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也应当被视作国家理论中的一个特定概念。概念是要有逻辑支撑的，逻辑支撑是要有历史内容的。

孟子曾对“大国”概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有很好的表述，他说“以仁假力者霸，霸必有大国”。（“孟子·公孙丑上”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页。）这里的“霸”讲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霸权”，而是有影响力的国家；所谓“仁”，讲的是国家制度，而“力”则是一个国家的现实国力。这样，大国崛起就应具备国力和制度这两个要素。其中，国力是资源转换形式，因此，大国首先应是资源占有和控制较多的国家。孟子的话，对现代国家崛起的研究，也同样适用。

人总是要吃饭的，为了经济利益人们便组成各种社会集团，并以集团的名义展开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这种集团发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国家。古代国家内外关系以血统皇权维系，近现代国家内外关系则以法权意义上的主权维系。这样，主权就成了现代“国家崛起”理论的逻辑起点。与人要吃饭的道理一样，国家更是一个汲取资源的强力系统。国家的崛起需要资源支撑。这样，国家存在所依赖的资源则成了“大国崛起”逻辑演绎的第一环节。由此便派生出如国家力量、国家权力、国家权利、国家制度和国际民主等概念系列。概念是逻辑演绎的“纽扣”。

但是人毕竟与动物不同，人在吃饭的同时，还是要思考的；国家在需要资源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物质资源，尤其是战略性物质资源的有限性与极难再生性，决定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绝对博弈关系，但是绝对博弈中可能出现的绝对“零和”结果，又使人的绝对博弈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变为相对博弈关系，在各自国家力量的边界寻求理性和解。一张世界地图，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崛起本身并不仅仅是国家为获得资源释放国力的物理过程，确切说，它更是一个政治过程。国家政治是国家力量的理性使用。亚理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辩证法是逻辑演绎的科学方法，人类自觉运用辩证逻辑的能力是理性的表现。

国力是国家崛起的基本条件。国家力量的核心当然是军事力量，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19页。）但是，国家军事力量是要有边界的和不可透支的。这是因为国家可控资源是稀缺和绝对有限的；除非这个国家将全世界的资源拥为已有。但这样就会出现一国与所有国家相对立并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悖论。历史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衰落于世界性扩张。对已崛起的大国而言，其衰落速度与扩张程度为正比。德国俾斯麦在主权统一问题上不惜铁血，但在统一后，尽管德国已有了令整个欧洲望而生畏的武力，但此时德国外交却表现出少有的温和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幸的是，德国威廉二世及后来的希特勒放弃了这种与大国交好的温和外交政策，走世界扩张和无限透支武力的道路，这又使德国在大战后惨被肢解。二战结束之初，美国也曾表现出全球武力扩张的倾向，朝鲜和越南战争透支了美国的国力，并造成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衰落。尼克松上台后迅速果断从越南撤兵，收缩国力，此后美国国力再次恢复并持续继续上升。苏联解体后，美国重蹈冷战时期世界武力扩张的覆辙，继1991年和1999年的海湾和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在新世纪之初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现在美国陷在伊拉克不能自拔，国力出现衰落迹像。

这些历史经验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是有用的。尽管中国经济已日益与世界融为一体，尽管中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但中国一定要理性地认识和保持武力的使用限度：在主权统一问题上，中国武装力量使用是果断有力而不惜代价的；在国际资源利益问题上，中国的武装力量使用是自卫性；在国际问题上，中国武装力量只用于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维持世界和平。与霸权国家不同，服务于中国崛起的国家军事力量只是一种自卫性力量，因而只是一种有限使用的国家力量。如果中国能理性地认识并守成于这个这个限度，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可持续的。为了主权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发展，中国应当敢于使用武力；同样为了尊严，中国也要不轻易使用武力。现在我们再回头反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以及小平同志为中国未来50年的提出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就会理解这是他们那一代领导人，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所作出的对中国未来崛起边界的理性限定。对今天中国人而言，最困难的也许不在于中国崛起，而在于中国是否可以理性崛起。理性崛起意味着准确地把握中国崛起的边界，而规定这个边界的则是国家资源可支撑的国力边界。

国家崛起的逻辑必须是自主逻辑，依附于他国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目前拉美国家发展就是这种依附于西方资本的模式。拉美国家放弃了国际上的反霸斗争，依附霸权换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国内阶级斗争。拉美模式的要害在于以大量牺牲国内劳动者利益和民族市场为代价，主动向北方国家长期大量“供血”并以此换来与北方国家的“罗马式的和平”（Pax Romana）即奴隶主与奴隶间的和平。这样的结果是国家放弃自主发展道路，本国经济丧失自我内部循环的条件，最终将国家命运交付给西方。历史上，为了避免依附型发展道路，美国人民发动独立战争；在南北战争中，林肯不惧来自英国的压力，不惜铁血打败了一心想依附于英国的“南方同盟”，维护了民族市场，美国由此迅速崛起。上世纪30年代，中国蒋介石政权选择了依附于国际资本的买办道路，少数人积累大量财富，国家大规模向国际资本出让利益，由此造成国内工农大量破产，民族市场严重萎缩。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使中国脱离了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并在以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成长为一个令世界尊重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强国。建国之初，中国外交上提出五项原则，是中国崛起的和平宣誓，由于这个宣誓有坚定的国家意志和强大的国防力量支撑，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朝鲜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受到东南亚国家的尊重和欢迎，西方人对周恩来也敬意有加。因此，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以仁假力”和国家威信形成的过程。

那么，中国崛起的逻辑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主权是大国崛起的逻辑起点。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但中国又是一个主权尚未完全统一的国家。前者决定中国的崛起应当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平等地接受，而不是强迫世界接受的过程。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与国际社会和平互动，按自由贸易原则平等地分享国际资源是贯穿中国崛起始终的原则。此间，中国国力使用是有限的，军事的性质仅属于自卫性的。后者决定中国的崛起又是中国完全实现主权统一的过程。与“台独势力”斗争，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对中国来说，是不容讨论和不能妥协的原则。从这两方面看，中国崛起的认识逻辑是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统一。

第二、资源，是大国崛起的逻辑演绎的第一环节，但对中国而言，它又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据统计，到2010年，国内石油、天然气、富铁、富锰、铜等10种矿产已不能保证并需长期进口，铬、钴、铂、钾盐、金刚石等严重短缺。到2020年，对经济发展45种矿产资源中可保证经济发展需求的只有5种。能源方面，从1990年起，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2000年净进口量超过6000万吨。未来15年内，我国国民经济将以7%左右的速度发展，原油需求将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同期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低于原油需求增长速度，国内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预计2005年原油需求2.45亿吨左右。2003年初，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报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后2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至5倍。报告说,中国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产结束期。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和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别占其国内消费量的70%和50%。中共十六大为未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目前看，仅凭国内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和油气资源的储产量不足以支撑这个目标，而国际油气资源进口上游地区，基本又为美国等西方海权大国所控制，这种控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又进一步强化为经济垄断。这对油气进口依存度日益增大而同时又对油气上游地区没有多少控制力的中国能源消费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尤为严重的是，中国资源短缺现实，又与大国间普遍存在能源危机同期出现。新世纪到来之初的头几年，美国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这些战争大都发生在石油贮量丰富的中东地区。中国今天正在崛起，而目前中国可控资源又远远不足以保证这种崛起。这将迫使中国产生更迫切的国际民主诉求并向国际社会要求更加民主的资源分配体制。但历史表明，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这种诉求是和平实现的，除非这个国家选择没有前途的有和平而无崛起的经济模式。如果再考虑台湾因素，中国在崛起之初，就可能不得不面临强力崛起的选择。

第三、政治文明是中国崛起的逻辑主线，也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崛起的政治保证。中国对政治文明的诉求是国际民主与国家民主的统一。

国际体系，本质是一个国际资源分配体系。现存的国际资源短缺是绝对不平等的国际资源分配体系的结果。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中国国内资源供给日益短缺状况，使中国对外部国际体系，尤其是资源分配体系有了更迫切的国际民主诉求。自由贸易和国际民主，是近代法国、德国、美国等在反对英国霸权过程中提出并以武力相捍卫的政治诉求，1918年美国总统T.W.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纲领》，便是这种诉求的最集中和最全面的表述。今天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需求并意识到了自由贸易权利和国际民主权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中国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并与国际贸易和世界资源产生了日益密切的依赖关系。中国发展在对国际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根据责权对等原则，中国也就自然拥有了平等获得相应的国际市场和资源份额、自由贸易及平等地利用海洋运输通道等权利。但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这些权利正在受到已崛起并异化为世界霸权的国家的压迫和无理限制。中国的崛起不可能不对这个不民主的体系提出民主诉求。国际民主，本质是主权国家对国际资源，尤其是极难再生的稀缺资源的平等共享的权利体系。世界上绝少有国家为阳光打仗，因为阳光是充足的。二战后各国经济发展造成资源短缺，由此造成日益严重的南方国家对国际资源的依赖，这种依赖使南方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共享国际资源的权利。这些权利便是当代国际民主的核心内容。

国际民主本质上是反霸的。西班牙、荷兰曾压迫英国的崛起；英国强力崛起后，它就压制美国崛起。美国强力崛起后，它现在就压迫别的国家比如苏联、中国等国家崛起。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都是在强力应接挑战中崛起并获得既定的国际资源份额的。这种份额比例则是在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后得到确认的。现在亚洲随中国崛起而形成一批新兴工业国家，与此相应，南方国家改变不平等的国际资源分配体系的民主诉求也日益强烈。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吃饭”问题上，人类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是国内阶级斗争，就是国际间的民族斗争。历史上，与暴力相对立的国家理性，从而国际民主只能在国家力量的边际发生。过去是这样，今后也不可能有大改变。即使是今天的联合国，如果没有核武器作后盾，五个常任理事国就不有实质性的权力。对中国而言，现阶段的中国不仅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还面临国家主权统一的问题。这都涉及到仅靠口头宣誓而不能捍卫的安全底线。因此，中国的国际民主权利也必然是一个非强力捍卫而无法保障的权利。

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同时是一个践行国家政治文明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国内工农大量贫困，政治文明日益衰落中崛起。中国崛起不仅需要物质支撑，同时还有精神的支撑。而精神支撑是需要文明的制度保障的。在国体不变和资源条件充分的前提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用不同政体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参与。目前已崛起的西方大国政体在资产革命胜利之初，都经历过短期的阶级强制即专政阶段，在相当的时期中，阶级专政甚至成了这些国家推进经济的手段：英国有克林威尔专政时期；法国有拿破仑专政时期； 德国也依次经历过俾斯麦、威廉二世，乃至希特勒法西斯专政阶段；甚至是19世纪的美国崛起，也不是牧歌般的进程：它对国内阶级镇压也是出奇的严厉。只是当这些国家走向世界，并从世界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资源回流补偿后，国内阶级矛盾才因外化为国际民族矛盾而开始缓和：居民的阶级身份，逐渐转向公民身份，国家阶级专政政体便转变为建立在政府与公民契约制度上的法制政制。英国早期的宪法性文件如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1791年的《宪法修正案》、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等，从立法上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国家公民权利从文件真正进入居民生活，是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尤其是这些国家实现海外扩张并由此得到大量利润回流后才逐步实现的。

国家公民身份是“人民自决权”和“民族自决权”自觉让渡给国家主权后的产物，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中具有首要的意义的，是被纳入权利-义务体系中的公民在对国家尽其依法纳税和效忠义务的同时，国家也对其公民权利有依法实行保护的责任。在这种互相制约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国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全体居民的积极性。古代罗马曾用扩大公民权范围和数量的方式获得国内居民对国家目标的更广泛的支持，西方在通过从专政体制向法制体制的转变后赢得国内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也曾经历过“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其间的国家居民身份曾以阶级“成份”来划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建立法制国家的探索，依法制国和依宪治国已成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此相应，国家居民身份自然而然地从以往的 “阶级成份”过渡为国家公民身份，国家政体由阶级国家转变为公民国家似乎成了既可与世界现代文明对话又能最大限度调动中国居民活力的必经之路。

但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逻辑，不仅具有世界文明的共性，也具有中国的个性。与西方英美国家不同，而与小自耕农居多的早期法国相似：早期法国提出“公民权”的概念更侧重于保护占人口多数的第三等级的权利。今天的中国仍是工农居于绝对多数而在短期内又不能使之转化为中产阶层的国家；与此相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护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利在中国公民国家制度建设中就具有了基础性的意义，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体对政体改革的绝对要求，而且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工农联盟的成功实践在依法制国时期的合理延申。用国家的力量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损害他们的利益，是中国未来持续崛起的政治保证。总之，我们要找到一种不仅与人类一般文明而且还与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最终目的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