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离散者的认同性

　　以20世纪前后数十年来，由于殖民战争与内战的不断，产生了大量的移民。战争而离乡背井，隐姓埋名的“离散者”在二次大战之后经历了殖民地解放战争与“内战”。经沧桑的这些人终于在国境线得以定居了下来。接踵而来的是直到20世纪末才结束的“冷战时期”。“冷战时期”不仅维护了东亚的繁荣安定，也让这种国境线得到了“巩固”。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主义社会，在“冷战时期”各领域内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情绪得到了升级。不仅如此，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表现形式”不仅影响了原住民，也让这些些“离散者” 被认可为“国民/民族”，并把它自然化。
　　但是，随着去冷战，地球化时代的到来，而以国民/民族为边界的国境线发生了浮动，作为“外来人”而成为当地“国民”的离散者的认同性问题就成为了“东亚区域问题（regionalism）”的重要话题之一。“离散者”身上压缩存在着殖民经验，内战，分歧与独裁，意识形态的对立及人口流动，等等对于20世纪东亚历史中的“极端时代”的经验与记忆。从移居到定居，而经由同化和排挤而到结构以及重构认同性，通过观察这些活生生的“离散者”的经历，我们可以在冷战与民族国家的系统之下把被自然化的民族主义问题重曾化，进而有可能找出可以把它结构的可能性。话说回来，在东亚“离散者”的重要性在于，虽然在世界化的趋势下，超越过境的网络（network）越来越活跃，在东亚区内，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民间，民族主义的气势没有得到丝毫的下降的这样的情况。民族主义虽然是近代的历史产物，但是不会因为世界化时代的到来而被消灭。因为，它本质上就具有模糊性和恣意性，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与局面下，总是寄生与其他媒介的用语，以“某些”民族主义形态不断地再生（E.Balibar, 45-46; Gelner, 160）。
　　以此脉络来看，在近期东亚区域内，民族主义以‘文化的代码’再次出现并活跃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看看的。无论是在普遍与特殊之间拮抗的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带着‘文化主义’色彩登场的现象，还是看似无国籍的热本大众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当中，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国民同时性的神话的现象，又或者是近一段时间以“韩国人的文化潜力”来表现的过于夸张并报装出的“韩流效果”等等都可以看出：“文化”似乎是自由进出于国境，又将各国的同质性神话再次点燃。这种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倾向，是将“文化”和“nation（国家/民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前提之下产生的。
　　但是，如果将以文化为媒介再次点燃nation的同质性和起源问题的倾向扩展到“离散者”问题空间的话，那么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离散者”的国民认同和种族认同就是不一致，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文化”本质上就是分裂的。因而在他们的身上，“文化民族主义”的问题显得更加重层化了。即，一方面，他们置于离居住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有可能相对的边缘位置；另一方面，从跟“母国”的关系这种视野来看，由于能在超越国界的范围可以再集结种族的起源性，反而能提供一个另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契机。就是说，如今的“离散者”具有双重作用：它在国境的内部，具有把在“文化”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同质化意识形态内破（inplosion）的可能，同时，在国境的外部，能重新启动这种同质化意识形态。
　　笔者对于“在中韩人”，或“朝鲜族”的关心就是在这一脉络下开始的。他们由于在中，韩两国国境的内外，作为“同一者”同时也作为“他者”而存在，因此露出强调国民/民族的同质性的民族主义的盲点。也就是说，通过对在中韩人认同性的讨论，我们不仅可以发现中国民族主义之中，中华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问题之间相互矛盾地纠葛的地方，还可以看出韩国的血缘主义的，母国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怎样在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中被明显地突出。而且，通过一国民族主义在内破的过程当中所重新构造出的“延边人”认同性问题，可以看出冷战时期的民族/国家或种族认同怎样被瓦解，并且重新构造起来的。

2．“延边人”的诞生

　　当今在全世界500万韩人离散者当中，“朝鲜族”就有200万之多。随着在将来要到来的南北统一时代，韩中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性升华，南韩学界对于“朝鲜族”的关心可谓是越来越大。进入90年代之后，南韩人类学界对“朝鲜族”进行研究时，普遍的倾向是：桨在中“朝鲜族”看作“居住在海外的韩国人”，即从根据“同一民族”的观点起，将他们的认同性问题作为研究的焦点。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存在着担心如今的“朝鲜族”社会会失去韩民族种族性，或者强调他们依然保持韩民族种族性之类的倾向，这给我们揭示：韩国虽然在文化层面上强求单一民族，但在社会层面上却为保障廉价劳动力和劳动市场的弹性而将其排挤为“外国劳务者”，这种韩国社会所隐藏的矛盾的，排挤的民族主义的断面。
　　这样，把朝鲜族当作“相同民族”的倾向，其前提就是将种族性自然化为根源于客观性，先验性的视角。但是，在当今韩国人类学界的年轻研究者当中出现了，种族性其实是在国家种族政治学的境界之下，根据居住民所选择的经验而组成的文化构成物的看法。在此，重要的是，将认同性看作“经路（route）”而不是看做“根（root）”。如果是以“根”为中心而加以思考的话，他们和我们同样是“韩民族”；通过“经路”而思考的话，他们的认同性，由于与在一国层面上国家言说，在区域层面上东亚政治或经济情势，以及在全球层面上新自由主义趋势相接轨的过程里，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
　　从这一点上看，在中韩人的认同性是随着世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移居到中国的朝鲜族，大概是日本殖民地时期避免饥饿而移居的人，或者因日本的满洲移民政策而被迫移民的人，或者发起抗日武装及独立运动的人。那世代的移居者们把自己认同化为“朝鲜人”。严格的说，这与其说是在现代的意义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民族认同”，不如说是以血缘，地缘，语言，文化等共同点为基础的“种族认同”；第二代朝鲜族是在中国的民族大融合的政策体制下被“国民化”了。虽然他们从父母身上遗传了“朝鲜人”的血统，而其归纳于被国家所授予的国民/民族认同之次（sub）位置 ；但是到了第三代朝鲜族，作为国家/民族认同性的“中国人/中华民族”的认同开始有弱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有几种。第一，在过去拥有强大的控制能力的政治权威（Maoism）消失之后，出现了理念的空洞化。第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产业化/现代化的不均衡造成了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被扩大，引起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第三，韩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逐渐产生了朝鲜族对于“母国”的怀念和期待，结果多数朝鲜族正在到韩国越境来。
　　虽然朝鲜族作为“中国人”的国家/民族认同性越来越有所弱化，但这并不代表将自己认同化为韩国人。通过近十年来滞留在韩国的经验，“朝鲜族”对于“母国”的幻想可以说已基本破灭。“朝鲜族”跟日本，美国的韩侨相比较而言，将韩国看作是母国的现象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尽管如此，他们的民族意识依然相当强烈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民族认同意识并不是将自己与中国，南韩，或北朝鲜人同一视的过程里所产生的，而是以“延边人”这种独特的方式所构成的。可以说，“延边人”，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趋势下，在一国层面上国家/民族认同性被分切（articulated），在超国界层面上“韩民族”的种族认同开始瓦解的过程当中，构造出来的一种新的认同性。

3．超越“文化民族主义”

　　“延边人”这种正在构成的认同性的特点在于：它‘跨越’中韩两国的国境而形成的。这不像冷战以来构成东亚人的认同的“国家/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带着超国境的特点，而且在这一点上，它既和中国及韩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复杂地相纠葛在一起，又成为了有可能解构这一问题的空间。尤其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将一国境界内民族主义话语的盲点暴露出来。
　　90年代之后，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以凸出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来，把中国看做非多声性/混声性的主体而单声性的‘一个自我’，结果不许将有关中国内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呼唤于讨论场上，而把它封锁起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和东方主义，本土主义（nativism）不是两样（Rey Chow）。从这一点上看，近一段时间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争论是，和在特殊和普遍之间摇摆不定而陷入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争论的连续线上，还是归结于‘文化论’讨论的问题，看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文化民族主义”能够形成的背景是，将构成中国的主体看作是单一性，而不是复数性，并且给它与以一个起源，一个认同性。文化民族主义只有“我们是一体”的幻想之中有可能实现。那么56个民族所构成的中国怎么可能实现“一体”的文化想象？ 在多种多样的文化所混居的中国，虽然政府（除文革时期之外）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有一定的支援和鼓励，但整体上，建国以来都是以“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这样的单向性认同意识形态来表现的。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化的进程，“中华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态被国家更加细密化。即，“中华民族”是从56个民族所结合而诞生的初期定义上更进一步，再定义为“通过数千年来中国诸民族的接触，混合，融合等复杂过程自然而然的产生”，而且“从19世纪开始”已经是“自觉性的民族实体”（费孝通 1989:1991）。“中华民族”就像费孝通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虽然是以多个民族所组成的，但却只意味着一个自我，而为其提供根据的就是“中华文化”。这样看来，“中华文化”这概念之中，似乎不存在多文化性的余地。中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具有文化本质主义，即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原因，是和强调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
　　那么，当今“朝鲜族”的认同以“延边人”再构成的现象告诉我们，以不国家/民族意识形态来规定国境之内的所有人的认同，在如今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且，通过“延边人”的诞生我们可以发现，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东亚区域内的国家/民族认同，并且种族认同也不断地进行再构成。拥有一个世纪的离散经验的“朝鲜族”形成了无法以“韩民族（文华）”这样的单一种族性作为前提的概念框架所包括的第三种认同性。如果要把在中韩人及海外韩侨包括在“韩民族”这概念之内的话，那么首先要解构其概念当中存在的单一的，固定的种族性概念，而把它再规定为通过异文化的接触而不断变化的多元性的，复数性的。通过这种离散者的视野，我们可以解体冷战时期被固定的国民/民族/种族认同，还进一步可以摸索出如何对当今东亚各国内部仍然在不断强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进行内破的可能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