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1190-1244年），字晋卿，契丹人，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十三世纪上半叶，他出仕于蒙古宫廷，曾积极辅佐蒙古统治者推行“汉法”，在加强中央集权，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等方面，均做出过自己的突出贡献。有关耶律楚材的生平事迹，国内的研究成果已经有许多，但对于他在早期蒙丽交往中的作用，学者们却一直较少留意。我们在查阅高丽文献时，找到了与此有关的两封书信，这两封书信在研究耶律楚材乃至早期蒙丽关系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书信的作者李奎报（1169－1241年），王氏高丽时期的著名诗人、文学家，原名仁氐，字春卿，号白云居士。户部郎中允绥之子。高丽明宗二十年（1190年）登同进士第，累官至太尉、参知政事，后以太保、门下侍郎、平章事致仕。作为当时的文学大家，李奎报“为诗文不蹈古人畦径，横骛别驾，汪洋大肆，一时高文大册皆出其手。”[1]有《东国李相国全集》五十三卷行于世，1996年韩国出版的《韩国文集丛刊》曾收录这部文集。该文集的卷二十八题为“书状表”，并注明为“邻国交通所制”。这部分内容，乃李奎报任官期间，为王氏高丽与蒙古、东夏及金朝的外交往来所做。据《高丽史·李奎报传》记载，“时蒙古兵压境，屡加征诘。奎报久掌两制，制陈情书表，帝（即太宗窝阔台－引者注）感悟撤兵。”虽然窝阔台为此感悟撤兵，乃传记作者的夸大之词，但这一段时期高丽与蒙古的外交文书，大都出自李奎报的书笔，却属实情。如果我们以《高丽史》卷二十三《高宗世家二》所录高丽与蒙古的十几件外交文书，同《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十八《书状表》所录文书相对照，就不难看出这一点。不过，李奎报写给耶律楚材的这两封书信，《高丽史》中却没有收录，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国内学者在研究耶律楚材乃至早期蒙丽关系时，往往忽略这一重要资料。以下，我们拟结合当时蒙丽关系的历史背景，对这两封书信进行一下详细介绍。
以下为两封书信的全文。
送晋卿承相书
右启，冬寒。伏想台候，清胜万福，瞻恋瞻恋。恭惟承相阁下，以磊落奇伟命世之才，际风云之庆会，孕育周孔，吹嘘高舜，擅文章道德之美，润色帝化，发挥庙谟，使清风爽韵横被四海者久矣。予以邈寄海外宵远之邦，故犹不得早闻紫凤红鸾之出瑞于上朝，昧昧焉真可笑也。近凭小国使介，略闻绪余，大恨知之之晚，然在此幽僻之中，尚能逖听风声者，岂以其白玉腾精而灵晖之所烛者远矣，青兰挺质而余芳之所播者多焉者欤？犹愈於聋者之便，不闻金玉之音也。瞻望琼树，倾渴不已，兼闻阁下乃眷小邦，遇我贱介也，温然如春，扶护甚力，遂使之遄还，不至淹久，铭感之心，言所不尽也。今者又遣使介诣皇帝陛下，伏望阁下益复护短，特於旒冕之下，乘间伺隙，善为之辞，使小国可矜之状，得入聪听，永永保安弊邑，则予虽不敏，敢不报效万一耶。此言如餙，天日照临。无任惶悚之至。云云。
送晋卿丞相书
云云，季冬。伏惟钧体，佳胜万福。予窃伏海滨，闻高谊之日久矣。今丞相阁下以公才公望，黼黻帝化，经济四海为己任。虽千里之外，想趋鼎席，倍万瞻企。小国曾於己卯、辛卯两年投拜。讲和已来，举一国欣喜，方有聊生之望。惟天日照临，言可餙哉。其享上之心，尚尔无他。近因上国大军连年踵至，故人物凋残，田畴旷废，由是阻修岁贡，大失礼常，进退俱难，以俟万死之罪，孰为之哀哉？但丞相阁下，通诗书，阅礼乐文墨，位宰相，则其古人所谓修文来远之意，岂不蓄之於胸次耶？幸今以土地轻薄所产，遣使介奉进皇帝陛下。惟冀丞相阁下，少谅哀祈，以下国小臣可矜之状，善为敷奏，导流帝泽，更不遣军兴，保护小邦。俾孑遗残民得全余喘。则其向仰阁下，祝台寿万年，乌有穷已。谨以不腆风宜，饷于左右，庶或领纳，无任惶悚之至。云云。
这两封书信，虽然出自李奎报的手笔，但极有可能是代当时的高丽国王高宗王瞮所做。题款中的晋卿，为耶律楚材的表字。丞相（前一封信作承相，当与丞相同义），为时人对耶律楚材官衔的尊称，耶律楚材当时实际担任的职务则是中书省的必阇赤（汉语“令史”）。大蒙古国时期的中书省，系从蒙古大汗怯薛（汉语“侍从”）机构的一部分演化而来，主要由大汗侍从官中主行文书的必阇赤班子组成，与后来元朝建立后的中书省有着本质区别。据《元史》卷二《太宗本纪》，太宗三年（1231年）秋八月，“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这段记载，除了中书省有实物资料可以证明确实存在外，耶律楚材等人的官衔，恐怕只是后人附会，而非当时正式官职。在蒙古人的眼里，他们仍然只是必阇赤，顶多是必阇赤长，而必阇赤长翻译成汉语，似乎应以“领中书省事”更为妥切。[2]至于这两封书信的写作年代，《东国李相国全集》中虽然没有标明，但由于卷二十八收录的书状表，都是按照作者写作时间的前后次序排列的，从其中有标明年代的文书，我们不难推断出这两封书信，前一封应写于壬辰年（1232年）十一月，后一封应写于戊戌年（1238年）十二月。
李奎报写给耶律楚材这两封书信的缘由，是与当时蒙丽关系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蒙古与高丽的接触，最初起因于中国东北地区契丹民族的抗蒙自立活动。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建立大蒙古国后，随即于1211年向金朝发动大规模进攻。在蒙古铁骑的凌厉攻势下，金朝防线全面崩溃。同年，久受女真统治者压迫的契丹人在金朝原北边千户耶律留哥的领导下，于隆安（今吉林农安）、韩州（今吉林梨树八面城）一带起事，“数月众至十余万”，“营帐百里，咸震辽东”。[3]在屡次打败金朝军队的反扑后，耶律留哥于1213年三月自立为王，建国号辽，年号天统。次年，又于归仁（今辽宁昌图）击败金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的四十万大军，并进占咸平（今辽宁开原），以其为都城，号中京。虽然在起事后不久，耶律留哥即投靠了成吉思汗，但其属下耶厮不等对此非常不满，他们在劝说耶律留哥无效后，趁其入觐成吉思汗之际，杀死蒙古派来的受降官员，裹胁耶律留哥部众，于1216年初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在蒙古与金朝两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这批契丹人在东北地区无法立足，遂辗转渡过鸭绿江，流窜入高丽境内，以江东城（今朝鲜平壤东之江东）为据点，四处进行骚扰。1218年冬，成吉思汗派遣元帅哈真、札剌等率军一万，与东夏国蒲鲜万奴所遣完颜子渊军二万进入高丽境内，他们会同高丽所遣将领赵冲、金就砺等一道，共破江东城，消灭了这批契丹人。此次会战，蒙丽双方首次发生接触。次年正月战役结束后，双方正式结盟，相约“两国永为兄弟，万世子孙无忘今日。”[4]
不过，蒙丽双方的蜜月终究是短暂的。高丽与蒙古的结盟，在蒙古政权看来，实际上就等于“投拜”。自此以后，蒙古即把高丽视为臣仆，不断派遣使节，对其征索，由此招致了高丽的严重不满。1225年，蒙古使臣着古与在回国途中被杀，两国为此中断邦交达七年之久。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位后，在会同大军南下灭金的同时，于1231年八月，派遣大将撒礼塔等兴师问罪高丽。自此，蒙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蒙丽双方早期接触的这些年里，李奎报一直在王京（今朝鲜开城）做官。由于他在翰苑等处供职，因职务关系，即开始多次代表高丽方面起草与蒙古往来的文书，《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十八《书状表》的前四篇后注明“此已上，蒙古以讨契丹入境时所著”，实际上即为李奎报在1219年前后所做。像首篇《蒙古兵马元帅幕送酒果书》，当为代尚书省答谢蒙古出兵攻打江东城所做，蒙古兵马元帅应指哈真。第二篇《蒙古国使赍回上皇大弟书》，则为应付当时蒙古的无厌需索而做，皇大弟应指成吉思汗的幼弟铁木哥斡赤斤。1231年蒙丽双方发生战争后，蒙古军队连下高丽四十余城，兵锋直指王京城下。高丽被迫犒师求和，并以宗室淮安公侹出使蒙古军营。这一期间，蒙丽双方使节往来频繁，李奎报又开始代高丽方面起草各种表章书信，这就是文集卷二十八《书状表》的其它部分。
1232年春，蒙古在高丽留下七十二名达鲁花赤分镇各地后，开始撤军。高丽随即于夏四月，派遣以上将军赵叔昌、侍御史薛慎为首的使团入蒙古朝觐大汗窝阔台，并正式向其称臣。[5]使团的首领赵叔昌，为前面提到的高丽名将赵冲之子。1218年到1219年蒙古、东夏联军攻打江东城时，赵冲作为高丽西北面元帅，曾向蒙古输米一千石，并参预攻破江东城的会战。在此期间，他与蒙古元帅哈真、札剌均交从甚密，“札剌与冲约为兄弟”，[6]蒙古大军返国时，“哈真执冲手，泣下不能别。”[7]1231年撒礼塔军侵入高丽后，赵叔昌时守义州，由于他较早迎降，遂成为蒙古军营与高丽宫廷之间频繁往来的重要信使。蒙古方面对他信任有加，甚至还曾为他向高丽邀功请赏。[8]正是由于有这些关系，赵叔昌虽然受到高丽方面的仇视，但为了利用他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高丽还是不得不为其加官进爵，并委派他担任这次使团的首领。赵叔昌一行入觐时，正赶上窝阔台从河南攻金战场北返，于是，双方遂在漠北会面。
从前面所引李奎报写给耶律楚材的第一封信，我们不难发现，耶律楚材也参加了这次使团会见。从李奎报信中所说“兼闻阁下乃眷小邦，遇我贱介也，温然如春，扶护甚力，遂使之遄还，不至淹久”来看，耶律楚材对赵叔昌一行还是非常照顾的。此外，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七还有《和高丽使三首》：
其一
神武有威元不杀，宽仁常愧数兴戎。
仁绥武震诚无敌，重译来王四海同。
其二
扬兵青海西凉灭，渡马黄河南汴空。
百济称藩新内附，驰轺来自海门东。
其三
壮年吟啸巢由月，晚节吹嘘尧舜风。
两鬓苍苍尘满眼，东人犹未识髯公。
这三首诗的创作年代，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定为1232年，实际上就是耶律楚材与这批高丽使臣相互唱和而作。但究竟是和赵叔昌、薛慎，还是高丽使臣中的其他人，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使团回国后，大概向高丽方面详细汇报了蒙古宫廷包括耶律楚材的一些情况，至此，耶律楚材的大名开始为高丽方面知晓，耶律楚材所说“东人犹未识髯公”的局面亦得以改观。
蒙古大军撤退后，高丽主战派开始势力抬头。为避乱自保，在权臣崔怡的主持下，高丽于当年六月份将朝廷迁往江华岛，随后又发生了蒙古所置达鲁花赤被杀事件。八月，撒礼塔再次受命出征。高丽虽又不得不多次遣使向蒙古接洽求和，但同时对朝内的亲蒙势力也进行了严厉打击。像赵叔昌在回国后，即遭受高丽主战派的压制，从此再也没有在蒙丽交往过程中露面。蒙古方面大概猜到赵叔昌处境不妙，曾多次向高丽进行索取，但后者总是闪烁其辞，加以搪塞。李奎报承担了向蒙古方面进行解释的工作，像当年十一月在《答沙打（即撒礼塔－引者）官人书》中，他指出：“叔璋（即赵叔昌－引者）自上国回来，次不幸值心腹之疾，至今未安较，故未即发遣。”在十二月的《送蒙古大官人书》中，他又说：“所谕赵兵马发遣事，其寝疾至今，犹未佳裕，故未即依教。不然，叔璋之往来上国惯矣，岂今惮其行哉？”其实，赵叔昌没有露面，更有可能是遭到监禁，而不是生病。两年后，即1234年三月，赵叔昌终于难逃厄运，被公开处决于市曹。[9]
1232年十月，在赵叔昌使团派出后没过半年，高丽方面又派出以将军金宝鼎、郎中赵瑞章为首的另一使团入觐蒙古大汗。[10]此时，由于高丽已经知道耶律楚材在蒙古大汗身边的重要作用，所以在让李奎报代高宗起草进呈大汗的起请表状的同时，也起草了一封给耶律楚材的书信，此即本文前面所引第一封书信。在信中，我们不难看出，李奎报不惜堆砌华丽的词藻，对耶律楚材大加吹捧，对于他以前热情接待赵叔昌、薛慎一事，也表示了感激之辞。直到信的末尾，李奎报方道出高丽方面如此巴结耶律楚材的真实目的：“伏望阁下益复护短，特于旒冕之下，乘间伺隙，善为之辞，使小国可矜之状，得入聪听，永永保安鄙邑。”也就是说，希望耶律楚材在大汗面前多为美言，把高丽目前的可怜之状，转呈给大汗，永保高丽平安无事。
耶律楚材对李奎报来信的反应如何，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得而知。蒙古在接到高丽使臣的陈情表状后，于次年即1233年四月，即下诏让高宗悔过来朝，并历数了高丽以前所犯下的所谓五种罪过：“自平契丹贼、杀札剌之后，未尝遣一介赴国，罪一也。命使赍训言省谕，辄敢射回，罪二也。尔等谋害着古与，乃称万奴民户杀之，罪三也。命汝进军，仍令汝弼入朝，尔敢抗拒，窜诸海岛，罪四也。汝等民户不拘集见数，辄敢妄奏，罪五也。”[11]但遭到高丽的拒绝，此后，双方之间仍然战乱不止。在此期间，耶律楚材主要致力于在中原地区推行他的“汉法”改革，而李奎报则继续用自己的笔杆子为高丽效力，只是此时他外交文笔的对象已经不再是蒙古，而是与蒙古处于对立状态的金朝、东夏等势力了，这也是当时高丽灵活外交活动的生动反映。
1238年十二月，高丽又一次派遣将军金宝鼎、御史宋彦琦等奉表入朝。[12]此时，已于前一年致仕的李奎报再一次出马，代高宗撰写了《蒙古皇帝上起居表》等，并再次给耶律楚材起草了一封信，此即本文前面所引的第二封信。同第一封信相比，此时虽然时间已过去六年，但两封信的目的完全相同，都是为了博取耶律楚材的同情，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现有地位，在蒙古大汗面前多多为高丽美言。即信中所说“惟冀丞相阁下，少谅哀祈，以下国小臣可矜之状，善为敷奏，导流帝泽，更不遣军兴，保护小邦。俾孑遗残民得全余喘。”此外，从信中所说“谨以不腆风宜，饷于左右，庶或领纳，无任惶悚之至”来看，高丽这次除了带去进贡大汗的礼物外，还给耶律楚材及其手下准备了一份厚礼。
同前一封信一样，李奎报的这封书信依然是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三年后，李奎报去世。而此时，由于蒙古宫廷的内部斗争，耶律楚材也开始逐渐失去往日的权势，在李奎报去世的前一年，他的职务被杨惟中所代替。“耶律楚材罢，遂以公（即杨惟中——引者注）为中书令，领省事。太宗崩，太后称制，公以一相负任天下。”[13]“庚子（1240年）、辛丑（1241年）间，中令杨公当国”。[14]1244年，耶律楚材亦在抑郁中离开人世。
最后谈到的一点是，耶律楚材与李奎报一生从未谋面，两人之间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可言。李奎报代高宗起草书信表章，向蒙古统治者乃至耶律楚材献媚，乃是考虑到本国的生存与利益，为形势所迫，并没有什么个人情感因素在内。实际上，就李奎报本人而言，他是高丽史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对当时侵略其祖国的蒙古政权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感，这在他的诗文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对于李奎报所做的官样文章，耶律楚材心知肚明，没有给予答复，也在情理之中。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从李奎报的这两份书信，我们可以看出耶律楚材在当时高丽人心目中的份量。那么，在早期蒙丽关系中，耶律楚材为什么能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我们认为，除了他作为窝阔台身边的重臣所发挥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高丽王国通行汉文文书，而耶律楚材又在中书省里分管汉文文书的缘故。实际上，当时高丽王国的上书，也只有通过耶律楚材及其手下必阇赤班子的翻译，才能够顺利地呈递给蒙古大汗。也正是由于耶律楚材在早期蒙丽关系中的这一重要地位，在他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当政期间，高丽王国一直都把他当作一个重要的争取对象。

[1]《高丽史》卷一百二《李奎报传》。
[2]中书省机构的实物资料，清代学者钱大昕最早注意到，可参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八《湛然居士功德疏》与《中书省公据》。直到今天，我们仍可在山西省交城县玄中寺（原称石壁寺）找到与中书省有关的碑文。这些碑文虽均为辛卯年（1231年）所做，并镶嵌有中书省官印，但毫无例外，均没有耶律楚材等人的官衔。而在文献资料中，耶律楚材的官衔称呼很多，像中书令、中书右丞相、中书大丞相、中书相公、领中书省事等。
[3]《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
[4]《高丽史》卷一○三《金就砺传》。
[5]《高丽史》卷二三《高宗世家二》，《元史》卷二○八《高丽传》。
[6]《元史》卷二○八《高丽传》。
[7]《高丽史》卷一○三《赵冲传》。
[8]《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八《国衔行答蒙古书》。
[9]《高丽史》卷二三《高宗世家二》。
[10]《高丽史》卷二三《高宗世家二》，《元史》卷二○八《高丽传》。
[11]《元史》卷二○八《高丽传》。
[12]《高丽史》卷二四《高宗世家三》，《元史》卷二○八《高丽传》。
[13]《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五《故中书令江淮京湖南北等路宣抚大使杨公神道碑铭》。
[14]《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六《太极书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