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論文從批判研究方法出發，指出在文子問題的研究中，存在綫性預設、非此即彼等思維定勢。然後詳細收集有關文子問題的資料，對一些主要論點進行了討論，指出認定今本《文子》爲偽書的觀點，尚不具有充分的證據。
〈關鍵詞〉：文子、竹簡
近些年大量竹簡、帛书重見天日，使学者们耳目爲之一新，“走出疑古时代”的时机已经来临，然而旧有的思维模式似乎依旧挥之不去。《文子》一案，尤其是對於《文子》與《淮南子》關係的討論，聚讼纷纷。筆者也曾多次動筆，但最終發現，此處之因果，卻能成爲彼處之機緣，竟若陰陽互爲其根。而本屬臆斷之說，卻似有鐵證如山……仔細梳理自己及某些學者研究文子問題的思緒，筆者覺察出自身被陷在一種後設的眼光下，依某些邏輯上的預設，綫性地來討論《文子》問題。即只要承認或不自覺運用這種邏輯預設，依據相同的證據和豐富的想像力，便能得出所想要的結論。這些邏輯預設常見者有三：
一、《漢書·藝文志》記《文子》九篇，則八角廊竹簡《文子》爲九篇，劉向、歆父子校定本與之大同小異；
二、於一較早時期，古本（今本或延繼此或羼偽或偽中出偽）《文子》已大體定本；
三、今本《文子》大部分與《淮南子》相近，所以不是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就是《淮南子》抄襲今本《文子》。
八角廊竹簡《文子》正式發表以前，學者們根據預設一，認爲今本《文子》有所自來；再根據預設二，認爲《文子》形成早於《淮南子》；最後根據預設三，自不難推論《淮南子》抄襲了《文子》。竹簡《文子》發表後，由於竹簡《文子》只有一小部分與今本《文子》内容相近，所以學者們根據預設一，認爲今本《文子》大部分非古本《文子》；再根據預設二，認爲今本《文子》之定本時間不可能早於竹簡《文子》；而竹簡《文子》内容幾乎不見於《淮南子》[1]，所以根據預設三，自不難得出今本《文子》只保留了部分古本《文子》，大部分乃抄襲《淮南子》而成的結論，剩下的事就是給今本《文子》的定本找到時間，以及如何對待不見於《淮南子》的《文子》内容。
實際上，眾所周知，《漢書·藝文志》除兵家外基本上本于劉歆之《七略》。余嘉錫先生《古书通例》指出：“古人著书，本無專集，往往隨作數篇，即以行世。傳其學者各以所得，爲題書名。及劉向校定編入全書，題以其人之姓名。而其原書不復分著，後世流傳，多是單行之本”[2]。刘向“编次之法，其别有二：凡经书皆以中古文校今文……凡诸子传記，皆以各本相校，删除重复，著爲定本。”[3]因此，時間在劉向校書前的子書，幾乎沒有中、外書篇數與劉向、劉歆“定著”篇數相同的情況[4]。證之以出土的先秦文獻，也尚未見有子書與《漢書·藝文志》篇數相合的情況[5]。實際上，民間藏書乃先秦流傳而來，未經校訂，若非轉抄自中秘，篇數當然不會與《漢書·藝文志》相符，更何況入葬在劉向校書前之《文子》？當時民間所藏子書，既存在篇章重復的情況，也存在所藏書爲中秘所無的情況。證之以出土文獻，銀雀山《孫子·形》篇就存在重復，而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就有一些篇章爲中秘所無，司馬遷也未曾看到。所以，八角廊《文子》不必是《漢書·藝文志》所校訂後的《文子》，今本《文子》也未必是九篇的《文子》，雖然他們密切相關，但並非綫性地有先有後。
而子書的“定本”觀念，實際上是一種後設的眼光，或是由經書而來的誤導。我們想像有一種本子，或是祖本，或是最佳本，以爲它大體上一直不變，今本之真者即由之而來。當然，子書曾有劉向、劉歆父子的校本，但中秘之书不外借。《汉书·宣元六王传》载东平王来朝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不得。张霸上古文《尚书》，以中秘校考之，无一字相应者。可見中秘之书外界難得而知。後经王莽之乱，损佚严重。我們重視今傳子書與《漢書·藝文志》的關係，但需要慎重對待，具體分析。
《淮南子》與今本《文子》的關係，也許並不是非此即彼的抄襲關係。前人據彼此文字之優劣作判斷標準，今人也偶爾沿襲此法，卻不過互有勝負。但先秦時期，各學派之間，尤其是同派小宗之間，每每保留一些相近的資料。比如郭店楚簡中的《窮達以時》篇的思想，據李學勤先生的研究，就曾以如下的形式流傳：
《窮達以時》→《莊子·讓王》→《荀子·宥坐》→《呂氏春秋·慎人》→《韓
詩外傳》卷七→《說苑·雜言》→《風俗通義·窮通》→《孔子家語·在厄》
而《莊子·讓王》卻是借其事，用孔子之口，說相反的話[6]。余嘉錫先生曾指出先秦書籍體例，“稱述師說者，即附之一家之中”[7]。據《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
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
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
所以由“賓客方術之士”編寫而成的《淮南子》被置於雜家，其中有大量章節、語句同於先秦子書實不足爲怪。相反，《淮南子》借用、綜合這些材料，寫出不同内容，在思想史上有進步意義。
當然，筆者也並非認爲《淮南子》一定抄襲了今本《文子》，以目前所知的資料來看，二書相近部分可能有較早的共同來源。要之，對於有相近内容的古籍，我們不當以非此即彼的抄襲關係而論，而應當依照古人的著述習慣來考察。
下面筆者將梳理有關《文子》的綫索，對有關問題尋求解釋。
《韓非子·内儲說上》：其说在文子称“若兽鹿。”……齐王问于文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夫赏罚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
此“文子”，馬驌《繹史》認爲是“田文”[8]，錢穆以爲是“尹文”[9]，然皆無堅強證據。
河北定縣八角廊40號漢墓所出竹簡《文子》，發掘者推斷墓主是中山懷王或孝王，但傾向於前者[10]。李學勤先生已指出：中山懷王卒於宣帝五鳳三年（前55年），比劉向校書（前26年）早29年，孝王卒於成帝隨和元年（前8年），則接近劉歆開始領校秘書之年（前8年）[11]。而劉安“獻所作《内篇》”，在漢武帝建元二年（前139）[12]。
王應麟（1123——1196）《困學紀聞》卷十曾指出《文子》之言爲《荀子》等所取，雖有某些疑問，但參之以馬王堆《黃帝書》，則戰國、秦漢時期有與《文子》相近之語流傳，當可論定。這些相近之語，不必出於文子本人，在當前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證實它們先出自於某人某書，其它爲抄襲。而《韓非子·内儲說上》明稱引“文子”[13]，《漢書·藝文志》收有《文子》，因此認爲先秦至漢初已有《文子》流傳，無可厚非。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以爲以下《文子》之語爲漢人所引用，值得注意：
“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採”（《文子·上德》略同）——《漢書·蓋寬饒傳》：鄭昌（秦末人）“愍傷寬饒忠直，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文子·上仁》略同）——《漢書·枚乘傳》枚乘（？——前140）“諫曰：……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文子·上德》略同）——《漢書·汲黯傳》：汲黯（？——前112）“見上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在前120年張湯爲御史大夫之後）
“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文子·上德》略同）——《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前179——前104）《對策》曰：“臨河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淮南子·說林》、《漢書·禮樂志》略同，對策在前134年[14]）
“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15]”（《文子·道德》略同）——《漢書·魏相傳》魏相（？——前59）“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文子·下德》略同）——《漢書·王吉傳》王吉（？——前48）“上疏言得失，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淮南子·泰族》略同）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文子·自然》略同）——班固（32——92）《答賓戲》：“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文選》卷四五，《淮南子·脩務》略同）
“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文子·下德》略同）——《漢書·刑法志》班固（32——92）曰：“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淮南子·繆稱》稍不同，作“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
“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文子·微明》有本“厭”作“不甘”）——約於建武末年（51？[16]）前由袁康、吳平編定之《越絕書·德序外傳記》有：“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太平御覽》卷738引《尹文子》、459引《晏子》略同）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文子·符言》略同）——《後漢書·皇后紀》建初二年（77），明德馬皇后報曰：“……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淮南子·人間》略同）
“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文子·上德》略同）——何休（129——182）《公羊解詁·莊公十二年》：“乳犬攫虎，伏雞搏貍。”（《淮南子·說林》略同）
“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文子·上禮》略同）——《三國志·吳·陸抗傳》陸抗（226——274）“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淮南子·兵略》略同）
但王應麟也指出，因汲黯“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師古注云“‘積薪之言出《曾子》’，當考”。雖然王氏有所懷疑，態度較爲審慎，但仍不免以宋時之見聞，度漢人之耳目。即便我們從李定生先生之說[17]：漢武帝建元初淮南王入朝據 “獻所作內篇（按即《淮南子》），新出，上愛祕之”（《漢書·淮南王傳》），而東漢末年，高誘注《淮南子》時，“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陵遲”[18]，推斷《淮南子》在一段時期内流傳不廣。但以上諸人之語，並未明言出自《文子》，這種“引用”只是就後世所知文獻，推定漢人此語出於《文子》，實際上不能排除漢人所引古語，另有來處之可能性，譬如類似馬王堆漢墓《黃帝書》之類的文獻。丁原植先生就認爲此中許多話“似格言或諺語”，“不能明確斷定，班固所言九卷本《文子》即包含此項資料”[19]。所以，爲客觀起見，這些引語在當前並不能說絕對出自《文子》。不過，由於其相關性，我們可以將它們視爲“引用”《文子》的旁證。
而且實際上，揚雄（前53——18）《法言·問神》引有：“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20]，許慎爲《淮南子》作過注，王充（27——約97）《論衡·命祿》篇引《淮南子·齊俗》、《論衡·說日》篇引《淮南子·俶真》、《論衡·對作》篇引《淮南子·天文》，《論衡·談天》篇提及“淮南之《地形》；楊修（175——219）《答臨淄侯箋》云：“《呂氏》、《淮南》，字直千金。”[21]故當前似唯有鄭昌、枚乘、董仲舒、魏相、班固（《漢書·刑法志》）之語可作爲“引用”《文子》的旁證。班固《漢書·刑法志》所引文與《文子》近而與《淮南子》遠，諸以班固所見《文子》與今本《文子》不同之說，尚需仔細分析。
相類似而較爲突出的現象還有不少。李定生先生在《論文子》和《文子非偽書考》中指出：《老子》本無“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兩句，《漢書·魏相傳》中魏相所引“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漢書·嚴助傳》中劉安所云“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均未明言出於《老子》，而此語見於《文子·微明》，因此斷定《淮南子》抄襲《文子》[22]。李定生先生在《文子非偽書考》中又指出枚乘諫吳王劉濞曰：“欲湯之凔，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 時間上早於《淮南子》，《文子·上禮》：“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文子·精誠》：“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與之略同。如上所述，枚乘之語或另有所自。
王利器先生指出，《鹽鐵論·本議》篇“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眾而民躁也”一語，襲自《文子·自然》“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諸葛亮（181——234）《誡子書》“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引自《文子·上仁》。[23]
案：《誡子書》云：“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24]一般認爲此書係諸葛亮告誡其子諸葛瞻，但諸葛亮去世時瞻方八歲。王瑞功結合《又誡子書》之言及酒，認爲可能是誡諸葛喬，定其年於北伐（227年）之前[25]。此語《文子·上仁》作“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身……非惔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淮南子·主術》作“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 諸葛亮之語與《文子》較接近，然而尚無必然證據説明諸葛亮參考過《文子》。
筆者也發現過類似之例，其中之一爲：
今存梁元帝萧绎（508——554）《金楼子·立言》有两段文字[26]：
1、子曰：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
2、子曰：涤盃而食，洗爵而饮，可以养家客，未可以飨三军。兕虎在后，隋珠在前，弗及掇珠，先避后患。闻雷掩耳，見电瞑目。耳闻所恶，不如无闻；目見所恶，不如无見。火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故有象之属，莫贵于火；有形之类，莫尊于水。身曲影直者，未之闻也。用百人之所能，则百人之力举，譬若伐树而引其本，千枝万叶，莫能弗從也。
案：今残存之《永乐大典》未見此两章，称“子曰”待考。《立言》1見《文子·道德》（218頁）及簡2482、0756；《立言》2略同于《淮南子·诠言》（1033頁）、《淮南子·说林》（1228頁）、《呂氏春秋·貴生》（76頁）[27]、《淮南子·原道》（57頁）、《淮南子·缪称》（713頁、714頁）。依其文例及与《淮南子》之关系，疑爲《文子》佚文。
再如北齐刘书（约516——约557）所著《劉子》，王應麟已指出有文與《文子》接近[28]；李善注《文選》，引用《文子》五十餘處，原文之錦句妙語，有一些可能化自《文子》。值得注意的是，内中李善所引有的還附上張湛（约330——410）注。然真正與《文子》句義非常接近，疑化用自《文子》，可以作爲旁證者，筆者以爲只有：東方朔（前154——前93）《非有先生論》：“囹圄空虛”（《文選》卷五一，711頁，《文子·精誠》：“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其它則因年代較晚，或見於《淮南子》等書，或渺不相關，難以爲旁證。
關於高誘所注《淮南子》，有學者指出《淮南·主術》“故善建者不拔”有高誘注“言建之無形也”，今本《文子·上仁》第7章“把注文一併移如”[29]，進而認定曹植（192——232）《求通親親表》所云：“臣闻《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祸先’”，“難言曹植所據何本”；但李定生、徐惠君之意見正與此相反[30]；而江世榮先生已引王念孫說：“此六字（按：指‘言建之無形也’六字）乃正文，非注文也”[31]，則此說可再議。何志華先生已專門作文論證高誘注《淮南子》參考過今本《文子》[32]。
真正直稱文子（或《文子》），表明比較熟悉《文子》，可以作爲直接證據者，《韓非子》之後，有劉向（約前77——前6）《別錄》：“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33]；劉歆（？——23）之《七略》（已佚，當有）；王充（27——96？）《論衡·自然》云：“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 班固（32——92）自注《漢書·藝文志》：“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託者也”；曹植（192——232）《求通親親表》：“臣闻《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祸先’”（見《文子·九守》）；晋葛洪(283——363)《抱朴子·释滞》稱：“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东晋慧远（334——416）《沙门不敬王者论·形盡神不滅第五》云：“文子称黄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4]（見《文子·九守》）；刘勰（约465——约520）《文心雕龙·诸子》謂：“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35]；梁阮孝緒（479——536）《七錄》載《文子》十卷；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栽樹》引：“《文子》曰：冬氷可折，夏木可結，時難行而易失。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見《文子·上德》），並附注：“非時者功難立”[36]，王叔岷疑另有注者[37]；北周道安《二教論》云：“文子称黄帝之言曰：‘形有縻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8]（見《文子·九守》）；东晋张湛（约330——410）曾注《文子》，有如下條見於《文選》李善注：
1、《文选·东都赋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于毂。’”
（《文选》卷一，34頁[39]；《上仁》第二章）
2、《文选·鹪鹩赋注》：“《文子》曰：‘去其诱慕，除其嗜欲。’张湛曰：‘遗其衒尚，爲害其性。’” （《文选》卷一三，202頁；《道原》第三章）
3、《文选·游仙诗注》：《文子》曰：‘三皇五帝轻天下，细万物，上与道爲友，下与化爲人。’张湛曰：‘上能友于道，友或爲反。’”（何敬宗《游仙诗》，《文选》卷二一，306頁；《道德》第十二章）
4、《文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于毂也。’” （《文选》卷三六，514頁；《上仁》第二章）
5、《文选·奏弹曹景宗注》：“《文子》曰：‘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张湛曰：‘日有千金之费。’” （《文选》卷四O，558頁；《微明》第十九章）
6、《文選·晉紀總論注》：“《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文選》卷四九，690頁；《道德》第七章）
7、《文选·恩倖传论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于毂。’” （《文选》卷五O，705頁；《上仁》第二章）
8、《文选·辩亡论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毂也。’” （《文选》卷五三，736頁；《上仁》第二章）
北魏李暹也曾注《文子》；而隋萧吉（？——612）所著《五行大义》中也引及《文子》：
1、《論諸人》：“《文子》曰：‘人受天地变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胞，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外爲表，中爲里，头圆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星、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喜怒哀乐。’” （280頁[40]，見《文子·九守》）
2、《論諸人》：“《淮南子》及《文子》并云：‘胆爲云，肺爲气，脾爲风，肾爲雨，肝爲电雷，与天相类，而心爲主。耳目者，日月也，气血者，风雨也。’”（280頁，見《文子·九守》）
3、《論諸人》：“《文子》曰：‘昔者中黃子云，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声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间，二十有五人，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次五有德人、贤人、善人、中人、辩人，中五有仁人、礼人、信人、义人、智人，次五有仕人、庶人、农人、商人、工人，下五有众人、小人、驽人、愚人、肉人。上五之与下五，犹人之与牛馬也。圣人者以目视，以耳听，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视而明，不听而聪，不言而云，不行而从。故圣人所动天下者，真人未尝遇焉，贤人之所矫世俗者，圣人未尝观焉。所谓道人者，无前无后，无左无右，万物玄同，无非无是。’”
（281——282頁，見《文子·微明》）
另有佚文一則：
《文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以禀天地五行之气而生，爲万物之主，配二仪以爲三材。然受气者各有多少，受木气多者，其性劲直而怀仁；受火气多者，其性猛烈而尚礼；受土气多者，其性宽和而有信；受金气多者，其性刚断而含义；受水气多者，其性沉隐而多智。五气凑合，共成其身。气若清睿，则其人精俊爽如也；浑浊，则其人愚顽。” （279——280頁）

隋唐以後，有關《文子》的資料比較多，不煩引。江世容先生指出《太平御覽》中有《文子》佚文四則，另有附注，疑爲張湛或李暹注之遺文[41]。
其中道安《二教論》所引，曾達輝先生以爲“此語以釋述形神之義，當轉引自慧遠”[42]。然二論的上下文並不同，且慧遠引文之“靡”字，宋本、《大正藏》本《二教論》與之均不同，缺乏確切證據說明道安沒有見過《文子》。
另外，王利器先生提及：“唐釋法琳《辨正論》八引道士陸修靜《答明帝所上目錄》云：‘《文子》十一卷，文陽所撰。’”[43]
案：釋法琳（572——640）之《辯正論·諸子爲道書謬》上承甄鸞（536——578）《笑道論·諸子爲道書》。《笑道論》云：“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本並未得……至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得爲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何以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目中，本無諸子……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44]，此一段文字前爲《玄都經目》，後無諸子目；而《辯正論》云：“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披檢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所上目錄，其目及本今並未見”[45]，此一段文字前爲《玄都經目》，與《笑道論》所引略同，其後爲《文子》等諸子目，目後又云：“道士所上經目皆云：依宋人陸修靜所列。檢修靜目中……本無雜書諸子之名。指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得爲道書者，其《連山》、《歸藏》……等，亦得爲道書乎……《笑道論》云：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也……”
則甄鸞猶見陸修靜之目，其中本沒有《諸子》；《辯正論》所列諸子目，僅兩百餘卷，疑最早不過是“去年（北周武帝天和四年，公元569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並非陸修靜（406——477）之目；釋法琳所說當是轉引甄鸞之語。
曾達輝引《玄都觀經目錄》，以證“六朝末年李暹注本以外，尚有別本《文子》存世”，待考。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記唐時朱玄注《文子》“缺《符言》一篇，或取默希注補焉”[46]，此十一卷之《文子》，未知與《辯正論》目中所提十一卷《文子》有無關係。所言“文陽”，缺少來歷、證據，今人多不信。
爲便於分析問題，我們不妨依目前所知材料，將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依時間先後，排列如下：
直接證據 間接證據
韓非（？——前233）《韓非子·内儲說上》
鄭昌（秦末人）上書
枚乘（？——前140）諫
董仲舒（前179——前104）《對策》
劉安（前179——前122）上書
東方朔（前154——前93）《非有先生論》
魏相（？——前59）上書
八角廊竹簡《文子》（？——前55？）
《鹽鐵論·本議》（前81年）
劉向（約前77——前6）《別錄》
劉歆（？——23）《七略》
王充（27——96？）《論衡·自然》
班固（32——92）《漢書·藝文志》自注 班固《漢書·刑法志》
高誘《呂氏春秋注》
諸葛亮（181——234）《誡子書》
曹植（192——232）《求通親親表》

晋葛洪(283——363)《抱朴子·释滞》
东晋张湛（约330——410）《文子注》
东晋慧远（334——417）《沙门不敬王者论》
刘勰（约465——约520）《文心雕龙·诸子》
梁阮孝緒（479——536）《七錄》
北齐刘书（约516——约557）《劉子》
北魏李暹《文子注》[47]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栽樹》
玄都觀上《經目》[48]
北周道安《二教論》
隋萧吉（？——612）《五行大义》

另：以下《文子》篇目中已有文字被直接證據引用：《文子·道德》、《文子·九守》、《文子·上德》、《文子·微明》、《文子·上仁》。
綜合以上材料，不難看出，有關《文子》之資料不絕如綫。尤其六朝時期，見於南北方；又有佚文，很難説此時作僞。今本《文子》之形成，可能與張湛、李暹、徐靈府所注《文子》有關，而徐注所用底本，並非其時之全本。或其時《文子》傳本不止爲一，可能因爲徐注流行而亡佚。
据以上材料，可分析某些有關《文子》的問題。
《文子》一書，自當視作某一學派之作品集。目前可確知者，是該學派作品中有“平王問”形式。
魏啟鵬先生據竹簡《文子》2391號“天王”一語，指出與文子對話者“只能是周平王”[49]，其說可從。班固“而称周平王问，似依託者也”之“依託”， 孫星衍以爲：“蓋謂文子生不與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託爲問答，非謂其書由後人僞託”[50]；余嘉錫先生以爲：“其授受不明，學無家法，而妄相附會，稱述古人，則謂之依託。如《藝文志》《文子》九篇，注爲依託，以其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時代不合，必不出於文子也。《雜黃帝》五十八篇，明知爲六國時賢者所作，而不注爲依託，以後人可以稱述前人之說也……宋明人之辨諸子……多辯乎其所不必辯者……《提要》之於周秦諸子，往往好以後世之見議論古人，其言似是而實非，今亦不欲以空言多所爭辯，姑發其凡於此。”[51]二說皆以問答之事爲依託，然二人於問答之“託”是否出於文子（或此學派），意見不一。孫又從杜道堅疑“平王”爲“楚平王”；李定生先生則據《別錄》、《韓非子》，認爲是“齊平公”[52]。
案：《漢書·藝文志》云：“《力牧》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故所謂“依託”，蓋當如余嘉錫先生所言：“其授受不明，學無家法，而妄相附會，稱述古人，則謂之依託”。然而班固於《黃帝四經》、《黃帝銘》並未說起於何時或是否依託，似乎古人相信黃帝之言有流傳者，非依託。可是《黃帝君臣》、《雜黃帝》已明説爲六國時作，與《力牧》同，爲依託之義非常明顯，看來“依託”可能並非余嘉錫所言“以後人可以稱述前人之說也”，余嘉錫先生指出的“其授受不明，學無家法，而妄相附會，稱述古人，則謂之依託”，較爲可信。班固對於文子當是有“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的懷疑外，還懷疑《文子》有無授受源流，疑後人託之文子。《別錄》與《藝文志》、《古今人表》所記文子年代不合，今難以考定。此託爲周平王之問答，就《韓非子》來看，可能有其原型，不一定是“妄相附會”，但目前難以指實。然而今本《文子》與竹簡《文子》，問答内容已有多少之不同，疑爲學派内部流傳不同，而許多問答内容可能出自後學附益。
八角廊竹簡《文子》，疑僅爲某一學派所保留資料。李學勤、邢文先生之標點方法[53][Lirui1] ，趙建偉先生提出五點疑問[54]，其是非尚可討論。但胡文輝先生指出“不能真正確定竹簡《文子》一定是九篇，一定就是《藝文志》所收的傳本”[55]，說是。
竹簡《文子》尚未正式發表之前，張岱年先生曾認爲“《文子》即令是《漢志》之舊”，但不一定是“先秦的舊籍”。張先生根據《文子》有語見於《莊子》、《孟子》、《易傳·文言》、《荀子》、《呂氏春秋》、《樂記》，依據《呂氏春秋》、《樂記》年代斷定《文子》著作年代“最早不能早於戰國後期，最晚不能晚於漢景帝時。”[56]
案：《莊子·讓王》、《呂氏春秋·審爲》俱引詹何語，《文子》可能另有所傳，不必晚於《呂氏春秋》，且《文子》各部分未必同時完成。張先生曾指出《樂記》襲用《易大傳》[57]，然《樂記》年代恐未必晚至漢武帝時，李學勤先生曾指出“《荀子》、《呂覽》都徵引《樂記》，足知《樂記》在戰國末已成爲重要典籍，其作者當然不會晚過戰國中期，這正適合於公孫尼子的情況。”[58]故《文子》之上限尚難以確定。
張先生主要是根據思想内容，推斷“《文子》一書是漢文景之時黃老學派的著作”。相近之推斷今本《文子》作於此一時期者，尚有王利器（漢惠帝時）、熊鐵基（戰國末年或秦末漢初）、丁原明（秦末漢初）[59]等先生。
案：就從思想上考察而言，此種選擇較爲合理，然並不具絕對可信性[60]；且《文子》的成書時間不等於《文子》思想的形成、流傳時間，而學界對於黃老思想之形成時間，未有共識。
李學勤、陳麗桂、曾達輝、胡文輝先生有相近的意見，認爲：漢簡《文子》與《文子·道德》對應的文字，全部都只見於《道德》中以“文子問，老子曰”開頭的章節，而絕無見於以“老子曰”開頭的章節，無一例外；《淮南子》與《文子·道德》對應的文字，見於《道德》中以“老子曰”開頭的全部十一章，而絕無見於以“文子問，老子曰”開頭的章節，也無一例外[61]。並由此做出推論，認爲今本《文子》主要據竹簡《文子》和《淮南子》而來。
案：何志華先生已指出竹簡《文子》簡0198“知足以知權”見於今本《文子·上禮》以“老子曰”開頭的部分；簡1181、0792、2376、2252與今本《文子·道德》對應的部分，以“文子問”開頭者，見於《淮南子·人間》、《淮南子·脩務》、《淮南子·本經》[62]。上說難以成立。
何志華先生據竹簡、今本《文子》簡約而《淮南子》詳，甚至懷疑竹簡《文子》未必早於《淮南子》。此前何先生據今本《文子》、《淮南子》二書重文中，《淮南子》義勝者多；《淮南子》徵引事例，往往人物年代後於文子、老子，古《文子》編者每每刪去人物，只作泛論之辭；有《淮南子》合韻（《說山》：“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而《文子》失韻者（《上德》：“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高誘《淮南子·序》指出《淮南子》諱“長”，改爲“脩”，“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一語，當從《文子·上德》在“日月欲明，浮雲蓋之”下，《文子》編者以“脩”字不可解，因改作“秀”，後又避光武諱改爲“茂”，皆失韻，認爲今本《文子》抄《淮南子》，但在高誘甚至光武帝之前便已成書[63]。
案：《文子》有注比較晚，因傳抄而多誤、失韻，不足爲怪，有字義勝於《淮南子》的地方反倒更值得注意；《文子》當爲學派著作，《淮南子》徵引事例中人物年代後於文子、老子，無足怪；是否刪去具體人物，當視作者意圖而定，因爲這些事例爲當時人眾所周知，很難説沒有具體人物的便是抄襲、晚出；所謂《文子·上德》失韻，王利器《文子疏義》所據道藏默希子注本作“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慍”，“沉”、“慍”爲文、侵通轉迭韻；高誘說劉安避父諱，但似乎並不嚴格，《淮南子》中多有“長”字，何志華從吳曾仕《淮南舊注校理》之說，“凡長短對文，皆曰脩。而長大長養長老長幼諸文，並不改長爲脩。疑長短長幼，彼時讀音已殊”；但《淮南子》中有明顯作“脩長”字意的地方，《淮南子·主術》有“魚不長尺不得取”，《淮南子·道應》有“築長城”，梁玉繩疑爲“及”、“脩”之誤[64]；但《方言》卷一指出：脩，長也，陳楚之間曰脩，也有可能《淮南子》並非避父諱，僅因方言之故作長作脩；又“叢蘭欲脩”一語，何志華先生於其位置已有疑惑，又疑此文“叢蘭欲長”之“長”亦當讀爲“長大”之“長”，而仍避諱改爲“脩”者，蓋例外者也[65]，則這個字本身可能就有誤，難以作爲很充分的證據。何寧疑本作“長”，讀長養之“長”，淮南不諱長養字，疑校者誤改誤補[66]；然“長大”、“長養”之義似皆不甚合，以筆者陋見度之，不若“芳”（陽部字）字貼切合韻，默希子注正解作“芳”，漢武帝《秋風辭》：“蘭有秀兮菊有芳”，“秀”、“芳”義近，脩、秀皆爲心紐幽部字，與陽部爲旁對轉迭韻，疑《文子》作“秀”者是。總之，此處何志華先生若欲證明己說，需要太多假設，還需求證。
李學勤先生曾根據《文子·道德》“見小，故不能成其大也”一語，論及語義與《老子》本義相反，作爲竄改之證[67]。張豐乾據張元濟《通玄真經校勘記》指出《子匯》本作“執者，見小也，小故能成其大也”。
案：正統道藏《通玄真經》作“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功”；道藏默希子注本作“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也”；王利器指出唐寫本作“見小故能成其大”[68]。《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校勘記》注（58）以爲“默本和杜本均作‘不能’”，疑“默本”有誤。
張豐乾君根據慧遠所引與今本《文子》有不同，認爲“慧遠所稱引的應該是古本《文子》的内容”，又據今本《文子》所言能在《淮南子·精神》中找到原文，以爲“《淮南子》有可能稱引了古本《文子》的部分内容，但在文字上作了加工，而今本《文子》確是直接抄襲了《淮南子》的原話”[69]，推斷今本《文子》的出現“應該是在慧遠（公元334——417）之後”，並進而“有理由推測張湛所注是古本《文子》”，認爲“北魏人李暹有偽造今本《文子》的嫌疑”。
案：張湛與慧遠大致同時，其注唐時猶見，且文字小有不同，當是廣爲流傳所至。張君以張湛所注爲古本，則不能排除今本來自張湛本之可能；張湛注北魏時當亦在流傳，當時人有稱引《文子》者，李暹於此一時期作偽，難以令人信服。
張豐乾君此前曾有一文論《文子》與《淮南子》關係[70]，認今本《文子》爲偽，此文不過是該文觀點的繼續。張君於此重復了該文中的一段話：“劉歆及班固所見《文子》爲九篇，都爲問答體，當和古本《文子》差異不大。班固時古本《文子》即使有殘缺也不會很嚴重。故而今本《文子》的出現不會早於東漢前期。”
案：據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前已言及班固《漢書·刑法志》一語，有可能化用自《文子·下德》，彼處並非問答體。張君認今本《文子》爲偽的主要理由是，“竹簡本中的一些思想爲今本所误解”。张文认爲：“今本中的‘天下大器也’，在竹簡文中是‘天地大器也’……帛书《老子》中的‘可以爲天地母’，在通行本中都改成了‘可以爲天下母’，意義大变。”但郭店楚簡《老子》甲簡二一正作“可以爲天下母”，故此條理由可疑。 张文還拿竹簡《文子》與同時出土的《論語》類比，這有一定的可比性，但認爲“任何一种古籍的不同傳本之間，無論形式还是内容都應該是大同小异”，这却似是而非。經書、子書在战國前并未定本，而眾所周之，刘氏父子之校書體例，經、子有别。馬王堆帛書《易經》、《易傳》與今本大有不同，其之不傳，是因爲劉氏父子以中秘之古文校經書。而《文子》屬子書，是廣收諸本，去其重復，傳本不同，實不足為怪。
關於慧遠所引《文子》稱“黃帝”，竹簡稱“文子”，今本爲“老子”，曾達輝先生以爲可爲竄改之證；何志華先生則認爲高誘所見《文子》已變。然而不能排除流傳不同之可能。
丁原植先生認爲：“見於今本《文子》中的《淮南子》資料，應當屬於《淮南子》別本的殘文。今本《文子》並非抄襲《淮南子》，而是此種《淮南子》別本殘文的混入，經由後人編輯而納入到《文子》的章節之中。”[71]
丁先生欲説明某些古時資料爲《淮南子》所保留，今本《淮南子》似爲蘇頌編定，而有別本《淮南子》被竄入今本《文子》。其突破點是《劉子》，因爲“《劉子》一書……文字相同或近似《淮南子》者，有二百五十餘處，而與《文子》相關者，亦有七十餘處。這七十餘處中，僅六、七處不見於《劉子》與《淮南子》重疊部分，而另見於《史記》、《呂氏春秋》《國語》或《司馬法》”[72]；《劉子》“在同一段落中，部份引用與《淮南子》重疊的《文子》文句，部份卻襲用不見於《文子》的《淮南子》章句。劉書不可能一時引述《文子》，又接著引用《淮南子》”[73]，而有時今本《淮南子》文氣、義理不如今本《文子》，今本《文子》“的義理更能合於《淮南子·要略》的意指。”[74]
丁先生所提出的思考方向是有益的。但筆者以爲不能排除《劉子》僅引用所謂別本《淮南子》，以及《史記》、《呂氏春秋》《國語》或《司馬法》，而這種所謂別本《淮南子》與《文子》之關係，將更複雜；而劉書本人之創造性，似乎被限定。丁先生也曾答覆筆者，此説是假設。
以上筆者就某些學者之觀點，提出了個人之陋見。並非筆者想證明今本《文子》爲真而存心挑剔，實在是筆者以爲要説明一問題，必須有充分的證據與合理的解釋。倘若證據並不充分，或解釋不符合時空環境，未通盤考慮全部之可能性，僅提供假説，那麽就不必忙著下結論，還須進一步論證。對於今本《文子》，筆者也有懷疑，但目前沒有充分證據，故只能懸置，而謀求較爲合理的解釋。
依當前資料，筆者以爲：《文子》與《淮南子》二書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來源。其中“周平王問文子”的形式，是文子諸學派託文子之名作書、附益的形式之一。劉向父子校定的九篇《文子》，可能並未搜集到全部流傳的、不重復的《文子》[75]。竹簡《文子》、今本《文子》與它的關係尚難以確定，但都有平王問的内容。張湛、李暹注《文子》所據本，大概已接近今本《文子》。但似乎在他們所選定的《文子》内容之外，還存有不少佚文。後人沿用其本，尤其當某一版本的《文子》被封爲《通玄真經》，並有默希子等爲之做注之後，其他的版本便逐漸消失，散佚。
《晏子春秋》一書，劉向將“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76]也編爲一篇，對於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之不同，我們不如從劉向之做法。
最後，可以指出的是，《文子》一書並非如許多學者所不自覺接受的，一直都被認爲是抄襲《淮南子》而成的偽書。相反，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三引《周氏涉筆》，“《淮南子》多本《文子》”[77]，其時在黃震之前；明劉績更認爲《淮南子》“乃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78]。無疑，這種觀點亦有失偏頗。
另外，列出有關《文子》問題的研究目錄，以供同仁切磋、琢磨。該目錄參考了丁原植、胡文輝、張豐乾等先生的目錄資料，謹致謝。

柳宗元：《辯文子》，《柳河東全集》47——48頁，中國書店1991年據世界書局1935年本影印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四庫全書》674冊219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據文淵閣本影印
周氏《涉筆》，見馬端臨《文獻通考》之《文子》，《四庫全書》614冊503——504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據文淵閣本影印
洪迈：《容斋續笔》卷十六《計然意林》，404——40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四庫全書》674冊705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據文淵閣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89頁
黃震：《黃氏日鈔》卷五十五，《四庫全書》708冊410——411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據文淵閣本影印
宋濂《諸子辨》：予嘗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概《道德經》之義疏爾……蓋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書雜以黃、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
胡應麟：《四部正譌》
姚際恆：《古今偽書考》
紀曉嵐等：《四庫全書提要》，《四庫全書》1058冊305——306頁
陶方琦：《漢孳室文鈔》
章太炎：《菿漢微言》
梁啟超：《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飲冰室合集》第10冊84之21頁，中華書局1989年版
（案：標*者見於張心澂《偽書通考》694——699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影印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三版811——818頁）
高似孫：《子略》卷二，可參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新世紀萬有文庫”本49頁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五、八、十，可參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新世紀萬有文庫”本107、113、122、177、216——217、224頁
馬端臨：《文獻通考》之《文子》、《淮南子》，《四庫全書》614冊503——504頁，534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據文淵閣本影印
吳全節《通玄真經纘義序》：《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老子本易而著書，文子法老而立言，所以發明黃帝王伯之道。
劉績：《淮南鴻烈解二十八卷弘治王溥刻本劉績題識》，參何寧《淮南子集釋》1501、1504頁，中華書局1998年版。
馬驌：《繹史》卷八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冊602頁
孫星衍：《文子序》，《問字堂集》88——90頁，中華書局1996年版
《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3冊1088——1090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據文淵閣本影印
《四庫全書提要》之《文子》、《文子纘義十二卷》，《四庫全書》1058冊305——306頁，371——372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據文淵閣本影印
顧觀光：《文子校勘記》，《四部備要》，中華書局1989年版
梁玉繩：《漢書人表考》“文子”、“周平王”諸條
王先谦：《汉书补注》
俞樾：《讀文子》，載《俞樓雜纂》；收入《諸子評議補錄》（李天根輯），中華書局1956年版
孫詒讓：《札迻·〈文子〉徐靈府注》131——136頁，齊魯書社1989年版
江瑔：《读子卮言》卷二第十三章“論文子即文種”，商務印書館1917年再版
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11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顧實：《重考古今偽書考》卷三第2頁，大東書局1926年版
羅焌：《諸子學述》21頁、360——361頁，岳麓書社1995年版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第四冊5472——5473頁，中華書局1955年版
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608——610頁，1196——1202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楊樹達：《漢書窺管》22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蔣伯潛：《諸子通考》193——194頁、444——446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黃雲眉：《古今偽書續考》232——235頁，齊魯書社1980年版
王叔岷：《文子斠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本，收入《諸子斠證》，臺灣世界書局1964年版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254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1153——1154頁，上海書店1998年版
唐蘭：《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考古學報》1975年第一期27頁
《定縣四十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文物》1981年第八期
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彚編》，122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中華文化典籍提要》，949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國學術名著提要·哲學卷》，58——60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王天海：《意林校注》，59頁注1，貴州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王光照：《通玄經·前言》，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于大成：《文子精誠篇斟補》，《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1期，1968年
于大成：《文子斟補》，《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2卷，1969年
于大成：《〈文子·上德〉校釋》，《高雄師院學報》第4期，1976年
于大成：《〈文子·微明〉校釋》，《文史哲學報》第25期，1976年
于大成：《〈文子·自然〉校釋》，《幼獅學誌》第14卷1期，1977年
于大成：《〈文子·上禮〉校釋》，《淡江學報》第15期，1977年
艾力農：《〈文子〉其書》，《光明日報》1982年5月22日
江世容：《先秦道家言論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兼論〈淮南子〉與〈文子〉的關係》，《文史》第十八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
熊鐵基：《秦漢新道家略論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吳光：《〈文子〉新考——兼與諸說商兌》，《河北師院學報》1984年第二期
李定生：《文子論道》（上），《復旦學報》1984年第三期
李定生：《文子論道》（下），《復旦學報》1984年第四期
李定生、徐慧君：《論文子》，《文子要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王博：《讀書雜考三：彭蒙之師考》，《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1991年第2期。
陳鼓應：《老子與先秦道家各流派——道家在先秦哲學史上的主幹地位》，《老莊新論》10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何志華：《論〈淮南子〉高誘〈注〉與〈文子〉之關係》，《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2年第一期
李定生：《帛書〈繫辭傳〉與〈文子〉》，《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李定生：《文子其人考》，《道家文化研究》第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張岱年：《試談〈文子〉的年代與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李定生：《〈文子〉非偽書考》，《道家文化研究》第5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姜國柱：《文子的性合乎道论探析》，《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王三峽：《〈文子〉析疑》，《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6期
丁原明：《〈文子〉与〈淮南子〉思想之异同》，《文史哲》1994年第6期
熊鐵基、馬良懷、劉韶軍：《中國老學史》128——133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文物》1995年第十二期
《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校勘記》，《文物》1995年第十二期
《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的整理和意義》，《文物》1995年第十二期
李學勤：《試論八角廊簡〈文子〉》，《文物》1996年第一期；《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
李學勤：《〈老子〉與八角廊〈文子〉》，《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
王雲度：《〈淮南子〉與〈文子〉關係辨析》，《陝西博物館館刊》1996年第三輯
陳鼓應：《論〈文子·上德〉的易傳特色》，《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二輯
陳麗桂：《從出土竹簡〈文子〉看古、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之間的先後關係及幾個思想論題》，《哲學與文化》月刊，1996年8月
李縉雲：《〈文子·道德篇〉竹簡本、傳世本的比較研究》，《哲學與文化》月刊，1996年8月
李定生：《韓非讀過〈文子〉——談〈文子〉的年代與原始道家的關係》，《哲學與文化》月刊，1996年9月
魏啟鵬：《〈文子〉學術探微》，《哲學與文化》月刊，1996年9月；《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王博：《“<文子>与道家思想發展”两岸學術研討會綜述》，《文物》1996年第10期
陈静：《古道新學——道家文化國際研討會侧記》，《哲學动态》1996年第11期
林亨锡：《变化中的道家思想——试论〈文子·道德〉篇的思想与马王堆帛书〈五行篇〉之关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邢文：《八角廊〈文子·聖智〉探論》，《學術集林》卷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版
丁原明：《黄老学论纲》212——234頁，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严灵峰：《定州竹简<文子>残本试探》，《哲学与文化》1997年第2期
张杰、郑建萍：《〈文子〉古今本成书年代考》，《管子学刊》1997年第4期
何志華：《出土〈文子〉新證》，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1998年4月
張豐乾：《試論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的關係》，《中國社會科學》（京）1998第2期
譚家健：《〈文子〉成书时代琐议》，《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丁原植：《文子新論》，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
丁原植：《〈文子〉資料探索》，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
丁原植：《〈淮南子〉與〈文子〉考辨》，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版
張豐乾：《關於“韩非讀過<文子>及其他》，《管子學刊》1999年第4期
裘錫圭：《中國出土簡帛古籍在文獻學上的重要意義》，《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集刊1》，9頁，北京鷰山出版社1999年12月。
張傑，王光坊：《〈文子〉重生思想简论》，《淄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戴慶鈺、凃小馬：“新世紀萬有文庫”本《文子》之《説明》，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趙紅玲：《从南楚文化发展链中看〈文子〉对屈原思想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裘錫圭：《閲讀古籍要重視考古資料》，《古代文史研究新探》2000年第2次印刷本，64頁。
李縉雲：《〈文子·道德篇〉傳世本與八角廊竹簡校勘記》，《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魏啟鵬：《文子學派與秦簡〈為吏之道〉》，《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丁原植：《竹簡〈文子〉哲學思想探析》，《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陳麗桂《試就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不重襲内容推測古本〈文子〉的幾個思想論題》，《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趙建偉：《〈文子〉六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邢文：《八角廊簡〈文子〉與帛書〈五行〉》，《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曾達輝：《今本〈文子〉真偽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張豐乾：《柳宗元以來的〈文子〉研究述評》，《國學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胡文輝：《〈文子〉的再考辨》，《學術集林》卷十七，上海遠東出版社2000年版；《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樷考》，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熊鐵基：《秦漢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張豐乾：《真偽·是非·先後》，“簡帛研究”网站，2001年7月
江寧：《再論文子》，“簡帛研究”网站，2001年8月

[1] 香港何志華先生考證出竹簡《文子》編號0198的殘文“知足以知權”與今本《文子·上禮》第三章及《淮南子·泰族》相應。
[2] 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余嘉錫卷》192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 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余嘉錫卷》234——235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 案：嚴可均輯《全漢文》，收入《韓非子書錄》，題“疑是劉向作”，陳其猷指出該篇“乃刪節《史記·韓非傳》，當係黃三八郎所爲”；《關尹子書錄》等疑僞託。
[5] 《漢書·藝文志》未載《老子》篇數，且稱《老子》爲經，而帛書《老子》雖分爲二篇，篇序卻與傳世《老子》相反。
[6] 參李學勤《天人之分》，《中國傳統哲學新論——朱伯崑教授七十五壽辰紀念文集》，九州圖書出版社1999年版。
[7] 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608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8] 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68冊43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影印本。
[9] 見錢穆《先秦諸子繫年》380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
[10] 參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縣40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8期。
[11] 見李學勤《試論八角廊簡〈文子〉》，《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
[12] 參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上海書店《民國叢書》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影印本。
[13] 韓非所見《文子》，不必見於今傳本或竹簡本《文子》，古書每有佚文。
[14] 據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上海書店《民國叢書》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影印本。
[15] 案：“[此天道也 ]”，王應麟原未引用，筆者所加。
[16] 《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吳地傳》言及“到今……建武二十八年”，然該段小有誤。
[17] 參李定生、徐惠君《文子要詮·論文子》第4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18] 見高誘《敘目》，何寧《淮南子集釋》6頁，中華書局1998年版。
[19] 見丁原植《文子新論》16頁，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
[20] 見《法言義疏》163頁，中華書局1987年版。
[21] 見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五十一。
[22] 參李定生、徐惠君《文子要詮·論文子》6——8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李定生：《〈文子〉非偽書考》，《道家文化研究》第5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3] 參《文子疏義序》，《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文子疏義·文子疏義序》，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24] 見《諸葛亮集》57頁，中華書局1975年版。
[25] 參王瑞功《諸葛亮研究集成》295頁，齊魯書社1997年版。
[26] 見《百子全书》910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7] 案：《呂氏春秋·貴生》作：耳聞所恶，不若无聞；目見所恶，不若无見。故雷则掩耳，電则掩目。所附頁碼分別爲王利器《文子疏義》本、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本、陳其猷《呂氏春秋教釋》（學林出版社1984年）本。
[28] 《劉子》作者尚有爭論，今從傅亞庶等之說；丁原植先生指出：《劉子》一书，文字相同或近似《淮南子》者，有二百五十餘处，而与《文子》相关者，亦有七十餘处。这七十餘处中，仅六、七除不見于《劉子》与《淮南子》重叠部分，而另見于《史記》、《呂氏春秋》、《国語》或《司马法》。但丁先生以爲劉書見過某種《淮南子》別本而並未見及《文子》，尚可討論。
[29] 參曾達輝《今本〈文子〉真偽考》257頁，《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
[30] 參李定生、徐惠君《文子要詮》181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李定生《〈文子〉非偽書考》，《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輯。
[31] 見江世容《先秦道家言論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文史》第十八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王說見《讀書雜志·淮南内篇第九》843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可參何寧《淮南子集釋》670——671頁，中華書局1998年版。
[32] 何志華：《論〈淮南子〉高誘〈注〉與〈文子〉之關係》，《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2年第一期。
[33]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2350頁《索隱》引，中華書局1959年版。
[34] 見《弘明集》卷五，32頁b，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宋磧砂藏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二卷31頁C。
[35] 曾達輝以爲是：“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非。
[36] 見《四庫全書》第730冊46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影印文淵閣本。
[37]《四庫提要》指出“每句下之註有似自作，然多引及顏師古者”。
[38] 見《廣弘明集》卷八，148頁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宋磧砂藏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二卷142頁C（曾達輝作142b——引者注）“縻”作“糜”。
[39] 頁碼據中華書局1977年版《文選》。
[40] 頁碼據劉國忠《五行大義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1] 參江世容《先秦道家言論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文史》第十八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
[42] 見曾達輝《今本〈文子〉真偽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
[43] 見王利器《文子疏義·通玄真經序》注[二]，中華書局2000年版。
案：《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二卷作《辯正論》。
[44]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二卷152頁b，原於“錄”字下斷句，陳國符《道藏源流考》於“目”字下斷句，疑皆非；《廣弘明集》卷10，15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宋磧砂藏本。
[45]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二卷546頁b。
[46] 見嘉慶二十四年藝芸書舍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一。
[47] 李暹之師般若流支516年來華，疑李暹長於賈思勰。
[48] 案：若《辯正論》所列諸子目爲天和四年（569年）《經目》之餘，則其年在《二教論》前，《二教論》提及《笑道論》。
[49] 見《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156頁。
[50] 見《問字堂集》88頁，中華書局1996年版。
[51] 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608——610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52] 參李定生《文子其人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3] 參李學勤《試論八角廊簡〈文子〉》，《文物》1996年第一期；邢文《八角廊簡〈文子·聖知〉探論》，《學術集林》第十輯。
[54] 參趙建偉《〈文子〉六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
[55] 見胡文輝《〈文子〉的再考辨》，《學術集林》第十七輯。
[56] 見張岱年先生《試論〈文子〉的年代與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5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7] 見張岱年先生《論易大傳的著作年代與哲學思想》，《中國哲學》第1輯。
[58] 見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86頁，長春出版社1992年版。
[59] 分別見王利器《文子疏義序》6頁，中華書局2000年版；熊鐵基《秦漢新道家略論稿·對〈文子〉的初步探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秦漢新道家·〈文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丁原明《黃老學論綱·〈文子〉的黃老思想》，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60] 可參胡適《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適文存》。
[61] 李學勤：《試論八角廊簡〈文子〉》，《文物》1996年第一期；《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陳麗桂：《從出土竹簡〈文子〉看古、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之間的先後關係及幾個思想論題》，《哲學與文化》月刊，1996年8月；曾達輝：《今本〈文子〉真偽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版；胡文輝：《〈文子〉的再考辨》，《學術集林》第十七輯。後引文據胡文輝說。
[62] 見何志華：《出土〈文子〉新證》，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1998年4月。
[63] 參何志華：《論〈淮南子〉高誘〈注〉與〈文子〉之關係》，《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2年第一期。
[64] 何寧《淮南子集釋》687、894頁引，中華書局1998年版。
[65] 詳何志華《論〈淮南子〉高誘〈注〉與〈文子〉之關係》注10，《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2年第一期。
[66] 參何寧：《淮南子集釋》，1208頁，中華書局1998年版。
[67] 參李學勤《〈老子〉與八角廊簡〈文子〉》，《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
[68] 見王利器《文子疏義》232頁注五，中華書局2000年版。
[69] 參張豐乾《柳宗元以來的〈文子〉研究述評》，《國學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70] 見《詩論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的關係——兼爲《淮南子》正名》，《中國社會科學》（京）1998年第2期。
[71] 見丁原植《文子新論·自序》，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
[72] 見丁原植《文子新論》247頁，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
[73] 見丁原植《文子新論》248頁，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
[74] 見丁原植《文子新論》253頁，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
[75] 劉向、劉歆父子校定的九篇本《文子》，也有可能包括八角廊簡《文子》和今本《文子》的内容，但從文字數量上考慮，可能性比較小。
[76] 見劉向《晏子序錄》，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50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77] 《四庫全書》614冊534頁。
[78] 見何寧《淮南子集釋》1504頁，中華書局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