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于200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由于该书的许多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异，立即引起美国中国学界的强烈反应，赞成者有之，质疑者亦不乏其人。赞成与质疑之间，形成了激烈的交锋，许多学者包括一些欧洲史专家也都卷入了争论，即使在中国经济史学界也已感受到这场争论的余波荡漾，因此，围绕《大分岔》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已成为世纪之初美国的中国学界和欧洲史学界的重大学术事件。我一直十分关注这场论争的进展，论争发生的时候，我正好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去年5月下旬，我应邀到洛杉矶加州大学参加“20世纪初期上海出版文化”小型学术研讨会，期间曾专程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拜访心仪已久的王国斌教授，蒙王教授的安排，见到了彭慕兰教授，并当面向他了解有关《大分岔》争论的情况，以及他本人对争论的看法。现将我所知道的有关《大分岔》的争论及背景作一简单的介绍，或许对希望了解这场论争者有所帮助。

一，彭慕兰与“尔湾学派”

说到《大分岔》，便不能不提到“尔湾学派”。

“尔湾学派”，又称“加州学派”，是美国中国学界近年来新崛起的一个学派，因这个学派的两个核心人物都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而得名，这两个人物，一个是王国斌教授，另一个就是《大分岔》一书的作者彭慕兰教授。王国斌教授已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包括《转变中国：历史转型和欧洲经验的局限》、《中国历史中的文化和国家：习俗、融合和批评》、《世界历史中的社会和文化》（与Mark Kishlansky，PatrickGeary，PatriciaO＇Brien合著）、《人民的生存：中国的国家文官体系，1650——1850》（与PierreEtienneWill合著）等，这些著作基本上都着眼于现代中国历史和比较历史。其中以《转变中国》最具代表性，主要讨论1500年以来的中国和欧洲经济发展、国家形成和社会对抗模式。最近他正在写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的手稿，试图理解中华帝国晚期影响商品化的农业经济的生产和增长及1500年以来这些方面持续的改变如何影响20世纪中国的发展。并组织一个课题组为Leiden的E.J.Brill出版商撰写1000年以来的中国的经济史。由于《转变中国》一书已有中译本，他的观点在国内学术界早已广为人知。

相对而言，彭慕兰教授其人其书，国内学人仍然是比较陌生的。因此，我想在这里略作介绍。彭慕兰于1988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兼任历史系主任。迄今为止，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三个独立而又彼此相关的领域：一是关于帝国晚期及20世纪中国国家、社会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从中心到边缘：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就是他这一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这部著作于1993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彭慕兰以华北的一个地区为个案，并通过这个个案来考察几个相关的主题：中国国家的重新定位，处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下的社会转型（特别是在比较贫瘠的地区），国家政府、区域利益和法制社会之间正在改变的关系，经济上（特别是农业）和生态上的改变，农民的反抗和集体暴动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区域差异等。在这个领域，彭慕兰进一步研究的目标包括18和19世纪之间的中国谷物贸易与大规模合作生产的研究，以及这两个世纪以来某个城市及其腹地反抗（从反对税收和强迫劳役的暴乱到对“非传统”异教中心的支持）的研究；二是在更大的层面上开展相似的研究，试图证明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即世界经济的起源并非比较先进的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单向影响所致，而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个课题的第一卷着重分析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密集和商业发达的地区共同面临的生态局限，以及这种局限条件下的早期工业化，并深入思考欧洲率先进入新世界的特权是如何获得的。本书综合了经济和生态历史的比较研究，试图重新理解这些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性（尤其是生态），以及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社会、政治和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因此，本书力图在上述两个方面突破一个闭塞的“中国”的研究，并藉此证明这两个方面是互为补充的；三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和探究19、20世纪全球环境改变的背景下欧洲和东亚所发生的劳动力和经济变革及其重要意义。他和Steven Topik合著的《贸易创造的世界》，就是这种比较和探究的尝试，该书重构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图景，以及这种增长对所谓“普通人”的生活所造成的冲击。

由王国斌和彭慕兰构建的“尔湾学派”，并不是他们自封的，而是美国学术界，特别是美国的欧洲史学界对他们的治学风格和学术理路的一种概括。且不管这种概括是否恰当，但王国斌和彭慕兰的研究在学术界的确是独树一帜，自成风格的。他们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世史研究，又都专攻过欧洲史，因而具备比较研究的学养；他们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又都精通经济学，故能取二者之长而融会贯通；他们主张从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来考察现代世界经济的起源，又不忽视世界不同区域的差异性；他们擅长理论思辨，又重视微观的实证研究。王国斌的《转变中国》与彭慕兰的《大分岔》，可以说是这种治学风格的集中体现。

二，《大分岔》中讨论的主要问题

《大分岔》的主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探究现代世界经济的起源及其发展。在这一主题下，彭慕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围绕这个问题，彭慕兰主要从人口与生态的角度把所有有影响的观点都收集起来，然后，一项一项地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岔”（the great divergence）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就是说，直至18世纪，中国并不落后。彭慕兰选择的例证是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前者是欧洲最发达的部分，后者是中国最先进的地区。这两个地方之所以到19世纪出现所谓的“大分岔”显然另有原因。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彭慕兰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然有别，他对以欧洲为中心来看待历史的西方流行思路很不以为然，在他的书中以大量的史实批驳了琼斯所谓的欧洲在政治制度、生产力、生态等方面全面优于亚洲的看法，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去中心化”的倾向。他认为，我们不仅要质疑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要追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内卷的趋向。当然，他的许多具体论证也并不都十分有力，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很有启发性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三，黄宗智与彭慕兰的争论

彭慕兰的《大分岔》出版后，以其大胆新颖的立论，备受美国的中国学界和欧洲史学界的关注，并获得美国东亚研究的最高奖。不久，这部新著就推出了简装本，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但这部著作中提出的许多观点也引起了一些中国学家的强烈质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黄宗智教授并在去年5月出版的《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了题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的长篇书评，对《大分岔》一书提出了措辞尖锐的批评。为了慎重起见，该杂志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彭慕兰本人的长篇回应文章《超越东方－西方的二分模式》，以及李中清、康文林、王丰合写的《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艾仁民、罗伯特•布伦纳撰写的《英国与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与发展模式》等文章，就《大分岔》及黄宗智的书评展开论辩。去年6月6日，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系特别组织了一场面对面的辩论会，出席者除了彭慕兰、黄宗智外，还包括李中清、阿瑟•沃夫、艾仁民、罗伯特•布伦纳、王丰等学者。我未尝参加本次辩论会，据说，辩论会基本上分为两派，或支持彭慕兰，或赞成黄宗智，各有理据，因此场面虽甚热烈，却无法形成共识。

在《发展还是内卷？》的长篇书评中，黄宗智对彭慕兰著作中的“核心经验论证”，即它涉及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论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成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在黄宗智看来，英国工业革命起源于上述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

针对黄宗智的批评，彭慕兰以“超越东方－西方的二分模式”为题撰写了长篇回应文章。文中，彭慕兰认为黄宗智基本上误解了他书中的观点，以及支持这些观点的论据，黄宗智书评的核心观点来自他1990年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不仅忽视了许多学者对这本书的批评，而且忽视了亚洲和欧洲研究的大量的新的学术成果。彭慕兰这篇文章的中译文将发表于《史林》2003年第2期，有兴趣的读者届时不妨找来细看，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黄宗智与彭慕兰各自描绘了一幅前近代时期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图景，虽然他们面对的是同一段历史，但两种历史图景之间基本上没有共同之处，差别之大令人讶异！无论是内卷，还是发展，实际上涉及了中国与西方近世史的重估，这种探索不可能在一场论争中就取得共识，却肯定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和欧洲历史的整体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