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有着166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他的东南与甘肃、青海、西藏为界，东北与蒙古国接壤，北部与俄罗斯为邻，西面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西南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毗连，边界线长达5 300多公里。这里有巍峨的高山，浩瀚的沙漠，奔腾的河流和生机盎然的绿洲。在高山之间，沙漠之下，绿洲之中，河流之旁，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水利资源和其它各种资源。
自古以来，在这里就生活着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新疆常住人口1 846.26万人[1]，包含着47个民族成分。其中，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13个民族世居新疆。
新疆各族人民世代相继，不仅开发、建设、保卫了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而且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并以此不断地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
然而长期以来，古老的新疆大地却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人们渴望了解新疆，了解她的历史，了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为此，我们编写了《新疆史纲》这本书。

一、历史上新疆的地理范围

历史上新疆被称为西域，和现在一样，属于中国的边疆地区。然而，我国历朝历代对西域的管辖范围和今天新疆区域的大小并不完全一样。这样，在编写《新疆史纲》时，如何认识和确定历史上新疆的地理范围，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西域
新疆古称西域。但“西域”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
汉代，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乃至中亚、西亚的一部分，以及东欧和北非的个别地方，是当时汉朝人就地理知识所及对“西方”地区的泛称。狭义的西域则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地方，以及乌孙游牧之地，即汉朝有效管辖的地方。
对西域这一地理概念，汉朝人有一个逐渐认识、了解的过程。《史记·骠骑列传》说：“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犇。”匈奴浑邪王当时驻牧于今张掖、武威一带。可见汉初，人们把河西走廊地区也包括在西域的范围之内。《汉书。王莽传》援引王莽奏议说：“今西域良原等复举地为臣妾……请受良原等所献地为西海郡。”良原是西羌人的首领，游牧于青海湖周围，王莽所设西海郡就在今青海省海晏县。所以，在西汉末期，今青海省西部也包括在西域的范围之内。因而我们说，“西域”在西汉时广指汉朝郡县辖区以西的地区，它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直到东汉班固撰写《汉书·西域传》，西域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才开始固定下来。《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东则接汉，阨以玉关、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狭义的西域。
到了唐代，西域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地区，乃至北非、东欧部分地区都可以称为广义的西域；狭义的西域则指东起玉门关，西到波斯（今伊朗），北抵阿尔泰山，南至克什米尔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即塔里木盆地缘边诸国，阿尔泰山以西及伊犁河流域西突厥部落游牧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阿姆河以南地区，上述地区分别由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管辖。
蒙元时期，随着我国西北疆域的再统一和扩展，除今新疆地区外，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以及两河下游的咸海地区，阿姆河以南的呼罗珊地区都纳入了西域的地理范围之内。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以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年）西域的地理范围来解释“西域”一词的。《西域图志》对当时西域的地理范围作了说明：“其地在肃州嘉峪关外，东南接肃州，东北直喀尔喀（蒙古），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接番藏（青海、西藏），轮广二万余里”，即指今新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
我们之所以以清朝乾隆年间西域的地理范围来解释“西域”一词，主要理由有三：一是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中国的疆域包括西北疆域已经基本固定下来了；二是历史上，我国历朝历代对西域的管辖范围有大有小，但基本上是在今新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以内；三是乾隆年间，近代国家观念已经形成，世界各国开始以条约的形式固定自己的国界。清朝政府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就已经与俄国订立了《尼布楚条约》，划定北部国界。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政权后，中国西北国界得以确定，并为邻国所承认。

二、新疆
清朝乾隆年间，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西域的地方同时也被称作新疆。然而，当时全国有好几个新疆：一是云南省乌蒙府（在今昭通、永善一带）被称为新疆，二是贵州省的古州（今榕江）被称为新疆，三是贵州省的西部、即今安顺市和镇宁县一带被称为新疆[2]，四是四川的大、小金川被称为新疆。上述四个称作新疆的地方，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这些地方历来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自秦汉时期开始，历代王朝就在这里设有管理机构，行使主权；二是上述地方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三是雍正、乾隆时期，清朝政府开始委派有任期的官员（流官）管理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世袭的土司。历史上，把这种统治方式的变化称为“改土归流”。1872年，署湖南巡抚王文韶的奏折说：雍正年间，“创建六厅，曰古州（今榕江），曰台拱（今台江），曰清江（今剑河），曰都江（今三都水族自治县境内），曰丹江（今雷山境），曰八寨（今丹寨），谓之新疆”[3]。也就是说，所谓“新疆”，就是指改革土司制度以后，设立新的行政机关的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它并没有“新辟疆域”的意思。
清朝政府在平定准噶尔政权和大小和卓叛乱以后，对新疆的管理体制，特别是对维吾尔族地区的官制――伯克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使其纳入清朝地方官制的轨道。可能由于类似的原因，当时也称西域为新疆。1759年底（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陕甘总督杨应琚在一份奏折中说：“新疆效用武职人数，……遇有辟展（今新疆鄯善县）等处差务，陆续委用。”[4]第二年五月，乾隆皇帝也说：“……然现在新疆垦种，实无劳民之事。……西陲戡定，回部悉平，朕之初念，岂务为好大喜功，今亦不过辑其旧部，复其本业而已，又安肯转事劳民动众。”[5]
可能是为了区别同时存在的几个新疆，人们也称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为“西域新疆”。1764年底（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乾隆皇帝在答复有关增纂《大清一统志》事宜时说：“至西域新疆，拓地两万余里，除新设安西一府及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设有道、府、州、县、提督、总兵等官，应即附入甘肃省内。其伊犁、叶尔羌、和阗等处，现有总管将军及办事大臣驻扎者，亦与内地无殊。应将西域新疆，另纂在甘肃之后。”[6]所以，在《大清一统志》里，称现在的新疆为“西域新疆”。但是，在更多的文献里称现在的新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为西域。乾隆时期，编纂的该地方志即名为《钦定西域图志》，另外，还有椿园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徐松的《西域水道记》等。甚至到1825年（道光五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仍然称新疆为西域，写有《西域置行省议》的名作。
“新疆”作为一个固定地名并正式成为一个省，是1884年（光绪十年）期间的事情。
1865年初，浩罕军官阿古柏乘新疆各族人民举行反清起义之机侵入新疆，并建立侵略政权。至1870年，阿古柏不仅完全控制了南疆地区，而且攻占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进而企图染指伊犁，占领整个新疆。为了同英国在中亚争夺势力范围，遏制阿古柏，沙皇俄国于1871年7月出兵占领了伊犁。
1875年5月（光绪元年三月），清朝政府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收复新疆。从1876年7月至1878年1月，在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消灭了阿古柏政权，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所有地区。1882年，经过艰苦的谈判和斗争，清朝政府又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再次提出了在新疆建省的问题，并提出了“他族逼处，故土新归”[7]的论点。1884年，清朝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自此，新疆作为一个固定地名沿用至今。而其他几个新疆名称，便逐渐弃置不用了。
但是，这时新疆的地理范围与乾隆时期西域的地理范围并不完全相同，与汉唐时期的西域的地理范围则有更大的区别。
1856年10月（咸丰六年九月），英、法两国为了扩大侵华权益，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先后以“中立”和“调停者”的身份，伪装朋友，浑水摸鱼，诱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根据《北京条约》，1864年10月7日（同治三年九月七日），清朝政府又被迫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割占了中国西北边疆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1881年2月（光绪七年正月），中俄签订《伊犁条约》。根据该条约及其所附的五个边界子约，沙俄又侵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等地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样，在新疆建省时，与乾隆时期西域的地理范围相比，已经少了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我们以新疆现在或建省时的地理范围叙述新疆的历史，显然不能反映新疆历史发展的全貌。所以，我们一般以清朝乾隆年间西域的地理范围为基础，上溯以往的新疆历史。那么，凡是在这个地理范围内活动过的民族，包括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都是新疆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凡是在这个地理范围内建立的政权，都是新疆历史上建立的政权，也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地方政权；凡是在这个地理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出现的历史人物，都应该是《新疆史纲》叙述的主要内容。
但是，乾隆年间西域的地理范围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为了客观地反映这一过程，对现在境外涉及到新疆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如汉朝与大宛的关系、唐朝对中亚、西亚部分地区的管辖、喀喇汗王朝西部情况、西辽对中亚地区的统治，以及蒙古人在河中地区设置阿姆河行省等，我们也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予以叙述。

二、《新疆史纲》的主要内容

新疆的历史悠久而丰富多彩。要正确地了解、认识新疆的历史，必须准确地把握新疆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自然也是《新疆史纲》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
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都表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是《新疆史纲》论述的主要内容之一。
历史上，曾有许多部落、民族在新疆聚居，但是关于史前时期新疆居民的族属问题，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我国史籍只是笼统地称西北地区包括新疆的古代居民为“西戎”。只是到了汉代，新疆居民的族属问题才逐渐明确起来。
汉代活动在新疆的古代民族主要有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匈奴人和汉人。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表明，塞人、月氏人、乌孙人早就活动于新疆和河西地区。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是形成中华民族的重要远族，战国时期羌人的足迹已经西及帕米尔高原。自公元前2世纪初时起，汉朝与匈奴的争夺日趋激烈。公元前176年前后，匈奴首先统有西域。公元前119年，汉朝在占有河西走廊后，与匈奴开始直接争夺西域。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统一西域，随后设置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汉人或为官，或从军，或经商，不断进入新疆，并逐渐成为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民族又增加了鲜卑、柔然、高车、嚈哒、吐谷浑等民族成分。继匈奴之后，鲜卑、柔然先后在蒙古草原建立政权，并与中原王朝争夺西域，因而在这里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高车，亦称铁勒，最初游牧于贝加尔湖及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公元487年，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因反对柔然可汗进攻北魏，与其弟穷奇率所属十万余落（户）西迁，在车师前部（今吐鲁番交河故城）西北建立高车国。嚈哒起于塞北，后进入西域，5世纪中叶南攻月氏，建立政权，都拔底延城（今阿富汗北部巴尔赫）。此后，嚈哒东侵，越过帕米尔高原，一度控制南疆部分地区。吐谷浑源于鲜卑，4世纪初自辽东西迁，逐渐控制了今甘南、四川北部和青海的氐、羌等民族，建立政权。490年以后，吐谷浑从高车手中夺得鄯善、且末，大批吐谷浑人迁居罗布泊周围地区。
隋唐时期加入到新疆民族之列的主要有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等。突厥最初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后徙居高昌北山。5世纪初被柔然征服，被迫迁至金山，沦为柔然的“锻奴”，6世纪中叶逐渐强大起来。公元552年，突厥首领土门发兵击败柔然，建立突厥汗国，控制了东自辽海，西至西海（今里海），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583年，突厥全面爆发内战，开始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突厥位于阿尔泰山以西，据有乌孙故地。至统叶护可汗（619—628年）时，西突厥势力达到极盛时期，又建帐于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之明布拉克），“遂霸西域诸国”。公元7世纪初，吐蕃杰出的首领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的许多部落，遂定都逻些（今拉萨），建立政权。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占领今青海地区及塔里木盆地东南部分地区，直接威胁唐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公元755年，中原地区爆发了“安史之乱”。为迅速平定叛乱，大批驻守西域的唐朝军队调往内地，吐蕃乘机占领南疆及北疆部分地区。回鹘原称韦纥、袁纥，为铁勒各部中的一支，初游牧于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后迁土拉河北。隋朝时期，他联合铁勒中的仆骨、同罗、拔野古等部落，成立同盟，总称回纥。742年，后突厥汗国发生内乱，回纥首领骨力裴罗联合葛逻禄、拔悉密等部，在唐朝的支持下，先后击杀后突厥乌苏米施可汗、白眉可汗，灭亡后突厥汗国。745年，骨力裴罗遣使唐朝，唐玄宗封其为骨咄禄毗伽阙怀仁可汗，回纥汗国成立，并统有整个漠北草原。788年，回纥可汗顿莫贺上表唐朝政府，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请将“回纥”改称“回鹘”。839年，漠北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汗国内讧加剧。次年，回鹘将领句录莫贺引黠戛斯十万骑攻入回鹘城，回鹘诸部溃散，汗国灭亡。回鹘汗国灭亡以后，回鹘部众大部分西迁，其中一支迁入唐朝原安西都护府境内，于866年前后建立“高昌回鹘王国”。还有一支回鹘人，进入葛逻禄领地，后以巴拉沙衮（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南）为中心，联合葛逻禄、样磨、处月等部，建立了喀喇汗王朝。
宋辽金时期是新疆各民族内部大融合的时期，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居民出现了回鹘化的局面，但新疆民族新成员的迁入并没有停止。公元1124年，曾经统一中国北方的辽朝灭亡，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部众西迁，在新疆及其以西地区建立了西辽政权。
元明时期是新的民族迁入新疆的又一个高潮时期，由于蒙古人统一了新疆及中亚地区，大量的蒙古人、女真人、契丹人、汉人、西夏人等进入新疆。后来，这些人大部分融入到了维吾尔人之中，为维吾尔族补充了新鲜血液。17世纪初，作为蒙古族一支的瓦刺进入新疆，并逐渐形成了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清代，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回族，以及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等由于各种原因相继迁入新疆，新疆最终形成了以维吾尔族为主、多民族聚居分布格局。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新疆的民族发展史是多民族迁徙流动、融合的历史；今天新疆的民族分布格局，是历史上各民族不断迁徙、融合的结果。一些民族在迁徙、融合中消失了，一些民族却得到了新生；历史上，新疆民族迁徙、融合的动力主要来自东部，青藏高原、中原和北方草原地区民族不断迁入新疆，尤其是北方草原地区民族不断迁入新疆，是影响新疆民族迁徙、融合的主要力量；汉族是迁入新疆最早的民族之一，始于汉代的屯田戍守，以后迁入的汉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些汉人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有的则成了今天新疆汉族的先民。
二、新疆自古以来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新疆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又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新疆各族人民一方面以开放的胸怀吸收着外来文化，并不断地融合、创新，进而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一方面她又向外部世界传输着中华文化，在中外和东西文化交流中起着桥梁作用。
新疆是我国历史上使用过语言文字最多的地区。由于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历史上新疆流行过多种语言和文字。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新疆使用过的语言有30余种，主要有匈奴语、汉语、于阗塞语、犍陀罗语、焉耆－龟兹语、突厥语、粟特语、吐蕃语、回鹘语、波斯语、蒙古语、满语等。先后在新疆使用过的文字也有20余种，主要有汉文、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吐蕃文、波斯文、察合台文、托忒蒙文、蒙文、满文等。在上述文字中，汉语言文字是汉代以来，惟一贯穿新疆历史的语言文字。汉朝统一西域以后，汉文和汉文典籍传播到了西域。在罗布泊地区汉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载有《论语》、《战国策》内容的木简。南北朝时期，高昌麴氏王国请求北魏借给五经、史籍，并派人教授。196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唐代西州小学生卜天寿写的《论语郑氏注》抄本，抄本后载有卜天寿写的一些诗词和杂录。一个12岁的学生能够以比较正规的书法抄写《论语》，又能按平仄合辙赋诗述怀，说明了唐代汉语文的普及程度[8]。
新疆各族人民以能歌善舞著称于世，并以此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西汉时，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大型套曲《摩诃兜勒》，创作了28首乐曲。魏晋南北朝时期，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伊州乐以及受龟兹乐影响的西凉乐，成为中国北方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6世纪中叶，龟兹的苏祗婆从突厥到内地，检定了走调多年的七个音律，对中原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到了唐代，西域的歌舞在内地更是大放异彩。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或反手叉腰，或纵横腾踏，或旋转如风，节奏明快，变化多端，深受内地人民的喜爱。
西域的雕塑绘画五彩缤纷，拜城县的克孜尔千佛洞、库车县的库木吐拉千佛洞及其他石窟和佛寺遗址，保存着魏晋时期大量反映佛教内容的壁画。从其内容、画面人物形象、绘画风格、描绘技法等各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些壁画表现出了希腊艺术的观念和风格，同时又受到印度佛教艺术的强烈影响。到了唐代，在原有的基础上，西域绘画又吸收了中原地区及西方佛教艺术技巧，形成了姿态生动、线条简练、衣纹质感性强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了大量的以佛像、佛本生故事、人物、山水、花鸟、社会风俗等为主要内容的壁画、藻井画、版画以及纸、绢、布等绘画。
隋唐时期，各种文化经过长期的不断的交融、混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主要是龟兹文化、于阗文化、高昌文化和天山以北地区的游牧文化[9]。上述文化在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又受到了阿拉伯、波斯文化的影响，使西域文化出现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多种文化的影响，不仅使西域文化更加绚丽多彩，而且底蕴更加深厚。正是在这样深厚的文化沃土上，才产生了《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等不朽名著，才产生了由歌、舞、乐组合而成的套曲《木卡姆》，才产生了英雄史诗《玛纳斯》。
作为古代中外、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自古以来，新疆还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外来文化或西方文化，特别是多种宗教，首先传播到了西域，然后由西域再传播到内地或其它地方。
同其它地方的原始居民一样，在外来宗教传入以前，新疆古代居民信仰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成的萨满教。在新疆一些少数民族中，至今还程度不同的保留着原始宗教和萨满教的观念和遗俗。约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产生于波斯的祆教（俗称拜火教）首先经中亚传到了新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祆教在今吐鲁番地区尤为盛行，当地设有专门机构和官员对祆教进行管理。约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佛教经今克什米尔传入新疆。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龟兹、疏勒等地，寺院林立，僧侣成群，不仅成为当地的佛教中心，而且成为内地僧人取经的地方。著名的西域僧侣鸠摩罗什、佛图澄、菩提流支等作为一代佛教大师，饮誉中原。在这一时期，随着汉人不断迁入新疆，盛行于内地的道教传入西域，而摩尼教、景教则由波斯经中亚也传入了新疆。这样，新疆就形成了袄教、佛教、道教、摩尼教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
公元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由中亚首先传入新疆南部地区，在通过宗教战争推行到和阗以后，不断发展。至16世纪初，伊斯兰教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成为维吾尔等民族信仰的主要宗教以后，这些民族原来信仰的袄教、摩尼教、景教在新疆逐渐消失。只是到了明末清初，由于卫拉特蒙古的兴起，藏传佛教逐渐成为了与伊斯兰教并存的两大主要宗教。18世纪以后，基督教、天主教相继传入新疆，佛教、道教和萨满教在新的形势下，则有了新的发展。所以，直至近代，新疆仍然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
形成新疆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局面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一是多民族聚居分布格局。不同的民族，操有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采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信仰不同的宗教，这种情况使新疆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形态。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是多元的，同时又是一体的。所谓“多元”，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的民族特色和风格，形式丰富多彩，是互有区别的。同时，各民族的文化又是一体的，各族人民都积极参与和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过程，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在长期的共同劳动、生活和斗争中，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广采博纳，在文化上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各民族文化都成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培育各族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沃土。近代以来，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御敌，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事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
考古资料表明，很早以前新疆就和中原地区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这种不断发展着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相互交流和了解，为汉代新疆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西汉政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新疆实施有效治理的王朝。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分裂，管理匈奴西部的日逐王先贤掸率众归汉，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于次年设都护府于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辖西域诸国。自此，新疆正式列入汉朝版图，成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加强和巩固对西域的统治，汉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1）委派官吏。除西域都护外。汉朝派驻西域的官吏还有副校尉、戊己校尉、西域长史、伊循都尉、宜禾都尉和伊吾司马等。（2）册封新疆地方首领并颁发印绶，委托他们管理地方事务。西汉时，新疆各地“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沮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10]。（3）驻兵屯田。汉武帝时，开始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汉昭帝时更把屯田的范围扩大到了车师（今吐鲁番）、姑墨（今阿克苏）、蒲类（今木垒）、金满（今吉木萨尔）、赤谷（伊塞克湖附近）等地。（4）修筑城垒，设置关卡，保护古丝路交通要道，稽查来往行旅。
设官建制，驻扎军队，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地区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汉朝统一西域后，中国历代王朝都在新疆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管辖。汉朝管理新疆的模式，也为历代王朝所继承，并不断发展和完善。
公元220年，东汉之后，中国内地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接着是西晋的短暂统一。我国北方的曹魏政权和西晋在新疆设置西域长史、戊已校尉分驻海头和高昌，对各地首领进行册封，并颁发印绶。西域各地首领与魏、晋保持着“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11]的关系。
公元316年，西晋灭亡，我国北方相继建立许多地方政权。327年，前凉在车师前部置高昌郡，第一次将郡县制推行到了新疆地区。
公元420年，刘裕在南方建立刘宋王朝。439年，北魏则统一了北方地区，中国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一历史时期，西域各地不仅纷纷遣使北魏，表示接受统治，而且遣使南朝，加强联系。北魏还先后设置鄯善镇、焉耆镇，加强对西域的管理。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在西域设置了鄯善郡、且末郡、伊吾郡。640年，唐朝灭高昌麴氏政权。不久，游牧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西突厥也归属于唐，唐朝在更大范围内统一了西域。
唐朝在西域实行两种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在今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和哈密地区，实行县、乡、里制度，建立了伊、西、庭三州。在天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则实行都护府、都督府制度。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分由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管辖。唐朝的政令，如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等也推行到了西域，使新疆地区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与内地逐渐趋于一致。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继而率军西征，灭西辽，统一天山南北。1251年置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行尚书省。1271年元朝建立之后，在新疆实行与内地一样的行政建制，设元帅府、都督府以管理军事，设按察司、宣慰司、提督司、交钞库等以管理民事、财政。为加强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和保卫边疆的需要，元朝在新疆境内设立了许多军站、驿站。蒙元时期是继汉、唐以后，对新疆统一于祖国的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元明之际，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后裔统治新疆。察合台后王驻别失八里，其它地方由蒙古贵族充任军政长官，逐渐形成了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局面。明朝建立后，新疆各地纷纷派遣使臣，向明朝朝贡。1406年，明朝设哈密卫，管理当地的军政事务。至于新疆各地首领，则受到明朝的册封，接受明朝颁发的印信。
明末清初，主要是准噶尔控制着新疆地区。1755年，清朝军队直捣伊犁，灭准噶尔政权，接着又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了新疆。1762年，清朝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驻惠远城（今霍城南），统辖天山南北各地驻防官兵，兼管全疆行政。清朝在新疆实行“因俗施治”的方针。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依旧实行伯克制度；在蒙古族和较早归属清朝的哈密和吐鲁番的维吾尔族中实行“札萨克制”；在汉族较为集中的巴里坤、古城（今奇台）、乌鲁木齐，及其以西直至乌苏一带，则实行州、县制度。1884年，清朝政府在消灭阿古柏侵略政权，并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以后，正式在新疆建省，设省会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从而实现了新疆与内地行政制度的完全统一。
民国时期，新疆在行政建制方面与内地进一步统一。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新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综观两千多年来，我国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情况，清楚地表明，由于受国内局势、国力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及方略、政策的不同，使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但是，总的来说，是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的，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四、新疆历史上的“屯垦戍边”
屯田，是我国历朝历代加强和巩固对边疆地区治理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措施的实施，不仅为军队提供了粮草，保障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新疆的屯田始于汉代。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西汉政府在总结了李广利第一次伐大宛失败的教训后，便“置校尉，屯田渠犁”[12]，但屯田规模不大。公元前89年（汉武帝征和四年），搜粟都尉桑弘羊根据汉朝在河西地区大规模屯田的经验，上书汉武帝，建议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5 000顷，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条件。汉武帝以“忧劳天下”为由，没有采纳桑弘羊的意见。但是，汉昭帝即位后，不仅实现了桑弘羊的计划，而且把屯田扩大到了伊循、车师。公元前60年统一西域后，西汉在西域的屯田又进一步扩大到了北胥鞬、赤谷城等地。
由于屯田寓兵于农，屯田士卒亦兵亦农，亦耕亦战，是维护西域社会安定和发展西域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汉朝以后历朝历代都把它作为统一、经营西域的一项重要措施。其中，唐、清两朝屯田规模最大，收效最为显著。
自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起，唐朝在东起蒲类海（今巴里坤湖），西至碎叶川（今楚河），南抵昆仑山，北达准噶尔盆地的广大地区进行屯田，使西域的屯田事业有了新的发展。至唐玄宗时期（712－756年），唐朝在西域的屯田仍然有“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13]。为了有效地管理屯田，唐朝中央政府在尚书省工部设屯田司，置屯田郎中，主全国屯田政令。在各地置“营田使”，管理地方屯田。西域属边疆地区，屯田与军事紧密相关，为便于统一部署，军使、都督、节度使有时亲自兼管屯田。武周年间任庭州刺史的张仁楚，开元年间任碛西节度副使兼北庭都护的杨楚客和任安西副都护的郭虔等，都曾经兼任过营田使。规模大，分布广，管理机构完善，是唐代新疆屯田的突出特点。
清代新疆屯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清朝统一新疆以前时期，主要是康（熙）雍（正）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清朝与准噶尔时战时和，为解决军队粮食供应问题，清朝政府开始在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地屯田。但此时屯田形式单一，规模较小，且仅限于新疆东部地区。二是清朝统一新疆以后的近百年间，主要包括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乾（隆）嘉（庆）和道光前、后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由于清朝统一新疆，屯田获得很大发展。屯田点遍及全疆，不仅有兵屯（包括旗屯），而且有民屯（产屯）、遣屯、回屯，形式多样。这一时期的屯田，已经成为开发、建设西部边疆，发展当地经济的重要措施。后一时期即道光时期，主要在平定张格尔、玉素普之乱以后，清朝政府改变民族隔离政策，允许移民迁入南疆的伊拉里克（今托克逊县境内）、喀喇沙尔（今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巴尔楚克、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地，进行屯田。所以在这一时期，南疆地区的民屯有了较大发展。三是新疆建省前后，即光绪时期。由于战乱和外来侵略势力的破坏，在清军收复新疆时，许多城镇“已同平地”，土地荒芜，“榛莽丛生”，人口大量流亡，不足从前十分之一[14]。在这种情况下，招集流亡，兴办屯田，自然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手段，其主要形式自然是民屯。1887年（光绪十三年）初，新疆巡抚刘锦棠奏定《新疆屯垦章程》，将民屯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至清末。新疆已经开垦出有水可灌溉的熟田1 100余万亩，人均占有旱涝保收的农田5亩，超过同期全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的一倍，这就为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谈到历朝历代屯田时，《西域图志·屯政》说：从汉代晁错建议募民徙塞下，已兆屯田之法，至宣帝遣故将吏屯田张掖，而屯政日升。自此以后，“凡有军兴，必修屯政，然而师行则举，师旋则废。议者徒备一时权宜，而未得经久承行之利……。汉唐之屯政，专为养兵，而未能兵民并济。汉唐之屯政，专为供战，而未能战守兼宜”。这段议论颇有见地，它既指出了以前各代屯田的局限性，又表明了清代新疆屯田“兵民并济”、“战守兼宜”的特点。清代屯田更注重新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
清代新疆屯田的形式多样，但主要是民屯。乾隆皇帝曾经指出：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西陲平定，疆域式廓，辟展、乌鲁木齐等处，在在屯田。而客民之力作、贸易于彼者，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各省之人，将不招自集。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15]。解决内地一些地方人口过剩问题，移民实边，“惠养生民”成为了清代新疆屯田的主要目的之一。所以，民屯发展快，规模大，分布广成为清代新疆屯田的又一显著特点。
清代，通过屯田为重要手段对新疆进行开发和建设，不仅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巩固了祖国西北边防。所以道光皇帝说：“是屯田一事，实为安边、便民、足食、足兵之良法。”[16]这是清代新疆屯田的意义之所在，也是历朝历代新疆屯田的意义之所在。
五、“丝绸之路”与中外经济、贸易、文化交流
考古资料证明，在先秦时期，东、西方之间就存在着经济贸易交流。在德国南部斯图加特及前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都曾发掘到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生产的丝绸。那时，中西商路可能是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即从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亚草原，然后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或到达非洲，或到达希腊、罗马。张骞通使西域以后，进一步拓展了中西陆路交通，一条东起长安，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然后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进而连接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的中西交通通道正式建立起来了。由于当时在这条交通通道上输出的物品中，数量最多、最受人欢迎的是丝织品，所以欧洲的学者首先把它称之为“丝绸之路”。
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主要分南、北两道，敦煌或者阳关是两道东面的起点。南道从阳关西行，取道鄯善（今若羌一带），沿车尔臣河古代河岸西行抵且末，经精绝（今民丰县尼雅遗址）、扜弥（今策勒县东北）、于阗（今和田市附近）、皮山（今皮山县一带），至莎车（今莎车县）。再经蒲犁（今塔什库尔干），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则出大月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另外，南道自莎车向南，经罽宾（今克什米尔），还可到达身毒（今印度）。北道出敦煌西行，经横坑，绕过三龙沙（今疏勒河西端沙漠），先至楼兰故城，折向北行到达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交河故城），然后经焉耆，到达龟兹（今库车县）；或从楼兰直接西行，沿塔里木河故道，到达龟兹，再经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县境内），至疏勒（今喀什）。继而西北行，翻越葱岭，则出大宛、康居（今锡尔河以北地区）、奄蔡（今里海以北地区）。西汉末年，又开辟了一条新道，即出敦煌以后，不经过三龙沙和白龙堆，直接向北，取道伊吾（今哈密），越过博格达山，经车师后国（今吉木萨尔县附近），然后沿天山北麓往西直达乌孙。这条道路为新北道，原来的北道称为中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开辟了一条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通道――青海道。青海道亦称“吐谷浑道”或“河南道”，它西与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的南道相联，东则出陇右，到达长安。进入唐朝时期，由于西域一统，交通无阻，天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三条丝路同时开通。北道自伊州、庭州至碎叶，中道自伊州、西州经焉耆、龟兹至疏勒，南道自至沙州至于阗，沿途守捉相望，驼铃不断。
目前，一些学者把“丝绸之路”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丝绸之路的兴起时期、发展时期、转变时期和衰落时期，这四个时期又表述为先秦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时期及明清时期[17]。应该说，这种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张骞通使西域及其关于行程路线的报道，使丝绸之路全线开通并有了正式的记载，这也就成为丝绸之路最终形成的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西域以及河西走廊、青海地区相对平稳，而丝绸之路另一枢纽地带的波斯地区，由于萨珊王朝（公元226－651年）的建立，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对丝绸之路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发展达到顶峰，唐朝、中亚诸国、萨珊王朝及雄踞于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构成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伙伴，使丝绸之路上的交往更加频繁。宋元时期，由于我国经济中心开始南移，特别是海上贸易有了重大发展，丝绸之路逐渐衰落。其间，虽然由于蒙元的统一而再次有过一度繁荣，但已不能与汉、唐时期相比了，亦不能和海上交通贸易相比了。
丝绸之路上的经济贸易交流形式可分为三种：“贡赐”贸易、“互市”贸易和民间贸易。前两种贸易形式属于政府间进行的官方贸易。“贡赐”贸易的对象既有境内各少数民族，又有国外商人。他们往往“以献为名”[18]，在内地贩运货物。而历代统治者以“天子”自居，多重加赏赐，以示招徕。所以皇帝的“赏赐”往往是“贡献”价值的数倍。高额的利润成为了“贡赐”贸易的主要动力。“互市”贸易的对象主要是北方、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进行民间贸易的既有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胡商”，也有出关贸易的内地商人。
沿丝绸之路输入到内地的商品主要有牲畜、畜产品、药材、香料、玉石制品等，其中以马匹为最多。内地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织品、铜镜、漆器、茶叶等，其中前期以丝织品为大宗，后期以茶叶为大宗。“绢马”贸易和“茶马”互市是丝绸之路贸易最主要的内容。
横跨欧亚，地连东、西的丝绸之路不仅把丝绸、漆器等无数代表中国古代物质文明成就的商品，输送到了世界各地，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把造纸术、印刷术、养蚕缫丝技术等众多中国古代先进技术，以及古老的东方文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文明成果，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为中华文明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古代中外、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表明，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交流，而且存在着精神文明的交流。丝绸之路同样是一条文化之路。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的中段东部，扼守中外、东西交通要冲。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不仅加强了中外、东西方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而且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新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首先，由于贸易的繁荣，人口聚集，沿丝绸之路的绿洲城镇迅速地发展起来了。鄯善、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疏勒、姑墨、龟兹、焉耆、车师等，一大批绿洲城镇成了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商人云集，商品荟萃，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其次，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带动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魏晋以后，沿丝绸之路各城镇兴起的蚕桑织造业证明了这一点。再次，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促进了人员的交流和技术的传播。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的技术、冶炼铸造技术、蚕桑织造技术、造纸技术等等，沿着丝绸之路相继传入新疆，提高了当地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丝绸之路是新疆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新疆史纲》阐明的几个重要观点

《新疆史纲》主要阐明和坚持了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一、新疆统一于祖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次年设置西域都护府，自此，新疆正式列入汉朝版图，成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及方略、政策的不同，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虽然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但是，总的来说，是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的，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种趋势从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管理体制的变化中反映出来了。
众所周知，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主要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唐代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清代的伊犁将军府等，都是历代中央政府在新疆设立的最高军政管理机构。其首长虽然是当地最高军、政长官，但主要管理军事，而少理民政。民政事务主要交由当地首领办理。人们称这种管理体制为军府制。但是，从公元327年前凉在高昌设置高昌郡开始，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方式，由军府制逐渐向郡县制过渡。公元640年，唐朝灭麴氏高昌政权后，在今乌鲁木齐、昌吉、哈密和吐鲁番地区推行县、乡、里制度，先后建立伊、西、庭三州。三州共辖12县，40多个乡。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便设立了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行尚书省，将行省制度推行到了新疆地区。清朝统一新疆后，在汉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巴里坤、古城（今奇台）、乌鲁木齐，及其以西直至乌苏一带，实行州、县制度。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我国边疆危机的加深，到19世纪中叶，以管理军事为主、并不直接署理民政的军府制度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884年，清朝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实现了新疆与内地其他省行政制度的完全统一。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设置郡县时起，郡县制便成为我国行政管理机构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是国家高度统一的重要标志。公元327年，前凉置高昌郡后，新疆地区就开始了实行郡县制的进程。随着历史的发展，实行郡县制的地区不断扩大，最终推行到了全疆各地。新疆建省的实现，是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但历史向前发展的方向是改变不了的。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不断发展和巩固的过程中，也出现过曲折和反复，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分的新疆不能不受到影响。但我们应该看到，即便是在分裂时期，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新疆与内地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特别是我国在每次分裂时期结束以后，都会迎来更大范围的进一步大统一。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唐朝则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统一了全国，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更为广泛的基础。蒙古的崛起和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以后宋、辽、金对峙的状态，发展和巩固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代在元、明的基础上，使我国成为近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在每次曲折和反复之后，中央王朝对新疆的治理范围和深度都会进一步加强，治理方式也会逐渐和内地趋同，进而最终完成了新疆成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进程。这种情况，同样客观地反映了新疆统一于祖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新疆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
历史表明，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农业区的统一和牧业区的统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公元前209年匈奴单于冒顿统一蒙古草原，是中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自此，中国开始了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大统一。汉朝、唐朝为实现这个大统一，取得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元朝最终实现了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大统一，而清朝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大统一。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新疆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特别是在农业区和牧业区这两个统一最终又形成混同为一个大统一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
公元前3世纪末，中国在分别实现农业区和牧业区的两个统一之后，它们之间的矛盾首先表现为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斗争。公元前2世纪末，在汉朝开屯垦、置河西四郡之后，二者之间的矛盾则又主要表现为汉朝与匈奴为争夺西域而进行的斗争。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实现了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此后不久，呼韩邪单于归汉，“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两大经济区域之间，“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19]。
西域归入汉朝的版图，不仅为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第一次大统一创造了条件，也突出了新疆在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战略地位。人们通过汉武帝“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20]战略的成功，明白了一个基本的道理，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统一西域。反之，如果不控制西域，河西则危；河西危机，则陇右不固，陇右不固，必将震动京师长安。所以，守长安，必须守河西，守河西必须镇西域。后来，唐太宗坚持讨伐高昌，武则天力主恢复安西四镇，都是以此为指导思想，从国家统一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认识和处理新疆问题的。
公元755年，中原地区爆发“安史之乱”，大批驻守安西、北庭、河西地区的军队调往内地，参加平叛。吐蕃乘机占领河西及西域大部分地区，对唐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安史之乱”后不久，吐蕃就出兵一举占领了陇右诸州，并于763年一度攻入长安。是后几十年，吐蕃军常入京畿，抄掠不已，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可以说，这一情况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首先是中国的两大经济区域，即农业区和牧业区走向统一的结果。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的情况下，新疆的战略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了。明朝的事例说明了这一点。1406年，明朝设置哈密卫，直接管理的地方只是哈密、吐鲁番一带，对西域的其他地方只是册封而已。即便是这样，明朝对西域的直接统治也没有维持多久。所以，有明一代，始终面临着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1449年，瓦刺贵族也先率军攻明，明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结果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俘，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清朝初期，准噶尔控制着今新疆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1690年，他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举兵攻入内蒙古乌珠穆沁地方，距离北京仅700里，严重地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全。对此，清朝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夫烈焰弗戢，必将燎原，积寇一日不除，则疆圉一日不靖”[21]。于是，才有了康熙皇帝的三次亲征。直到1755年，乾隆皇帝抓住准噶尔上层内乱，政局动荡，经济困窘，以及部分准噶尔上层归附清朝政府的有利时机，两路出兵，直取伊犁，才一举平定了准噶尔政权，统一了新疆，彻底解除了来自蒙古草原方面的威胁，从而保障了首都北京的安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上述事实说明，不管中国的政治中心在长安，还是在北京，新疆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始终没有改变。所谓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22]，就深刻地说明了其中的道理。
三、各族人民为开发、建设、保卫新疆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都是新疆这一方热土的主人，都是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古代民族，都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缔造者。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族人民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古代各民族人民，为开发、建设、保卫新疆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以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为基础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首先是由氏族、部族，局部的或某一地区的统一，发展为同一经济区域的统一，进而实现了不同族群、不同经济区域的大统一，其间经历了大约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在我们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我国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古代民族，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匈奴兴起于秦末汉初，是我国历史上北方一个重要的古代民族。我们在看到他与汉朝矛盾斗争的同时，还应该客观地评价匈奴在我们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匈奴的兴起、强大和统一大漠南北及控制西域广大地区，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匈奴统一大漠南北及控制西域广大地区，为我国历史上逐步实现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其次，匈奴统有大漠南北及控制西域广大地区，使原来那些孤立的民族和地区，开始互相接近，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而增强了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这种交往有利于各民族、各地区的共同发展，也为今后汉朝政府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再次，在匈奴统治期间，西域的社会经济，特别是畜牧业获得较快发展。另外，此间西域等地的文化，通过匈奴而传入内地；而内地汉民族的文化也通过匈奴传入西域，甚至更远的地方。
准噶尔与匈奴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他与清朝政府长期对峙，但是，准噶尔对最终奠定我国西北疆界是起过重要作用的。18世纪初，是俄国对外扩张的一个重要时期。俄国在欧洲和西方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同时，又派军队深入到西伯利亚腹地，向东、向南扩张。其中向南的一支，矛头直指准噶尔的土地，企图以此打开缺口，进入我国西北地区。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和主权，准噶尔人民以简陋的刀箭弓矛，顽强地抵抗了俄国的侵略，从而保障了祖国西北疆域的完整统一。准噶尔政权灭亡以后，其地悉入清朝版图，这就为我国西北疆界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长期的共同劳动、生活和斗争中，各民族互相接触、混杂、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民族之间存在着的密切的血肉联系，并由此而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
土尔扈特是我国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明末清初，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土尔扈特离开游牧故地塔尔巴哈台，向西迁徙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他们在那里劳动生息，建立政权，活动长达一百数十年之久。1771年，为了摆脱俄国的控制，在首领渥巴锡的领导下，土尔扈特浩浩荡荡地走上了重返故土的征程。他们冲破了俄军的追击围堵，克服千难万险，以10万人的巨大牺牲，终于实现了返回祖国的强烈愿望。土尔扈特表现出的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和思念祖国故土的爱国热忱，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
时至近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终形成。在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中华民族由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新疆各族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外来侵略，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新疆各族人民支持清军，取得了消灭阿古柏侵略政权的伟大胜利，有效地抗击了沙皇俄国和英国的侵略。辛亥革命时期，新疆出现了各族人民团结战斗迎共和的新局面。在抗日战争中，新疆各族人民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积极投身于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观念进一步增强，国家观念得到升华。总之，新疆各族人民，不论抗击外敌入侵、守卫疆土的英勇斗争，还是披荆斩棘、开发边疆的艰苦劳动，都为开发、建设、保卫新疆作出了重要贡献，都是新疆这一方热土的主人，都是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

[1] 2001年《新疆年鉴》第496页，新疆年鉴出版社。
[2] 肖之兴《清代的几个新疆》，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
[3] 《贵州通志·前事志》卷37。
[4] 《清高宗实录》卷601，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丙子。
[5] 《清高宗实录》卷612，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壬子。
[6] 《清高宗实录》卷722，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
[7]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
[8] 郭沫若《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载《考古》1972年第1期。
[9] 余太山《西域文化史》第四章。
[10] 《汉书》卷96《西域传》（下）。
[11]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
[12] 《汉书》卷96《西域传》（下）。
[13] 《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
[14]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300，卷305，卷319。
[15] 《清高宗实录》卷604，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庚申。
[16] 《清高宗实录》卷197，道光十一年九月戊寅。
[17] 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序》，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
[18] 《汉书》卷96《西域传》、卷61《张骞传》。
[19] 《汉书》卷94《匈奴传》。
[20] 《后汉书》卷88《西域传》。
[21]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首．
[22] 《左文襄公奏稿》卷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