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来,美欧之间在世界观、安全观和治理观等方面的分野是造成当前美欧分歧的主要观念性成因。其直接结果和集中体现,是伴随着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迁而出现的美欧集体认同的危机。美欧各自的利己身份和集体身份的重新定位给传统的大西洋关系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与变革。在大西洋关系结构性变迁的可能前景中,相比美欧分裂并对抗、美欧和解并合作而言,美欧形成新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平等关系,更具有现实性。

关键词:美欧关系；认同危机；集体身份；结构性变迁

因伊拉克问题而彰显的美欧分歧,一时间成了政界和学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对于美欧分歧的根源和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前景,各种分析见仁见智。悲观论者认为,美欧之间在权力、威胁认知、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西洋关系走向解体。乐观论者则认为,美欧之间的麻烦只是僵硬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影响、外交失当的产物,共同历史和价值观会有效维持大西洋纽带的韧性,欧盟和美国不可能分道扬镳。①对美欧分歧的原因的不同判断,会得出关于未来大西洋关系发展前景的不同结论。但是,不论悲观论者还是乐观论者,在求证各自的判断时都提到了价值观问题,而且分别把美欧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冲突与一致列为重要论据。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价值观因素到底在美欧关系中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本文并不奢望对这两种见解进行学理仲裁,而是试图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探讨美欧分歧的观念性成因来揭示美欧之间日益突出的认同危机和身份背离,并进而深入分析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变迁。

美欧分歧的观念性成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美欧同盟关系开始发生微妙但却深刻的变化,美欧分歧不断凸显和加剧。造成传统大西洋关系出现裂隙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共同敌人的消失无疑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在主要敌人缺席的情况下,美欧之间渐行渐远的世界观、安全观、治理观则是更为基础性的、不可忽视的内在成因。

对于如何解读冷战后的世界,美欧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美国坚信,美国的绝对主导是当今世界的界定性特征。查尔斯·克劳瑟默和威廉·沃尔弗斯等人分别撰文宣称,世界已经由美国的“单极时刻”(ｕｎｉｐｏｌａｒｍｏｍｅｎｔ)进入美国的“单极时代”(ｕｎｉｐｏｌａｒｅｒａ),①而且美国霸权造就的单极世界长期内将无法撼动。②罗伯特·卡根认为:“苏联帝国的崩溃导致国际体系的根本重组,当前的形势是,美国全球霸权成为塑造未来世界的主导因素。”③布什政府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拥有世界上史无前例———无可匹敌———的力量和影响”,美国将以此“推动有利于自由的均势”。④与此不同,欧洲则认为,当今世界的界定性特征是全球化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约。⑤克里斯托弗·伯特兰写道:“新时代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全球化。正如资本、商务、通讯不受距离阻碍在全球运营一样,安全与不安全已经变得全球化了———它们再也不能通过指称具体的地区和领土疆界来加以界定”。①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认为,“金融市场、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世界贸易……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自我利益和我们的相互利益今天已经不可摆脱地交织在了一起”。②

尽管美国对自身的主导地位信心十足,但美国眼中的世界仍是“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美国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认定为国家安全和世界秩序的主要威胁。这既是因为“9·11”恐怖袭击使美国本土安全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威胁和挑战,并进而强化了遗留在美国决策层的冷战思维,也是因为美国试图借助遥遥领先的军事优势和经济实力追求国家的“绝对安全”,构建完全由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冷战结束对于欧洲国家而言则具有截然不同的寓意,虽然不能说欧洲眼中的世界完全变成了“康德式的协调世界”,但是欧洲各国普遍相信,人类有可能因此走出霍布斯丛林。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标志冷战结束的“11·9”柏林墙倒塌事件可能要比“9·11”恐怖袭击事件更为重要。③因此,在欧洲看来,种族冲突、移民、有组织犯罪、贫穷和环境恶化才是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这并不是因为欧洲不是“9·11”事件的直接受害者,而是因为欧洲对恐怖主义威胁具有与美国不同的判断,它把恐怖主义看作是全球化时代的集体威胁,因而主张集体应对,并致力于建立集体安全和“共同安全”。借用罗伯特·库珀的术语,欧洲已经进入了“后现代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威胁已经消失,而美国仍然停留于“现代世界”,认为传统威胁无所不在。④

对安全威胁的不同认知和对安全目标的不同确定,必然带来对安全手段的不同取舍。美国认为,对付任何潜在敌人特别是恐怖分子的有效办法是依靠武力先发制人,因为美国相信胁迫优于说服、制裁优于诱导、大棒优于胡萝卜。欧洲的观念则恰恰相反,欧洲人倾向于通过和解、协商、外交和说服的方式,而不是使用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①因此,对于全球问题的治理和国际安全秩序的建构与维护,美国与欧洲分别开出了不同的处方。美国怀疑和漠视国际制度的作用,把联合国看作是束缚手脚的障碍;欧洲则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情有独钟,不仅尊重联合国的权威,而且坚信国际制度有能力也有效率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更喜欢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单边主义方式;欧洲则坚持多边主义和大国协调才是实现国际安全有序的根本;虽然美国并不完全否认大国合作的意义,但美国最多只能接受可由其任意取舍的“菜单式多边主义”(ａｌａｃａｒｔｅ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美国强调国家实力和联盟关系的重要性,并认为临时性、松散的“意愿联盟”(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ｌｌｉｎｇ)优于长期性、固定的“军事同盟”;欧洲虽然也看重联盟关系的价值,但更强调以行动能力为前提的关系密切的地区内合作和地区间合作。与美国相比,欧洲倡导的是一种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相互照应,与其他国家协调利益,并以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和合作为准则的全球治理结构。

美国与欧洲之间在世界观、安全观和治理观方面的分野正在形成两种不同的战略文化。虽然并不能因此将现在不断扩大的美欧裂隙完全归因于观念性因素,但是这些观念性成因的存在却是不容忽视和否定的。卡根敏锐而且及时地指出了美欧之间的巨大分歧,他的失误并不在于忽视了美欧观念差距的影响,而是把它完全看作权力差距的产物。②美欧之间的实力差距并不足以解释观念差距,观念差距既“内生”于实力差距,又独立作用于实力等物质性因素。恰如菲利普·戈登所言,“与美国相比,欧洲在军事实力方面的相对不足既是双方不同战略文化的原因,也是双方不同战略文化的产物”。③强调美欧之间观念性分歧并不是要弱化双方物质性差距的作用,也不是要否定大西洋两岸基本价值观的共性,而是为了弥补实力分析的不足,并进一步探讨这些观念性分野对传统西方价值观的冲击及其对于未来大西洋关系基本结构的寓意。

认同危机与美欧集体身份的淡化

美欧之间观念性分歧的直接结果和集中体现就是集体认同的危机和集体身份的淡化。认同与身份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身份是指某行为主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与区别性形象,这种形象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形成的。认同是指行为主体在看待其他行为主体时赋予自身的一组含义,行为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或者在共享理解和预期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说为自己定位。集体认同是指自我和他者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自我的延伸。集体身份则是指在集体认同基础上把自我看作一个群体或“群我”一部分的意识。①冷战期间,美欧之间相互把对方看作自我的延伸,并分别把自己看作“西方”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以西方价值观为纽带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但是,美欧之间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以苏联为主的“东方”阵营为外在“他者”来界定和维系的,因此,随着苏联这个特定“他者”的退场,美欧之间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开始出现危机。

依据建构主义理论,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都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行为主体之间的共有知识、观念、或话语建构起来的。温特把形成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因素概括为四个主变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自我约束。②这四个主变量不仅决定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形成,而且还决定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发展与演变。美欧之间自冷战结束以来日益明显的认同危机和集体身份的淡化,也可以从这个四个主变量中得到解释。

客观上而不是主观上的相互依存是美欧形成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重要原因。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和欧洲把苏联界定为共同敌人,从而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美欧不仅对世界格局的看法基本一致,而且安全观念也相同。不仅欧洲的安全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而且美国的安全也离不开欧洲的强大与合作。安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成为维系美欧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重要因素。然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不再视欧洲为不可或缺的安全伙伴,而是“可选的伙伴”之一。欧洲虽然在安全上仍然依赖于美国,但随着欧洲统一进程的迅速推进,欧洲正在成长为一支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并致力于发展独立的外交与防务。科索沃危机之后,美欧之间安全方面相互依存关系的稀释严重冲击着他们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

安全上的相互依存之所以维系着美欧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还在于它事关二者的共同命运。虽然相互依存和共同命运都不构成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充分条件,但它们却是影响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重要变量。典型的共同命运通常是由共同的外来威胁造就的。冷战期间,美欧的共同命运在于共同对敌,防止被苏联分裂。但是如今,苏联这个共同敌人已经消失,美欧之间对威胁的判断出现了明显偏差,他们已经不再是“拴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因此,不仅昔日的共同命运已不存在,而且新的共同目标尚难以形成。虽然美欧都把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界定为共同威胁,但是它们在美欧各自安全威胁的排序中占据不同地位,而且各自提出的应对战略也不尽相同,因此它们都不足以帮助美欧再生维系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所必需的共同命运。

同质性或相似性是形成美欧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质性可以通过减少冲突、增加利益趋同来减小利己身份的影响,促进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形成。美欧之所以能够在冷战期间形成联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分享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冷战结束之后,美欧之间在同质性方面也出现了不利于维系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发展趋势。虽然不能说美欧在基本价值观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但是他们在具体的世界观、安全观和治理观等方面的分歧却是显而易见的。对大西洋关系持乐观看法的人主要就是以美欧之间分享共同价值观为立论根据的。①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就像共同历史和价值观并没有能阻止东西罗马走向对抗与分裂一样,它也无法阻止美欧步东西罗马的后尘。②而且,美欧之间在价值观方面的分歧也呈现扩大态势。卡根认为,“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①查尔斯·库普钱则指出:“美国人认为欧盟对多边主义制度和国际法治的坚定承诺太过天真、自以为是、是军事软弱的结果,欧洲人则认为美国对使用武力的依赖太过简单化、自私自利、是实力过剩的产物。”②不论美欧价值观上的异质性程度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同质性本身在逐渐丧失原有的认同亲和力。

最后,导致美欧认同危机和集体身份淡化的还有自我约束问题。利己身份既是集体身份的对立面,又是集体身份的潜在威胁。利己身份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给定因素,是各国先天拥有的,不会因为集体身份的获得而丧失。只有当行为体能够确信他们的需求会得到重视,其个体性在不会完全被群体所淹没的情况下,利己身份才不会挑战和破坏集体身份。在没有第三方制约的情况下实行自我克制便成了维系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根本基础。③冷战期间,苏联的外在制约和美欧各自的自我约束乃是美欧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形成的保证,也是为什么尽管冷战期间美欧之间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却都没有导致大西洋关系破裂的原因所在。④但是,冷战结束之后,不仅第三方制约已经不复存在,而且美欧之间的自我约束也出现了问题。在科索沃问题上,欧洲要求美国帮助解决危机的期望没有得到美国的尊重;在伊拉克战争以及战后重建问题上,美国指望欧洲配合推翻萨达姆政权的需求也没有得到欧洲的尊重,同样的,欧洲国家在伊拉克的石油利益更是没能从美国那里得到所期待的关照。美国要撇开欧洲建立单极世界,欧洲则要撇开美国独立发展军事和防务力量。其结果是:在美欧各自的自我意识和利己身份不断得到强化的同时,美欧之间的集体身份却在不断遭到削弱。

在美欧关系的发展中,冷战结束打破了原有的认同体系,成为改变美欧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终结了美欧安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共同命运,而且冲击着美欧价值观上的同质性和彼此尊重所需的自我约束。受其影响发生改变的并不仅仅是彼此行为上的互动,更为重要的则是观念上的互动,表现为美欧之间共有知识在某种程度上的丧失和共同利益的减少,美欧对彼此的认同逐渐减少,自我认同意识相应上升,利己身份开始挑战集体身份。①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毫不掩饰地表示出对“老欧洲”的不屑一顾和反感。②索拉纳则直言,欧洲要与美国建立更加平等的盟友关系,美国应学会如何同欧洲合作,“不仅允许盟友参与政策的实施,而且还允许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③如果说苏联崩溃是冷战的直接后果,那么美欧出现的认同危机和集体身份的淡化趋势则是冷战结束后的间接但意义深远的历史遗产。它虽然并没有像柏林墙倒塌那样迅速改变东西方关系,但它的影响是漫长的,在很大程度上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西洋关系。

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变迁

美欧分歧为传统的大西洋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分歧的底层正孕育着美欧关系的某种结构性变迁。对于处在若即若离关节点的大西洋关系,很多有识之士发出了严厉警告。基辛格尖锐地指出:美欧分歧“给大西洋联盟带来了自50多年前创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④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艾欧·达尔德尔认为,美欧关系结构上的深刻变迁将导致“大西洋主义的终结”。⑤杰西卡·马修斯表示,欧盟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小伙伴,美国必须从心理上做好必要调整,不能继续指望欧洲对它惟命是从、马首是瞻。⑥拉赞·梅农强调,伊拉克危机后的大西洋两岸关系已经不完全具备如以往历次争吵后和好如初那样的政治和感情基础。⑦

依据建构主义的观点,身份变化和结构变化是一个互动的建构过程。一方面,结构具有定义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功能,因此,结构变化意味着共有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当行为体重新定义其身份和利益时,结构就会发生改变,因此,“结构变化是附着于身份变化的”。①如果说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迁带来了美欧之间的认同危机和集体身份的丧失,那么美欧各自利己身份的重新定位必将带来大西洋关系的结构重组。尽管由于美欧认同关系和身份定位尚处于调整过程之中,美欧关系的发展走向尚不十分明朗,但是从身份变化带来结构性变迁的角度来看,美欧关系的结构变迁存在三种可能前景。

前景一:美欧分裂并对抗,这是悲观论者的基本预测。欧洲实现统一并崛起为一支新的地缘政治力量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格局的一次重要转变。在统一过程中,欧盟主要是通过在某些问题上反美来强化欧洲认同和欧洲身份的。②欧洲的“反美主义”和美国的“反欧主义”一同加剧了美欧之间的认同危机和集体身份的淡化。③倘若美欧之间的观念性分歧继续扩大和深化,他们分别以对方为外在“他者”来定义各自的利己身份,那么大西洋关系的最终破裂就会成为不可避免。卡根认为,美欧分歧是根本性的,尽管美欧分裂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大西洋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张。戴维·卡莱欧写道:“一个更为独立的欧洲联盟可能预示着正在酝酿中的西方内部的地缘政治冲突。”④库普钱也指出,崛起的欧洲正在与美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美欧之间几十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重新变成地缘政治竞争关系。美欧分裂并对抗的后果必然是“大西洋联盟的死亡”和“西方的终结”。⑤

前景二:美欧和解并合作,这是乐观论者的基本预测。美欧之间的分歧无论如何严重,都尚未彻底改变大西洋关系的基本格局。在价值观和利益方面,大西洋两岸仍然同大于异。①欧洲各国依旧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美欧之间基本的价值观和利益并没有根本背离。倘若双方能够及时有效地调整各自的外交战略,大西洋关系并不是不可修复的,美欧各自的利己身份也并不必然会发展成以彼此对立为基本特征。例如,戈登并不认为大西洋关系会发展到无法挽救、不可调和的分裂程度。②罗伯特·杰维斯也认为,“欧洲不会在传统的均势意义上抗衡美国”。③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则指出,美欧关系不是火星人与金星人的关系,而是恺撒(Ｃａｅｓａｒ)与克利萨斯(Ｃｒｏｅｓｕｓ)的关系,前者拥有无限的军事和政治能力,后者则积聚了无限的财富,他们彼此需要,共生共栖。④美欧之间不仅会像以前一样捐弃前嫌,实现和解,而且还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合作。

前景三:美欧形成新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平等关系,这是基于现实的基本预测。不论美欧之间的分歧是不是根本性和不可修复的,它作为一种客观现实都在侵蚀着传统的大西洋联盟。很大程度上,美欧在冷战期间形成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已经陷入僵局,由于原有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不可回归的,因此,美欧之间传统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也是不可回归的。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美欧不会形成某种新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倘若大西洋两岸能够在各自利己身份转变之后构建出新式的虽不同于以往但却同样可以促进合作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那么美欧之间就可以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型关系。罗纳德·阿斯穆斯认为,通过建构新的共同框架和战略,美欧可以重建“崩溃的大西洋联盟”。⑤安德鲁·莫拉维斯克相信,“大西洋联盟关系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在世界上发挥作用最好的方式仍是合作而不是对着干;“优势互补是实现大西洋和解的关键”。⑥可以肯定,冷战期间主要以“美主欧随”为特征的大西洋关系将难以为继,更为平等的互补性的伙伴关系会取而代之。

虽然并不能完全排除前两种前景出现的可能性,但相比而言,第三类前景更具现实性。悲观论者的预测是建立在两个假设基础之上的,一是美国和欧洲都不会有效调整自己的内政外交,并重建大西洋联盟;二是欧盟成功实现崛起之后必然继续遭到美国的蔑视,欧盟将继续以反美作为自己的外交指向。①但是,这两个假设都是不确定的。乐观预测的假设恰恰与此相反,它认为美国和欧洲都会以维护大西洋联盟关系为己任,欧盟成功实现崛起之后不但不会以反美为外交指向,而且会赢得美国的尊重和重视。如果说悲观论的预测因为过分否定了美欧修复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可能性而滑向一个极端,那么乐观论预测则因为过分夸大了美欧修复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可能性而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尽管悲观论预测有力地强调了重建大西洋关系的必要性,而乐观论预测有力地突出了重建大西洋关系的可能性,但它们都因追求片面的深刻而失之偏颇。公允地说,不能否认美欧有意愿、也有能力致力于重建大西洋关系,在他们发展各自利己身份的同时形成新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共同命运,不断排除价值观方面的异质性、扩大同质性,并通过彼此的自我约束,建构新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但是,由于结构性的制约,美欧的彼此认同不可能重温冷战时期的旧梦,它至多只能以一种新的形式再现。因此,大西洋关系的结构调整不大可能以美欧分裂和对抗为最终结局,也不大可能重归冷战期间美欧联盟式的和解与合作,最大的可能或许就存在于两者之间,即美欧形成新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平等关系。

结　论

对于因为伊拉克问题而加剧的美欧分歧,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但是,恰如杰维斯曾经强调的,任何一种单一范式都可能是不全面的,它对任何历史现实的反映都可能把人们引入歧途。②因此,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多个相互重叠又各不相同的范式来分析复杂的历史问题。本文以建构主义范式为分析工具,主要目的就在于为全面审视美欧分歧和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变迁提供一己之见,以作为对其他范式相关分析的一种补充。

从认同和身份变迁的视角来看,美欧之间世界观、安全观和治理观方面的分野是造成美欧裂隙不断扩大的主要观念性成因。这些观念性分歧虽然尚未触及由美欧共同分享的西方价值观的核心,但在很大程度上却直接导致了美欧集体认同的危机和集体身份的淡化。美欧在冷战期间形成的以西方价值观为纽带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因冷战结束美欧在安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共同命运的蜕变,以及美欧价值观上同质性和自我约束的减少,正在遭受美欧各自利己身份的冲击与挑战。

美欧之间认同危机的出现和集体身份的淡化孕育着大西洋关系的某种结构性变迁。在美欧分裂并对抗、美欧和解并合作、美欧形成新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平等关系这三种可能前景中,最后一种相对而言更为贴近现实。美欧之间既有同根同源的基本价值观,又在关乎各自利益的世界观、安全观、治理观等方面存在分歧,这就决定了目前处于身份变化与结构调整中的美欧关系将表现出竞争性与合作性并存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美欧认同关系和身份定位的调整过程尚未最后完成,因此大西洋关系的发展走向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毋庸置疑的是,大西洋关系的基本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变迁和重组,冷战期间主要以“美主欧随”为特征的大西洋关系将无以为继,美欧能否像本文所预期的那样建构起新的更为平等的互补关系将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发展各自利己身份的同时形成新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

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变迁之所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欧之间之所以一时间难以重建彼此的认同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欧盟的发展和扩大尚未定型。2004年5月1日,又有10个国家成为欧盟正式成员。欧盟东扩的顺利实现为欧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但也为欧盟形成统一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提出了挑战。此前,欧盟各国因为都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具有大致相同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因而易于形成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但是,此次东扩使欧盟在文化上已经超出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成员国之间的异质性加大,从而增加了确立欧盟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难度。而要把欧盟整合成一支真正的统一力量,欧盟就必须提高同质性,建构起独特的属于欧盟自己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因此,未来一个时期,欧盟的当务之急将是确立并巩固自身内部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在此之前,改善同美国的认同关系不仅不会成为欧盟的优先考虑,而且美欧之间的认同差距还有可能被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