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的研究成果显示，进入新世纪的中亚史研究正以蓬勃发展趋势向前迈进。这种态势表现于学科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不断加深和相关的成果日益丰硕。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年出版的学术专著约60余种，译著近20种，论文集约5种，学术刊物6种，丛书约7种，学术论文700余篇。一些有关中亚史研究的史籍丛刊、专（译）著再版。与此同时，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增多，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也于近年相继召开。如，“中国《突厥语大词典》学术研讨会”（新疆，乌鲁木齐，2000年10月11－13日）、“中国新疆吐鲁番学国际研讨会”（新疆，吐鲁番市，2001年8月16日）、“西北史学会学术研讨会”（甘肃，兰州大学，2002年1月21日）、“西北边疆民族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亚文化协会第三届年会”（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2年3月24－26日）（简称“中亚文化协会第三届年会”）、“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甘肃，兰州大学，2002年7月15－18日）、“国际阿尔泰语言研讨会”（北京，2002年8月17－18日）、“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九次学术讨论会”（新疆，乌鲁木齐，2002年8月19－21）、“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北京理工大学，2002年8月25－28日）、“重访吐鲁番：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一百年学术研讨会”（德国，柏林，2002年9月8－14日）、“第三届中国伊朗学讨论会”（北京大学，2002年11月14—15日）、“古代中外关系：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2002年11月15－16日）等会议的召开，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外学术界同行之间的学习与交流。其中“中亚文化协会第三届年会”的召开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会议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亚文化研究协会联合主办。会议的中心议题为：西北边疆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西部大开发与西北边疆民族、中亚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中亚局势的变化及其对西北民族地区的影响。来自国内8个省市区的60余位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综观这三年的研究成果，中亚史的研究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同时，正逐步加强对境外中亚地区历史文明的研究；中亚史各专题领域的研究也因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方法的使用而不断深入。现就笔者管见，择要作一介绍，挂一漏万，再三难免，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长年来，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我国中亚史的研究从地域范围而言，基本限于境内相关地区，而难以“西进”，有关境外中亚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也寥寥可数。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进。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425千字，5＋15＋511页，25元），阐述了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从远古至今的历史发展概况，添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另外，许序雅著《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200千字，4＋252页，15元），探讨了萨曼王朝的兴衰历程、历史分期、政治制度和统治体系特点、商贸发展、对外关系以及中亚伊斯兰化、突厥化进程等诸多问题，使人们对9－10世纪中亚河中地区的历史发展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阿富汗是古代东西陆路交通的枢纽，是中亚大陆的锁钥。当今，阿富汗的局势倍受人们关注。彭树智、黄杨文著《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12月，14＋13＋353页，22元），系统论述了阿富汗地区的历史文化和阿富汗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极大地丰富了国内关于阿富汗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内容。
　　近来，余太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劄记[1]，涉及各传所载山水、人口、农业、手工业、商业、物产、社会生活、人种、语言文字及制度、习惯法、宗教和神话传说等诸多方面，为中亚史各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亦拓展了当前国内中亚史研究的内容。以下就专题研究内容作一概述。

　　　　　　　　　　　　　　　　一、考古

　　新疆考古研究是我国中亚考古研究的核心部分。吐鲁番地区考古研究则是新疆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由于学者们的努力，学术界关于吐鲁番地区各种考古发现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成果形式也多种多样。然，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具体而形象地解读考古实物中所积淀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的学术论著不多。王炳华的《访古吐鲁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255千字，4＋2＋334页，22元）提供了这方面研究的典范。作者利用吐鲁番地区的各种考古发现对古代吐鲁番地区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和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由于作者在四十余年的新疆考古学研究中，亲历了吐鲁番地区许多考古挖掘现场，对一些考古发现又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全书内容融汇惯通，语言简练活泼而富激情，无论于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是一部了解古代吐鲁番历史文明的佳作。另外，由作者主编的《交河沟西》（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和《交河沟西1994－1996年度考古发掘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等书都详实地反映了有关该地区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新疆史前时期考古文化研究是新疆考古学领域中的重大课题之一。迄今为止，在新疆史前时期的考古研究中，已经正式划分命名并被实践证明是基本正确可取的有两种考古学文化，即察吾乎沟口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近来陈戈发表“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2001年，科学出版社）、“苏贝希文化的源流及与其它文化的关系”（《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欧亚学刊》第二辑）等论文，就新疆史前时期的另外两种文化提出命名并作论述。在“新疆考古述论”（《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1期）一文中，作者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相对完整地构建了新疆史前时期考古文化体系的总体框架，使学术界关于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大大进了一步。另外，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考古博物馆“新疆鄯善县苏贝希遗址及墓地”（《考古》2002年第6期）；刘学堂、关巴“新疆伊犁河流域考古新发现”（《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刘学堂、李溯源“新疆伊犁河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西域研究》2002年4期）等论文都反映了近年来有关方面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新疆古尸研究是新疆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由于古尸遗存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信息，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尸人群的族属、语言、宗教、风俗、历史等各方面的认识，研究古尸遗存也就成为了中亚乃至欧亚大陆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上个世纪以来，在新疆天山山脉以南，塔里木盆地周缘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相继出土的大量古尸，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对古尸进行的考古学、人类学、解剖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环境保护科学等各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王炳华主编的《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16开本，245页，600元），集中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新疆古尸进行发掘、保护和研究的情况。该书以古尸和出土实物为主，图文并茂，并附英译（译文均出自美国学者梅维恒(V.H.Mair)教授的手笔），详细介绍了罗布淖尔、哈密五堡、扎洪鲁克、苏贝希、尼雅、营盘、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古尸情况，及当今对古尸所进行的综合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古代新疆居民的种族、民族成份、民俗、文化、医术和生态环境及其变化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民族史

　　中亚古代民族渊源及其历史活动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使这些历史问题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余太山著《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122千字，1＋3＋174页，10元），就塞种诸部的渊源提出新说，认为少昊氏、陶唐氏和虞氏诸黄帝系统有可能是其渊源之一。在“嚈哒史若干问题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2001年10月）一文中，作者就嚈哒的族名、族源、族属、嚈哒与索格底亚那、寄多罗贵霜、萨珊波斯、笈多印度的关系，嚈哒的都城以及嚈哒的朝贡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王欣《吐火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1月，211千字，2＋4＋3＋245页，18元）一书，结合比较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等有关研究成果，论述了吐火罗人的族属、族源及其在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巴克特里亚等地区的历史活动。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一文，则依据山西太原出土隋代虞弘墓（1999年）和西安出土北周安伽墓（2000年）中的有关发现，就萨保府和粟特聚落问题，特别是隋唐之际并州（太原）地区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另外，陈海涛发表“昭武九姓族源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其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唐代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等论文就粟特人的族源及其历史活动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公元7－9世纪活跃于漠北历史舞台的突厥、回鹘、葛逻禄、沙陀等突厥语部族对中古中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近三年来，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不算多，但亦有若干重要专著和论文出版、发表。如，华涛的《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192千字，3＋4＋246页，15元），作者系统利用有关的阿拉伯、波斯史料对天山地区伊斯兰化前夕突厥语部族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全书分为八世中期以后的葛逻禄在西域的活动、高昌回鹘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发展、西部天山突厥语部族的分裂和萨图克布格拉汗的活动等四章，前三章研究伊斯兰化前夕和伊斯兰化开始时期天山地区诸部族构成，及其与周邻居民，特别是与河中穆斯林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第四章着重研究了该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另外，杨茂盛等的“试论宗族部族汗国东突厥”（《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薛宗正“后突厥两厢可汗始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车鼻施的崛兴》（《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贾丛江“回鹘西迁诸事考”（《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李树辉“回鹘西迁及其相关问题考辩”（《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2期），田卫疆 “高昌回鹘史研究刍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蔡家艺“沙陀历史杂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刘正明“西域籍沙陀人在中原称帝及其历史作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文，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近年来，朱学渊（美）发表的一系列探讨古代北方民族渊流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争议。近期出版的作者《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中华书局，2002年5月，223千字，2＋5＋319页，17元）一书，是作者有关方面研究的论文结集。作者主要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对古代北方民族的源流和历史活动进行了大胆的拟构。如，认为“大宛”、“大夏”、“吐火罗”就是“达斡尔”；“乌孙”即是“爱新”；见于西方史乘的Cimmerian、Scythians、Saka等部的先民为蒙古人种等观点。这些结论似乎还需要更为充分的论证，但作者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和丰富的联想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
　　与中亚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相比，对当代中亚民族史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哈萨克族族源问题的探讨多有争议。钱伯泉“哈萨克族族源新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对两千年前之西域乌孙部即今之哈萨克族先祖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哈萨克族主要部落乌孙乃10—12世纪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兀孙，该部多数人后随术赤和拔都迁居金帐汗国；哈萨克族的族源可溯及汉之奄蔡，南北朝之曷截及其后裔——唐朝的可萨突厥。另外，吕建福“土族为吐谷浑后裔新证”（《西北民族论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结合族源传说、民间风物及族称、语言、姓氏人名等文化现象，论证了明清以来的土族即历史上记载的吐谷浑。米那瓦尔“再论撒拉族的族源与形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就青海循化撒拉族的形成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中亚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点。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则重从行政建置和制度进行探讨，而对于具体交往中的使者来往，交往礼仪等内容涉及较少。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310千字，2 5 11 400页，22元）一书，即通过阐述往来于唐朝和边疆民族政权之间使者的选派、种类、接待礼仪、职能及其在民族关系、边疆管理和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反映了唐朝与漠北、西域诸族及其它边疆民族政权的关系。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则在探讨唐朝朔方军兴衰的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
　　近来，学者们在探讨西域、漠北诸族间的关系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发表不少文章。如，钱伯泉“西域龟兹国人与羌族的关系”（《甘肃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杨清风“从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西藏研究》2001年3，4期），周耀明“从摩尼教看漠北回纥与粟特人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李树辉“乌古斯与突厥、回鹘、突厥蛮关系考”（《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4期），杨铭“《大事记年》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中亚学刊》第5辑），薛宗正“吐蕃、回鹘、葛逻禄的多边关系考述”（《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刘迎胜“辽与漠北诸部－胡母思山蕃与阻卜” （《欧亚学刊》第三辑2002年4月），李清凌“藏传佛教与宋夏金时期西北的民族关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王三北“蒙元时期蒙畏民族关系发展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奥拉“明末清初的朵颜卫与喀喇沁的关系”等文，都从不同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另外，刘锡淦《古代西域民族关系与政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145千字，4＋168页，13.5元），简要介绍了先秦至明清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民族的关系与政策，以及西域诸族之间的关系。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320千字，2＋2＋470页，22元），则利用新疆出土的佉卢文、古藏文简牍，西安新发现的秦封泥，咸阳新发掘的北周贵族墓葬及出土文物，临潼华清宫梨园遗址，西安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清代新疆军事舆图等文物资料，就民族（边疆民族）的源流、政治体制、民族关系，民族历史地理等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政治

　　历代中原王朝对西北边疆的经营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以往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大多数为对某一朝代或是某一王朝在某方面经营内容的研究，而缺乏貫通性的论著。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713千字，22 3 503页，76元）一书则弥补了这方研究的不足。该书以断代为序立编，自先秦至晚清分设九编，每编论述内容都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卽：一、各朝各代的边疆经略；二、各朝各代的边疆政策；三、各朝各代的边疆管理机构。在最后一编（第十篇）还就历代边疆经略中一些貫通几代的带有共性的重大问题，如传统的治边思想、和亲政策及其在清代的延续——满蒙联姻——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使我们能够在总体把握中国封建王朝治边思想和政策的基础上，对历代中原王朝的西北边疆经营有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认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学术界在加强综合研究力度的同时，也很重视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260千字，1＋4＋3＋356页，19.3元）一书，主要通过对西州地方机构、官吏及其职掌、西州机构的运作和与西州少数民族部落相关问题的研究，探讨了唐西州行政体制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反映了唐朝对西州的有效管制。近年来，随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边疆开发史的研究成为热门，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著渐多，内容涉及各方面。总体来说，以探讨晚清、近代边吏治边思想、西部经济开发史和总结历史上西部开发经验教训的论文居多。如，邹礼洪“左宗棠新疆开发思想初探”（《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贾秀慧“杨缵绪开发近代新疆的经济思想”（《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4期）、祁美琴“近代新疆农业开发”（《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3月）、赵云田“中国历史上的新疆开发”（《新疆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殷晴“丝绸之路和西域经济――对新疆开发史上若干问题的思考”（《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王勇“秦汉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及其启示录（《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李清凌“汉唐气象与西北开发－汉唐开发西北的历史回顾”（《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成崇德“论清代前期的西部边疆开发” （《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王双怀“我国历史上开发西北的经验教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等论文都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当今的西部开发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四、文化史

　　中亚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东西文明融汇之地。在此土著文明与东西文明结合，水乳交融，形成独特的中亚文明。因而，我们探讨中亚文明离不开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内容的阐释。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3月，300千字，15 5 448页，27元）一书，主要绕四个专题，既：一，东西方远古文化的最初接触；二，秦汉大型石雕艺术源流考；三，汉唐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四，中亚古语与丝绸之路，探讨了西域文明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若干问题。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2月，340千字，9 6 490页，29元），则通过对中亚粟特胡商历史活动的考察，反映了粟特人在欧亚内陆扮演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考证了祆教、摩尼、景教的东来过程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将一幅内含丰富的文化交流史画卷展现于读者前。而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2002年4月）、王铁英“马镫的起源”（出处同上）、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唐研究》第七卷，2001年12月）、杨圣敏“坎儿井的起源、传播与吐鲁番的坎儿井”（《西北民族论丛》第一辑，2002年12月）等论文主要通过个案的研究反映了东西方物质、精神文明的交流及其对中亚文明的影响。
　　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与西域诸国文化史的研究是中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上，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1320，000千字，3 15 1732页，150元， 29元）一书，从哲学思想，宗教神话，语言文字，习俗，文学，史学，音乐歌舞，美术，岩画艺术，石窟文化，医术，科学技术，军事，教育，体育等方面综合论述了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而靳枫毅、王继红“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2001年1期）、王克林“戎狄文化的探索”（《文物世界》2002年第3、4期）、张永攀“契丹奚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宋远茹“鄂尔多斯周边及中原地区的汉代匈奴文化分析”（《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戛尔迪“匈奴文化与蒙古文化的共同性述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就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源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刘迎胜“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仲高“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于阗文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隋唐时期的于阗文化” （《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转型期的于阗文化”（《西域研究》2002年1期）等论文则就古代龟兹，于阗地区的文化进行了研究。

　　　　　　　　　　　　　　　　五、历史地理

　　近年来，考古学、文献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为进一步探求中亚古城方位、地名和交通路线提供了条件。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210千字，2 5 3 252页，16元）一书，利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中亚考古资料，结合唐代有关文献记载，对中亚碎叶、千泉、恭御城、笯赤建等城，及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史国、等诸国方位、道里、四至进行了考证，并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已的看法。另，侯灿“楼兰研究析疑”（《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李肖“且末古城地望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侯晓星“西汉玉门关遗址质疑”（《宁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方雪玉“康居国地望考辨”（《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张文德“<明史.西域传>黑娄考”(《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尤努斯江.艾力“喀喇汗王朝古都巴拉萨衮考”（《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文，及张书城“李白先世‘谪居条支’别探——条支即龟兹，兼及月氏、屈支、库车、金陵等地名”（《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张俊民“‘北胥鞬’应是‘比胥鞬’”（《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胡振华“关于吉尔吉斯坦古城地名‘奥什’”（《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等文都从不同角度对中亚古城方位、地名进行了研究。王颋 “金山以西交通与耶律大石西征路线新证”（《西北师大学报》）、刘正寅“阿帕克和卓流亡路线的再研究”（《中国边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施杨“丝绸之路上的呼罗珊大道”（《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4期）等文章，则就古代中亚交通路线研究中颇有争议或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另外，孟凡人的《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1 1 2 379页，78元），是作者多年从事新疆考古学研究和利用考古资料对西域历史地理进行研究的论文结集。该书收录作者有关论文26篇，内容涉及壁画、遗址、文书简牍、出土文物及于阗国王统、西域诸城方位和丝路交通等方面。
　　由于高昌位居丝绸之路北道要冲，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对高昌地理、交通的研究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新资料的发现和高昌史诸领域研究的发展，使学术界对高昌地理、交通问题得以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王素的《高昌史稿．交通篇》（文物出版社，2000年3月，5＋4＋588页，80元），即在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就高昌的地理、高昌与中原、周边国家及民族的交通，以及高昌的交通工具和客馆设施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欧亚学刊》第2辑），则通过分析高昌王国对外来客使的供应制度和对外来商胡、西方移民的安置、管理，及其宗教政策，阐述了高昌王国在中西交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高昌的立国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丝路通，则高昌盛；丝路绝，则高昌亡。
　　史地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大大便利了我们的具体研究。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的《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980千字，1＋20＋611页，80元），以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杭州便益书局之石印本《钦定皇輿西域图志》为主，参照台湾海文出版社之《钦定皇輿西域图志》（1970年版本）进行校注，就书中的地名，特别是属于今新疆境域内的地名，与当代地名加以对照注释，纠正了《西域图志》及校本中的一些错误，便于我们参考和利用。另，冯志文、吐尔迪.纳斯尔等编著的《西域地名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700千字，87＋589页，49元），收录了历史、自然地理、文化、名胜古迹、行政区划和居民点等方面地名5200余条，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极便学者。

　　　　　　　　　　　　　　　　六、宗教

　　历史上，多种宗教在中亚地区传播、流行，对中亚地区文明的形成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往今来，宗教于中亚社会影响之大，使我们任何欲探讨中亚历史与文化的人，必先了解中亚之宗教。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多侧重于佛教，对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传播、发展史的研究较少。近年来，学术界对中亚伊斯兰教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出版并发表了一些具有一定份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高永久著《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7月，170千字，2＋7＋203页，18元），论述了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人入侵中亚时期、喀拉汗王朝时期、花剌子模王朝时期、西辽统治时期、蒙古军队征服西域前期、蒙古政权统治时期及帖木尔帝国统治时期在中亚地区的传播和发展。陈慧生主编的《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二册，700千字，7＋4＋423＋43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65元），则阐述了10世纪前后至1949年，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发展及伊斯兰教对新疆历史、文化的影响。中亚是伊斯兰教苏非派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中世纪直至现代，苏非主义在中亚流行千年，当今仍有很大影响。张文德著《中亚苏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183千字，3＋220页，21元），探讨了苏非主义在中亚的形成、发展及其在中亚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另外，李阳、于卫青“论伊斯兰教在伊朗传播的交往性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陈国光“清政府对新疆伊斯兰教的政策”（《新疆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清代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新疆社会科学》2001年第2、3期）等论文就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近来，学术界还就历史上佛教、袄教、摩尼教和景教在中亚地区的传播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如, 姜伯勤“论宋元明初的山西祆教神庙及与中亚祆神信仰的关连”（《中亚学刊》第六辑）、葛承雍 “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颜挺亮“敦煌文化中的祆教、摩尼教和景教”（《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姚崇新“吐谷浑佛教论考”（《敦煌研究》2001年1期）、张美华“漠北回鹘的摩尼教信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陈寒“略论鸠摩罗什时代的龟兹佛教”（《西北大学学学报》2002年第1期）、才吾加普“柔然时期的新疆佛教”（《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4期）和杜平“古代亚欧大陆北部游牧民族的宗教信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1期）等论文。与此同时，回鹘佛教文献、摩尼教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牛汝极著《回鹘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340千字，431页，30元）和《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对国内外已刊布的回鹘佛教文献分门别类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进一步的研究。张铁山发表“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2期）、“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敦煌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系列论文，就北传佛教之＜杂阿含经＞和＜中阿含经＞残页内容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汉文翻译和注释，并就残页的年代、版本和翻译方式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柳洪亮主编的《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1月，2＋297页），则集中反映了中、日两国专家学者对1981年吐鲁番柏孜克里千佛洞65号窟出土的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教书信文献进行考释、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

　　　　　　　　　　　　　　　　七、其它

　　近三年来中亚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不仅表现于该学科诸领域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都有所突破和不同程度的发展，还表现在对国外同行优秀论著的翻译工作不断加强。近来，一系列有关中亚史研究的名著被译成汉语，相继出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国际知名的中亚史专家学者携力合著的六卷本《中亚文明史》的第一、二卷中文版已面世。该套书的编撰，“旨在通过对生活在中亚地区的各族人民的考古、历史、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反映中亚地区从远古时代直至当今的文明史”。第一卷标题为：“文明的曙光：远古时代至公元前700年”（A.H丹尼和A.M.马松主编，芮传明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1月，13＋444页，56元），主要叙述了中亚从石器时代人类的出现和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直至铁器时代的中亚早期历史发展。第二卷标题为：“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公元前700至公元250年”（J.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芮传明汉译，出版单位、时间同上，13＋482页，60元），主要论述了该时期操伊朗语民族所创造的游牧文明和定居文明的发展。该套书的其余几卷将在近年内陆续出版。此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的系列译著也相继出版：《治国策》（波斯,尼扎姆.莫尔克著，蓝琪、许序雅译，2002年1月，250千字，5＋9＋15＋2＋292页，33元）、《斯基泰时期》（荷兰,J.E范.洛惠泽恩－德黎著，许建英、贾建飞译，2002年1月，700千字，5＋3＋2＋438页，45元），《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德,P.S帕拉斯著，邵建东、刘迎胜译，2002年1月，180千字，5＋223页，26元）、《元代西藏史研究》（意大利,伯戴克著，张云译，2002年1月，175千字，2＋8＋1＋210页，23元）、《东域纪程录丛》（英,H.裕尔撰，法,H·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2002年5月，280千字，2＋13＋340页，36元）、《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乌,Б.艾哈迈多夫著，陈远光译，2002年5月，350千字，3＋10＋12＋425页，45元），《塔克西拉》(三卷)（英，约翰.马歇尔著，泰立彦译，2002年10 月，980千字，12＋3＋7＋1311页，图版268页，160元）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丰富了我们有关中亚考古、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必将推动我国中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近三年出版的有关专著还有：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180千字，258页，28元）；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336千字，11 373页，22元）；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306千字，31.5元）；《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同书编辑组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马曼丽主编《中国西北边疆发展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张永江《清代番部研究——以政治变迁研究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250千字，2 3 358页，18元）；阿拉腾奥其尔、阎芳编《清代新疆军府制职官传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200千字，2＋17＋270页，16元）；田卫疆《＜明实录＞新疆资料集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22元）；戴良佐《新西域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30元）、杨镰《发现西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27.50元）；孟凡人《丝绸之路史话》（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116千字，10元）；王宗维《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东方文化集成·古代东方文化编，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300千字，18＋5＋408页，32元）；黄剑华《丝路上的文明古国》（西部文明之旅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202千字，5＋2＋359页，22元）；僧人《西夏王国与东方金字塔》（西部文明之旅，2002年1月，156千字，9＋269页，19元）；马通《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180千字，1＋6＋227页）；史金波、亚森.吾守尔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300千字，150元）；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12月）；贾合甫·米尔扎汗主编《哈萨克族文化大观》（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2＋2＋4＋364页，25元）；王炳华、胡文康《罗布泊－一个正在解开的谜》（2000年2月，132千字，4＋219页，20.8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新疆山普拉山——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正文47页，图版451幅，196元）；齐东方《走进死亡之海》（2000年2月，103千字，4＋169页，16.9元）；胡文康《走进塔克拉玛干》（2000年2月，162千字，4＋263页，24.6元）；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6月）；田卫疆《没有航标的沙海之旅——近代新疆探险百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1年）；孟达来《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66千字，3＋5＋203页，14元）、赵明鸣《＜突厥语词典＞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410千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委会主编《新疆通志·语言文字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950千字，198元）；阿布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依明《古代中亚》（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567页，30元）、阿迪勒·穆罕默德·土兰《古代喀什噶尔的历史地理》（维吾尔文，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1年12月，182页，9元）、尼扎木订·托哈提编著《和田古代历史遗迹》（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100页，6元）、尤努斯江·艾力《17－18世纪维吾尔族与准噶尔关系》（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310页，16元）等。出版的论文集有：《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398千字，5 497页，26元）；马汝珩《清代西部历史论衡》（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260千字，4＋12＋368页，23元）；刘志霄主编《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2）（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180千字，2＋246页，18元）；杨富学《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等。出版的学术刊物主要有：陳高華、余太山主编的《中亚学刊》第5、6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16开本，400千字，338页，28元；2002年3月，430千字，310页，28元）；余太山主编的《欧亚学刊》第二、三辑（中华书局，2000年11月，16开本，335千字，285页；2002年4月，355千字，28元）；季羡林、绕宗颐、周一良主编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五、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002年，16开本，52元）和柳洪亮主编的《吐鲁番学研究》（三期）（新疆科恒彩印有限公司，2000年创刊，年刊）。译著有：(英)F·W托马斯编著，刘忠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3月，5 4 526页，精装本43.8元）；麻赫穆德·喀什葛里著，校仲彝等汉译《突厥语大词典》（三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2月，80元）；阿本哈孜著,阿布都沙塔尔·纳斯尔编译《突厥民族谱》（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290页，15元）；伯西和等著，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中国大探险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380千字，2＋2＋41＋487页）；斯文·赫定著，江红译《游移的湖》（西域考察大系－瑞典东方学译丛，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65页）；（英）扬哈斯本著，任宜勇译《帕米尔历险记》（亚洲探险之旅，宁夏人民出版社出，2001年1月，268千字，6＋6＋2＋2＋2＋321页，18.8元）、马达汉著，王家骥译《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版》（山东画报社，2000年10月）等。丛书有：马大正主编的《边地文化探踪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1月）；耿昇、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大探险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杨镰、陈宏博主编的《探险与发现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2001年）；《探险之旅经典文库》（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西域文化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走进大西北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另外，《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系列专著（中华书局，2000年4月）和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黄盛璋《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等专著再版。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海外遗珍－国外西域考古经典论著译丛》系列之一《西域考古图记》（斯坦因著）作为“西域游历” 丛书的主要内容又分编出版单行本：《发现藏经洞》（姜波、秦立彦译，6＋2＋320页）、《路经楼兰》（肖小勇、巫新华译，6＋2＋320页）、《穿越塔克拉玛干》（巫新华等译，6＋2＋325页）、《重返和田绿洲》（刘文锁译，6＋2＋300页）、《从罗布沙漠到敦煌》（赵燕、谢仲礼、秦立彦译，6＋2＋331页）和《踏勘尼雅遗址》（刘文锁、肖小勇、胡锦州译，6＋2＋307页）（2000年10月出版，每册26.8元）。此外，由耿昇、穆根来翻译的法国费琅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下册）（中华书局，2001年8月，6＋2＋908页，39元）和耿昇翻译的法国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山东画报社，2001年10月，205千字，2＋8＋5＋286页，20元）等译再版。

[1]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地望 《欧亚学刊》第3辑 2002年4月；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山水 《史林》 2001年第3期 ；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口 《中华文史论丛》 2001年第3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1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物产 《揖芬集》2002年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社会生活 《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种、语言、文字 《 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制度和习惯法 《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所见西域诸国的宗教、神话传说和东西文化交流 《 西北民族研究》 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