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靬、大秦问题是早期中西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近百余年来，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投入了巨大精力，提出了不少见解，但就整体而言，黎靬、大秦问题仍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原因大略有二：一是中国古籍中记载黎靬、大秦的原始材料太少，而且不乏晦暗不明乃至相互抵牾之处；相关辅证材料也不多，难以取得补证。二是中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中国学者多固守原材料“小心求证”，谨慎有余，创新不足；西方学者敢于“大胆假设”，但难免穿凿附会，臆断误解。大致说来，近百余年来对于黎靬、大秦问题的研究，东、西洋学者的成绩实过于我国学者，个中原因，不言而喻。本文就个人阅读范围所及，对此间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做一粗略综述，或可对进一步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 、黎靬问题

黎轩是汉代史籍中记载的西域“大国”，《史记》和《汉书》所保留的对它的最初的记载，反映了汉代中原王朝大规模经营西域时中国人域外知识的极限。
秦亡汉兴以后，面对中国北部匈奴的威胁和骚扰，汉高祖刘邦在建汉不久即试图通过武力加以解决。公元前200年平城一战，汉军被围，险遭全军覆没。此后汉廷对匈奴采取守势，不敢发动大规模进攻。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一代雄主汉武帝（前140-87）践祚之时，汉朝兵马日强，已有足够力量对匈奴展开反击。为了联合很久以来遭受匈奴压迫的大月氏共击匈奴，切断匈奴与西域个部落的联系，“断其右臂”，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展开外交活动。
大月氏原居“敦煌、祁连间”，遭匈奴两次打击后，迁移到伊犁河下游地区，遭到乌孙打击后再次西迁，越过药杀水，“都妫水（即阿姆河）北为王庭”。公元前139年，张骞一行百人动身出使大月氏，途径匈奴统治的河西走廊时被匈奴羁留达十年之久。张骞持汉节不失，逃出匈奴后于公元前128-127年到达大宛、大夏、康居和大月氏，从这些国家闻知“其旁大国五六”，即乌孙、奄蔡、安息、条支、黎轩和身毒，知道安息“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 这是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根据张骞的报告首次记载提到黎轩这个国家。由于张骞本人所得有关黎轩的知识不多，司马迁只是简单地提及黎轩的大致方位。此后，司马迁又两次提到黎轩这个国家：一是张骞西域凿空后西汉政府对河西走廊的经营及对西域的交通：“汉始筑令以西，初置于酒泉郡以通西北诸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诸使外国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廷派出的使节显然并没有到达黎轩国，否则不会没有下文。一是西汉朝廷与波斯安息王朝的交往：“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这就是《史记》对黎轩国的全部记载。
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对于黎轩国同样着墨不多，只是提到：“乌弋山离国……东与罽宾，北与扑桃，西与犁靬、条支接。”《汉书》与《史记》的不同，一是写法不同，作犁靬，二是方位不同，在安息之西。乌弋山离在今阿富汗锡斯坦，[1]罽宾在帕米尔之西，扑桃巴克特里亚，条支位于两河流域的波斯湾头。这几处考证已经大致不成问题，唯有犁靬的考订，今代学者间仍难有一致见解。
《史记》《汉书》之后，黎轩一名多次见诸其他史籍，只是写法稍异，《后汉书》、《晋书》作犁鞬；《魏书》、《北史》与《史记》同，作黎轩；《魏略》与《汉书》同，作犁靬。公元二世纪以后，中国史籍称黎轩与大秦为同一国家，大秦亦名黎轩，黎轩为大秦之旧称。
黎轩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音之检核，二是地望之考证，这两个方面互为关联，密不可分。百余年来的有关黎轩问题的研究大致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
关于黎轩一名的对音，早期的众多说法多从语音的相似性立论，如Regmum说，Hellenikon说，legiones说，Βασιλικήν（希腊文“皇城”之意）说，Lycia（指叙利亚地方的塞琉古帝国）说，以及Hyrkania（位于里海南岸的地区）说，[2]等等。以上各说，论据单薄，说服力不强，影响不大。
真正在黎轩问题的研究上自成一说而对后来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首推德国学者夏德（F. Hirth）。夏德于1885年发表其名作《中国及罗马东边地》（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朱杰勤中译作《大秦国全录》），广泛搜罗中国典籍中有关大秦国的材料并详加考证，对西方汉学家争议未决的问题提出答辩，一时大获赞誉，声名鹊起。其中于黎轩问题也有新解。夏德认为，《史记》《汉书》所记黎轩可能为塞琉西亚帝国，其对音为Rekem 或Rekam。Rekem为那巴提国（Nabathaen kingdom）都城庇特拉（Petra）之旧名，在公元最初的两个世纪内庇特拉是一个贸易中心区，中国和印度的贸易物云集此地，世界商人经商多汇集于此。中国旅行家如张骞或甘英等通过安息人提供的消息，知道它是中国丝绢的市场。当汉使在安息国幼发拉底河河畔商埠于罗（Hira）等地问及丝货运往何处时，当地人可能回答将运往Rekem。Rekem即中国史籍中黎轩的对音。但是《史记》作黎轩，《汉书》作犁靬，《史记正义》称“轩”音巨言反，又巨连反，当读作gian，与《汉书》“靬”同。关于Rekem之“m”音能否转为“n”，夏德解释说，“Rekem的第一个音节，在汉语中只能释为犁，至于字末的m中国人译成n音，或因最初写下这个名字的中国人并不是直接从该地听来，而可靠能是通过一个供给消息的人得来，后者所操的阿拉密安语（Aramaean）和庇特拉地方所操的阿拉密安语，方言上有所不同。”[3]但未提出更有力的佐证。更为重要的是，张骞闻知黎轩一名在公元前2世纪末，此时庇特拉是否已异常繁荣，以致声名远震为张骞闻知？据认为庇特拉作为贸易城市，其重要性在公元前1世纪才显露出来。[4]另外，夏德为了使《史记》中有关黎轩的文字符合自己的观点，改变了原文的标点，将原文“其（安息）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改断为：“其（安息）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这种做法是否合适也是问题。后来夏德本人也感到己说不妥，于1917年放弃成说。[5]
夏德重新标点原文，将黎轩条支视为一体的做法，在客观上排除了《史记》和《汉书》在地望上的矛盾。其他学者也有同样的做法。法兰克（Otto Franke）从历史和语言两个方面进行考证，认定黎轩即Seleucia, 条支即Antiochia（Orente河畔的Antioch 和底格里斯河口的Antioch-Charax），并且他认为，黎轩不仅仅指Seleucia城，而且也指波斯帝国的Babylonia, 条支指底格里斯河下游地区或整个Seleucia帝国，并不仅仅指Antiochia。在对音上，法兰克认为黎轩-条支（古音读为liôr-g’ian t’iôg-tsie）来自Seleucia/Antiochia，可能指塞琉西亚和安条克两个城，也可能指“塞琉古-安条克”国家，或者指塞琉西亚的Antioch，或者指底格里斯河上的Seleucia/Antioch城。另一位学者哈隆（Haloun）认为黎轩之古音应读作slieh-g’ian, 即Seleucid Empire（塞琉西亚帝国）。这种见解未能被其他学者接受。戴闻达（J. Duyvendak）认为，法兰克和哈隆创造的这个等式，即大秦和黎轩 = 底格里斯河对岸的塞琉西亚，解决方法尽管很吸引人也很巧妙，但不能使人满意。[6]
近些年来，这种见解又为有些学者所发展。D. D. Leslie和 K. H. J. Gardiner于 1982年发表题为《汉代中国人的西亚知识》的文章，对黎轩即塞琉西亚的说法又有所发挥。首先，作者肯定了夏德的标点法，认为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受到顾颉刚错误标点的误导，正确的标点法应为：“其（安息）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认为“《史记》和《汉书》中的黎轩条支（我们也接受“黎轩和条支”的说法）是一个单独的实体，一个国家，肯定就是塞琉西亚帝国，或者是塞琉西亚帝国的两个继承国。中国作家可能根据安息人提供的消息，把它们联系起来当成了一个双胞实体，就象我们称‘匈奥帝国’或‘米底亚-波斯人’一样。”到了东汉时期，波斯和罗马瓜分了塞琉西亚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后汉书》才不提及黎轩-条支，从前的“黎轩”从“条支”分离开来，等同于这个地区的一个新兴强国大秦，即罗马帝国的东部，此时的“条支”指塞琉西亚帝国在两河流域的残余国而隶属于波斯。至于黎轩条支的对音，作者认为应是Seleuciantioch，黎靬（Li-kan）中的“n”音系借自Antioch一名中失落的“an”音，Antioch丢失“an”后即读作条支。这一观点遭到另一位学者E. G. Pulleyblank的严厉批评，后者认为这二人不熟悉古代中国文字的读音而强行附会，所以其“见解虽有新意，但几无说服力，因为（黎轩条支）这四个字虽在《史记》和《汉书》的一二处碰巧并列出现，但也经常在各处以单个的双音名称出现。”[7]
夏德著作出版20年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于1904年提出黎轩为埃及亚历山大城的观点，[8]并在以后的研究中一再肯定和发挥其见解。30年后法国学者伯希和于1915年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黎轩并非来自Rekem，张骞所得有关黎轩的知识来自大夏的中亚人，难以设想大夏的中亚人以一城市名称，统称地中海东全部。他认为黎靬一名可能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公元前2世纪，对于希腊化的大夏国，只有这个寓言般的城市亚历山大可以代表整个罗马东部领土。从语言上，以k表示x或许可以跟ks的换位相比。他举例说，巴利文《那先比丘经》（Milindapanda）中有“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其中之阿荔散即埃及亚历山大之译音。《史记》《汉书》记载，公元前140-86年间安息王以黎轩眩人献于汉，当时亚历山大城的魔术师颇为著名。《后汉书》也曾记载眩人有印度赴东方。至公元1世纪末中国人与叙利亚接触后（指甘英西使），始以大秦之名称其地。[9]但伯希和对于“（安息）北有奄蔡、黎轩”一句未做任何解释；而且，自亚历山大东征以来，以亚历山大为名之地不计其数，即使黎轩确系转自亚历山大，也未必定然来自埃及亚历山大；埃及固有善眩人，但其他地方也有善眩人。《汉书》称条支国“善眩”，所以多善眩人也未必可作为有力之证据。不过，由于白鸟和伯希和在国际汉学界的巨大影响，并且此说确实较夏德的观点为有力，所以多有相从者。[10]
另一位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黎轩系指米底亚的Regha或Rhaga，此地位于伊朗北部的德黑兰（Tehera），“善眩人”指古代波斯僧或魔术师。[11]藤田的说法解释了善眩人问题，其方位也与《史记》所载相合，但与《汉书》相悖。而且，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汉代的Rhaga一地应在安息境内，在安息领域之内求一个与安息有别的黎轩国，就不合道理了。[12]
我国学者张星烺认为黎轩乃罗马一词的译音，他说：“黎轩原音，吾意即有罗马而来，今人译作罗马。前汉之张骞，后汉之甘英，或皆自波斯人得闻黎靬之名也。……闽南及粤东两地人今所用之话，多真正古代汉语。靬字粤人读作gam（搿姆）或ham（哈姆）；黎靬两字，就粤人之音而速读之，则与Rome或波斯人所用之Rum相近矣。”[13]齐思和对此表示赞同。[14] 岑仲勉对张星烺的观点表示反对。岑氏认为，“靬”字并非通俗易读之字，粤人只能根据字书用粤语反读，其收音为“n”而非“m”，所以Rome急读则近于粤语“林”。同时他还认为，黎靬也并非如某些人所说来自代表罗马人发祥地的Latium，Latium中的tium声母、韵母均与“靬”（gam）不相符。岑氏认为，黎靬之名在中国史书上早于大秦约二百年，其传入中国自当于新疆以西。梵文谓左（申言之为西）为daksina，内法传翻为特崎拿，印度俗语作dakkhina，略去a音即甚近于dakhan，中亚语d音往往转化为l音，假若古代中亚语泛指罗马为西方，则读时可变为Lakhan，而与黎靬相似。[15]但从历史角度，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之声势，未必达于远东。岑氏之说侧重于从语言学上立论，史据显得单薄。
杨宪益认为黎轩一名来自“希腊”一词，他说，“我们知道黑海至地中海一带古代为希腊文化所控制的地方。张骞去西方时，西亚的大国尚为希腊而非罗马，因此黎轩一名必与希腊有关。黎轩一名初见《史记》，而《史记》匈奴呼天曰‘撑犁’即突厥语Tengri的对音，由此可知当时人用‘犁’字代表Gri音。轩字既通靬，又通鞬，则其字必代表Kien或Kia音，即希腊。”[16]以音韵论，“犁”之对音当为Tengri中的“ri”而非“gri”；以时代论，希腊固然很早即以Graecia一名见称于拉丁世界，但大夏地方居民为希腊人后裔，他们决不会以拉丁化的名称来称呼希腊，即使张骞在西域有获闻“希腊”一名的可能，也只能以希腊人的本称Έλλας（英文为Hellas）相称，所以黎轩一名不可能来自“希腊”（Graecia）一名。
以上诸说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中国史籍中的黎轩一名虽写法稍有变化，但均为一名移译，或者依据《史记》断其在安息北，或者以《汉书》将其置于安息之西；或者认定《史记》所记方位有误，而以《汉书》记载为依据而加以推演，换言之，即认为中国人对于黎轩的认识具有一贯性。这种研究思路受到质疑。沈福伟在《中国与非洲》一书中认为，《史记》和《汉书》的黎轩（黎靬）在相同的名称下代表了不同的地区。《史记》中的黎轩所代表的是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大夏时伊朗高原捷詹河流域的特莱西那（Traxiane）；公元前1世纪末，随着乌弋山离道（即伊朗南部至波斯湾）的开辟，《汉书》所记载的黎靬则是波斯湾北岸的希腊贸易站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兴起后，黎靬成了大秦的别名，所以《魏略》《后汉书》中的黎靬代表了以埃及亚历山大为中心的罗马商业都会。[17]沈福伟的观点解决了《史记》与《汉书》在黎轩方位上的矛盾，但也不无罅隙：黎轩乃张骞出使大夏时所闻知的“大国五六”之一，没有证据证明特莱西那在当时有如此的显赫声势，可以位列其中之一“大国”；其次，认为“善眩人”来自特莱西那也缺乏有力的证据。不过，从历史认识演变过程看，这种思路有很大的合理性，是值得重视的。[18]
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在黎轩问题的研究上用力不能说不勤，但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或抵牾，加之补正资料的不足，任何一种观点都似乎言之有据，但又难以做到令人绝对信服。除非有新材料发现，这一难题恐怕在短时间内难以有大的突破。

二、大秦问题

中国史籍中的这个大秦国很早就被中外学者认定为罗马帝国，这一结论直到今天基本上为学术界所接受。大约从公元1世纪末， 中国史籍中一再提到大秦国，并称大秦国即先前之黎轩国。汉以后之史家之所以混黎轩（或犁犍）与大秦（罗马）为一，方豪认为，个中原因是“希腊大帝国，自亚历山大卒后，即分为：非洲之埃及王国、亚洲之条枝（应为塞琉古-引者）王国及跨欧亚二洲之马其顿王国，或称希腊王国。公元前167年，马其顿亡于罗马，于是在小亚细亚之领土亦为罗马所有，包括条枝即叙利亚在内，其时尚早于张骞西征数十年。罗马既继承希腊在欧亚之主权，中国史家乃认二者为一，言黎轩有时即指大秦，言大秦有时亦指黎轩。”[19]他又说：“‘大秦’有广义狭义，狭义之大秦，或远或近，所指不一，当按每一文献，为之考证；广义之大秦，则为‘西方’即‘海西’之通称，犹今日所言‘西洋’，所指极广。”[20]这种见解大致不错。
大秦问题也如同黎轩问题一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地望：一是名称的来源。
由于中国典籍对大秦的记载存在许多晦暗不明乃至矛盾之处，很难或根本无法将大秦考证为某一个地方，故大秦地望的考证，可谓众说纷纭。如亚美尼亚说，罗马帝国本土说，马其顿说，阿拉伯福地说，叙利亚为中心的罗马东部说，埃及说，等等。在这些说法中，以罗马帝国本土说、罗马东部说和埃及说三种见解影响较大。
在大秦地望的研究上，著名汉学家夏德自成一家之言。夏德对中国原始资料研究后说：“我对这些记载的解释，使我断定大秦古国，中古时代称为拂林的国家，并非以罗马为首都的罗马帝国，而仅是它的东部，即叙利亚、埃及及小亚细亚；而且首先是指叙利亚。如果将大秦定为罗马东部，则中国典籍所载的事实大部分可以追寻，而且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无须诉诸事未必然的臆说。如指为全帝国，或意大利，或古罗马的任何其他部分，那么中国书上说法就与实际不符。”[21]由于的《中国及罗马东边地》一书在众多问题上的出色贡献，此书出版后，有的学者认为有关大秦诸问题的考证已成定论。但也有学者不以为然，夏德著作发表后的第二年即1886年，阿伦就撰文提出批评和商榷，认为夏德的罗马东部说虽大致可以接受，但大秦并非叙利亚，而是亚美尼亚。夏德撰文回应，坚持成说。两人相互辩难二次，互不相让，各持己见。[22]但实际上夏德见解的权威地位并为动摇。
夏德之后在大秦问题研究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东、西两京（东京、巴黎）的两位汉学家伯希和与白鸟库吉。伯希和对于大秦地望的考证基本上是基于他对黎轩地望的比定，由于他将黎轩比定为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中国史书又明确说“大秦亦称黎轩”，所以他很自然将大秦比定为埃及与其政治经济中心亚历山大城。由于伯希和在西洋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虽然他对大秦问题的著述文字不多，影响却不小。在大秦问题研究上用力最勤的当推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他在此一问题上的著述规模和深入程度为他人所不及。早在1904年，他就发表了《大秦国及拂菻国》的长篇论文，1931年又发表《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和《见于大秦传中的西域地理》两篇论文，详述其研究心得。白鸟氏的观点虽与伯希和近似，但论证之详则远过于后者。在近30年的研究中，白鸟对大秦的考定虽在表述上稍有变化，但观点基本保持连贯一致，即认为汉魏时代中国人所称的大秦国，就是西人所说的罗马帝国东部，其中心为埃及的亚历山大城。[23]由于白鸟氏的著述向为我国学界所关注并被及时移译为中文，所以白鸟氏的观点在我国影响甚大。
罗马帝国本土说也有不小的影响。较早提出此说的学者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等，但论证并不充分。[24]我国学者中，王国维较早涉及这一问题，但他未撰文参与讨论，而是以诗代文，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读史二十首》其一曰：“西域纵横尽万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25]实际上是将大秦比定为黑海以西的罗马帝国领土。1939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对这种见解作了较充分的申说，认为中国史籍中的“西海”是地中海，条支是叙利亚，大秦是罗马本土。他对以前的研究成果评论说：“自希尔特（即夏德——引者）在《中国与大秦》（即《大秦国全录》——引者）中把条支比定为迦勒底、把西海比定为波斯湾以来，东西方的学者大致皆信奉其说，藤田（丰八）博士仅稍东移之，结果仍未跳出希尔特的旧套。其结果是不得不在叙利亚或埃及地区寻找与条支相接的大秦，不仅使当时连接东西方的交通大干线徒然埋没在埃及的沙漠中，而且使一个错误又产生另一个错误，以至于不得不以阿拉伯沙漠为海，而以大秦国为无可有之乡。”[26]岑仲勉也以大秦即罗马帝国本土。[27]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罗马帝国本土说获得新的支持者。在国内以余太山[28]的研究为代表，在欧美学术界以D.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的论证最为详博，此二人先是于1982年发表《汉代中国人的西亚知识》，后在1995年又发表《条条道路通罗马——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知识》；最后在1996年出版四百多页的专著《汉文史料中的罗马帝国》，基本上囊括了迄今为止有关大秦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对大秦地理的结论是：大秦并非夏德、沙畹、伯希和与白鸟库吉等人所称的罗马帝国东部，而是整个罗马帝国。[29]
关于大秦一名的来源，较早研究大秦问题的汉学家艾德金斯（J. Edkins）认为，中国人也许是因为罗马人与秦朝一样迅速获得军事成功，征服其周围的国家，而将他们与秦朝相比，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到中国传教的佛教徒以大秦指称罗马，所以这个名称大概可以从班超时代中亚（阿富汗）和印度流行的某种语言中找到。[30]后来他将这个名称直接归于梵文对中亚希腊人的称呼Javan。[31]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其他学者的著述中。[32]
藤田丰八认为，古代安息人称罗马及其东方领土为Dasina，意为“左”，左即西，Dasin去掉尾部的“a”即为Dasin，大秦即为Dasin之音转。《后汉书·西域传》：“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魏略》：“在安息之西，大海之西，……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可以为证。安息人称罗马及其领土为Dasin，类似今人称欧洲为“远西”、“泰西”。[33]
岑仲勉认为：“考大秦、切韵d‘âi dz‘ĕn，今北京ta ts‘in，又古时波斯称我国为mačin 或masin。Čin或sin为‘秦’字之音写，已成定论。由此推理，dašina, dašin→da dšin→da dzin （z与d为类化），‘大秦’为‘西方’之音写，已无可疑。中亚人称中亚以西曰‘西方’，犹诸我国称玉门关以西曰‘西域’耳。……张骞出使，两被匈奴拘执，留大月氏岁余，还则并南山从羌中归，所接触者多是印度俗语流行区域，故依印度俗语称西方为黎轩也。班勇承其父班超之后，任西域长史，居柳中。当时此一带地方多属伊兰族占有，故勇又依伊兰语称西方为大秦地也；〈后汉书〉仍特称‘一名犁鞬’以明其地相同。可见后汉立大秦之名，无非因时制宜，求与当地土语相合，便于传达，初无故为立异之意。”[34]参岑氏之说似本自藤田之说而衍化之。
白鸟库吉极力否定藤田之说，认为无历史证据证明安息人或阿拉伯人称罗马帝国为Dasin。他认为汉代中国人决不以为世间其他国家优于中国，后闻知西极有一强国与中国不相上下，乃视之为中国之流裔。因当时中国人自称“汉”、“中国”与“秦”，故命名此国为“秦国”，此国人为“秦人”。且当时中国人深信世界极东有仙境蓬莱与扶桑，极西有西王母，此中人颇为巨大。当闻知大秦国接近于西王母，所以推定此国人必长大平正，此国人既属秦人苗裔，容貌又似神仙，且长大过于常人，所以名之为“大秦”。故描述大秦国文物制度，极力以本国文物制度相比拟，极尽美化。“大秦”之“大”乃指该国人的身材高大。[35]白鸟是具有强烈帝国主义思想倾向的日本学者，对中国人的成见导致他对中国古籍的成见，所以他否定中国典籍大秦传的价值。对遥远地区作夸张乃至失真的记载，是东西方史书的共有特征，如夏德说，“在我们所称的古代中国学者的‘经典’中，比起我们希腊罗马的经典编辑中的错误要少得多。”其他学者也以具体研究证明大秦传有关记载并非是白鸟所形容的乌托邦。[36]
实际上，与秦有关的名称存在于中国文献中，并非自后汉时代起。《山海经》卷十四《大荒东经》有：“从昆仑以东得大秦人，长十丈，皆衣帛，从是以东万里，得中秦人，长一丈。”此显系荒诞不经之臆传。汉代初期在使用“秦”时意义有所不同。《史记·高祖本纪》载，因有人告楚王信谋反，汉高祖刘邦计捕韩信，大赦天下，群臣庆贺。有大臣在贺词中提醒刘邦注意齐国的形势：“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这里的“东西秦”已有新义。盖早初秦国发自陇西，地域偏遐，文化落后，中原他国视之为蛮夷之邦，但它终于强大，并吞六国。故“秦”之名自汉代起即有“强悍之邦”的意思。“大秦”之“大”字，并非身材高大之意。《诗经·小雅·大东篇》有“大东小东”意为近东远东。所以大秦也可解作“远方之强悍国家”。若以汉代中国史籍对“大秦”的记载比观，此义至为明显。两汉时代中国与罗马几乎同时崛起与欧亚大陆两端，其国力地位，文教制度遥相辉映，堪为东西两大强国。中国人以“大秦”即远方强国称之，可谓寓意巧妙。
“大秦”一名是否只是意译而无西方语言背景呢？从中国古代移译习惯看，似为不可能之事。古代中国人称述外国，通例是采用音译之法。即使以中国古已有之的名称移作外国名称时也遵循同样原则。试举一例。大夏一名纯为中国名称，见于中国古籍甚早。《山海经》以及周、秦古籍均有记载；《吕氏春秋·古乐篇》：“昔日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取竹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原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黄钟之宫。”（卷五）此类记载又见于秦汉其他文献，可证此类传说在战国、秦汉必当流行。据学者考证，诸古籍中的大夏在今甘肃河州、兰州一带。[37]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又记载了另一个位于“大宛西南二千里，妫水南”的大夏国。司马迁所记的大夏乃张骞亲到之国，在今阿姆河之南，为亚历山大东征所建的巴克特里亚故地。据斯特拉波《地理书》第11卷第2节，公元前160年左右，有Asioi, Pasianoi, Tokhara和Sakaraule四族人自药杀河背后塞种地域南侵，进入Bactria，张骞所到的大夏国即Tokhara人定居的阿姆河上游巴克特里亚，大夏即Tokhara之译音，已为学界所公认。以此例彼，大秦之名也当如此。
中国史籍以“大秦”称罗马帝国，可溯源至《后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虽为5世纪范晔所作，但《西域传》中建武以后与先前不同的内容，“皆安帝末班勇所记”。安帝卒于公元125年，《西域传》撰成当在此时之前。班勇所记西域诸国知识主要来自其父班超。班超自明帝十六年（73年）入西域，至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返回洛阳，留居西域30年。在这期间，他以其卓越的政治家才干，逐走匈奴势力，赢得西域五十余国内附，保证了东西交通的畅通。公元97年，派手下的将领甘英出使大秦，抵安息西界，临西海而返。《后汉书·西域传》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賫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甘英阻于安息西界船人而止步，其于大秦之了解包括大秦之名也当出于安息之人。所以藤田之说，持之有故。但藤田认为大秦完全系由Dasin转化而来，似忽略了“大秦”一名在后汉以前在中国古籍中的存在。Dasin译为大秦，也如同Tokhara译为大夏一样，很有可能是中国固有之名与新译音的结合。

[1] 有关乌弋山离的各种考证，见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Chinese Knowledge of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Han, T’oung Pao, LXVIII (1982) 4-5, p. 289.
[2] 以上诸说散见于Pauthier, De l’Authenticité de lù 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u, etc., Paris 1857, pp. 34, 55 seq.；E. H. Parker, Chinese knowledge of early Persian, Imperial and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3rd series, 15 (1903), p. 148; A. Herrmann, Die westländer in der chinsischen kartograpgic, 1922, 216, 444; B. Wats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N. Y. 1961, p. 268等。参见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Chinese Knowledge of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Han, p. 296；夏德：《大秦国全录》，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62页。
[3] 夏德：《大秦国全录》，第61-62页。
[4]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Chinese Knowledge of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Han, p.296.
[5] F. Hirth, The Story of Chang K’i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7 (1917), p. 144.
[6] 戴闻达：《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6页。
[7] E. G. Pulleyblank，The Roman Empire as Known to Ha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1 (1999), p. 73.
[8] 白鸟库吉：《大秦国与拂菻国考》，《史学杂志》第十五编（1904年），中译见《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王古鲁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7-18页。
[9] P. Pelliot, Likan, autre nom de Ta-ts’in, T’oung Pao, 1915, pp. 690-691, 中译见冯承钧译：《黎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7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4-35页。
[10] 如H. H. Dubs,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 The China Society, London 1957, p. 1；戴闻达：《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冯承钧：《黎轩考》，《景教碑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8-100页；孙毓棠：《汉代的中国和埃及》，《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陈连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 第1期，等等。
[11] Tayochacho Fujita, Li-hsüan et Ta-chin,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aihoko Imperial University, Vol. I 1 (1929)；中译见藤田丰八等著《西北古地研究》，杨炼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34-160页。
[12] 白鸟库吉：《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1年），见《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王古鲁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05页。
[13]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丛书1930年，第一册，第89页。
[14] 齐思和：《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页。
[15] 岑仲勉：《黎轩、大秦与拂懔之语义及范围》，《西突厥史料补缺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第223-224页。
[16] 杨宪益：《大秦异名考》，《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第173-174页。
[17]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第30-37页。
[18] 陈志强：《中文古籍中有关大秦地理资料的分析》，Istoricogeographica, vol. 4 (1994), pp. 129-147.
[19]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岳麓书社1987年，第148页。
[20]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第158页。
[21]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vi.
[22] 夏德：《大秦国全录》，第141-155页。
[23] 白鸟库吉上述三文的中译文见《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王古鲁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
[24] F. Richthofen, China, I, Berlin 1877, pp. 469-473.
[25]《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11页。
[26] 宫崎市定：《条支和大秦和西海》，《史林》第24卷第1号，中译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第九卷，第385-413页。
[27] 岑仲勉：《黎轩、大秦与拂懔之语义及范围》，《西突厥史料补缺及考证》，第225-226页。
[28] 余太山：《条枝、黎轩和大秦》，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3-209。
[29]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Chinese Knowledge of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Han，T’oung Pao, 68 (1982); “All Roads Lead to Rome”: Chinese Knowledge of the Roman Empir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9 (1995);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30] J. Edkins, What did the Ancient Chinese Know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tudies, 18 (1883), p. 2.
[31] The China Review, vol. XIX (1891), p.57.
[32] M. Kordosis, China and the Greek-Roman World, Historicogeographica, vol. 2, Thessalonica 1992, pp. 194-205.
[33] Toyochacho Fujita: Li-hsüan et Ta-chin,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vol. I, 1 (1929), pp. 43-75; 中译见藤田丰八等著：《西北古地研究》杨炼译，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34-160页。
[34] 岑仲勉：《黎轩、大秦与拂懔之语义及范围》，《西突厥史料补缺及考证》，第226页。
[35] 白鸟库吉：《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
[36] M. Kordosis, China and the Greek-Roman World, Historicogeographica, vol. 2, pp.161-176.
[37] 黄文弼：《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重论古代大夏之位置与移徙》，见《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