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银雀山汉简《孙子•用间》篇的考辨，结合其它有关文献，认为今本《孙子兵法》应是战国中晚期孙膑及其弟子的作品。

《孙子·用间》篇是今本十三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也出现在银雀山汉简之中，可见竹简《孙子》是今本《孙子》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对判定《孙子》的作者与年代有着重要意义。前辈学者多从兵制的角度论述今本《孙子》非孙武所作，而是孙膑之作。银雀山汉简出土以后，我们见到了的竹简一部分内容见于今本《孙子》，一部分内容则不见于今本。后者一部分编为《孙子》下编，一部分则编为《孙膑兵法》。于是，《孙子》为孙武所著，遂为定论：或曰孙武亲著；或曰始于孙武，成于孙膑。然而竹简本《孙子·用间》篇“周之兴也，吕牙在□〔□□□〕□＊＊师比在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唯明主贤将能……”一语【1】 ，令人困惑不解，今人曲说以满足今本《孙子》作于孙武一说，以为竹书足以证明今本十三篇即司马迁所言《孙子》“十三篇”，故视此而不见。我以为这是值得重新考虑的，此句确实十分重要，为研究《孙子》作者与年代的一大关目，不可不予以高度重视。

本文以此为关目，将其与银雀山汉简篇题木牍联系起来，并结合《用间》篇所载的出军用兵之数与历史资料，子书与史书相合证，认为：《孙子·用间》篇不是孙武所作，而是孙膑及后学的作品，今本《孙子》不是司马迁所言的孙武“十三篇”。关于孙武的《孙子》，可参看拙作《上孙家寨汉简＜孙子＞研究》一文。

一

银雀山汉简《孙子·用间》篇“周之兴也，吕牙在□〔□□□〕□＊＊师比在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唯明主贤将能……”【2】一语，不见今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整理者注云：“‘十一家本作‘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无‘＊＊师比在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等语。苏秦时代远在孙武之后，简本此数语似可证《孙子》书出于孙武后学之手。或以为此数语当为后人所增，待考。”【3】。其实，如果不是孙武之作，而因其它原因而误入《孙子》，秦、汉时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汉简本之所以习以为常地保留下来，说明编者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而是本来就是如此。整理者即认为《孙子》为孙武所著，当然就以今本《孙子》匡合竹简《孙子》，故有此一说，学界为其所囿，循修其说，反不观实例，其说实在值得重新考虑。这好比说后人比汉人更了解秦汉史事，这是不合逻辑的。实则，此数语是《孙子》为孙膑及其后学弟子所著的铁证。这一点要打破今人整理者的匡囿，将银雀山汉简《孙子》与《孙膑兵法》与其它兵书结合起来，将它们整合起来看，以复原汉简的本来面目，才能形成新的认识。银雀山汉简中还有一些竹简与《用间》篇的年代相接近，只不过是因为不见于今本《孙子》，又有明确的时代标志不属于孙武时代，故它们被整理者归于了《孙膑兵法》，我们可以从二者的相关联之中，发现二者的关系。《孙膑兵法·强兵》篇残简有一些简文与《用间》“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一语相合，结合《史记·孙吴列传》及其它典籍记载，可证《孙子·用间》与《孙膑兵法·强兵》所反映的事实有着紧密关系。

《孙膑兵法·强兵》云“威王、宣王以胜诸侯”“此齐之所以大败燕”“此齐之所以大败楚人”“此齐之【所以】大败赵”“……□人于＊＊桑而禽（擒）范皋也”“禽（擒）唐□也”“禽（擒）□　”。整理者在注解中作如下说明：“齐败燕，当指齐宣王伐燕事”，“事在公元前314年。”齐败楚，“事在公元前301年，齐闵王初立时”，齐败赵，当齐威王三十二年，“事在公元前325年”，“唐□”楚将唐蔑，擒唐蔑事在楚怀王二十八年，齐宣王十九年，公元前301年【4】。《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5】。正如《强兵》所载事合。又有《威王问》篇有孙膑答威王君臣之问，有“齐三世其忧”之叹。这正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孙膑及其学生见用于威王、宣王之时，而不见用于齐闵王，故学生记载以明先生之智，其与“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一语合；其二，语之所指，当为叹齐闵王无能，而孙子先见之智，这是弟子赞颂老师之语。说明孙膑门人参与整理《孙子》。

《用间》“燕之兴也，苏秦在齐”正与《强兵》所言一致。据今人扬宽先生《战国策》：公元前294年左右，苏秦向燕昭王献策入齐而为燕间谍，公元前285年乐毅将“赵秦、韩、燕攻齐，取灵丘”《史记·赵世家》，燕王“率天下之兵以伐齐，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战国策·燕策二》，先后攻取齐国七十余城，苏秦亦因反间之罪而被车裂。见扬宽《战国策》增订本，第392＿395页。

将《强兵》所载事实与《用间》篇“苏秦在齐”语结合起来，我们发现二者是相关联的，首先在时间上二者为同一时间内；其次在所论事实也相关联，可以断定《强兵》与《用间》是属于一个整体，《用间》的作者，是为孙膑及门人，时间大约在燕将乐毅攻打齐国之时，即公元前285年前后。《孙子兵法》形成于桂陵之战至齐闵王期间，是孙膑与其弟子共同完成的。从《威王问》、《田忌问垒》篇看：《孙子兵法》主要思想形成于桂陵、马陵之战之时；从竹简《用间》看：《孙子》一书基本形成于于齐闵王之时，成于孙膑门人之手。

我们结合其它一些文献资料，也可以证明《孙子》应成书于这期间孙膑及其弟子之手。《史记·孙吴列传》载马陵之战后“世传其兵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荀子·议兵》篇载“临武君与荀卿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刘向认为临武君是孙膑，其说恐怕不可靠，但从临武君所言，荀子所指斥的内容，临武君是孙膑的门人与学生是可能的。赵孝成王在位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65年＿245年，就是说这期间《孙子兵法》已在社会流传，它的形成年代肯定在这之前。《荀子·议兵》篇载临武君论兵本是《孙子》“权谋”“变诈”之说。“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感悠暗，莫知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6】。临武君用兵重视“权谋势利”，“权谋势利”既见今本《孙子》，又见于《孙膑兵法》，二者应为一体，是孙膑思想。“孙吴”应指孙膑与吴起，这是战国晚期时人的通常看法。“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战国策·齐策六》。《战国策》所言为燕破齐之时事鲁仲联语，恐是依托，不能尽信，但其说明了孙膑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吕氏春秋·不二》言“孙膑贵势”。将其与孔、老、墨并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历史上的“十大名人”），《韩非子》也是将孙吴并举，“孙子膑脚于魏，吴起收泣于岸门”《韩非子 难言》。可见当时人是不会将孙膑误为孙武，要误也是后人。“孙吴”指孙膑、吴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西汉初年，贾谊的《过秦论》将孙膑列入当时重要的军事家行列，与吴起并列，足证“孙吴”指孙膑与吴起，而非孙武，亦可证银雀山汉简是不可能将孙膑误为孙武的，“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一语不可能是衍误。由临武君论兵与荀子批判临武君的思想，可知临武君之言，皆本于孙吴，又由孙吴之称本义是为孙膑吴起，故可证临武君思想是为孙膑思想，其与《孙子》，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为一个整体。

《孙子》主要流传于《史记·孙吴列传》马陵之战后“世传其兵法”，特别是战国中晚期。《鶡冠子·武灵王》篇“武灵王问庞焕曰‘寡人闻飞语流传曰：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7】。引用《孙子·谋攻》“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飞语”指战国策士之语，可见《孙子》在当时就为策士所熟悉，为其所用。结合《荀子·议兵》所载，又根据史书所载庞焕事迹，其所言时间，似非赵武灵王，而是赵武成王。因庞焕活动于此间，而不可能在武灵王时期。关于庞焕可参看李学勤先生《马王堆帛书与＜鶡冠子>》一文。这就是说《孙子》是在这一时期已广泛流传于社会，《韩非子·五蠹》云：“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8】，《守道》又云“孙吴之略”，而《韩非子》所载孙、吴则在文中明指为孙膑、吴起。可见《孙子》在战国末期影响之大。亦可知秦、汉时人不可能将孙武误作孙膑。

二

从银雀山《孙子》篇题木牍与《用间》篇关系，可证今本《孙子》乃是孙膑所作。“银雀山汉墓竹简中，除竹书外，还发现了一些记篇题的木牍”，“木牍所记的似为十三篇篇名，分为三排，第三排分为五行，第二排亦分为五行，第一排残缺过甚，情况不明”【9】今依李学勤先生《＜孙子＞篇题木牍与佚文》【10】排列如下：　　　　　　　

　　……　　　…… 　　　　　　　　 〔地〕刑（形）

…… 行[军]……　九十五 　　　　　九地 　　

…… 　 军 争　　　　　　　　　 用间

势 实虚]　　　 火□　　　　　　　　　　　　　　　　　　……，　　　……，　　　　　　　　　七势三千……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木牍中今本《孙子兵法》的主要内容都在其中，其中包括《用间》，这说明《用间》篇是《孙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篇题木牍篇数与十三篇篇数有异。李学勤先生认为：“按照木牍来看，竹简和第一部分包括《孙子》十三篇的七篇，第二部分则在十三篇的其余六篇之外，还有《火阵》、《七势》两篇。这等于说，竹简本的《孙子》不限于今传本的那十三篇。实际上，竹简本《孙子》肯定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内容，整理小组已经列出《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刑二》、《见吴王》五篇”【11】。整理小组已将这五篇编定为《孙子》下编。我以为客观存它们本来就是《孙子》的一个部分，只是整理者，根据今人的认识，依据今本《孙子》而造成的结果，未必合乎银雀山简本的本来面目。换言之，今人整理汉简是“削足适履”。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银雀山汉简《见吴王》明言孙武“十三篇”，《史记》所言亦曰《孙子》十三篇，青海上孙家寨《孙子》残简亦称《孙子》十三篇，这就是说孙武之《孙子》十三篇是西汉时人的共识，至少银雀山汉墓竹简是支持这一点的，《孙子》篇题木牍并非十三篇，说明包括《用间》在内今本《孙子》不是《史记》所载的孙武“十三篇”，今本《孙子》十三篇，主要是孙膑及其后学的思想。

三

《孙子·用间》篇所言出兵人数和战争规模之说不合《国语·吴语》所载史实，而是战国中期用兵之数，从而也可看得出《用间》篇作于战国中晚期。

前辈学者，多推崇以史证经，经史合证。其实研究诸子之学，特别要重视史料之证，力求做到子、史合证。《用间》篇云兴兵作战人数与规模不合春秋之制，即为战国时人所明论，又有史书所载，故我们不应曲意借说。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余万家　，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又《作战》篇云“凡兴兵之法，弛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

关于这两段话的怀疑，不自今日，大家可参看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章学诚《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张心徵《伪书通考》、金德建《古籍丛考》、齐思和《孙子著作时代考》。其实，吴王阖闾用兵不过三万，决无过十万之说，用兵十万之数，实是孙膑时代用兵之规模。章学诚认为“春秋用兵未有过十万者，即此便见非阖闾时，且以十万之师，而云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明著七国显证，决非春秋时语也。”

“阖闾之用兵也不过三万，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万乘之国，其为三万、五万尚多”《吕氏春秋·用民》【12】。

《尉缭子·制谈》篇云“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13】。

其实，最有说服力是《吴语》所载吴王阖闾用兵之事实。吴王阖闾与晋争霸为吴用兵最盛，亦不过是“带甲三万”。根据近年出土文献证明《吴语》在战国中期，就已出现。稍后，越人伐吴，越“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史记·越世家》【14】。可证吴国用兵从最大之数为“三万”，根本就不可能有“兴兵十万”一说。孙武用兵即无“兴兵十万”之实，就不应有“兴兵十万”一说。

“兴兵十万”反映的是战国中期战争规模与用兵之数，接近孙膑用兵之数与战争规模。《孙膑兵法·禽庞涓》云齐、魏桂陵之战：“昔者，梁君将攻邯郸，使将军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荏丘，齐君闻之，使将军忌子带甲八万至……境”【15】。桂陵之战，齐、魏各动用“带甲八万”，至马陵之战，魏国用兵之数为十万。

《战国策·齐策二》载马陵之战，齐国田盼、孙膑参与其事，魏国则只有太子申，而不言庞涓，其语云“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16】。“田单为齐上将军，兴师十万，将以攻＊＊”【17】。

可见，“兴兵十万”正是孙膑时代用兵作战的人数规模。战国中晚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动用兵力也越来越多，“兴兵十万”，已是常数。公元前293年，秦与韩、魏伊阙之战，秦消灭韩、魏联军二十四万。公元前273年，白起消灭魏军十五万。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赵军先后死亡四十五万，为战国空前大战。根据《用间》篇所反应出来的战争规模与用兵人数正与史料所载桂、马之战吻合，反映的是战国中期的用兵规模，可证《用间》篇是孙膑及后学所为。

余 论

因此，我们认为《用间》篇不是孙武的“兵法十三篇”的内容，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今本《孙子》不是司马迁所言的孙武“兵法十三篇”，而是孙膑及弟子所作的《孙子》，前者“兵法”以“教战”“军法”为主要内容，后者则以“兵势权谋”为主要内容，其内容正与《史记·孙吴列传》所言二人生平事迹相合。后人言今本《孙子》“十三篇”为孙武所修，所据实为《史记 孙吴列传》所载孙武作“兵法十三篇”。然观《孙吴列传》司马迁记载孙武，详于“吴宫教战”，而略于“权谋”，说明司马迁所见孙武之《孙子兵法》，当以“教战”为主要内容。孙膑生平事迹详于“谋略”，不言其“教战”，以“谋略”为主要内容，说明孙膑《孙子》，当以“权谋势诈”为主要内容。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严谨的司马迁写孙武传于“吴宫教战”细致入微，而于权谋不言一词，反之我们将“吴宫教战”与今本《孙子》思想内容对照，那里能找得到一点关联，这一点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吗？

第二，《齐孙子》形成于桂陵之战后至“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之时，具体说，就在公元前353年年＿280年之间。其思想形成于桂陵之战至马陵之战期间，而其书《孙子》的主要篇则形成于齐闵王时期。银雀山汉简本《孙子》就是沿袭这个本子系统。

第三，今本《孙子》实属张冠李戴，孙武之名，孙膑之实。它的形成则在东汉以后。

引文索引：

【1】【2】、【3】、【4】【15】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　上编》第27页，第28页，第72＿73页，第45页。

【5】【9】【14】《史记》二十五史缩印本（1），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第一版。第265页，第29页，第209页

【6】王先谦《荀子集注》（诸子集成2）上海书店，1986年7月 第1版，第176页。

【7】吴世拱《鶡冠子吴注》九鹤堂丛书第25页。

【8】韩启雄《韩子浅解》第482页，中华书局1960年8月第一版。

【10】【11】《孙子学刊》1992年第4期，第25页、第26页。

【12】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1270页，学林出版社1984年4月初版。

【13】华陆综《尉缭子注译》中华书局，1979年1月第1版，第9页。

【16】《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第2版，第835页。

【17】向宗鲁《说宛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一版，第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