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粟特
粟特是古代中亚历史上最活跃、最神秘的民族之一，其经济、文化水平很高，知农善艺，并且拥有记录自己语言的特殊文字——粟特文。他们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利之所在，无远弗至，故而被称为“商业民族”，他们长期活跃于丝绸之路上，以至丝路沿线的许多地区，如和田、据史德、龟兹、焉耆、高昌、庭州、敦煌、姑臧、长安、洛阳以及六胡州、河朔等地都有粟特人分布，其商业活动不仅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也使自己独特灿烂的文化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播至东方。对他们的研究，近年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成果颇众，举其要者有姜伯勤《敦煌、吐鲁番とシルクロード上のソグド人》（《季刊东西交涉》第5卷第1～3期，1985年）、陆庆夫《唐代丝绸之路上的昭武九姓》，（《兰州商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以及陈海涛于最近发表的《初盛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入仕途径》（《文献》2001年第2期）、《唐代入华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及其原因》（《华林》第2卷，中华书局，2002年）、《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等。
提起敦煌粟特民族，我们首先会想起的无疑是1907年英人斯坦因于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火台遗址发现的8封古粟特文信札。这些书信时代早且内容丰富，对丝绸之路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故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其年代问题。在这些古信札出土不久，威斯尼通过对其纸质的鉴定，认为其时代应在2世纪左右。后来，随着书信内容的解读，其具体年代也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1948年，英国学者亨宁(W. B. Henning)读懂了其中编号为T. XII. a. ii. 2的信札（即第二号信札）的部分内容，认为其年代应在312～313年之间。[1]60年代，匈牙利学者哈尔玛塔进一步解读了这封书信，对亨宁的观点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其写成之时应在196年。[2]
我国学者对该文献的关注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1981年，黄振华撰《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一文，基本上赞成哈尔玛塔的断代，但对亨宁和哈尔玛塔释出的“匈奴”表示怀疑，提出“原文究竟是‘匈奴’或‘汉人’，还值得研究”，认为写信的年代有可能是汉献帝建安六年(201)。此后，维族学者依不拉音·穆提依撰《中亚地区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基本上接受了亨宁的4世纪说。
1983年，李均明与林梅村合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其中也谈到该问题，认为其时代不应晚于汉代。后来，林梅村又继续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通过对信件文义的分析和考古地层关系，将其时代推定在200～204年之间，认为其中以202年的可能性最大。[3]
与此说相左，陈国灿撰《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1985年），以大量的汉文史料来揭示第二封信札所包含的历史事件，指出其发信地点是姑臧而非敦煌，书写的时间是西晋永嘉六年八月，即公元312年10月。王冀青通过对第二号信札的译释和考证，认为此信写于东晋初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信札内容中有永嘉元年邺城被焚毁事件和西晋怀帝被俘一事。[4]
数年后，敦煌学研究的翘楚荣新江撰《西域粟特移民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再次论证了古信札的年代。他根据英国学者辛斯威廉(N. S. Williams)新检出的若干粟特语文书，结合这些文书所用粟特文字母与敦煌粟特文信札的相似性，从而论证信札的年代为西晋永嘉五年或其后几年间。受此说启发，刘波又通过对文书纸张的论述及二号信札的语渊学证据，进一步论定该文献为4世纪之物。至此，敦煌粟特文信札的年代差强可定。
对敦煌粟特聚落问题的研究，是多年来学术界所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着了先鞭，涌现出不少成果，其中尤以池田温于1965年发表的《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最为引人注目。他利用敦煌文书中之差科簿，对蕃占之前敦煌粟特人聚落从化乡之位置、人员结构、宗教信仰、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做了详尽的探讨。指出，这一聚落出现于7世纪前半叶，其时，粟特人通过定居并与汉人通婚而逐步汉化。这一聚落的最大作用，是作为通商交易的中介而维护粟特人的利益。8世纪中叶，粟特本土与唐朝的政局都出现了板荡之势，加强唐与粟特诸国关系的恶化和吐蕃对河西的占领，导致了敦煌粟特聚落居民的离散。[5]陈国灿进一步认为这一粟特人聚落的出现，是因为原居于塔里木盆地东部且末河流域播仙镇的粟特人受到西突厥故将阿史那阙啜忠节的劫掠骚扰，而逃往敦煌以期得到沙州刺史的保护，沙州政府对这批逃难而来的粟特人，专门划出地域进行安置，建立户籍，其时间略早于景龙二年(707)[6]。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废除了唐代的乡里制度，将汉人、吐蕃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相混合，而组成一种新的基层组织－－部落，从化乡于是消失，粟特人多集中于丝绵、行人、上、下等部落之中，并开始参与吐蕃对敦煌的统治[7]。这一过程，大大加速了粟特人同当地人，主要是汉族融合的进程。归义军时期，敦煌粟特人基本上已经汉化，在居住地域、宗教信仰、与地方政权等关系上，都已完全等同于汉族[8]。
池田温的著作对以后敦煌粟特聚落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影响极大。只是文中提出的这一粟特人聚落在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因粟特人的逃亡而消失的观点，却受到了国内学者的质疑。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根据P. 5038《丙午年九月一日纳磨草人名目》中的粟特人名，判断在归义军时期仍有粟特遗民活动，著籍的粟特人长期活跃于沙州。陆庆夫、郑炳林、王尚达、陈海涛等也都撰文指出：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打破了唐代的乡里制度，但粟特人并没有逃亡，而是促进了他们同敦煌汉族社会的融合，在归义军时期恢复乡里制度时从化乡的消失，是他们汉化完成的标志。[9]
归义军时期，为了便于管理出使的使团，约束使团成员，设置了使头一职，有甘州使头、伊州使头、西州使头和于阗使头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粟特人充任的。[10]此外，陆庆夫还根据敦煌发现的判文写本，研究了唐代长安的粟特人聚落。[11]
近期，荣新江、冯培红分别撰文探讨了敦煌归义军统治者曹氏家族的族源，提出他们应为粟特后裔的说法。[12]这是一个全新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关于粟特人在敦煌的活动，我国学者多有研究，其中以敦煌文献研究的翘楚郑炳林用力最勤，他先后独立或与人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
——《〈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贷卖胡粉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郑炳林、王尚达《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
陆庆夫、郑炳林《唐末五代敦煌的社与粟特人聚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
上述诸文以丰富的敦煌写本为依据，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粟特人的活动给以深入论述，指出粟特人当时在僧、俗两界都依然有广泛分布，其上层人士有的还成为吐蕃统治阶级的一员。848年，敦煌土豪张议潮发动了反对吐蕃贵族统治的起义，粟特人积极参与其间，随后建立的归义军政权实际上就是以张氏为主的敦煌大姓与以安姓为主的粟特人联合推翻吐蕃统治者后建立的区域性政权，在这种背景下，敦煌的粟特人同汉族大姓一样，都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大姓豪族，其中以安、康二姓最为显著。
此外，可述的成果还有很多，如：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认为张议潮起义至少运用了三支力量，其中之一就是粟特人，并且此后粟特人在归义军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的汉化》（《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从职业分布、婚姻关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方面探讨了敦煌粟特人的生活状况和汉化问题。党新玲《五代敦煌粟特人医家史再盈》（《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根据敦煌写本S. 4363《天福七年史再盈改补充节度押衙牒》的记载，论述了粟特医学家史再盈的生平事迹。尤有进者，冯培红《P. 3249背〈军籍残卷〉与归义军初期的僧兵武装》（《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在归义军政权统治之初，敦煌有许多粟特人还曾组成僧兵武装，参加了反对吐蕃人的战争。其中既有一般俗人，也有佛教僧侣。
在商业活动上，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认为丝绸之路也是“白银之路”，在7世纪以前，吐鲁番和敦煌地区都是白银通货的流通区，商业民族粟特人是银钱流通的推行者，而在唐代，则变为沿着“丝马贸易”之道流出铜钱的状况，这依然与粟特人关系密切。他进一步将敦煌和吐鲁番的粟特人分为著籍与不著籍两类，以身份的差异来阐明其社会地位与社会活动之不同。此书资料丰富，立论准确，堪为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典范。继其后，程喜霖《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汉唐过所与中日过所比较》（《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则通过敦煌发现的涉及粟特胡商的多件文书的分析，对粟特商人的商业活动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并对这些文书的制作与使用进行了说明。彭金章、沙武田《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与西夏钱币》（《文物》1998年第10期）、康柳锁《关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和西夏钱币》（《甘肃金融·钱币研究》1999年第1期）对近年于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的一枚波斯银币进行了考察，认为它的出土应与粟特人在当地的活动有关。郑炳林、王尚达《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认为在吐蕃统治时期，依然有大量粟特人在敦煌从事商业活动，从而推动了敦煌地区商业贸易的繁荣。郑炳林、杨富学《晚唐五代金银在敦煌的使用与流通》（《甘肃金融》1997年第8期）指出在吐蕃及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地区的黄金与白银都得到普遍使用，其中大多是从东罗马及其所属西亚、地中海沿岸通过粟特人传来的，说明当时粟特人仍然是商业贸易的主体。
关于粟特人与吐蕃之民族关系，学界也多有涉猎。杨铭《吐蕃统治下的河、陇少数民族》（《西藏民族学报学报》1987年第3期）对敦煌粟特人与吐蕃的关系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认为在吐蕃统治之前，作为移民，粟特人所拥有的土地较汉人要少，他们主要以经商谋生。吐蕃占领河陇以后，连接唐朝与西域、中亚的丝绸之路一度受阻，丝路贸易明显减少，粟特人由此而深受其害。于此同时，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佛教寺院经济得到迅猛发展，需要大批的劳动力供其役使，于是，缺少土地而经商又难以糊口的粟特贫民大量沦为寺户，受到吐蕃统治者的驱使。在另一篇论文《通颊考》（《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中，他指出吐蕃在占领河西之后所设立的通颊部落中，也有一些粟特人。郑炳林、王尚达《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则认为在吐蕃占领河西时期，其统治者对当地粟特人采用的是抑扬并举的政策，既有压制，也有一定程度的合作。
粟特民族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信仰在不同时期的粟特民族中都有一定体现，但就敦煌出土文献看，佛教、祆教应占主导地位，特别是祆教，更是粟特人最特有的宗教信仰，故受到学术界的格外关注。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对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粟特人祆教信仰的表现形式、特点及其在敦煌等地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诸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林悟殊《火祆教的习俗及其在中亚的遗痕》（《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认为在敦煌所发现的一些佛教文献中，有反映祆教内容者，说明在敦煌有粟特祆教徒的存在。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收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通过对敦煌出土一件线描图的分析考量，成功地甄别出多种与祆教有关的粟特神祇，如持犬女神和持日、月、蛇、蝎女神。他后来先后发表了《高昌胡天祭祀与敦煌祆寺——兼论与王朝祭礼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收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一文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一书，前者通过对粟特人参与当地赛祆活动的细致描述，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对粟特文化的深刻影响；后者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和粟特本土的考古发现，结合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敦煌、吐鲁番等地粟特祆教的萨保制度及胡祆祠做了系统考察。指出粟特神祇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的来自伊朗，有的来自印度或其他地方。张广达《唐代祆教图像再考》（《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对上述敦煌所出白描画进行了再研究，在肯定姜伯勤观点的同时，进而指出他们其实应为一神，明显地受到了汉地佛教的影响。接着，他又与英国学者格瑞内合作进一步论述了9～10世纪间敦煌粟特人的祆教信仰问题。[13]
在佛教信仰方面，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指出，在敦煌文书中记载有一些粟特人出家为僧尼的情况。马雅伦、邢艳红《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两位粟特僧官——史慈灯、石法海考》（《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考证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两位粟特僧官史慈灯和石法海的活动与事迹，指出史慈灯曾在吐蕃占领时期出任敦煌僧团最高统治机构——都司的判官，石法海则以主持讲坛，讲经说法而著称。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指出在唐五代时期，敦煌粟特人继承了祆佛并重的历史传统，认为在当时敦煌佛教僧团中，粟特人的势力一直很大，不仅其僧尼数量多，而且出任各级僧官者也不少，其中不少人对佛教的信仰存在着投机心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粟特人经常与寺院发生关系，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现出对佛教的虔诚。此后，他又撰《〈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贷卖胡粉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进一步指出，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有大量粟特人成为佛教徒，并且在佛教教团中有一定的势力，敦煌粟特人对蕃占时期敦煌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有大量粟特商人向敦煌寺院布施财物；敦煌地方政权的粟特人有许多都曾参与佛事活动；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教教团中有众多的粟特僧人，其中不乏僧团领袖。
对于敦煌粟特人的绘画艺术，姜伯勤先生曾作过多方面的研究，在《敦煌壁画与粟特壁画的比较研究》（《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收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一文中，通过对敦煌壁画和粟特本土壁画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原绘画艺术同粟特绘画艺术之间存在着交流与融合关系。此后，他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中在论证粟特人对丝路贸易所起巨大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中原文化对粟特人也不无影响，如唐朝的货币、纺织品，乃至银器制作技术及商业传统等，也都被粟特人带回本土，对粟特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他还在《莫高窟隋说法图中龙王与象王的图像学研究——兼论有联珠纹边饰的一组说法图中晚期犍陀罗派及粟特画派的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收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通过对敦煌莫高窟隋代壁画与粟特本土壁画的比较研究，指出隋代壁画的制作受到了来自粟特的影响。
[1]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2, 1948, pp. 601-615.
[2] J. Harmatta,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Studies in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 1979, pp.75-91.
[3] 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
问题》，《
中国史
研究》1986年第1期。
[4] 王冀青《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
[5] 池田温著，辛德勇译《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民族
交通》，中华书局，1993年。
[6] 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
[7] 任树民、白自东《敦煌汉人官职考述－－P. t. 1089号卷子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8] 陈海涛《敦煌归义军时期从化乡消失原因初探》，《中国
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9] 陆庆夫、郑炳林《俄藏敦煌写本中的九件转帖初探》，《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陈海涛《敦煌归义军时期从化乡消失原因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10] 郑炳林、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
[11] 陆庆夫《从敦煌写本判文看唐代长安的粟特聚落》，《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收入氏著《丝绸之路史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 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冯培红《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3] F. Grenet - Zhang Guangda, The Last Refuge of the Sogdian Religion: Dunhuang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10 (= Studies in Honor of Vladimir A Livshits), 1996, pp. 17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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