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19-22日，我有幸参加了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继达慕斯学院会议（1998年5月22-26日）和武汉大学会议（1999年10月14-17日）后又一次讨论新出简帛的国际会议（上两次会议我也参加了）。[1]会议的主题发言包括九批材料，基本上都是未发或未完全发表，学者企盼已久的材料，特别是对上海楚简，大家更是一往情深。

关于这次会议，会前有很多宣传，会后有很多报导，光是纪要就有好几篇，非常热闹。有学者打电话给我，说是方寸大乱，七上八下，惟恐辛苦多年，一旦土崩瓦解。我说，不至于吧。我读过这些报导和纪要，其实只有一个印象，就是哪些哪些外宾光临，哪些哪些权威指导，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大家的争论在哪里，反而语焉不详。所以，我想撇开司空见惯的客套，纯粹从个人感受出发，说说自己到底学到了什么。

我的印象是，这次会议，大家讨论的热点是：（1）上博楚简《孔子诗论》，（2）马王堆帛书《式法》，（3）王家台秦简《归藏》。其他介绍也重要，但讨论较少。这里，我想把我的感想（包括我在会议上已经说过或想说但没有说完的话），直抒己见，写在下面：

一、上博楚简《孔子诗论》（马承源先生介绍）

马先生的介绍，大家兴趣最浓，问题也最多。比如裘锡圭先生说，他很怀疑简文“孔子”（合文）或许应释为“卜子”（合文），“卜子”就是卜商，即孔子弟子中以“文学”著称的子夏，李学勤先生也说，他完全支持裘先生的想法，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上博楚简，我是最初的整理者，马先生已经提到（他说“我们很忙，抽不出时间，所以请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对简文做了初步的分类和隶定”），[2]会议期间，老是有人来问，希望我对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我在会议上做过一点解释：

（1）首先，马先生说的“孔子”，原文是作“※”，右下有合文号。裘先生说，这个字和常见的“孔子”不太一样，这是事实。我说，如果“孔子”是误释，那这个责任不在马先生，而在我。因为当初写释文，那是我把它释为“孔子”的。简文和一般的“孔子”写法不同，这个情况，我是早就注意到的（我也怀疑过这个字，它是不是“子上”的合文，或其他什么字）。但为什么我还要把它释为“孔子”？这是因为考虑到简文的上下文。

说到简文的“上下文”，我想讲一下。马先生说，本篇是和另外两篇，即他称为《子羔》和《鲁邦大旱》的两篇，为同一人所书，原先是钞在同一卷上，属于三篇合钞；此篇没有篇题，《孔子诗论》是他根据内容加上去的。他说的“另外两篇”，就是我说的“上下文”，这次会议，没有展出材料，等于掐头去尾。

为了让大家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我想对有关情况做一点介绍，讲一下我个人的理解，不对的地方，完全由我负责。

第一，马先生说的三篇，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篇。这篇简文，原本是由六章构成（简文残缺，就现有简文看，至少有六章），章与章有墨钉为隔（有一个章号残去），接钞连写，而不是三篇合钞。因为简文分篇，多以篇号作结，另行钞写，和这种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第二，简文六章，不只中间三章有“孔子”（即我释为“孔子”，裘先生释为“卜子”的那个人），一头一尾也有。它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子羔问于“孔子”，马先生叫《子羔》；第三、四、五章，是“孔子”自陈，马先生叫《孔子诗论》；第六章，是鲁哀公问于“孔子”，马先生叫《鲁邦大旱》。它们显然都是围绕同一个人物。如果子羔和鲁哀公问教的人是孔子，那么论诗的也就只能是孔子。反之，释为“卜子”，也要有一致性。

第三，简文有篇题，在第二简的简背（简文篇题有首题和尾题，上博楚简，首题多在正数第二简的简背，尾题多在倒数第二简的简背），是作“子羔”。这显然是据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而加，并不能涵盖全部内容（这种例子很多）。但这是简文原有的篇题。现在整理简文，一般原则都是，原来有篇题，就不再拟补。我们根据这个原则，应将此篇题为《子羔》篇，而不必另起题目，更不必起好几个题目。

在做了上面这些说明之后，我说，当初我把简文中的那个合文释为“孔子”，主要考虑不是字形，[3]而是内容。子羔和鲁哀公问教的人，说话口气比较大，完全是教训的口吻。我个人感觉，这个人不太像是子夏，而更像是“孔子”。[4]

（2）简文所见《诗经》篇名很多，《风》、《雅》、《颂》都有，排列似乎没有规律。这些篇名，大部分可以对出来，少数几篇在今本找不到，恐怕不能称为“佚诗”，因为这几篇也可能是同篇而异名。还有马先生提到的另外两篇简文，一篇是记歌曲的篇目和曲调，除《硕人》，均不见于三百篇；一篇是与《诗经》相似，也不见于三百篇。我理解，前者可能只是一个包含《硕人》在内的歌曲集的目录；后者则可能是一种模仿之作（这类拟作在汉代仍流行），恐怕也不能归入“佚诗”。

（3）此篇开头的“诗毋邻言，乐无邻情，文毋邻言”，这个“邻”字，饶宗颐先生读为“吝”是对的。“邻”和“离”读音相差太远，读为“离”是不太合适的。

二、马王堆帛书《式法》（李学勤先生介绍）

简文释文见今年《文物》第7期（85-94页），开会时我才看到。池田知久先生和马克先生说我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要我务必发表评论。其实我并不是研究式法的专家（马克先生才是这方面的专家），对这篇东西也没有深入研究，仓促发言，只是提了一点问题，和大家商讨（可惜的是，我们讨论时，李学勤先生不在，得不到他的回应）：

（1）首先，《文物》发表的释文，我只粗读过一遍。这篇释文，题目是《马王堆帛书〈式法〉释文摘要》。原来我以为，“摘要”的意思是说，这篇帛书的篇幅很长，现在只摘登了其中的七段，它们虽然还不是全部，但每一部分是完整的。可是马克先生告我说，情况并不如此，即使是已经发表的简文，其实也并不完全：其中《祭》、《式图》，只有释文没有照片；其他五部分，照片上的字，开头、结尾往往漏掉，没有释文。我对了照片，情况果然如此。

（2）此篇的第一部分，整理者称为《天一》。这一部分的开头，断句有误，应作“……所以胜。天一：东以庚寅，南以戊寅，西以甲寅，北以丙寅”。“天一”以下所述，当即下文所说的“天一之徙”。“所以胜”的上文还有5行字，完全没有释文。它是分天一所徙为十二神，马克先生在会上已经做了复原，可供整理者参考。我理解，这一章可能是天一家说的一个总表，作用相当九店、放马滩和睡虎地日书讲建除、丛辰的部分，是放在前面作提纲的。下面的《徙》是与方向有关的杂忌之一，它与天一之徙有关。再下来的《天地》，也与“徙”有关。古人说“天道曰堪，地道曰舆”（《汉书·艺文志》有《堪舆金匮》，注引许慎说），饶宗颐先生怀疑，它也可能与古代的堪舆家说有关。《上朔》，马克先生有详论，[5]李学勤先生叫“式表”，这个词是现代术语，就像我把式所表现的图式叫“式图”（释文第六部分用了这个标题），并不是古人本来的讲法。《祭》，亦属杂忌类。《式图》有图（释文有复原图，没有照片），帛书是按“坐阳”、“坐阴”、“皙”、“勺”四位排列宜忌，“坐阳”、“坐阴”是丛辰家的术语。它的内容似与上面的《祭》有关。关于这两部分的关系，我在会议发言中做了一点复原，并在黑板上画了复原图。我理解，《祭》的“复”、“折”、“掩”是从东方开始排，角、亢为“复”（原文残缺），氐、房、心为“折”（“心”上缺“氐、房”，“心”下脱“折”），尾、箕为“掩”；然后是南方，东井、舆鬼为“复”，柳、星、张为“折”，翼、轸为“掩”；然后是西方，奎、娄为“复”（裘锡圭先生和汪涛先生指出，“翼、轸掩”后脱“奎、娄复”），胃、昴、毕为“折”，觜觹、参为“掩”；最后是北方，斗、牵牛为“复”，须女、虚、危为“折”，营室、东壁为“掩”。可见这两部分是连在一起。《刑日》也有图（释文也附了复原图），是以“※”、“中”排列宜忌。这是原文结构的大概。

（3）关于此篇的定名，学者有不同看法。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因为我们都知道，按照古代数术的传统，式法（用式盘运转决定吉凶的一种占卜）和选择（根据历日吉凶选择举事宜忌的数术）是内容相关的两类，《汉书·艺文志》把它统称为“五行”（后来史志也以此名泛指天文历算以外的数术）。早期式法是模仿天文，选择是模仿历法，选择和式法有关，正像历法和天文有关，两者有同构性。选择和式法的区别只是在于，式法是讲式的操作运行或与操作运行直接有关，而选择是按历行事，与式法有关的技术都是通过历来实现，它是相对独立于式的操作运行。式法在古代有很多门类，并不一定能用“景祐三式”（太乙、遁甲、六壬）来限定其范围和种类；后者也有许多不同的门派和类别，比如汉武帝聚占家决娶妇择日，当时请来的专家就有五行、堪舆、建除、丛辰、历、天人、太一七家（《史记·日者列传》），[6]历代讲这类数术的书也有“阴阳”、“五行”、“时令”、“月令”、“历书”、“历注”、“历忌”等不同名称。现在考虑定名，我的印象是，它恐怕更接近的还是选择而不是式法。现在称为《式法》，并不一定很准确，至少并不一定就比原来叫《阴阳五行》更好（后者只是一个笼统的名称）。

（4）如果非给此篇起一个比较准确而不是笼统的名称，当然最好是和现已发现的同类书籍进行比较。现已发现的这类书，除楚帛书外，很多都被称为“日书”，还缺乏细致的分类，它们当中，真正有题名的日书只有睡虎地日书，其他“日书”的类别相当复杂，其中和睡虎地日书相仿，主要是九店和放马滩的日书，它们都是以建除总表和丛辰总表作纲目，附列分门别类的杂忌为主要形式，属于建除、丛辰家说。帛书与这类日书在形式上有类似处，也是既有总表，也有杂忌，但门派显然不同。马克先生建议，帛书既然是以天一家的总表作开头，也许最好叫《天一家说》或《天一家论》，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帛书释文除这一部分，还有可能与堪舆家说（如《天地》）或丛辰家说（如《式图》）有关，不一定是纯粹的天一家说。古代日书，很多都是实用手册，往往杂用众术，不主一家，我们不一定能够以家法来作定名标准。比如睡虎地日书，我们就不好称之为《建除家说》或《丛辰家说》。

（5）选择与式法有关，并且相互匹配，过去我们对这一点很强调。但认真讲，这很可能只是战国秦汉以来的情况。因为《左传》一书中已经有若干择日之说。我们从《左传》的记载看，更早的择日之术，好像都是从历日禁忌的实际运用归纳出来，并不一定是配合于式法。早期很可能还有“前式法”的择日之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