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给中国西部周边安全环境带来的直接重大变化是：原中苏对抗时形成的强大军事存在被大大削弱，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消失；同时，由于中亚 [1] 各国自身地区性战略力量尚未形成足够的替代能力，该区出现了一个相对低压的地缘政治空间。原有的强大军事集团所具有的威慑和屏障作用的丧失，使得多种大国力量相继进入，构成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基本因素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

　　为了保障刚刚取得的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中亚各国在经历了独立建国的初创时期后，不断完善着各自的国家安全观，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共性的对外安全战略。近年随着世界和地区内形势的若干重大变化和多种社会因素的此消彼长，中亚各国对既定的总体方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由此带来的对外安全战略的变化，将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中国的西部安全形势产生明显的影响。 　　

　　一 　　

　　在世界文明史的长河中，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地区向来是东西方文化和各大国政治势力影响的交汇处。古波斯文明、印度佛教文明在这里汇集，匈奴、蒙古铁骑的征服，汉唐军府的屯驻，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教，突厥人传播的突厥语文化，都使这块亚洲的腹地蒙上了富于变化的色彩。每当一种强势文化进入这一地区时，随着作为这种文化的载体和后盾的政治、军事实力的消长，其势力范围也随时发生着波动。

　　从公元 18 世纪上半叶开始，沙皇俄国由奥伦堡—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堡垒线向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推进。到公元 19 世纪中期，已经南进中亚腹地的沙俄扩张势头在东面遇到了中国清朝政府的抵制，南面又与来自印度的英国殖民势力相冲突。最后，借腐败的清朝政府内外交困无暇西顾之际，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的西部边界大大压缩，夺取了斋桑湖、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以东的广大战略纵深；又通过两次阿富汗斯坦战争，迫使在亚洲已是强弩之末的英国殖民者做出妥协， 1893 年双方划定土库曼斯坦与伊朗、阿富汗边界，以作为两大殖民帝国势力范围在亚洲腹地的终极分水岭 [2] 。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整个中亚地区被俄罗斯东正教强势文化圈所笼罩。

　　 1991 年，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地区在原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形式下带着几分无奈和先天不足获得了独立。当初获主权的自豪感冷却之后，中亚各国开始意识到独立建国道路的艰难。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体，怎样弥合原有经济体系破裂带来的深刻冲击，如何调整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关系，而最紧迫、最重要的是在旧有的国家系统基本失去效力的情况下，以什么替代方式维护各国的社会稳定、抵御外部势力的渗透、在国际社会中确立国家威望，上述一系列重大而严峻的课题摆在各国领导集团面前。由于冷战的结束是在原有美—西方与苏—东方之间对抗发生不对等解除的基础上产生的，庞大的苏东军事政治集团在不长的时间内土崩瓦解，而美国及北约的军事力量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在地缘形势上获得了更大的战略优势。由此引起的全球性战略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在中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附属于原苏东集团的军事战略集团瞬时消失，而本身的地区性力量尚来不及强大到足以填补这一空缺的程度。于是，在中亚地区与周边环境之间相对形成了一个地缘政治势力的“水位差”。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 ( 如石油、天然气 ) ，吸引着来自外部的各大国势力纷纷涌入寻找自己的位置。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冷战后在中亚出现的大国角逐情景，是继上个世纪英俄在中亚挤占势力范围以来的第二次外部利益大分割。虽然时过境迁，今天的中亚形势远不可以与当年同日而语，中亚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也使这场争夺带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就渗入因素的力度及其多元性和复杂性而言，却大大超过了 19 世纪中后期。对此，中亚各国领导人均持较清醒的认识。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增长的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强大的外部力量不可避免地对决定我们的未来起着重大的作用。” [3]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中亚各国领导人推出了以多边平衡务实外交为基础的对外安全战略。这一战略在保障各国主权独立的前提下，以退为进，借助于诸种国际势力急于在中亚确立和发展各自利益存在的需要，有意识地吸引各国以及大国集团的势力进入，并利用他们谁都不愿看到任何一方独霸中亚地区的心态，在这个地区构成多重的安全保护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使中亚各国的政治、经济主体得以在各大势力进入后形成对峙和制衡的缝隙中间赢得巩固、发展和成熟的时间，并借助于大国的实力捕捉住独立后的最佳发展机会。从理论上讲，实施这种务实的安全战略的确有望在目前的困境中给中亚国家带来多方面的现实利益，然而与获得利益的可能性并存的是操作上的敏感性和由此带来的相当危险性。把握大国势力在本地区平衡，犹如走在高空中钢丝绳上的杂耍艺人，能否从头走到底就要看他把握平衡技巧水平的优劣和引起重心变化的外部因素的强弱。

　　如果这样的假设和命题成立，首先我们可以从第一个方面认定，当今的中亚各国领导集团都不能算作那种技艺纯熟的走钢丝者。因为，在中亚国家作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历史时期中，各国政府实际上均属于不可能独立行使主权的“次国家政治实体”。长期附属于苏联中央政府的一切政治和外交活动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不足以从容应对独立后出现的复杂局面。不仅如此，作为多数中亚国家的主体民族在历史上甚至从来没有建立过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或具有地区性统治权威的政权实体。其次，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通过对那些能够对中亚各国总体政治安全格局构成足够影响的主要重大外部因素的分析，认清外力对这场平衡游戏可能带来的结果。 1 、俄罗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实际战略控制已经放弃，但是基于近两个世纪经营构筑起来的经济、文化联系，难以随着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分割而就此中断，俄罗斯仍将这里视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这不仅由于目前中亚各国的对外经贸活动中，对俄罗斯的进出口业务仍然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份额，也不仅由于长期的开发和经营历史使大量的俄罗斯族人留在了中亚广袤的土地上，更重要的还由于中亚地区所处的战略地理位置使俄罗斯向来把它当做阻止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和西方渗透影响的重要屏障与缓冲地带。 2 、美国及西方：当北约在欧洲东翼以波兰、捷克、匈牙利为主线启动针对俄罗斯的东扩计划的同时，西方战略家一直没有放松对南线辅攻方向的控制和拓展。其实，对于这条战线美国人早已是驾轻就熟：冷战期间西方长期以土耳其为中心向前苏联的软腹部组织起一波又一波的情报战和心理战，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又借助阿富汗人的反俄情绪，将从南翼弱化、分化苏联的前沿阵地推向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线，为配合东（日—韩—台）、西（北约各国）两翼形成的钳型态势最终压垮苏东起了不小的作用 [4] 。今天，当俄罗斯的直接控制力北移和中亚国家担心其卷土重来而在积极寻求一种新的可借用力量时，西方适时地捕捉住了使这条战线向北推进以进一步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时机。 3 、中国：作为仅次于俄罗斯的周边大国，历史使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继承下来了一种微妙的关系。虽然在中亚各国独立后与中国之间建立起来的互补性经贸合作面临着向更高层面提升的考验，而且处于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实力尚难在与其他大国势力竞争中亚“大游戏”中作为强有力的后盾，但 3000 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民族和宗教因素，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都决定了中亚国家积极对华关系的基本立场，并将中国的影响作为地区安全的多重保障因素之一，有意鼓励中国通过多渠道的合作把自己的利益存在确立于中亚地区。 4 、伊斯兰国家：自中亚各国独立以后，西亚、南亚各伊斯兰国家即开始借助共同的宗教文化优势向中亚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沙特、土耳其等国以其较发达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以赞助传教修建宗教场所为途径在中亚各国抢滩后，马上将施加影响的领域向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转化。中亚各国一面利用着由此给经济复苏带来的实惠，一面不时启动着这一足以引起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予以关注的兴奋点。

　　如何平衡这些外来的重大影响因素以达到有利于自身安全、稳定和发展的最佳效果，中亚各国独立七年多来一直不断地调整着对外关系的重心，以吸收和适应来自诸方面势力影响的能量。而地区内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变化和世界安全格局的重组，制约着中亚国家多边平衡战略的基本取向，决定着各国对上述诸因素的不同倚重程度。

二 　　

　　传统地理学认为，中亚地区属于亚洲腹地；人类文化学者也将古代中亚文化圈划入东方文明的范畴。但是如果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由于中亚地区所处的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社会发展历程，这个地区的属性应介于欧亚两大政治地缘板块的边缘。中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的发展速度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加之自然地理结构的屏障作用，来自周边各文化中心源区的影响力汇聚在中亚地区时已形成了明显的压差。其中，欧洲文明的影响因素在近代中亚的多元社会文化构成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苏联解体后，虽然属于俄罗斯的大量军事存在仍是中亚国家保障新获独立主权的重要依托，但是历史形成的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戒备心理和新形势下对原苏联时期延续下来的陈腐军事体系的不满，使中亚各国从独立初期就明显地表现出摆脱俄罗斯控制、引进新型安全机制的企图。 1994 年，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四国相继加入了北约的外围组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其中土库曼斯坦虽然因为独立后奉行的中立政策又退出了这一准军事同盟组织，但也积极地与美国等主要北约国家发展双边的经济、军事合作。 1997 年 9 月，“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成员国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境内组织了首次以提高“解决地区性突发事件”能力为目的的“ 97 —维和营”演习，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了中亚地区这块“净土”； 1998 年 9 月，类似的演习在更大的范围内举行； 1999 年的“中亚维和营”演习又已在策划、筹备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亚各国表现出来的“利益开放”态度予以了更高热情的回报，以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不断加大渗透力度。 1995 年，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访问哈萨克斯坦时称，哈对美是一个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美将无条件地支持哈提出的所有问题。同时，宣布取消对哈的武器禁运，与土库曼斯坦共同发表了防御问题的联合声明，并为中亚各国培训高级军事人才，提供巨额贷款帮助中亚国家实现军事工业转向民用。

　　如果说，在中亚国家独立建国初期还较多地考虑到俄罗斯因素对其外部安全环境的重大影响作用、而在与西方逐步扩大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处处谨慎以避免刺激俄罗斯的话（ 1998 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仍将对哈国家安全构成制衡的重大外部因素排序为俄罗斯、中国、西方和伊斯兰国家 [5] ），则近几年中亚各国与西方在“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内的军事安全合作不仅步伐加快，而且有在范围上更加扩大化、内容上更加务实化的趋势。这是由于：一方面，美国及西方在北约东扩的主要方向上得手后，愈加感到启动南翼迂回中亚地区的迫切性，以进一步达到北向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东向遏制中国持续发展势头、南向防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抬头的地区战略目的，并为确保下世纪能源通道，稳定中东、挺进里海，控制中亚能源市场发展走向，而在中亚地区不断扩大经济和军事渗透。 1997 年 7 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中亚和外高加索是美的“重要利益地区”。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七年多来，俄罗斯社会改革一直未能走出低谷，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一降再降。俄罗斯主导下的独联体范围内的合作也一直有名无实，使中亚各国在国家安全上对俄罗斯的信任程度大打折扣。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在独联体首脑会议上明确表示出对俄罗斯作用的失望； 1999 年 2 月，乌兹别克宣布将退出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

　　美国主导北约武力干涉巴尔干危机和北约 50 周年庆祝活动，标志着北约新安全战略的正式启动。这是二战以来最重大的国际事件之一，它对当今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关系和国际秩序产生的深远影响不容忽视。而这种影响在外部政治势力的强弱对国家安全战略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中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尤其是“科索沃”模式的推出，更迫使中亚各国不得不对其所倚重的各大外部势力做出重新选择。所谓“科索沃”模式的基本要素：一是首次绕开公认的国际组织，在北约成员国领土之外实施武力干预；二是借民族、宗教等问题插手主权国家事务；三是以“人权高于主权”作为重树国际秩序的新原则。若以这三点划界，在北约完成对南联盟实际上的肢解之后，在“科索沃”模式的成功于世界范围内引起的示范和震动作用下，那些未被北约军事保护伞覆盖的各国政府都难免对自己内政中可能构成热点或被利用作为热点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地处东西方夹缝的中亚各国， 130 多个民族杂居，东正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共存，历史上留下来的领土、水源纠纷，尤其是独立后确立的单一民族的国家政体与多民族社会现实间日益突出的矛盾，近几年在中亚各国明显活跃起来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活动，这一切自然使中亚各国领导人不自信地将南联盟的命运与自己的国家联系起来。许多人认为，面临北约新干涉主义的强大压力，底气不足的中亚各国必然会行动起来，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像 1998 年 5 月结成反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政治联盟一样，对内在独联体政治安全合作的框架中联手解决共同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消除内部隐患；对外在独联体军事安全合作的基础上结成统一的地区战略强势力量，防止巴尔干危机在中亚地区重演。这种估计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忽略了另外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其一，俄罗斯现有的地位和实力还是否能维持中亚国家对它在安全上的依赖；其二，在当代国际政治不对称格局中，在由唯一的大国集团发动的战略攻势面前，根本不堪与之对抗的中亚各国为避免弱化、分化的厄运是否可能转向另一个极端，即主动投入这一集团的强大势力范围之内，以此求得作为这个集团（或附属的子集团）成员之一的安全保障。

　　首先，在这次引起国际社会空前关注的危机中，刚刚经历了深刻金融危机并尚未彻底摆脱出来的俄罗斯尽管已经做出了极其到位的表态和斡旋，但对其斯拉夫兄弟的实质性援助和缓解压力的作用实在令人失望。如果说此次美国主导北约空袭南联盟的军事行动确有试探俄罗斯对西方继续推行一极世界意图反应能力的话，则俄罗斯的表现已经让人们看到，虽然它还披着核大国的铠甲，但与处于扩张状态中的北约相比已是英雄气短。其次，凡是多民族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族问题，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在这次以人权和价值观为由发起的战争中，美国及西方国家在这些问题上采用了双重标准。与此具有比较典型可比性的是对待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与南联盟相比，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的反政府力量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恰恰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正式成员国之一，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对土耳其政府大加挞伐，反而在其维护同盟国关系最需要的时刻，动用秘密组织协助土耳其政府辑捕了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厄贾兰，使库尔德人反政府武装遭到重创。如果不忽略这两方面的事实，人们已经不难意识到，中亚国家在当今外部因素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也完全有途径向西方靠拢，最终达到成为被北约伙伴认可的大国集团成员之一的目的。

　　事实上，这种试探已经在不声不响中进行着。当北约空袭南联盟进入白热化时，中亚五国领导人并不理会俄罗斯号召独联体国家共同谴责北约侵略行径的倡议，却与西方各大国领导人觥筹交错于华盛顿，积极参加北约 50 周年庆典，并私下协议准备组成共同抵制俄罗斯的小联盟。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最远的应属乌兹别克斯坦， 1999 年 2 月其公开表示打算退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后，又响应加入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组成的反独联体“古阿姆（ GUUAM ）”集团。参加完北约 50 周年首脑会议回到国内的卡里莫夫总统对乌新闻界说，拥有 19 个成员国、与 40 多个国家保持着合作关系的北约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基础，乌与之发展战略合作关系非常重要 [6] 。 5 月底，乌与美国共同签署 1999 ～ 2000 年两国国防合作计划 [7] ；早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设有办事处的哈萨克斯坦也在 1999 年 5 月接待了美国总统特使，签署了价值 5000 万美元的援助项目和边境保卫援助技术协定 [8] ；资源相对贫乏的吉尔吉斯斯坦时时受制于中亚邻国，对地区外大国势力的依赖程度更高，吉政府已有意按照美试图把吉建成中亚“民主样板”期望，选择建立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道路；土库曼斯坦也于 1999 年 5 月通知俄罗斯有关部门，将单方面停止与俄罗斯联合守卫土边境的无限期条约，并要求俄边防部队在 11 月中旬撤离 [9] 。

　　近期西方势力在中亚地区的明显加强，使中亚各国在继续奉行多边平衡外交政策的基础上发生明显的位移，在中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发展趋势中不确定因素增多。

三 　　

　　中国与中亚各国、各民族在历史上向来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连接欧亚文明的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和区段就分布在中国的西部和中亚地区。为确保独立建国初始阶段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中亚各国都十分看重与中国发展友好互助的双边关系。尤其是与中国有着漫长共同境界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均把与中国建立和发展合作关系作为保障各国巩固独立建国成果的重要对外安全战略之一。中亚各国领导人在独立后的活跃外交活动中往往把取得中国的支持作为突出其国内、国际政治形象的重要途径。为摆脱苏联解体后遗留下来的陈旧经济体系的束缚，加快经济复苏的速度，中亚国家积极与中国建立和扩大多渠道的经济合作：一方面利用市场和商品的互补优势，促进各国内部生产能力的恢复；另一方面借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改造各国的旧有国民经济体系。中亚国家均地处内陆，中国被他们视为实现资源富国战略最理想的对外经贸通道。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曾将中国比喻为吉通向世界的大洋 [10] 。基于这些需要，中亚国家对外安全战略中的中国因素将始终被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然而，作为多元社会的中亚各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作用正日益凸显出的另一种潜流，已不能不被关注中亚政局发展的中国所正视。历史上，横贯新疆的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和分布于其间的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将中国农耕文化圈与中亚游牧文化圈截然分隔。丝路古道上的往返商队连接了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但由于不同的社会活动方式，缺乏市场联系的文化互动最终难以形成。 17 、 18 世纪以后，西方工业革命推动欧洲文明强势进入中亚时，中国的影响渐渐趋于弱势。结果，与斯拉夫文化相比，中亚各民族对中国文化的隔阂感相对加重。沙皇俄国吞并中亚后，借中国内乱派驻军队于新疆，迫使清政府签署的一系列不平行条约，割去中国西部大片领土的历史，一直是中亚国家对华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加之苏联解体后各种西方思潮的涌入，“文化冲突论”、“中国威胁论”一时间亦甚嚣尘上。 1998 年，俄罗斯一家刊物在哈萨克斯坦所作的民意测验显示，哈国民赞成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竟只占 9.4 ％。关于中国人口膨胀、土地奇缺、在居民住房的屋顶上生产农作物等奇谈怪论在许多中亚媒体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最近，连某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开始在报刊上大谈中国向中亚“扩张的危险” [11] 。随着西方政治因素的进一步渗透，这种原只对社会舆论构成有限诱导作用的负面情绪将作为一种社会基础而被西方遏制中国战略所利用，进而对中亚各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现实的中亚社会政治格局中，由于复杂的民族、宗教等问题和外来因素的影响，各国政府对自己版图中的个别地区的控制能力较弱（如哈萨克斯坦的七河地区、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地区和塔吉克斯坦的列宁纳巴德州等地），在这些地区活跃着许多不被所在国法律认可的组织，其中包括以分裂中国新疆为直接目标的民族分离主义组织。另外，近几年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由中亚地区周边的伊朗、沙特、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渗入，并在中亚各国社会呈蔓延趋势，对各国的世俗政权和社会生活形成了重大的冲击。乌兹别克斯坦当局已经宣布， 1999 年 2 月 16 日在塔什干制造系列恐怖爆炸事件的主犯是被乌内务部宣布为非法政党“艾尔克”的领导人穆哈买德·萨里赫，而该组织就在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训练营地中有计划地培训着自己的行动骨干 [12] 。而在中亚活动的类似组织远不止这一个，他们的存在使中国西北的外部安全环境更加复杂。今后，在美国及西方对中亚国家通过有条件援助等方式、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法治规则改造中亚社会的背景下，美国及西方势力将以“人权”、“自决”等理由，假中亚政府之手有选择地放宽对某些组织的活动限制，甚至可能通过特殊渠道与一些组织进行接触，并进一步实现控制以达到为之所用的目的（有学者认为，这种接触已是事实）。

　　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有理由做出下面几点可能性判断：

　　 1. 美国及西方出于北约新战略的需要，将在原定的“新中亚战略”基础上充分利用“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下的协作关系，扩大与中亚各国军事安全合作的领域，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其在中亚地区的军事、政治存在，从而加强对各国社会发展的深层影响，实现对整个中亚地区对外安全战略走向的控制。

　　 2. 中亚各国在继续推行多边平衡务实外交战略的基础上，西倾色彩将明显加重。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亚国家参加北约的事宜还不可能列入日程，但通过与北约外围组织共同进行初级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将有所加大。各国在与“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参加国加强多边合作的同时，重点会发展与美国的双边军事安全合作，而且不排除为了取悦于西方大国在多边平衡外交中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俄罗斯等其他外部因素的可能性。

　　 3. 在“科索沃模式”的示范效应下，美国及北约在中亚地区势力范围的扩大，必将更加激活各国社会中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离主义等原有不稳定因素。为配合既定的“新中亚战略”，美国完全有可能按照西方需要的特定标准对这些因素加以改造和利用，促使其由原来的各国社会性因素升级为地区性战略力量层面中的一部分，从而对中国西北周边安全环境构成重大隐性威胁。

　　综上所述，目前在中亚地区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正在显现的趋势将使整个地区安全格局的发展趋于更加复杂化，美国及北约势力在中亚地区军事存在的加强，将加速破坏原有的地区战略力量均势，成为世界性安全机制失衡表现突出的局部地区，使中国西北的外部安全形势显得空前严峻。进入下一世纪后，西北地区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基地。如何利用中亚地区现有的制衡因素和途径营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确保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实现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课题摆在中国战略学家的面前。

注释：

　　

　　 [1] 本文所涉及的中亚地区，是指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个主权国家在内的政治地理概念。
　　 [2] 王治来：《中亚近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3] 、 [5] 努·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斯坦 2030 ——哈萨克斯坦总统 1998 年国情咨文》。
　　 [4]( 美 )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6] 乌兹别克斯坦《东方真理报》， 1999 年 5 月 28 日。
　　 [7] 新华社《每日电讯》， 1999 年 5 月 27 日。
　　 [8] 国际互联网《自由欧洲电台》， 1999 年 5 月 26 日。
　　 [9] 俄罗斯《独立报》， 1999 年 5 月 27 日。
　　 [10] 北京：《现代国际关系》， 1998 年第 3 期。
　　 [11] 哈萨克斯坦《格林威治时间》报， 1999 年 4 月 30 日、 5 月 4 日。
　　 [12] 俄罗斯《独立报》， 1999 年 5 月 1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