64，本目录还作为附录收入了1887年～1949年间我国学者关于高句骊碑刻文字研究目录。在此基础上倪军民、耿铁华、杨春吉又主编《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叙录》65，从1950年至1996年国内学者的高句骊研究著述中选取了高句骊研究专著及与高句骊相关的著作35部。有关论文365篇，进行叙录，大大方便了研究者的使用。
王禹浪、王宏北编《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66，上编为高句骊古城址，介绍了高句骊古城址190个，其中中国吉林省境内的高句骊古城址80个、辽宁省境内的高句骊古，城址90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高句骊古城址20个。每座城址都介绍了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城的形制、周长、墙垣高、城门、马面、女墙等状况。以及古城墙垣构筑、维修情况，城内遗迹、遗物和发现情况，历史文献记载及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些城址条目后还附有介绍或研究文章33篇。本书开篇《高句丽、渤海古城概述》则为作者研究成果。本书是一部研究性与资料性兼具的学术成果。
当然，高句骊研究成果集大成的资料集是6卷巨著《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67，其中高句骊3卷、渤海3卷。高句骊3卷收录1950年以来中国学者高句骊历史、考古研究论文407篇，800余万字。是一部工程量浩大的研究论文总汇的资料工具书。既向世界展示了近50年来中国学者在高句骊领域的研究成果。让人们系统认识总结这一领域的研究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又为人们提供了全面的研究成果全貌。大大省却了收集论文之劳苦。总之，主编者立足宏观深化研究的立意让人们钦佩，编者辛劳之功不可没！
但是编辑出版这么一套规模巨大的资料工具书毕竟不是易事，读者寄于厚望当在情理之中，因此本书存在以下三点欠缺与不足，似也显得突出。
一是，未设分类标题。人们细阅高句骊卷3册，1册是历史研究，内容大体上以族源、政治、社会、文化、人物、都城编排；2册、3册则是考古研究，大体上以综论、古墓、山城、器皿、好太王碑、母丘俭碑及其人、高句骊碑编排。如在各类论文前加上标题，将大大便于读者查阅。而这本是编者极易做到的，不知为何有此疏忽。
二是，既称为研究集成，就不应该有不应有的遗漏。例一，50年代刊发的文章本就不多。读者寻检的难度大。《文物参考资料》、《史学月刊》上的相关论文。却基本未收录：例二，收录了朴真奭所撰写与杨通方争议的文章(刊《世界历史》1989年2期)，可却漏收了杨通方所撰的文章。其实杨文刊发于《世界历史》1981年3期，本不是难于找到的；例三，收录了刘永智刊发于《朝鲜史通讯》1981年3期上的《也谈萨水究竟在何处》，可刘永智刊发于《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4期的《萨水考略》却未收入；例四，对近50年来高句骊研究中一些重要研究者的成果应尽量收入，可是遗憾地发现，诸如张博泉、王健群、李健才、李殿福、方起东、耿铁华诸先生的研究论文均多有遗缺。
三是，作为一部大型资料工具书，不可缺少的凡例、存目、作者简介和索引，编者都没有向读者提供。
本来手捧3卷高句骊研究论文集成，应该是心知50年高句骊研究之全局，但实际上读者无法建立全面感，加之校对上存在的问题，使读者在引用上也难以有安全感和准确感。
以上存在的不足成了人们面对装潢精美的煌煌巨篇的深深遗憾，修订再版谈何易，考虑到主编者的《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集成》尚在进行。只能寄望于此处的不足在其他卷帙中得到弥补。

参考文献
1．《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
2．《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1950—1996)》(通化师院高句丽研究所编印，1997年)。
[1]金毓黻编：《辽东文献征略》(1927年线装铅印本)。
[2]杨颐于1887年撰《好太王碑考订》，盛昱于1889年撰《好太王碑释文》，王志修于1895年撰《高句丽永乐好太王碑考》。这些是我国学者高句骊研究的最早成果。
[3]著作目录参阅耿铁华、杨春吉编：《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1950——1996)》(通化师院高句丽研究所1997年铅印本)。
[4]1941年9月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初版，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再版，1980年《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本。
[5]参阅：《好太王碑保护研究大事记》。载耿铁华：《好太王碑新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38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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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吉林省博物馆(王承礼、李殿福、方起东)：《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考古》196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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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2期。
[13]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1期；吉林集安县文管所：《集安万宝汀墓区242号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6期。
[14]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4期。
[15]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集安县文管所：《1976年集安洞沟高句丽基清理》，《考古》1984年1期。
[16]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4期。
[17]三联书店，1972年版。
[18]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
[19]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20]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8年版。
[21]《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2]《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版)。
[23]中华书局，1961年版。
[24]通化师范学院高句骊研究所，1997年铅印本。
[25]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文物保管所：《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集锡公路墓葬发掘》，载耿铁华、孙仁杰编：《高句丽研究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6]耿铁华：《中国高句丽文化研究十年(1881—1990)》，载耿铁华、孙仁杰编：《高句丽研究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7]耿铁华：《好太王碑的保护与现状》，载耿铁华：《好太王碑新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12～30。
[28]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9]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0]李东源、张若枫译，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1]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
[32]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3]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4]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5]中国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
[36]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7]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1986年印刷。
[38]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9]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1984年印刷。
[40]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1986年印刷。
[41]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1987年印刷。
[42]桓仁满族自治县文物志编纂委员会，1990年印刷。
[43]韩国三省出版社，1990年版。姜仁求、金瑛洙、韩文翔译，但本书附有作者汉文手写稿全书影印件。
[44]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5]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6]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47]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48]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0]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1]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5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53]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5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55]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6]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7]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8]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9]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0]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61]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2]辽沈书社，1989年至1990年陆续出版。[63]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4]通化师院高句骊研究所，1997年铅印本。
[65]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6]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版。
[67]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是由沈阳东亚研究中心主持编辑的《中国民族史研究集成》中之一部，主编是孙进己、孙海。高句丽3卷的编者是蔺新建、孙海、孙泓、张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