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博楚竹书的解读与研究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我国简牍史上发现保存战国竹书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文献，约1200余简，35000余字，其中时人自命书题达20余篇。上博竹简的发现，是中国学术思想中的一次大震荡，对中国学术文化的未来发展定将产生巨大影响。马承源先生认为，竹简的发现意义已不亚于重建一个博物馆，饶宗颐先生认为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将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萧萐父教授说：“郭店竹简和上博竹简的全面研究，势必重新审理这些大悬案，重新改写中国学术史、经学流变史、楚国文化史”．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二)》的研究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第二册先后于2001年u月、200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成了2003年学术热点，据不完全统计，发表论文有200余篇，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台湾等各地召开了不少研讨会，有些报刊还开辟了“新出土文献研究”专栏。学术界对上博简等新出土文献的研究重点是以竹书纠正或补充传统文献，以及对竹书解读的不同看法。

有学者认为，上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文献上的丰富：首先，《孔子诗论》充分证明了先秦的用诗风气之盛；其次，在《孔子诗论》中，孔子基本是从诗的本义出发来评价诗篇的风格，与后儒定义的“风雅正变”说有很大差距，第三．传统诗论中的“美刺”说可以说完全是对《诗经》的误解，对封建时代的一些错误的诗说，《孔子诗论》为我们作了全新的辨正，使我们认识《诗》的本来面目。

有的学者认为，上博《孔子诗论》的发现，对整个先秦《诗》学批评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在从孔门《诗》教到《毛诗序》的流传过程中，上博《孔子诗论》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二。上博《孔子诗论》对后世《诗》评具有指导性；第三，上博《孔子诗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深远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上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及《诗·杕杜》篇，就内容看，表现了“复我邦族”的呼唤，是对于同族兄弟友情的盼望，以及走出宗族者失去兄弟间的怡怡之乐所产生的幽怨情绪，同时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逐渐松动而造成社会巨变的景况。

有的学者认为，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经整理者及诸家的考释，现大体可以通读，但尚有于字于义未安者，斟酌诸家解释，对其部分文字作出重新释读，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简文。

有的学者认为，上博《竹书》有《鲁邦大旱》，鲁国此次大旱可能发生在孔子归鲁到去世的六年之内，《鲁邦大旱》有孔子所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一语，孔子常常论述“刑”与“德”的关系，该篇所记应该是孔子评论鲁国大旱与其当政者“刑”、“德”措置的关系问题；哀公礼尊孔子，常常向孔子请教，大量的哀公问政于孔子的材料可与该篇相互印证，可见该篇是研究孔子思想与鲁国文化的宝贵资料。

有的学者从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重申“交性者故也”，当为“室性者故也”，读为“节性者故也”，“用来节性的‘故’，也应该包括儒家经典所反应的各种伦理道德规范”。

有的学者从战国竹简《民之父母》中的“才辩”论及“[言 午 又]”字的形、义，提出《民之父母》中的“才辩”是指孔子的“才智辞辩”．也有学者对新见宋君夫人鼎铭“为民父母”与经典进行诠释，并从其他考古材料充实了“民之父母”的含意。

有的学者对简《容成氏》一一记载上古帝王的传说，兼及禹分九州、文王平九邦等珍贵史料进行论析，不但对该篇简序作了调整，而且对简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制表皮尃”当读为“制服皮黼”，体现了禹对礼服的重视；“身言孝厚”，应当身体力行讲；“救圣之纪”，读作“求圣之纪”，盖是说寻求圣人的法度或准则。

不少学者还专题论述了楚文字，如李学勤的《释〈诗论>简“兔”及从“兔”之字》、陈伟武的《战国竹简与传世子书字词合证》、徐在国的《上博竹书(二)文字杂考》、黄锡全的《读上博简(二)割记五则》、李守奎的《略论楚文字与小篆的关系》等等。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的研究

2003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三册．其中公布了四篇重要战国佚书。

《周易》(濮茅左注释)：本篇是迄今所发现的一部最早《周易》。共58简，涉及34个卦内容，1806字。注释者认为：楚竹书《周易》的出现为我们了解、研究先秦时期的易学提供了可靠的文物资料，在中国易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有一部分竹简失散，但是从中还是可以看到先秦时期《周易》文本的基本面貌。特别是楚竹书《周易》中出现一组失佚了二千余年的易学符号，这些符号至少在《帛书<周易>》中已不见存在，这是易学的大事，它的形式、内涵有着特殊的意义，除了反映对立统一的含义之外，同时还存在着一种阴阳转换、互为因果的易学理论，这为我们认识、研究先秦易学又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课题。楚竹书《周易》，在形式上有三种表述方法，分别为卦画、文字与符号。(一)卦画表述：由两个分别独立的经卦组合而成的别卦，以一表示阳爻，八表示阴爻，这一形式《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承之，与王家台秦简、今本卦画不同。(二)文字表述：由卦名、卦辞，爻位、爻辞等部分组成，其用字、用辞、用句与帛书、今本或有所不同．(三)符号表述：由单独或组合表示，并兼以红、黑两色。符号的形式有六种．每卦书写的格式为：(1)卦画；(2)卦名；(3)首符；(4)卦辞、爻辞；(5)尾符。在尾符后，作留白处理，不再接续书写下一卦内容，以明每个别卦的独立性。楚竹书《周易》无易传内容。楚竹书《周易》的发现，结束了有关历史悬案。易学有“九六”之争，或以为“九六”之称，为汉人所加，先秦未见，但楚竹书《周易》的发现，真相已白，证明了“九六”之称，在先秦确已存在。通过楚竹书《周易》与其他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用字情况，也能使我们在考释中客观地采纳本字说，或通借说，对卦、爻辞能有更准确、更深的理解。篇末附有竹书、帛书、今本的文字比较表及符号说明。

《仲弓》(李朝远注释)：战国佚书。共28简，又附简一。注释者认为：本篇第16简背有篇题“中弓”．“中弓”，即文献中的“仲弓”(公元前522年—?)，鲁国人，冉氏，名雍，仲弓为其字。孔子弟子，少孔子29岁，为孔子所推崇，将之比喻为“犁牛之子”，并认为“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被孔子定为有“德行”的弟子之一(《论语·先进》)。曾问政于孔子，语见《论语》、《史记》及《孔子家语》。简中所最大多不见于今本文献。全文采用问答的形式。简文记载了孔子“刑政不缓，德教不倦”的刑德并施思想，倡导以德为本，安民治国，“道(導)民兴惠(德)”，“老老慈幼”的良好风尚；提出“举贤才”举而(尔)所智(知)”，知贤才、举贤才、用贤才的用人策略；主张采用治己爱人，“惑(赦)过与(宥)罪”刑政手段．简文“隹(惟)正(政)者，正也”句道破了治政的关键所在。

《恒先》(李零注释)：为战国道家佚书，共13简，497字。注释者认为：这是一篇首尾完具的道家著作，因第3简背面有篇题作“恒先”，此据以题篇。“恒先”是“道”的别名．《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恒先”就是指先天地而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作为永恒创造力的“道”。研究者认为，天下的矛盾概念皆有先后，如中为外先，小为大先，柔为刚先，圆为方先，晦为明先，短为长先，但溯源作为终极的“先”是“恒先”。

《彭祖》(李零注释)：为战国道家佚书，竹书现存8简，整简长五十三厘米．上、中、下三道编编线，篇题根据内容补加。注释者认为：彭祖，以彭为氏，名籛铿，也叫彭铿．《国语·郑语》和《世本》等书讲“祝融八姓”，其中有彭姓．彭姓世居彭城(今江苏徐州)，以籛铿为祖，故称“彭祖”。彭祖老寿，为神仙家所乐道(参看《列仙传》卷上、《神仙传》卷一《彭祖传》)，旧有《彭祖经》，托商王遣采女问道彭祖，讲地仙之道，是所谓“房中七经”之一……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彭祖书。文章运用了张家山汉简《引书》、马王堆医书《十问》、王家台秦简《归藏》等资料。全文为狗(耈)老和彭祖的对话。

主要参考文章：

①刘冬颖：《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风雅正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②房瑞丽：《(上博馆藏楚竹书·诗论>在<诗)学批评史上意义三题》，《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l期；③晁福林：《上博简<诗论>与<诗·杕杜>探析》，《学术月刊》2003年第l期；④于茅；《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补释》，《北方论丛》2003年第l期；⑤杨朝明；《上博竹书<鲁邦大旱>管见》，《东岳论丛》2003年第5期；⑥张光裕主编：《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信雅迭印制公司2003年出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发行)，⑦李学勤：《释<诗论》简“兔”及从“兔”之字》，《北方论从》2003年第l期；⑧徐在国：《上博竹书(二)·文字杂考》，《学术界》2003年第l期；⑨李守奎：《略论楚文字与小篆的关系》，《北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⑩董莲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解诂(二)》，《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⑾陈剑：《上博简<予羔>、<从政>篇的竹简拼合与蝙连问题小议》，《文物》2003年第5期；⑿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杜2001年11月出版；⒀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杜200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