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阿根廷的经济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动荡。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市场上风波不止、百业凋零，经济生活近乎瘫痪。这使我们不得不关注,中国是否潜在着金融危机的风险因素呢？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几年里，世界经济经历了不小的起伏。中国经济身处逆境，总体上一直维持了发展较快的良好势头，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我国金融体系中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风险因素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中国金融危机可能的三大来源

　　首先，中国金融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巨额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这一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国的金融改革进程。不良资产问题包括存量的消化和增量的控制两个方面。首先，从存量的角度来看，到2002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5%，总额当在1.6万亿元左右。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国际银行业平均水平和我国的监管目标，以至于曾经有国外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这一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严重性。

　　目前，虽然相当数量的不良资产已经剥离，交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但是由于政策和法律方面的种种限制、大批企业逃废债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操作水平有限等原因，不良资产的处置进展并不是很顺利。信达资产公司总裁朱登山曾经表示，处理不良资产最初定的时间是10年，就目前的进度来看，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但是，不良资产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收回的资产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杨凯生对此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做“冰棍理论”，意思是冰棍拿在手中，它就不断融化，银行不良资产也是如此，不良资产将随时间的推移加速贬值。

　　在今年3月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指出：“目前，国有银行剥离出1.4万亿元不良债权，正在进行处理，较乐观的估计能收回0.4万亿元，损失可能1万亿元。”这可能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不良贷款回收问题最乐观的说法了。

　　不良资产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何从增量上进行控制，也就是说，在处理现有的不良资产的同时，如何防止新的不良资产再被制造出来。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的存在、银行业监管的乏力、银行内控机制的缺乏等等使得这一任务相当棘手。

　　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日前透露说，目前国有银行中存在的不良资产不能再剥离，必须由四大银行自己消化。如何在消化已有不良资产的同时，遏止新的不良资产的孳生，这是目前摆在四大国有银行面前的一个重大而复杂的课题。而且，由于目前国际经济不甚景气、国内通货紧缩的苗头重新出现以及统计数字的水分，不良贷款在增量方面甚至还有恶化的迹象。

　　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另一大隐忧就是农村金融风险问题。目前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几大主体中，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的资产状况大面积恶化，“一逾二呆”比率远远高于其他国有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性银行，在资产构成、负债来源和机构设置方面都有重大缺陷；农村信用社也暴露出了经营管理方面的很多问题，违规之风有所抬头，为我国的金融稳定留下了隐患；最后，大量地下资金违规流动，在某些地区甚至将国有银行从经济中排挤了出去，干扰了国家金融的稳定运行和审慎监管。比如在人口仅有120万的温州苍南县，估计就有至少60亿的地下资金在流动，大大高于国有银行的信贷额度。

　　目前来看，以商业化经营为改革目标的中国农业银行的理性选择必然是退出农村金融市场，但是这样一来又背上了消化历史遗留不良资产和开拓新业务的双重包袱，资信质量因此恶化。执行政策性职能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还具有商业化存储的性质，但是其资金用途却又具有政策化性质。在中国农业银行从农村业务领域全面收缩之后，原有的“政策性银行投放资金、国有银行回笼资金”的良性循环被打破，政策性信贷资金大量流失，形成了隐患。农村信用社虽然早在96年就已经和中国农业银行脱钩，但是其定位至今模糊不清、监管上存在着大量漏洞、经营管理活动中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因此也派生出了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也在于不良贷款。据报道，成都信用联社成立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不良贷款率就已经高达60%，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农村金融这一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领域里面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此外，据有关专家的估计，在上世纪90年代农村地区每年的资金流动即高达1000～2000亿元，民间金融的壮大发展，一方面反映了蓬勃的资金需求和僵化的信贷体制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如果处理不好，如此庞大的资金流动量可能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

　　最后，我国金融开放进程中的风险问题也不容忽视。在加入WTO后，威胁未来中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为：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在金融市场开放后会加大国有银行的经营压力，从而造成资产质量恶化；隐性外债现象严重，存在多头举债、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隐患，存在外债规模失控的风险；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1997年后每年超过300亿美元，干扰了我国的外汇储备政策；而资本账户开放速度如果控制不好，就会成为我国金融安全的隐患。中国金融开放进程中的风险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旦开放进程操作不慎产生一些问题，很有可能因为与我国国内金融体系中原有的问题混合在一起而变的非常复杂。在今年4月13日举行的博鳌论坛“面向未来的亚洲金融”研讨会上，与会的许多银行家们一致认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之所以避免了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相对封闭。这也在提醒我们，对于金融开放过程中可能的风险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风险因素不应过分夸大

　　中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以上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确实值得我们高度注意，但是，我们还必须对这些因素进行客观而全面的分析，没有必要过分夸大。

　　首先，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并有人们看起来的那么悲观。第一，国有银行在历史上承担了过多的财政任务，今天数额庞大的不良资产有相当部分是改革的体制成本，据《中国经济时报》披露，仅在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的不良资产中，由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造成的部分就高达17.02%；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累积的不良资产中，由于体制性原因造成的部分占有更高的比例。所以抛开我国国有商行的历史背景去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必然会把问题过分夸大。第二，今年以来外贸企业出口受阻，这间接引发了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增加。如果忽略这个偶然因素，可以看到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实际上是在下降。2001年年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比2001年初减少907亿元，不良贷款率则下降了3.81个百分点。随着近来世界经济的复苏，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状况应该会好转。第三，一批外资金融机构已开始积极介入我国的不良资产处置，它们在处理不良资产方面有着雄厚资金、良好技术和大量经验等等优势，再加上国家在政策方面的扶持，我国不良资产的处理状况应该不会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悲观。

　　其次，农村金融问题的实质在于体制性的扭曲。只要能够真正廓清政策性和商业性业务的关系，加大对政策性业务的扶持力度，杜绝对商业性业务的行政干预，适度允许民间资金的公开运营，农村金融问题不难解决。

　　最后，应对金融开放中的风险，关键在于“发展”与“监控”的紧密结合。根本是发展，也就是通过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树立投资者的信心、创造宽松的改革环境以达到渐进优化。防范风险的关键是监控，只要本着“循序渐进、逐步放开、量力而行、严格监管”的思路进行改革，就可以有效地控制住外部风险对我国金融安全可能会造成的冲击。

　　总的来说，从我国金融体系的现实状况来看，中国在近期内发生像阿根廷那样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仍然必须保持警觉，加强对入世后中国经济竞争力和金融风险程度的预测，将金融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