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好太王碑，或稱廣開土王碑，全稱是「高句麗廣開土王境平安好太王碑」。碑址現在樹立於大陸吉林省集安縣。此碑是高句麗第二十代王長壽王(413~491年在位)，為紀念其父廣開土王(391~412年在位)的功績，414年（長壽王二年，東晉義熙十年）立於好太王陵墓東側。根據最近大陸學者的實測，碑高6.39公尺，面寬1.35~2.00公尺，四面環刻碑文，共有1775餘字，字體為隸書。[1]
好太王碑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朝鮮石刻文字資料，其內容大多不見於今傳中外史籍，可補史籍的不足。它不但是研究朝鮮古代史的重要史料，同時也是研究日本古代史以及同時代東亞國際關係的重要史料。雖是如此，直至晚清光緒初年始被發現於荒山漫草中（發現年代學界有異說，元年、二年、三年、六年等均有人主張），已是長滿苔蘚不易辨識。當初為去除苔蘚\，拓工曾用火燒碑，以致出現龜裂，今日所見，四面出現裂痕，即由於此故。
百年來，中外學界對此碑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階段：戰前以中國和日本為主，戰後的五０至七０年代，以日本、北韓、南韓學者為主，八０年代以後，逐漸以大陸學者為主。[2] 就研究內容而言，戰前以釋文及史實探討為主，戰後則以實地考察原碑及尋找原石拓本進行精細研究為主，因此，戰後的成果輝煌。導致戰後有了新研究動向的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北韓學者的新解釋。一九六０年代北韓學者金錫亨、朴時亨指出日本在戰前釋文，尤其1883年日本軍部派遣密探酒景信在當地獲得一套墨本(後來稱為酒本，學界有稱為雙鉤填墨本或墨水廓填本)後，在軍部參謀本部秘密進行釋文及研究，尤其發現碑文辛卯年條有「百殘新羅舊是屬民，由來朝貢，而倭以辛卯年來渡海破百殘□□以為臣民」詞句，正可為軍部侵略朝鮮提供歷史的有力證據。六０年代上述北韓學者首先指出此段之斷句有問題，其渡海破百殘等，是高句麗王，也就是好太王，主語為高句麗，並非倭。其次，南韓學者提出所謂「石灰塗抹作戰」。一九七０年代在日本的南韓學者李進熙首先提出日本軍部參謀\本部後來曾有計畫的利用石灰在原碑上加工，篡改碑文內容，以符合日本軍部侵略朝鮮的目的。李氏學說在學界引起極大震撼。其影響就是促使各國學者頻繁調查原碑，以及尋找尚未加工石灰之前的原石拓本。再次，一九八０年代初，大陸王健群除對原碑提出新釋文而外，並對早期的拓碑者的後裔進行訪談，以期瞭解真象，同時對碑文內容進行考證解說。後來撰成《好太王碑研究》[3]，引起廣泛注目，立即被日本學者譯為日文出版，[4] 並被邀請至日本作公開演講及對談。
我個人也是在八０年代之初開始投入此項研究。在一九八三年之際，我開始調查在臺灣各大圖書館所藏的好太王碑拓本情況，結果，在中央圖書館（今稱國家圖書館）調查得到兩種本子，故宮博物院前院長莊嚴先生個人收藏一種本子，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有兩種本子，總共得到五種本子，並將其詳情發表在《韓國學報》。[5]
此次的調查，發現傅斯年圖書館的兩種本子極為珍貴，暫稱為甲本、乙本，皆為原石拓本，尤其乙本最為珍貴，其價值不比學界公認原石拓本的日本水谷本（水谷悌二郎舊藏原石拓整本）低。可惜乙本只有殘存第三面而已，為何只有第三面？當時詢問館員及相關人員，均不得其解。
一九九六年暑期，我出席在韓國漢城召開的「廣開土好太王碑研究一百年」國際研討會，[6]行前再度調查中央圖書館及傅斯年圖書館所藏諸拓本。意外的，從傅斯年圖書館館員得知該館發現有未編號的拓本三種。去（一九九八）年三至五月，利用學校給我休假期間，再到傅館調查這些拓本的詳情。
結果發現新編號的25588之1，共有三張，正是過去未知的所謂「傅館乙本」第一、二、四面，連同已知的第三面，則乙本實際上全部都在傳館。(參看附圖片)經折疊後，在第二面的背面上，以紙條標示：
晉好太王碑 八分書無年月 奉天懷仁
見羅錄
其他各面拓紙的紙條已經不見了。
另外兩種，新編號為25588之2（以下暫稱「傅館丙本」）、25588之3（以下暫稱「傅館丁本」），均各有四整張（面）。(參看附圖片) 傅館丙本，經折疊後，在每面拓本的背面上，以紙條標示：
高麗好大王碑 八分書無年月 奉天懷仁
見羅錄
每面拓本，並以小方紙貼在背面，用一、二、三、四文字標示其順序。但傅館丁本拓本，不見有紙條標示。
所謂「羅錄」，當是後來收藏該拓本者，參考羅振玉的《唐風樓碑錄》，而為該拓本貼紙條作說明的出處表示。至於該紙條為何人所作，待考。
收藏者對25588之1（傅館乙本）與25588之2、3（傅館丙、丁本）之題稱不一，可反映某種時代背景，其詳待考。
去暑，在調查完畢之後，本來應該立即撰寫報告文，奈因八月生病住院，緊接著開學，而延遲至今始動筆，史語所及學界不免有歉咎之感。以下就這些新發現的拓本作一說明，相信有助於學界進一步究明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面貌。
二、新發現傅館乙本第一、二、四面拓本
一九九六年夏天，傅館在整理時，先發現有未編號的若干拓本。一九九八年春，我再作調查時，起初發現有屬於傅館乙本的另外兩個拓本，後來又發現了另一拓本，初步斷定傅館乙本已全部發現，令人興奮。此外，又發現兩組完整的拓本（每組四整張），更是意外的收穫。
新發現的傅館乙本這三面拓本，均摺疊成為長方形，並無特別包裝。原來是否就是這樣折疊，不敢斷定。另外的兩組亦然。
傅館乙本的這三面拓本，都是拓本原件，邊緣的若干地方，已有破損情形，有一二處且有斷落的危險。這種情形，與先前所知道的第三面拓本被裱褙成為一整張，在形式上是略有不同。為慎重起見，乃請故宮博物院裱背專家邱景任先生參與鑑定這三面拓本是否與先前公開的第三面是否屬於同一組。鑑定結果，根據以下諸理由，確認新發現的三整張拓本與前述第三面拓本實係同一組：
１、拓紙廉子紋路（寬格約3.2公分）
２、單層紙，顏色米黃，紙質較薄而有軔性
３、每一面粘成一整紙
４、每面都由11段橫幅粘成
５、煤墨色，並有煤花點
至此，所謂中研院傅館乙本，已經完全發現。其四面用紙粘貼張數，再予詳細調查如下；
段
數
碑
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各面張數總計張數
第一面4444444443345
162
第二面3333333333333
第三面4444444444444
第四面3333444444440
上列張數，並非每一張皆是一樣大小。通常一張是寬46或47公分，高53或54公分，但為配合碑面大小，其上下左右常需用較窄或較小紙張填補。如第一面一至九段的四張當中，有一張寬12公分，高仍為53公分；其第十一段用紙三張，分別為47公分(寬)X27公分(高)、47公分X27公分、46公分X27公分。第二面第十一段三張，有二張較窄為46公分X26公分、46公分X26公分，但另一張則較小為38公分X26公分。第三面第十一段四張，分別為53.5公分(寬)X 33公分(高)、40公分X33公分、47公分X33公分、47公分X33公分。第四面自第八段到十一段，以四張紙粘貼，分別是15公分(寬)X53公分(高)、19公分X53公分、46公分X53公分、46公分X53公分。四面實際測量結果，如下表：
碑
面
寬
長
寬
（以最寬處計）
(公分)長
(公分)
第一面145539
第二面129530
第三面187536
第四面128534
四面寬長的數目，與上述各張數的總和相較，略為減少，這是因為上述各張數的寬長是實際的長度，當進行粘貼時，兩張邊緣有重疊處，所以整張寬長就成為如上數目。再者，這些數目，若與後述之「王氏藏本」相較，亦顯得較短小，而「北圖藏本」較接近。就總張數而言，「王氏藏本」為151張，「北圖藏本」158張，而傅館乙本為162張，亦與「北圖藏本」較接近。這一點值得注意。
所謂「王氏藏本」，是徐建新等最近在大陸發現收藏家王少箴於1930年代獲得的拓本，定名為「王少箴舊藏原石拓整本」，簡稱為「王氏藏本」。所謂「北圖藏本」，存藏於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編號為「各地2553號」，拓片背面，題箋：「好太王碑，無年月」字樣，簡稱為「北圖藏本」。經徐氏等斷定，以為王氏藏本、北圖藏本與傅乙本在著墨方法與碑字拓出狀態，最為接近。所以三者的拓製年代應該相同。由於在此之前，只知道傅館乙本第三面，因此，徐氏等指出，王氏藏本和北圖藏本是迄今為止所知是年代最早，而且保存完整的原石拓整本。同時與酒本（1883年日本參謀本部密探酒景信自輯安所攜回的墨本）的制作年代不會相隔很遠。[7]
此外，徐氏也調查了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諸拓本，並將其中較具價值的四種原石拓本發表，此即：北京大學圖書館登錄編號3021326-3，簡稱為「北大A本」；編號為3021326-4，簡稱「北大B本」；編號為3021326-2，簡稱為「北大C本」；編號為992.234/2041，簡稱為「北大D本」。徐氏研究的結論，以為北大A本、B本、C本、D本，皆屬於1889年李雲從所拓出者，在類型上，與日本水谷本同類。[8] 因此，拙稿此處用來與傅館乙本作比較者，主要是酒本、水谷本、王氏藏本以及北圖藏本。
三、傳館乙本的特徵及其價值
傅館乙本可確定是整本，從以下諸特點看來，屬於早期原石拓本，其年代恐較王氏藏本更早，當然也更早於日本的水谷本。
１、每面用紙分十一段捶拓，四面用紙總數較多。
今所知酒本、王氏藏本及傅館乙本均分十一段粘貼，但酒本共用紙133張，[9]王氏藏本共用紙151張，傅館乙本則用162張。根據武田幸男氏的比較研究，原石拓本的用紙數量，經歷由多變少的變化過程。所謂《書通》（韓國書道專門刊物）本、水谷本等諸拓本用紙數少且拓工精良，當為原石拓本中的晚出者。[10] 例如書通本每面分九段，每段用二紙，四面共用紙72張。水谷本，每面碑文分三段三紙拓出，總共用紙十二張。[11]中研院傅館甲本與水谷本相同，總共也是用十二張紙（現在所見，是由裱褙工人將每張切成二張，成為二十四張裱褙紙）。[12]酒本的製作年代是光緒九 (1883)年，水谷本可能在光緒十五(1889)年，王氏藏本則在光緒九年前後，或在光緒九至十五年之間。傅館乙本當與王氏藏本同在光緒九至十五年之間拓出而稍早於王氏藏本。[13]
２、淡墨輕捶淺拓。
由於好太王碑整塊是由巨型角躒凝灰岩製成，碑高達近六公尺半，碑面凹凸不平，而且佈滿石齒與氣孔，拓碑不易。在沒有經驗之下，最早還只是一字一紙拓出，後來才使用小張紙分段分欄輕捶淺拓。越是早期，用紙越多。因為是輕捶淺\拓，所以字跡較為模糊，空白之處也較多。傅館乙本與王氏藏本在這一特點上是雷同的。由於輕捶淺拓的結果並不理想，才有酒本那樣的墨水廓填本（或謂雙勾加墨本）出現。其後再改善，才有水谷本那種濃墨重捶的精拓本。[14] 大約在1890年（一說為1900前後）[15]，國內外需求好太王碑拓本大增，為改進拓碑速度，開始採用黃泥填補氣孔，但因黃泥乾固後容易脫落，於是改採用石灰填補。這樣把石齒傷紙的問題解決了，但原先作業時所作的縱線（豎格），此時不見了。所以這個時期所見的本子，是沒有縱線的拓本。以石灰進行填補碑面，再作拓本，似始於初天富父子。[16]
３、拓本縱、橫線明顯。
由於碑石高大，為求行距整齊，乃於四面天地格之處鑿有橫線作為邊界，天地格之間刻有縱線作為隔行。這是在填補石灰前進行捶拓時最重要的特徵之一。[17] 開始採用填補石灰技術，如前所述，大約在1890年（或1900年）前後；碑面經填補石灰後，原有的縱線也被填平。所以填補石灰以後拓出來的拓本，原有的縱線在拓本上消失。經過一、二十年之後，由於不斷的捶拓，填補的石灰開始剝落，原碑上的部分縱線才又再重現。這樣一來，拓本有無縱線，也就成為鑑定拓本年代的主要依據之一。
現在已知具有早期原石拓本縱線的例子，除傅館乙本（全四面）而外，傅館甲本亦是；此外，如日本水谷本、日本金子鷗亭藏本、韓國任昌淳藏本、韓國書法雜志《書通》創刊號（1973年9月）所刊載拓本圖版，以及王氏藏本、北圖藏本（北京圖書書館好太王碑原石拓整本）、北大A本、B本、C本、D本等。武田幸男氏以為五種在1889年由北京琉璃廠拓工李雲龍所拓出的。[18] 徐建新氏以為之北大諸原石拓本，亦是李雲龍拓出者。而則比水谷本更具原始性，所以斷定這兩種拓出的時間在1883年前後，或者1883年至1889年之間。而傅館乙本當與同期拓出。[19]如前所述，從拓紙張數而言，以傳館乙本最多，也就是最具原始性，由此觀點而言，傳館乙本有可能比王氏藏本更早拓出。今考查其縱、橫線，也是諸原石拓本中，其橫線部分最清楚者。至於縱線消失後拓出者，如內藤湖南本、楊守敬本、沙畹本、中野政一本等。[20]此次在傅館調查而賦予新編號的25588之2拓本，當也是屬於這一種（詳後）。縱線重現以後拓出者，如九州大學圖書館藏本(1927年前後)、足立幸一藏本(1937年以前)，大陸最近拓製的周雲臺本（1981年），[21] 以及傅館新編號的25588之3拓本（詳後）。
４、著墨狀態的比較
茲仿照徐建新氏的作業，取較具代表性的酒本、王氏藏本、北圖藏本、水谷本四種與傅館乙本進行比較，如下：[22]
比
較
標
準
墨
本
名
稱
12345678
第一面左中部至右上部空白的跨行數
量第二面右中部至左上部空白的跨行數量第二面第3行第2~6字格及第4行第1~3字的著墨狀況第三面右下部空白的範圍第三面第一行的著墨狀況第三面右上部（4行X6字格）的著墨狀況第三面第9行第1字的著墨狀況第四面右下部第1、2行之間的著墨狀況
酒本
不連續7行連續5行不著墨，形成一個「」形空白約7X11字格1~40字格空白，Ⅲ-1-41「潰」字著墨Ⅲ-2-1字著墨，其餘為空白空白著墨
王氏藏本連續11行連續8行著墨，只有兩條小的石花約7X11字格1~40字格空白，Ⅲ-1-41「潰」字著墨Ⅲ-2-1字和Ⅲ-2-3字著墨，其餘為空白著墨有一長條空白，自第28字至41字
北圖藏本連續11行連續8行著墨，只有兩條小的石花約7X11字格1~40字格空白，Ⅲ-1-41「潰」字著墨Ⅲ-2-1字著墨，其餘為空白著墨有一長條空白，自第29字至41字
水谷藏本連續11行連續7行著墨，只有兩條小的石花著墨全行著墨著墨著墨有一長條空白，自第28字至41字
傅館乙本連續11行連續8行著墨，第二面第3行第2字較清楚顯示「媽」字。其3~6字格為石花。第4行第1字，似為「還」字，其上部筆劃可見，下部則為石花。2 ~3字格為石花。第2行自第21字起至第11行止，大半空白。局部字格著墨(含41字格)Ⅲ-2-2字似為「赤」字，其餘為空白著墨，字跡不明自第29字至41字格間有一長條空白
從以上的比較，可知傅館乙本與王氏藏本、北圖藏本、水谷本具有親近性，但從第3、6項看來，傅館乙本價值性較高，其拓出時間可能較其他諸本早，而且其拓出的筆劃狀況（較粗肥），明顯的與其他諸本不同。徐建新氏以為沒有初期捶拓種種失敗的經驗（如字跡模糊），就不會墨水廓填本（如酒本）。當拓工逐步改進用紙方法和捶拓方法，改用高麗紙或二、三層捶拓之後，才有水谷本那樣的濃墨重捶的精拓本。[23]如果此說不誤，則諸墨本的變遷過程如下：
淡墨輕捶淺拓原石拓本―→墨水廓填本（或謂雙勾加墨本）―→濃墨重捶的精拓本―→石灰加工本―→石灰剝落後拓本
關於諸墨本的變遷過程，學界有不同說法。根據武田幸男氏的整理，主要有如下諸說：水谷悌二郎的三期說，李進熙的五期說，王健群的四期說。武田氏修正水谷說，仍提三期說：
第一期(1881年以後)為墨水廓填本作成期
第二期(1887年以後)為原石拓本作成期
第三期(1890年以後)為石灰拓本作成期。[24]
但武田氏指出第一期要作成墨水廓填本時，同時先要有作為「試料」的原石拓本。也就是說，早期的的原石拓本是與墨水廓填本同時作成的。因此，徐建新氏起初提出質疑：酒本究竟是「就石勒」而成的，還是依據類似王氏藏本的拓本拓描廓填而成的？[25] 後來較肯定的指出：「酒本很可能就是依據第一類型的拓本（按，指傅館乙本與王氏藏本、北圖藏本）以墨廓填而成的。」[26]我認為這個懷疑是可以成立的。今由傅館乙本的考查，可窺知其原始性，此事似說明早期的的原石拓本是與墨水廓填本同時作成的。而傅館乙本正是其代表，其作成的年代在1883年前後的可能性甚大。
５、爭議釋文中的傅館乙本文字
關於好太王碑的釋文，自清末原石拓本流傳以後，以迄最近有關此碑文研究專著的刊行，包含中、日、韓諸國學者在內，大約有二十位的釋文出現。中國學者專家如榮禧、楊守敬、羅振玉、劉承幹、金毓黻、王健群、耿鐵華、徐建新等，日本學者專家如橫井忠直、三宅米吉、今西龍、前間恭作、末松保和、水谷悌二郎、井上秀雄、武田幸男、白崎昭一郎等，朝鮮學者如朴時亨、李亨求等。這些學者專家的釋文，學界多有介紹，[27]此處不擬贅詞。現在只就較具爭議性的文字，以傅館乙本所能提供的線索作一說明。但筆者已經介紹過的第三面，讀者仍可參照。[28]
由於傅館乙本第一、二、四面係完全保留原形（先前發表的第三面已被裱褙成一整張紙），目前所見到的，每面之邊緣已有多處破損，中間部分也有破洞的情況，而影響釋讀，非常可惜。為妥善保存，我們首先商請故宮博物院裱褙專家邱景任先生，就破損部分以及瀕臨斷裂狀態的部位，從背後進行局部托裱工作。修補後之第一、二、四面以及第三面整紙，如照片（以多次拍攝再作整合）所示。其具有參考價值之處如下：
、Ⅰ-9-5～6：而倭
「而倭」兩字，關係所謂「辛卯年」條的標點與解釋問題。[29]傅館乙本在Ⅰ-9-5～6字格，明顯為「而倭」兩字，歷來的釋文，也都是用這個字，只有韓國學者李亨求夫婦釋為「而後」。也就是將「倭」字，釋為「後」字，並以為「後」字才是原碑的字，其後拓出的「倭」字，則為偽字。[30]今據傅館乙本，可知李氏說有再檢討的必要。
、Ⅰ-9-35～41至Ⅰ-10-1：討伐殘國軍至殘國
這八個字，「伐」字洒本等多釋為「利」字。傅館乙本明顯的是「伐」字。「至殘」兩字，傅館乙本不明，此處採用徐建新氏據王氏藏本和北圖藏本推斷，暫釋為「至殘」。[31]Ⅰ-10-1之字，大多釋為「首」字，王健群、武田幸男氏釋為「南」字，白崎昭一郎氏釋為「但」字，徐建新氏釋為「國」字，傅館乙本明顯為「國」字，文意因而通順。
、Ⅰ-11-40～41（空白）
這兩個字，傅館乙本空白，新發現其他兩種拓本亦是。但酒本在這兩個字格清楚拓出「八」（八那）。榮禧釋為「八船」，橫井忠直釋為「八那」，王健群釋為「城比」，其依據為何？並不清楚，一般皆無釋出這兩個字。徐建新以為到晚近為止，所有拓本和碑石照片上均未出現過這兩字，因此，徐氏懷疑在1882年焚碑時，或焚碑之前，這兩個字就已破損。而酒本的「八那」兩字，有可能是從第四面移植過來。[32] 從傅館乙本看來，徐氏的懷疑，是有道理的。
、Ⅱ-3-7：盧
酒本在Ⅱ-3-7字格，明顯的拓出「羅」字，楊守敬、羅振玉等亦釋為「羅」。但橫井忠直、三宅米吉與水谷悌二郎則釋為「盧」字；近來亦多釋為「盧」字，如王健群、耿鐵華、武田幸男等。傅館乙本可看出是「盧」字。
、Ⅱ-8-36：軍
此字酒本等多釋為「兵」，近來多釋為「軍」。傅館乙本明顯的是「軍」字。
、Ⅱ-9-36～41：倭寇大潰城內
Ⅱ-9-36～39諸字，酒本等歷來多釋為「倭滿倭潰」。只王健群氏釋為「倭寇大潰」，徐建新氏根據王氏藏本和北圖藏本，支持王健群說。今據傅館乙本，「倭大潰」三字清楚，至於「寇」字，其「」部分亦清楚可見，所以，「倭寇大潰」釋法，應該可以成立。Ⅱ-9-41字，王健群、耿鐵華釋為「內」，井上秀雄釋為「六」，武田幸男釋為「大」，早期釋文亦多釋為「大」，但從傅館乙本看來似為「內」字。
、Ⅱ-10-26～29：成年練兵
關於Ⅱ-10-26字，或釋「戎」（如酒本等），或釋「戍」（如水谷本等）。這種情形與Ⅱ-9-28字的釋文一樣(傅館乙本的Ⅱ-9-28字看來較像「戎」字)。但傅館乙本在此處明顯與Ⅱ-9-28字形不同，而較類似於「成」字。「年」、「」字在傅館乙本亦甚為清楚，只有其下的字不明，從最上面的筆劃看來，似為「兵」字。這樣的釋文（連同上文，釋文為「安羅人成年練兵」），與過去釋文為「安羅人戍兵滿□」，較為通順，但語意完全不同。由於其下文字各拓本皆無拓出，所以無法進一步解決此問題。
、Ⅲ-10-7～10、32～33：三照谷、代谷
Ⅲ-10-7字，各家釋為「卌」字，無誤，依據傅館乙本，正確的釋文應當是「」（酒本亦同）。Ⅲ-10-8字，早期多釋為「二」，最近各家多釋為「三」（惟酒本亦釋為三），依據傅館乙本，當以「三」為是。Ⅲ-10-9字，很難釋讀，或釋「忽」，或釋「梁」，大多釋為「」（如酒本等），傅館乙本可以看到下面的四點水，其字像「照」字，暫釋為「照」字。這也是與各家釋文差距較大者。Ⅲ-10-32字，或釋為「改」字，或不釋，依據傅館乙本，看不出可釋為「改」字的跡象，反而右邊有人字部首的筆劃，暫釋為「代」字。
、Ⅳ-2-28、35：七、看
Ⅳ-2-28字，過去多釋為「一」（如酒本等），王健群、耿鐵華、武田幸男皆釋為「七」，依據傅館乙本，仍以「七」字為是。Ⅳ-2-35字，過去多釋為「都」（如酒本等），王健群、耿鐵華、武田幸男皆釋為「看」，依據傅館乙本，仍以「看」字為是。
三、新發現傅館其他兩種拓本
傅館其他兩種拓本，編號為25588之2（傅館丙本）、25588之3（傅館丁本），皆為整紙本，即四面共拓出四整紙。這兩種看來是屬於使用石灰以後的拓本。傅館丙本幾乎已經不見縱線，單層用紙，顏色較白，紙質較薄，煤煙拓著墨甚濃，濃淡不一，墨水多滲透到拓字處，字跡遂變成灰色。無字處，留白。其紙質，經請教故宮專家邱景任先生，以為既不是毛頭紙，亦非宣紙，而是當地用紙。其Ⅱ-3-7字格明顯拓出「羅」字。凡此特徵，頗類於沙畹本（1907年入手），[33] 所以傅館丙本拓出之時間，自是在此年之前。
傅館丁本，依稀可見縱線，著墨亦濃，濃淡不一，無字處，留白。紙質較厚且粗，色黃，恐亦是當地用紙。石花甚多，文字處也有沾到煤汁，以致不易辨識。此拓本類似於九州大學圖書館藏本(1927年前後)，[34] 當是石灰剝落後拓出者，字跡較為模糊，辨識率亦差，其價值自然相對降低。
以上，是對於傅館新發現另外兩種拓本的簡單介紹。兩種皆是屬於使用石灰填補技術以後，並非原石拓本。由於篇幅限制，同時拙稿主要在介紹新發現原石拓本的傅館乙本三面拓本，所以傅館丙本、丁本的詳細介紹，容後說明。
[1] 參看王健群《好太王碑
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頁7。
[2] 參看徐建新〈高句麗好太王碑研究史概述〉（《世界史研究動態》1993-10），頁17。
[3] 參看注1。
[4] 參看王健群著、林國本．繆光禎譯《好太王碑研究》，京都，雄渾社，1984。
[5] 參看拙作〈台灣所藏的高句麗好太王碑拓本〉（《韓國學報》3，1983-12。轉載於《韓國史研究》45（韓國漢城），1984年6月。日文譯文，載於《季刊．邪馬台國》（日本福岡）22，1984年冬號。）。又拙作〈「台灣所藏的高句麗好太王碑拓本」補述〉（《韓國學報》4，1984-12。日文譯文，載於《季刊．邪馬台國》（日本福岡）26，1985年冬號）。
[6] 我的報告論文，參看〈台灣的好太王碑拓本以及碑文研究〉（收入高勾麗研究會《廣開土好太王碑研究100年》，漢城，學術文化社，1996）。
[7] 參看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世界歷史》1993-2），頁12。徐建新〈北京現存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調查與研究〉（收入杭州大學韓國研究所編《韓國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4），頁204-213。
[8] 參看徐建新〈關于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好太王碑原石拓本〉（《世界歷史》1995-2）、徐氏〈中國學界對高句麗好太王碑碑文及拓本的研究〉（收入高勾麗研究會《廣開土好太王碑研究100年》，漢城，學術文化社，1996）。又，韓國林基中氏最近亦對北大圖書館諸原石拓本作集錄、釋文、解說，參看林氏《廣開土王碑原石初期拓本集成》(漢城，東國大學校出版部，1995)。林氏在〈解題〉(頁355-358)，對北大四個拓本張數的計算，與徐氏有異同，徐氏的計算是：北大A本56張、B本200張、C本199張（以單層紙計）、D本162張；但林氏的計算是：北大A本四幅共52張、B本十二幅(每幅用單層皮紙橫4張、3張，總張數未見統計)、C本十二幅共126張、D本十二幅（總張數未見統計）。1997年8月，我也到北大圖書館調查這些原石拓本，並得到徐氏在旁解說，實在感謝。當時無注意到用紙張數問題，其後雖也拿到該館作成的好太王碑碑拓本九種的微卷一卷，但
目前無法定其張數問題。
[9] 酒本用紙數，各家說法不一，有131張、132張、133張、138張等說法。王健群氏認為是132張(參看前引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頁27)，徐建新採用李進熙說，以為每面用紙三、四十張，四面共有133張。此處暫時採用133張說。
[10] 參看武田幸男《廣開土王原石拓本集成》（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頁254。
[11] 參看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11。
[12] 參看前引拙作〈台灣所藏的高句麗好太王碑拓本〉，頁6。
[13] 上述年代之推斷，參照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12。按，1889年說係徐建新等採用武田幸男氏的說法。又，徐等以為傅館乙本與王氏藏本係同期，原則上此說可以接受，惟明確一點說，傅館乙本當稍早於王氏藏本。
[14] 這樣的看法，主要是採用徐建新氏說，參看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11。
[15] 1890年說，參看前引武田幸男《廣開土王原石拓本集成》，頁247-248。1900年說，參看前引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頁35。
[16] 此事，王健群等曾作了詳細調查，參看前引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頁30-35。
[17] 參照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8。
[18] 參看前引武田幸男《廣開土王原石拓本集成》，頁254。
[19] 參照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12。前引徐建新〈北京現存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調查與研究〉，頁208-213。
[20] 參照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8。
[21] 參照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9。
[22] 參照前引徐建新〈北京現存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調查與研究〉，頁212。其附注說明表中的第1~7項，是根據武田幸男說而作，第8項為徐氏設定；而第3、6項 ，徐氏亦作部分限定。
[23] 參照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11。
[24] 參看武田幸男〈廣開土王碑拓本求〉(《朝鮮學報》126，1987-10)、前引武田幸男《廣開土王原石拓本集成》，頁249。
[25] 參看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12。
[26] 前引徐建新〈中國學界對高句麗好太王碑碑文及拓本的研究〉，頁80。
[27] 耿鐵華氏最近出版的《好太王碑新考》（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79-322共收包含耿氏在內的十六位釋文，提供較為簡便的對照表，讀者可參看。耿書無包含徐建新（王氏藏本部分釋文，參看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13-19；前引徐建新〈北京現存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調查與研究〉，頁221-229）、白崎昭一郎(參看氏著《廣開土王碑文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李亨求(參看李亨求、朴魯姬共著《廣開土大王陵碑新研究》，漢城，同和出版公社，1986)等。林基中氏收有廿三位（種）(包含趙葵畦集釋及林氏在內)的部分文字校釋（參看前引林氏《廣開土王碑原石初期拓本集成》，頁333-351）。
[28] 參看前引拙作〈台灣所藏的高句麗好太王碑拓本〉、〈「台灣所藏的高句麗好太王碑拓本」補述〉、〈台灣的好太王碑拓本以及碑文研究〉。
[29] 各家學說，參看前引拙作〈台灣的好太王碑拓本以及碑文研究〉，頁132-134。拙稿此處主要提出「來渡海」一詞，在六朝時期是一個待殊用語。
[30] 參看前引李亨求、朴魯姬《廣開土大王陵碑新研究》，頁113-214。
[31] 參看前引徐建新〈北京現存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調查與研究〉，頁221。以下徐氏說，主要是參考此文，其他各家的說法，請參看注25，不再一一注明。
[32] 參看前引徐建新〈北京現存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調查與研究〉，頁214-217。
[33] 沙畹本是1907年入手(參看前引武田幸男《廣開土王原石拓本集成》，頁251)。
[34] 參看前引武田幸男《廣開土王原石拓本集成》，頁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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