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回 鹘

回鹘是今天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共同祖先，曾在敦煌有着长达数百年（自840年回鹘西迁至于元朝灭亡），甚至上千年（从7世纪初铁勒入居河西直到1687年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被抄写完毕）之久的历史活动。
在对回鹘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之前，我们必须事先说明，本文所述回鹘，除敦煌当地的回鹘外，还包括整个河西回鹘在内。这是因为，汉文传世文献对河西回鹘的记载是极为稀少的，与甘州回鹘有关的汉文资料主要是一些敦煌遗书和题写于敦煌石窟中的铭文，尤有进者，敦煌石窟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甘州回鹘王室成员的画像等。
河西回鹘很早就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目。早在1911～1913年间，法国学者伯希和、沙畹即著文对甘州回鹘的摩尼教作过考证。[1]在国外，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少，如法国的哈密顿[2]、德国的宾克斯[3]和日本的桑田六郎[4]、森安孝夫[5]、土肥义和[6]等都发表了不少研究著作。��
在我国国内，最早对河西回鹘（尤其是甘州回鹘）进行研究的是国学泰斗王国维先生，他在《黑鞑事略笺证》（《观堂集林》，1921年）一文中，论述了甘州回鹘与西夏的关系及其向沙州西南的迁徙。其后的研究逐步增多，荦荦大端者有：
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禹贡》第4卷8期，1953年；
——《唐后回鹘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1卷1期，1936年；
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9卷6号，1936年（收入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敦煌遗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3卷3期，1936年（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
——《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册第3分，1937年（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
岑仲勉《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金陵学报》第6卷2期，1936年；
——《误传的中国古王城及其水利利用》，《北方杂志》第41卷17号，1945年；
李符桐《回鹘西迁以来盛衰考》，《东北集刊》第1～2期，1941年；
——《撒里畏兀儿部族考》，《边政公论》第3卷8期，1944年；
陈寄生《考黑番得姓来源》，《风土》第1卷5期，1945年；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58年（1981年由民族出版社再版，本文所据为新版。以下简称《简编》）；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收入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1997年修订本）。
这些著述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过河西回鹘的问题，但专门的研究尚未出现。
1978年以后，随着国内敦煌学的迅猛发展与长足进步，学界对河西回鹘历史、文化与文献的研究也随之步入了黄金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关于甘州回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1. 族源 关于甘州回鹘的族源，学界以前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公元840～842年漠北回鹘西迁入河西才是甘州回鹘之始，如《甘肃通志稿》即称“武宗会昌二年（842），回鹘相馺职者拥外甥庞特勒（勤）西奔，居甘州西，是为甘州回鹘之始”。这种观点早已为学界所否定。段连勤在《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认为早在公元1世纪初叶匈奴帝国崩溃时，漠北的丁零人（回鹘族的先民）就大批亡匿于河西走廊的金城、武威、酒泉北、西河东西一带。唐则天皇后时，东突厥贵族在漠北复国，进攻回鹘根据地乌德鞬山，九姓回鹘中的一部分在其酋长的率领下，被迫从漠北迁往甘凉地区居住。说明9世纪中叶以前，河西地区就已是回鹘人的留居地了。高自厚则撰文对这一点作了更为细致的阐述，认为自1世纪到9世纪近900年间，陆续迁入河西的丁零、铁勒、高车、回鹘人数众多，正是他们相互融合才构成了甘州回鹘。[7]其后，陈炳应也撰文对这一问题作了论述，得出了一致的结论[8]。此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甘州回鹘渊源于7世纪，如陈守忠在《公元八世纪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中认为甘州回鹘的族源应该从初唐（7世纪）移居河西的回鹘、契苾、思结、浑等部族算起。荣新江《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陆庆夫《思结请粮文书与思结归唐史事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史卷》下，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则专就铁勒（包括契苾、思结、浑）在河西的活动进行了论述。李萍在《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中也认为“最早只能自公元7世纪至8世纪初，才能说河西有回鹘人的活动，而其中以突厥复兴时迁往河西的回鹘部落为较真实可信的史实”。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也持这种观点。钱伯泉在《甘州回鹘的渊源及其建国初期的史实》（《甘肃民族研究》1987年第1～2期）中认为甘州回鹘民众大多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两度从漠北南迁甘、凉地区的回纥族人，并非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而投吐蕃的那一支回鹘部落。近期，刘再聪又撰《隋唐时期河西地区内迁的回鹘——兼论甘州回鹘的渊源》（《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更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河西回鹘的渊源。
2. 甘州回鹘立国的时间 汤开建、马明达《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敦煌学辑刊》总第4期，1983年）认为“回鹘进入甘州建立政权的时间早于中和四年（884）”；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认为872年是“甘州回鹘政权开始成立之年”；段连勤《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认为“回鹘人在张议潮死后据甘州，立有可汗”；《裕固族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也认为在张议潮死后不久，回鹘人就攻占甘州，遂移牙帐于甘州。从其引用的资料看，二者都是把872年作为张议潮卒年的；苏北海、周美娟《甘州回鹘世系考辩》（《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则指出，自867年张议潮去唐中央任新职后，再未返回，后于892年死于长安，他们认为甘州回鹘的建立当在894年；第四种意见中认为甘州回鹘的建立大约在890年[9]；第五种意见则称其立国当在10世纪初期；第六种意见认为可以肯定在895年至900年之间，甘州回鹘政权已经建立，至于具体时间要更早。[10]最新的一种意见是荣新江在《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中提出来的，文中认为甘州回鹘政权的正式成立应在884～887年。但据894年所刻《李氏再修功德记碑》，此时甘州尚在归义军手中，故此说亦受到质疑。[11]
3. 甘州回鹘可汗的世系 国内学者最早表列甘州回鹘可汗世系的是《简编》一书，列甘州回鹘可汗世系为十世：一世庞特勤、二世仁美、三世仁裕、四世景琼、五世密礼遏、六世禄胜、七世夜落纥、八世夜落隔、九世夜落纥归化、十世夜落隔通顺。其后，学术界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关“夜落纥”与“夜落隔”的问题，高自厚在《甘州回鹘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刘建丽在《“夜落纥”与“夜落隔”——读史札记》（《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3期）中认为二者实为一人，都是姓氏而非真名，史料中是以姓代名，况且“纥”与“隔”只是音译的不同。��
对于禄胜，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他并非甘州回鹘的第六世可汗，而实际上是西州回鹘的可汗。[12]钱伯泉则认为此禄胜实系龟兹回鹘的可汗。[13]��
关于甘州回鹘的末代可汗，林幹[14]、高自厚[15]等采纳《简编》的意见，将之推断为夜落隔通顺。李萍在《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中认为，在夜落隔通顺之后，还有一位宝国夜落隔，又作宝国伊噜格勒。其后，汤开建在《甘州回鹘史二札》（《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苏北海、周美娟在《甘州回鹘世系考辩》（《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中则进一步指出，在宝国夜落隔之后还有一位伊鲁格勒雅苏，他才是甘州回鹘的最末一代可汗。��
庞特勤是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问题。《简编》将其列为甘州回鹘的第一代可汗，此说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16]，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庞特勤实为西州回鹘的可汗。[17]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认为“庞特勤率众西迁后他本人并未住过甘州，也不是甘州回鹘的始祖”。但在此文发表之前的前一年他所发表的《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徒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收入氏著《唐宋回鹘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文中曾将庞特勤列为一世，这大概是所持观点有所改变吧。刘义棠认为，甘州的庞特勤与西州的庞特勤是两人。前者是7～8世纪初行至甘凉的回纥人的后裔，与840年西迁的安西回鹘的庞特勤并非一人。[18]还有一种意见甚至认为庞特勤应是喀嘞汗王朝的创立者。[19]钱伯泉在《试解“仆固俊”之迷》（《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甘州回鹘的第一任可汗是仆固俊而不是庞特勤。汤开建《庞特勤居甘州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还进一步考证说：“庞特勤并未居住甘州，而是在安西建立政权称可汗。”此后，高自厚撰《论庞特勤为回鹘共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提出了庞特勤为回鹘共主的假想，认为庞特勤是衰奔时期整个回鹘人的可汗，而非某一部分回鹘人的可汗。最近，他在《甘州回鹘汗国的创建者》（《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中明确地提出，甘州回鹘汗国的真正创建者是英义可汗仁美。
在仁美之后、景琼之前到底还有几代可汗，学界大致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二者之间只有一位可汗，此说以《简编》为代表。此外，林幹《回鹘西迁考略》（《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1卷第1期，1936年）、程溯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等亦持此说。苏北海、周美娟在《甘州回鹘世系考辩》（《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中进一步强调“实际狄银阿咄欲和仁裕是一人”。��
第二种意见认为仁美至景琼之间有四位可汗，即狄银、阿咄欲、仁裕（顺化可汗）、仁美（奉化可汗），此说以法国学者哈密顿氏为代表。[20]陆庆夫亦撰《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收入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予以支持。
第三种意见是汤开建在《关于“狄银”之辩析》（《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来的，认为“仁美之后狄银，狄银之后阿咄欲，阿咄欲是否就是仁裕，那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第四种意见是《简编》首先提出来的，认为仁美之后是狄银，狄银之后是阿咄欲，阿咄欲之后是仁裕，他的封号是顺化可汗和奉化可汗。此说得到了国内多数学者的赞同。在此基础上，孙修身撰《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可汗世系考》（《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进一步依据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像和题名结衔，排比出瓜沙曹氏和甘州回鹘可汗之间的姻娅与辈分关系，以支持这一见解。
4. 甘州回鹘的疆域 段连勤《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杨圣敏《沙州政权与回鹘扩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范玉梅《试论甘州回鹘的历史贡献》（《中国民族史研究》第3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等文笼统地将整个河西走廊称作甘州回鹘的疆域。李萍《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则具体指出，当时甘州回鹘的势力虽然相当强大，但终究未能建立起对整个河西的统治，凉、瓜、沙地区存在着独立的政权实体，不属甘州回鹘所辖，更勿论鞭长莫及的贺兰山回鹘了。
5. 甘州回鹘与丝路贸易 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多，如高自厚《甘州回鹘与中西贸易》（《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1～2期）、樊保良《回鹘与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钱伯泉《甘州回鹘国的“国际”关系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孙修身《试论甘州回鹘在中西交通中的作用》（《北方文化研究》第2集，哈尔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编印，1989年）、李德龙《敦煌艺术S.8444号研究——兼论唐末回鹘与唐的朝贡贸易》（《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陆庆夫《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收入氏著《丝绸之路史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文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甘州回鹘在中西方丝路贸易中的地位，认为甘州回鹘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交通》（《敦煌研究》1989年第3、4期～1990年第1期）系统地探讨了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与中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关系。��
6. 甘州回鹘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高自厚《甘州回鹘与西夏》（《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甘州回鹘与西州回鹘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汤开建《甘州回鹘余部的迁徙及与西州回鹘之关系》（《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分别探讨了甘州回鹘与西夏和高昌回鹘王国之间的关系。汤开建、马明达《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敦煌学辑刊》总4期，1983年）则论述了甘州回鹘与瓜沙曹氏及肃州龙家的关系。杨圣敏《沙州政权与回鹘扩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P. 3633的研究，论述了唐末五代时期西州与甘州回鹘联合行动，与沙州汉人政权及吐蕃争夺河西的经过。此外，相关的论文尚有下述：
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
刘美崧《论归义军与回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曹议金征甘州回鹘史事表微》，《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敦煌邈真赞所见归义军与东西回鹘的关系》，《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钱伯泉《张淮深对甘州回鹘国的颠覆行动》，《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苏北海、丁谷山《瓜沙曹氏政权与甘州回鹘于阗回鹘的关系》，《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
苏莹辉《敦煌壁画回鹘公主陇西李氏等供养像考略》，《故宫文物月刊》第13卷10期，1996年；
陆庆夫《金山国与甘州回鹘关系考论》，《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
徐晓丽《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以P. 2915卷为中心》，《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
——《敦煌石窟所见天公主考辨》，《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回鹘天公主与敦煌佛教》，《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这些论文利用敦煌遗书、敦煌石窟壁画，乃至相关的题记资料，对甘州回鹘与归义军，尤其是张淮深和曹议金时期二者的关系作了探讨。孙修身《试论瓜沙曹氏和甘州回鹘之关系》（《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将瓜沙曹氏归义军政权和甘州回鹘交往的历史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互相关系的历史特点作了论述。
7. 甘州回鹘政权灭亡的时间及其社会原因 林幹《河西回鹘略论》（《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程溯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陈守忠《论河西回鹘》（《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等认为是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汤开建《甘州回鹘史二札》（《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则认为应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此年西夏复占甘州，甘州回鹘政权遂亡。关于甘州回鹘亡于西夏的社会原因，高自厚在《甘州回鹘失守甘州的社会原因——兼论甘州回鹘的社会制度》（《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一文中作了研究，认为甘州回鹘社会中的病症导致了在与西夏斗争中的失败。
8. 甘州回鹘灭亡后余部的去向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甘州回鹘向外流徙的主要部分投向居住于湟水流域的唃厮罗政权，又向西北方向迁徙，后被称为黄头回纥。如祝启源《北宋时期吐蕃与甘州回鹘关系简述》（《中国民族史研究》第3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均持这种看法。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认为，甘州回鹘政权灭亡后，“除一部分留居甘州之外，大部分甘州回鹘西南遁入祁连山南麓、柴达木盆地西北部”。[21]而汤开建在《甘州回鹘余部的迁徙及与西州回鹘之关系》（《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一文中则认为西夏占甘州后，甘州回鹘余部分两支外迁，一支向西，先至瓜沙，尔后进入西州；一支向北，沿着黑水进入古居延海地区。高自厚《黄头回纥与河西回鹘的关系》（《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认为甘州回鹘余部既有投唃厮罗的，又有退至西州的，还有降于西夏的，但其主体则是流徙于沙州西南，游牧于甘、青、新交界处疏勒河下游的那部分。程溯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徒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收入氏著《唐宋回鹘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则认为外迁的甘州回鹘可分为三支，一支投唃厮罗；一支投北宋，居于秦陇间；一支徙于沙州之南，而后西迁至罗布泊一带。
9. 对敦煌遗书中有关汉文文献的研究 对敦煌发现的相关汉文文献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成为热点，学者们对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献逐一作了考释，澄清了其中的许多问题，比较重要的有：
高自厚《敦煌文献中的河西回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从两件敦煌文书看河西回鹘》，《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孙修身《敦煌遗书P. 2992号卷〈沙州上甘州回鹘可汗状〉有关问题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敦煌遗书P. 3016号卷背第二件文书有关问题考》，《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
——《跋敦煌遗书P. 2992号卷背几件文书》，《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
——《P. 3718〈李府君邈真赞〉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
——《P. 2155〈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时代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李正宇《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献》1990年第4期；
杨圣敏《敦煌卷子P. 3633号研究》，《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苏哲《P. 2992号文书三通五代状文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赵和平《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 3931号写本为中心》，《九州学刊》第6卷第4期，1995年，等。��
10. 对敦煌遗书中有关于阗文文献的研究 在敦煌于阗文文献中，与甘州回鹘有关者不少，黄盛璋先生对其进行了不少的研究，撰写了多篇论文，如：
《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钢和泰藏卷〉与西北史地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关于甘州回鹘的四篇于阗语文书疏证》，《新疆文物》1989年第1期；
《敦煌于阗文书与汉文书关于甘州回鹘史实异同及回鹘进占甘州的年代问题》，《西北史地》1989年第1期；
《敦煌于阗几篇使臣奏稿及其相关问题综论》，《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
《敦煌于阗文P. 2741、Ch. 00296、P. 2790号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
这些论文以敦煌出土于阗文文献为基本依据，结合史书的记载，对甘州回鹘史事作了多角度而有价值的论述。只是由于文中所据文书是据英国学者贝利很不完善的英译转译成汉文的，且译释尚有不尽确切之处，故对于其时代的考订前后也有矛盾，故参考时应引起注意，不可盲从。

（二）对沙州回鹘及其相关文献的研究��
沙州回鹘是90年代初以来才开始广为人们注目的热门研究课题，发其轫者为日本学者森安孝夫，他在《回鹘与敦煌》（《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一文中对回鹘在敦煌的活动进行了论述，认为敦煌回鹘既有可能来自于甘州回鹘，也有可能来自西州回鹘。杨富学《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则认为沙州回鹘应直接来源于漠北回鹘汗国，840年回鹘西迁时就有一部分进入到瓜沙地区。1028年甘州回鹘灭亡后，又有一部分回鹘人迁居于此，进一步壮大了沙州回鹘人的力量。
关于沙州回鹘是否曾在瓜、沙一带建国立邦的问题，是近年争论比较多的问题。在过去，学术界有不少人都认识到回鹘集团的存在及其对沙州地区的统治，但未能确证其作为一个政权实体的存在，如森安孝夫《回鹘与敦煌》认为最晚在11世纪初或12世纪前半叶沙州确有回鹘集团存在。起初，这个集团曾操纵曹氏政权，之后取而代之。1052年后彻底统治了沙州；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则认为，1030年时，沙州发生了一场突变的政治动乱，结局似乎是沙州回鹘取代归义军曹氏。但1036年西夏统治沙州时，沙州回鹘曾企图推翻西夏在河西的统治，但最终未得实现，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在198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钱伯泉提交了《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不仅探讨了甘州回鹘的兴衰及其与归义军的关系，而且还研究了沙州回鹘的强盛及其在敦煌的统治。接着他在《沙州回鹘研究》（《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中认为，从9世纪中叶到13世纪末叶，回鹘对敦煌的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自1014年曹贤顺为归义军节度使起，至1146年金以边地赐西夏，沙州回鹘附属西夏止，沙州回鹘直接统治敦煌达130余年；自1147年至1226年，沙州回鹘虽附属于西夏，但仍以当地统治者的身份存在了80年。这里应当指出的是，钱伯泉对沙州回鹘是这样理解的：“安西回鹘、龟兹回鹘、沙州回鹘无疑是指同一支回鹘”、“沙州是龟兹回鹘国的统治中心，龟兹回鹘又称沙州回鹘”、“沙州回鹘即龟兹回鹘和撒里畏兀”。对这种说法，杨富学在《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沙州回鹘实际上指的是以沙州为中心，统治着瓜、沙东部地区的那一部分回鹘，与龟兹回鹘并非一码事，它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1990年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李正宇、杨富学分别提交了《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同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前者列举了十条证据证明瓜沙曹氏于1036年灭亡后，西夏并未在瓜沙地区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直到1067年。在这一时期，统治瓜沙地区的实际上是沙州回鹘政权。后者则指出大致自10世纪初开始，沙州回鹘集团的势力就已经逐步壮大起来并逐步控制了沙州，大致于1036年建立沙州回鹘国。除了汉文史料的记载外，在回鹘文文献中也常可见到沙州回鹘王子、可汗的称号，尤其是1036年攻克沙州的“镇国王子”一名亦可见于沙州回鹘文献中，全称为alp qutluγ uluγ bilgä uyγur tängri uyγur xan（合·骨咄录·羽禄·毗伽回鹘天可汗）。在沙州回鹘洞窟中，亦常可见到回鹘王者像，说明沙州回鹘确曾在瓜、沙地区存在。其灭亡的时间大致在11世纪30年代末。
1995年，杨富学、牛汝极合著《沙州回鹘及其文献》，作为《敦煌学文库》之一种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书中除收录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回鹘文献42件外，同时对沙州回鹘问题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对沙州回鹘的政权组织、社会性质、经济状况、宗教文化及沙州回鹘时代开凿的佛教石窟等进行了系统论述，进一步确证沙州回鹘国的存在。
沙州回鹘说的提出，很快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赞成者有之，如陆庆夫《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苏北海《〈沙州回鹘及其文献〉评介》（《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薛宗正《回鹘史研究新进展——评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96年第6期）、颜廷亮《敦煌文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李树辉《Sarïγ Ujγur考源——兼论龟兹回鹘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但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如森安孝夫《沙州回鹘国与西回鹘国》（《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陈炳应《11世纪存在过统治瓜沙二州的回鹘汗国吗？——西夏统治瓜沙始年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等。亦有的先反对，后赞成，如刘玉权在《再论西夏据瓜沙的时间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认为：“瓜沙二州自公元1036年被西夏攻陷之后……西夏对瓜沙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227年被蒙古消灭。”后在《沙州回鹘史探微》（《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史卷》下，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中改变初衷，指出：“公元10世纪中叶前后，在中国西北角出现了一个以回鹘人为主体、以敦煌为中心的民族政权——‘沙州回鹘’。”这些说明，由于受材料所限，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尚难达成统一。

（三）对敦煌回鹘文文献的研究��
回鹘文是8世纪左右漠北回鹘根据中亚粟特文字母而创制的一种文字，用以书写回鹘语言。其创制虽早，但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属于那个时代的文献却几无留存。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早期回鹘语文献，大多都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其一为藏经洞（敦煌研究院编号第17窟）所出，另一部分则出自464、465等元代洞窟。前者均为早期文献，其时代大致相当于沙州回鹘时期或稍后，后者则主要是蒙元时代的文献；前者主要是一些残篇断简，后者则有不少是保存比较完好的佛教著作；就学术界的研究而言，重点主要集中在后者，而对前者则很少研究。[22]
现知的早期回鹘文献主要庋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中。1985年，日本学者森安孝夫首先著文对这些文献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23]，接着，法国学者哈密顿即出版了他的2卷本《九—十世纪敦煌回鹘文献汇编（Manuscrits ouï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巴黎，1986年）一书，刊布了其中的36件早期回鹘文献。这些文献的内容丰富非常，包括书信、牒状、帐单、诗歌、谚语、格言、词汇表、发愿文、颂词、礼赞三宝文、观音赞、礼佛文、佛经、摩尼教文献和待考宗教文献，全面地展示了沙州回鹘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成为敦煌回鹘文献研究的扛鼎之作。
我国对早期敦煌回鹘文献的研究是以哈密顿此书的出版为契机的，主要成果有：
牛汝极《四件敦煌回鹘文书信文书》，《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
——《四封9—10世纪的回鹘文书信译考》，《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从两件回鹘文残卷看早期维吾尔诗歌的特点》，《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回鹘文〈善恶两王子故事〉研究》，《新疆文物》1991年第1期；
——《七件回鹘文佛教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牛汝极、杨富学《五件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考释》，《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敦煌出土早期回鹘语世俗文献》，《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杨富学《巴黎藏敦煌本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文译释》，《敦煌学》（台北）第16辑，1990年；
——《敦煌本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写卷译释》，《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收入氏著《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敦煌出土回鹘语谚语》，《社科纵横》1994年第4期；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李经纬《敦煌回鹘文遗书四种》，《吐鲁番学研究专辑》，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印，1990年；
——《敦煌回鹘文遗书五种》，《新疆文物》1993年第2期、《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
——《敦煌回鹘佛教遗书三种》，《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敦煌Or. 8212(170)号回鹘文文书的译文质疑》，《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P. O. I号敦煌回鹘文佛经残卷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此外，他还发表了《古代维吾尔文献〈摩尼教徒忏悔词〉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一文，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惟一一件用摩尼文字母写成的早期回鹘语摩尼教文献进行了译释。该文献的另外两个本子在新疆亦有出土，3个写本各有残缺，但又可以相互补充，成为研究早期突厥语言史和摩尼教的重要文献。
敦煌出土蒙元时代的回鹘文文献较多，除了少数世俗文献外，大多与佛教有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常啼和法上的故事》、《吉祥轮律仪》、《观音经相应譬喻谭》、《俱舍论颂注》、《说心性经》、《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妙法莲花经玄赞》、《阿毗达磨俱舍论》、《阿含经》、《师事瑜伽》、《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注释本）、《入阿毗达磨论注释》、木刻本《八十华严》断简及回鹘文佛教部派残卷、佛教诗歌集和书信等，其中以《金光明最胜王经》和《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篇幅最大，保存比较完整，显得特别重要，只是由于后者写本太草，加之文义深奥，学界至今尚无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前者，我国学者的研究则较多，如：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族汉文翻译家僧古萨里》，《图书评介》1978年第2期；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六卷四天王护国品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语言文学增刊，1986年第3期；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卷长者流水品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收入《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李经纬《关于回鹘文〈金光明经〉》，《图书评介》1979年第3期；
——《回鹘文〈金光明经〉序品（片断）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张铁山《回鹘文〈金光明经〉第七品研究》，《喀什师范学范学报》1988年第5期；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四卷第六品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八品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周北川《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十四品〈如意宝珠品〉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阿力肯·阿吾哈力《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十三品研究》，《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三十品研究》，《耿世民先生70寿诞纪念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
除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外，我国也有不少学者投入精力对其他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进行研究，发表了较多的成果，举其要者有：
Geng Shimin, Qädimqi Uygurcä buddhistik äsär "Ārya-Trāra-buddha-mātrikavimsati-pūga- stotra- sūtra" din fragmentlar, Turkluk Bilgisi Araştirmalari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3, 1979；
耿世民《回鹘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牛汝极《伯希和藏品中一件回鹘文皈依佛教三宝愿文研究》，《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
张铁山《从回鹘文〈俱舍论颂疏〉残叶看汉语对回鹘语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娣丽达·买买提明《回鹘文佛教文书研究：〈师事瑜伽〉与〈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上述文献今天都庋藏于海外图书馆、博物馆或各种研究机构，国内学者只能借助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刊本或照片进行二次性研究。而对于我国收藏的回鹘文文献，有关人员则投入极大热情与精力进行释读、刊布，涌现出如下研究著作：
耿世民《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第2期（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卷研究》（1～2） ，《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1～2），《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英文载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3-1/2,1989）；
——A study of one newly discovered folio of the Uighur "Abhidharmakośaśāstr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3-1/2, 1989;
杨富学、牛汝极《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页回鹘文残卷》，《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张铁山《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
——《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7年第2期；
——《三叶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民族语文》2000年第3期；
——《叙利亚文文书中回鹘文部分的转写与翻译》，《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两叶敦煌本回鹘文残片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民族语文》2003年第1期；
——《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B52窟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残叶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遗憾的是本文之回鹘文转写被全部印错）；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过眼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张铁山、王梅堂《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4年第2期；
P. Zieme、牛汝极《一件回鹘文皈依三宝愿文译释》，《中亚学刊》第5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又载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英文本载Türk Dili Araştirmalari Yillgi Belleten 6, 1995）；
牛汝极《莫高窟北区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回鹘文佛教双语写本再研究》，《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
雅森·吾守尔《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部分回鹘文文献概述》（一），《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这些文献尽管其篇幅要比《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小得多，但因它们都收藏于国内，对我国的回鹘学研究来说，尤其珍贵。
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中，保存有不少回鹘文题记，据笔者普查，计有300余条，其中尤以安西榆林窟为数最多，也最为集中，据初步调查统计，在榆林窟的41个洞窟中，有20个窟都有回鹘文题记留存，计有190余条，590余行。[24]近来，牛汝极、杨富学与法国学者J. Hamilton合作对这批珍贵的回鹘文资料进行研究。[25]��

（四）河西回鹘文化宗教研究
关于河西回鹘的文化与宗教，王日蔚在《唐后回鹘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1卷1期，1936年）中已略有涉及，范玉梅《试论甘州回鹘的历史贡献》（《中国民族史研究》第3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则对其作了更细致的描述，但由于他们的研究都是以汉文传世史籍中只言片语的记载为依据的，故无法深入回鹘文化的内核。其实，除了汉文史书的记载外，回鹘文文献、敦煌出土的汉文写本、回鹘壁画、回鹘文题记等对此也都有较多的反映，杨富学撰《九～十二世纪的沙州回鹘文化》（《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就是用这些材料写成的。
在敦煌发现的古代回鹘文献中，内容最为集中的是佛教，杨富学曾以西域、敦煌诸地出土的回鹘文写、刻本为依据，著成《西域敦煌文献所见回鹘之佛经翻译》（《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26]通过对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的考察，结合石窟壁画，杨富学、杜斗城撰《河西回鹘之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以专论河西回鹘佛教的兴衰。至于景教，虽未发现专门的文献，但从其他文献中出现的基督教徒名字中可以推定，在9～11世纪间，沙州回鹘中是有景教徒存在的。[27]敦煌发现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有7件，其中3件提到了回鹘的可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摩尼教与回鹘王室关系的密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1件提到高昌回鹘的夏都别失八里设有摩尼教教皇，这一记载不见于其它文献，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28]在敦煌发现的突厥卢尼文《解梦书》尾跋中，曾谈到敦煌曾有摩尼寺之设，其时约在9至11世纪间，颇值得注意。[29]此外，钟进文还撰文探讨了摩尼教在甘州回鹘中的流行及其与东西方贸易的关系问题。[30]
与佛教之盛行相适应，沙州回鹘也开凿或重新修复了不少洞窟，对此学界研究成果较多。早在40年代时，我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即从莫高窟中划出5个回鹘洞窟。[31]在此基础上，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篇》，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一文通过进一步研究，从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中共划出23个沙州回鹘洞窟（其中莫高窟16个、西千佛洞5个、榆林窟2个）。作者还把这些石窟的相当年代划分为前（11世纪初至后期）、后（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二期。对于这种分期法，杨富学On the Sha-chou Uighur Kingdom（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8-1, 1994）认为前期的相对年代与沙州回鹘国存在的时代大致相当，是可信的，但后期的相对年代就不一定准确。如后期中的莫高窟第409、237和148等窟中都有回鹘可汗、回鹘王子或回鹘汗妃的供养人像，说明这些洞窟都是属于回鹘王室的，故不可能开凿于沙州回鹘王国灭亡之后的西夏统治时期。对沙州壁画艺术的特色，刘玉权在《沙州回鹘石窟艺术》（《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年）一文中作了探讨，认为沙州回鹘壁画，前期基本沿袭归义军曹氏格调，少有自身特色，诸如莫高窟第363和306、308等窟以及榆林窟第39窟等都是如此。后期学习吸收了高昌回鹘画风，探索民族艺术新路，使壁画初具民族风格，这可以莫高窟第245、207窟和西千佛洞等4、13等窟为例。
论及河西回鹘文化，不能不提到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32]1908年2月，法国探险家伯希和(P. Pelliot)在敦煌考察，在莫高窟464窟（伯希和编号181窟）中发现了大量的回鹘文木活字，计有964枚之多。他将其全部携往巴黎，庋藏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后有4枚流散入美国。程溯洛曾就这4枚活字在古代回鹘印刷术上的意义作过简略论述。[33]但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他对回鹘文木活字的认识存在着不少偏差。另有消息称，在伯希和之后，俄国探险家也在莫高窟发现了数百枚的木活字，因未见正式刊布而不得其详。
今天我们在国内所能见到回鹘文木活字数量有限，仅有敦煌研究院珍藏的54枚。其中6枚早在1949年以前即已入藏，另外的48枚是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近年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时陆续发现的。48枚中，有19枚同出464窟，其它则分别出自B56（1枚）、B59（16枚）、B162（2枚）、B163（10枚）等洞窟中。[34]杨富学先后撰写的《敦煌研究院藏回鹘文木活字》（《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和Uighur Wooden Movable-Types from Dunhuang and Related Problems（《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二文通过对这6枚木活字的识读和对莫高窟北区新发现回鹘文木活字及法国收藏品的全面考察，结合敦煌地区回鹘民族活动的历史情况，认为这些木活字的创制当早于1300年，至少不会晚于王桢所创制的汉文木活字，说明木活字是古代维吾尔族首先使用的。
通过对回鹘文文献、回鹘文题记及回鹘文木活字的系统探讨，牛汝极、杨富学撰成《敦煌回鹘文书法艺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收入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以阐述敦煌之回鹘文书法艺术，指出敦煌回鹘文献的书法可分为写经体、行书体、草书体、刻本体、硬书体和活字印刷体等6种，其形成原因是与佛教密切相关的。
对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献语言的研究也于近年取得了重要进展，邓浩与杨富学合作，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的语音与词汇》，《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
《论回鹘文献语言的内部差异》，《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词法研究》，《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
《论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的句法》，《甘肃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中的动词及其用法》，《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条件式形式的演变》，《甘肃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随后，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经过系统整理与进一步研究，撰成《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一书，于1999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刊行，并于2002年再出修订版。同在1999年，李增祥、买提热依木、张铁山合著的《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也由新疆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双喜临门，堪称可喜可贺之事。

[1] 伯希和、沙畹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3～104页。
[2] 哈密顿著，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J.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tome 1-2, Paris, 1986.
[3] E. Pinks, Die Uiguren von Kan-chou in der frühen Sung-Zeit, 960-1028, Wiesbaden, 1968.
[4] 桑田六郎著，钟道铭译《唐宋诸代回纥衰亡考》，《国闻周报》7卷1～期，1930年。
[5] 森安孝夫《关于回鹘的西迁》（陈俊谋摘译），《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回鹘与敦煌》（高然摘译），《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但译文疏失甚多；《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杨富学、黄建华译），《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6] 土肥义和著，刘方译《敦煌发现唐回鹘交易关系汉文文书残片考》，《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193～209页。，
[7] 高自厚《甘州回鹘渊源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8] 陈炳应《也谈甘州回鹘》，《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
[9]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7～368页。
[10] 孙修身《试论瓜沙曹氏和甘州回鹘之关系》，《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
[11] 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
[12] 顾吉辰《禄胜非甘州回鹘可汗考》，《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李萍《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第376页。
[13] 钱伯泉《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
[14] 林幹《回鹘西迁考略》，《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15] 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16] 如林幹《河西回鹘略论》，《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17] 张炼《维吾尔族族源问题札记》，《史学文丛》第1辑，1983年；苏北海《从车师族到高昌回鹘》，《西北史地》1983第1期；钱伯泉《喀喇汗王朝是庞特勤建立的吗?》，《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18]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第164～165页。
[19]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50页。
[20] 哈密顿著，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第153～154页。
[21]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第505页。
[22] 杨富学《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及其价值》，2002年3月提交中日敦煌佛教学术会议论文。
[23]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语文献”，《敦煌胡语文献》（=《讲座敦煌》第6卷），东京，1985年，第1～98页。
[24] 杨富学、牛汝极《安西榆林窟25窟前室东壁回鹘文题记译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25] 哈密顿、杨富学、牛汝极《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
[26] 该文后经修改，被收入杨富学著《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2～150页。
[27]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第70～71页。
[28]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第211～214页；李旭东《从出土文献看沙州回鹘之摩尼教》，《甘肃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
[29] 杨富学《敦煌本突厥文Ïrq书跋》，《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4期（收入氏著《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30] 钟进文《甘州回鹘与摩尼教——兼述东西贸易中的宗教因素》，《西北史地》1992年第1期。
[31] 张大千《漠高窟记》，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5年。
[32] 雅森·吾守尔《敦煌出土回鹘文木活字及其在印刷术西传中的意义》，《出版史研究》第6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33] 程溯洛《论敦煌、吐鲁番发现的蒙元时代古维文木活字和雕版印刷品与我国印刷术西传的关系》，《中国科学技术发明与科学技术人物论集》，1955年（收入氏著《唐宋回鹘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34]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