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岔口之“双城记”

我所探求的不是一个日期，而是一个象征，一个转折点，一个我们被歪曲的道德历史进程中的隐秘时刻。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

那年你决定朝北而去，而我却必须往南远行；你度过那条潺潺小河，而我却翻越这座高山。那年你坚持往左的路，而我却抱定向右的心；你走进那座茫茫城市，而我却难离开这片乡里。经过多少年一切都已经无经找回，你我却都背着各自的疲惫，是否该丟掉心中的累赘，擦干这些年的眼泪；別忘了当年你我的约定，希望能总有一天再次相聚；共同分享彼此过去的经历，再从头展现当年的豪气。

——赵传，《你我的约定》

“二百年来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

24年前，邓小平为中国改革作出历史性的第一推动，幽闭已久的市场之手重获自由；10年前的南巡，巨人之手再度点亮改革之火。21世纪初，入世将再次催生中国改革的早春天气，掀起改革的“第三次浪潮”，推动一场中国式的“明治维新”吗？

“在这部以西方为主的现代史里，中国处于边缘。这是‘文化’意义上的‘边缘’”，新千年前夜，汪丁丁守侯在“历史的边缘”，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则以感触的笔调写下：“惊回首，俱往矣！我要再说一次：二百年来，我们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

曾长期领航世界船队，然在历史急流的转折处，“中国号”巨轮终因未能适时转向而被甩出主航道，从“世界的中央”深深坠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历经痛苦、迷茫，重又扬帆启程，并必将因而后来居上重享荣耀。

龙困浅滩，重返大海，龙吟可期！

以“大历史”观著称的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1985年得出一个当时并不引人注目的惊人结论：“中国已经完成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过程”，这位学人不无乐观地认为，中国已可“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

“请你们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举行的“中国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动情地向海外同胞发出呼唤。

虽处“地球村”时代，然血浓于水，“我们这一代人无论身在何处，其实在精神上都无法走出这种家国梦想”，这位投行家的表白在某种意义上亦是“海归”的共同心声。

华尔街的中国精英回来了，带着热忱与理想、不可替代的专业素养，然面临的挑战亦超乎想象：这是一个仅用10余年就走过西方100多年发展历程、被比作“赌场”的新兴转轨市场。现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的刘啸东，这位属于美国社会“百分之一”的中国学子1999年底回国时在有关表格“条件”一栏里填的是：没有。他说，这样年老时可以平静地告诉自己，我把最好的年华给了美国，但不是全部。

新千年第一天，“数字英雄”张朝阳从容登上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讲坛：跨越三百年的自卑，以一种儒雅平和的心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位出生于古都西安的中国“海龟”，以风险投资方式神话般缔造了一家被视为硅谷中国版本的互联网企业，在诠释财富与梦想的同时，更刷新传统商业规则与理念。

张的故事，只是“中国新力量”历史性出场的序曲。天高任鸟飞，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性资产”与“外汇储备”，“海归”可谓适逢其时。身处“世界公民”的前夜，一个融合中西、兼具全球视野与中国关怀的社会群体正以主导性姿态进入中国中心舞台，尽管暂止于技术层面并可能“水土不服”。作为异质性“增量”，假以时日，在引领21世纪中国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生活风尚的同时，他们可能在根本上重塑这个国家的性格，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新中国”！用张五常的话说即：以中国知识青年作本位，人民币在21世纪会非常强劲。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历史上曾有“天下主义”传统的国度正逐渐走出“1840情结”的阴影，“重回唐朝”，与世界展开全新互动：既非俯视，亦非仰视，而是正视。

作为中国入世谈判的灵魂人物，龙永图以其对世界的深刻洞见表达了他对中国前景的信心：“过去讲风水轮流转，今天，‘风水转到中国来’这样一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重组”中国：“一场永不回头的变革运动”

作为重组、再造中国的关键一步，入世无疑是中国现代进程中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步”。

在历史面临大变动、大转折之际，我们一再与幸运女神失之交臂：发轫于英国的工业革命、爆发于法国的政治革命、造极于美国的思想革命。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写道：“这个经济世界不像英国经济那样发生爆炸，因为它缺少‘足够强大的、能使核心升压的外围地区’。”在鲁迅眼里“动一把椅子都要流血”的中国，改革类似于耗散结构，入世无疑是将“开放压力”持续内化为“改革动力”的催化剂，它“锁定”了改革路径，使之真正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即使你有“让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的冲动。是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这里是地狱的入口，这里必须弃绝犹豫彷徨”。

“产权与交易费用是理解中国改革的钥匙”，张五常说得精彩，他亦曾告诫：中国渐进（改革）的话，印度这一关（指腐败制度化）就很难过。一个开放参照系的存在，无疑有助于节约改革成本。借WTO之剑将缠为死结的所有“老鼠尾巴”一刀全砍掉，可谓“创造性破坏”；将转轨与发展双重目标置于WTO框架下，从而赢得更大战略空间，这是创造性的智慧。

正如望远镜与显微镜的关系，历史惟在长期视角下才清晰起来，在短期视角下才可解释。翻开中国史册，是一串令人扼腕的失败改革记录，虽尽艰辛终未跳出“烙饼”或“钟摆”式历史循环的悲剧宿命。然而今天我们终有理由相信：中国正走出历史的“长隧道”（黄仁宇）与“三峡”（唐德刚）。

正如张维迎所言：“中国陷入动荡或者印度那样的制度性腐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非理性的行为往往发生在缺少约束的封闭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就像企业与企业一样，国与国之间也面临着竞争。”于无声处听惊雷，伴随入世“润物细无声”的渐进启蒙，其深刻程度不啻为一场不流血的变革。面对前所未有的“陌生新世界”，我们失去锁链，但亦如哈耶克所言：自由绝不总意味着快乐。在爱与痛之边缘，亲历并见证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亦为一种幸运。

现在进行时：改革尚未成功，国人仍需努力

毋庸讳言，由于政治体制及社会改革的滞后，发轫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增量渐进式改革在为中国带来20多年的持续繁荣后，正面临新的瓶颈，经历阵痛与震荡，从初期的势如破竹、皆大欢喜到当下的步履蹒跚、苦乐不均，改革“蜜月期”不再、动力衰减、收益下滑，“改革正在过大关”（吴敬琏语）。市场之“手”深受权力之“脚”的羁绊，处于拉锯状态的改革有被“挟持”的危险，中国不得不为旧体制“买单”。在一些饮鸠止渴、涸泽而渔、目中无“人”的残缺“发展”中，我们亦透支了太多的未来。有观点认为，双轨制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改革之箭正成强弩之末吗？严酷的现实，足以让一切乐观的预言黯然失色，“警惕滑入坏的市场经济”！

史蒂芬·罗奇在《中国的双重优势与两难压力》一文中指出，中国有可能造就２１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改革传奇，但她无法成为全线衰退的世界经济的避风港。曾考验过互联网的难题再现了：如何在春天到来之前度过眼下这个最寒冷的冬季而不是悲惨地死去？

财富全方位重新分配，资源大规模整合重组，社会张力骤然膨胀，系统性风险悄然隐现，如何让公众更多分享改革“奶酪”，在潜流暗涌的急剧转型中维系社会相对稳定，合铸一个匀质、和谐、共赢的公民社会，将是考验“中国智慧”的重大课题。有学者认为，政府、企业、“第三部门”任何一个部门失败了，中国现代化都不可能真正获得成功。“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新体制所创造的增量收益能否成功稀释、化解仍在不断复制自身的旧体制“黑洞”所制造的存量风险？自胜者强，凝聚全民共识，以非凡的智慧与历史勇气，实现由经改而政改、由民生而民权的“惊险一跃”，不仅是中国改革与现代性转型成功的必由之路，亦将有力推动民族（统一大业）问题的妥善解决与民生的持续进步，更是一个负责任的现代文明大国赢得世界信任与尊重的内在道义要求。

诚然实践已证明渐进改革模式的生命力，并正为经济学带来原创理论增量，但不可忽视在持久渐进中蜕变与“异化”发生“温水青蛙”或“类人猿”式悲剧的可能性。渐进不等于回避，激进亦非盲动，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旧体制上陷得越深，退出成本将越高甚或被“锁定”，“麻袋上绣花”式努力只可能贻误改革良机，最终导致危机共振式系统性风险陷于“急诊室悖论”使问题“无解”。当心“冰棍化在自己手里”，一旦改革“资产—负债表”中的（广义）资产耗尽，渐进改革的内在矛盾发展到无法自我消解的程度，任何“小概率事件”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现代信息社会的传染—放大效应下，社会平衡临界值将多米诺骨般锐减，“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历史往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要避免布里丹的驴子徘徊于两垛草之间无从抉择活活饿死的命运，改革亟需新创意，在回旋余地较大时主动出击，方可“柳暗花明又一村”。惟向前看才有前途：激活市场的力量，让博弈各方随机达成妥协，在既得利益阶层谢幕与新兴改革力量出场的置换中实现既有体系的“洗牌”；彻底终结无规则丛林游戏，实现“分配性努力”向“生产性努力”的转变；通过宪政与联邦体系的重新诠释，以新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寻求新的框架，实现社会整合，重建一个清新俊朗的社会！

恰似制约木桶盛水量的那块最短木板，自由仍是现阶段中国的“主要问题”，即使它因某种自身以外的“原罪”意味而略带青涩。“我们不得不戴着镣铐与狼共舞”！正视当代中国语境下自由的边界、风险与困境，让自由获得本土资源的有力支撑，我们希望看到对于自由的担当与责任。在共同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现代中国的目标下，各种力量实现历史性和解与合作，形成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互补，体制内与体制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的良性互动。

改革尚未成功，国人仍需努力。

中国版“双城记”

还记得《你我的约定》吗：那年你决定朝北而去，而我却必须往南远行...那年你坚持往左的路，而我却抱定向右的心......

20世纪之于中国，犹如春秋大梦，衰败、崩溃、自我否定、重建、受挫、再重建贯穿这“极端的年代”。为探求适于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国进行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制度实验，亦曾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沧海桑田，历经误读、解构与重构，演绎出一幕幕“双城记”。诸多曲折，正是一个后发大国在世界丛林中艰难突围实现文明转型全部复杂性的反映。在21世纪开局之际，中国终于彻底走出时代的歧途。

“乡土中国”与“山坳上的中国”正渐行渐远，“新城市运动”强劲冲刷着农本社会。著名学者秦晖教授却认为，“就社会发展史本来意义上的City而言，......严格地讲，我们只有一座城市，它就是浙南的龙港”，他并表示：“就中国没有Citizen（指近代都市文明中的公民——笔者注）而言，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从农民到市民，不啻为一次远征。

响彻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市场的神话”再度流行：上海成了跨国公司中国地区总部与“海归”创业的第一选择；在北京，胡适式以“新文化”改造旧传统的理想已让位于哈佛MBA与知识创业的激情。商业，成了时代乐章中最动听的音符，企业家成了朦胧诗人、娱乐明星后新的风尚代言人与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经济学家则是最权威的发言人，时代的季风正悄然转向。

　　对于中国现代进程中的深切冲突，学者孙郁如是解读：“倘说鲁迅在心灵的意义上，呈现了人的尊严与价值，那么胡适则从技术的层面，为中国的现代进程设计了诸种方案。”

上海的沉浮，恰是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这个传统中国的“边缘”，在西风东渐中迅速崛起成为“现代中国的钥匙”，又在时代剧变中成了“计划经济的排头兵”，20世纪90年代后再度奇迹般复苏，并欲演绎新世纪的“光荣与梦想”。“她有亚洲的味道，也能感觉到欧洲的存在，她是一个有活力而且充满诗意的地方”（洛朗·法比尤斯，法国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部长），这种活力甚至让诺奖得主、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感动得想哭”。

“我们曾两度在炮火中离开了中国，但与中国的合作永远不会中断”，自1902年在上海设立第一间分行以来，花旗银行中国分行曾两度停业，这面缤纷飘扬的花旗几乎见证了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1992年友邦保险一登陆上海，即以其保险代理人营销方式给同业带来强烈惊诧。“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像这样的都市，中断了半世纪，又要重新往那个方向走去”，一位负责城市发展战略的上海市政府官员说。

在内地凋敝农村的强烈反衬下，30年代上海的繁华犹如浮在中国社会表层的膜，虚幻而脆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没有金融中心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起飞，得天时地利人和，以深厚腹地与中国综合实力为坚实支撑，今日上海正迎来她的花样年华，并有望超越30年代的辉煌，尽管很大程度上将不再一枝独秀。这个“中国最强的地方政府”正通过塑造有限政府的努力，以海纳百川的胸怀重构民间创新的“冒险家乐园”，从而迎来全新的“上海的早晨”。

张五常更预测沪港“双城”的易势：如中国大事开放金融，从开放时算起，5年后上海势将超越香港。而法律专家恒方则认为，缺乏过硬的法律制度和独立的司法体系为制度保障，正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法治瓶颈。

作为大国首都，北京显然对中国的南北均势具有战略意义。今天的北京正重焕青春，尽管空气里仍飘忽着权力的气息以及难以掩饰的“傲慢与偏见”。“老字号”与麦当劳比肩并立，平板车与“硅谷”相映成趣，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奇妙组合在一起，老北京-新北京-大北京的嬗变令人目不暇接。北京同仁堂，一家与花旗银行同为百年老店、经营“国粹”中药的本土商号，成功转型为现代企业，而一些“老字号”却陷于穷途末路甚或进了历史博物馆。抑或现代商业遵循的根本就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已入WTO门槛的“中华老字号”如何因应现代文明的挑战，开启“数字化生存”的未来之路？

作为改革开放的代名词，深圳曾负有特殊使命，并具有无与伦比的精神幅射力。当深圳的自由繁荣与对中国实现历史性超越的希望融为一体的时候，这座从无到有一夜催生的城市甚至获得了足够的道德资源。曾以“蛇口（政改）试管”勇为天下先的深圳，入世后将在更高起点、以更成熟姿态重拾火炬，以新一轮改革旋风再领时代风骚吗？诚如是，以今日深圳之分量，其冲击波决非昔日边陲渔村这道“门缝”可同日而语。

一种颇有投资银行意味的说法：香港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租赁和兼并案例，最大的受益者曾经是英国，将来是中国。视香港为自由经济制度堡垒的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认为：“俄罗斯的改革没有中国般的成效，因为俄罗斯没有香港。”而在汪丁丁看来，香港的繁荣在哈耶克“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这一理论框架里具有普遍意义。

历史轨迹显示，中国文明的重心大致自西北向东南移动，“2000年历史看西安，1000年看北京，100年看上海”，一览各自的风华岁月。向有“北政南商”之说的中国，如今却出现了“经济北伐，政治南渐”的态势。有观点认为，“京派”与“海派”之分野，表面属南北差异，实为传统与现代的“中心”碰撞，其异质性甚至让人想到中美之间的差异。这对“中国炉子”气质迥异，表象看，上海“富”，北京“贵”；北京“城”，上海“滩”；北京阳刚，上海阴柔。

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台北，犹如一根藤上结的瓜，并在不同维度上互构“双城”—“她者”的关系，其兴衰荣辱，恰是一个时代的镜像，并互为制度意义上的参照系。

伴随中国改革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战略转移，作为“边缘”、“增量”的深圳异军突起，并迅速牵动上海、北京等“中心”、“存量”的改革大局。10年前邓小平南巡，这一“双城记”（以深沪为代表）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作为中国政经文化资源最集中的“三剑客”，“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新世纪头10年看中关村”，只是“硅谷”、“中心”根本上只能是自由市场的内生产物，而非“规划”或粉饰而成。一份权威报告指出：21世纪初至中叶，中国最有可能进入国际性城市之列的只有上海和依托天津的北京，加上回归后背靠深圳的香港。作为中国进入现代轨道的核引擎，正如上海市前市长徐匡迪论及沪港“双城”时所说：“就像足球场上的两个锐利的锋线组合，无论谁‘进球’，都是中国整体的胜利。”从北宋的开封到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到巴黎、伦敦、纽约、东京到香港、新加坡、上海，恰是这个千年世界“权力的转移”。

鉴于规模及内部结构之复杂，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世界飞起来。有海外研究表明，雁行发展模式已转移到中国国内，象亚洲国家和地区紧跟日本这个头雁发展一样，中国国内形成了以上海为领头、从沿海到内地的雁行发展模式。“欧元之父”、经济学诺奖得主罗伯特·芒得尔教授在访问两岸三地后指出，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形成一个大中华经济圈，以中国货币为交易媒介，在世界上担当重要角色。

在文明共同体内部，大陆、台湾、港澳以其不同试验论证了这一古老文明重获现代新生的诸可能命运，而由转型的路径依赖、地理环境、自然禀赋、人力资源、文化传统等差异演绎的各区域经济模式及其在WTO异质语境下循比较优势的重塑，则为这一体多元的文明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那些相信中国时代现在真正来临的人说，你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电影’，而非‘中国：快照’，因为快照可能仍然不好看，而电影则展示着前进的过程”，《财富》杂志如是说。

“三代造就一个贵族”，中国的复兴仍需要时间，毕竟近代以来的发展空间实过局促。徘徊于“我要飞”的激情与“贴着地面行走”的现实之间，诚如朱学勤教授所言，中国是磨练耐心的好地方。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通过“试错演进”积累（改革）知识及人力资本的动态过程，需要“韧的战斗”。作为美国“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于我们仍是有待“学习的过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任何凌空虚蹈的乌托邦冲动都只能是一种空想，甚至可能带来倒退，重复的倒退。伟大总是蕴育于细节中，一位商人透过卖烟的老太太对顾客的一声自然道谢就读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商业精神并一举定夺投资地，一个有深度的文明亦源于滴涓成河的不歇积淀。

一位学者感慨：与欧洲城市的闲适相比，浦东、中关村、深圳等地宛若“世界工地”，一切如此喧嚣，你无暇思考。尽管不符“理性”，摩天楼仍成为“现代化”的象征，这几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阶段。一位房地产商坦承：这个浮躁的时代缺精品。米兰·昆德拉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仍显奢侈，“宏大叙事”也许更符合当下的中国语境：充斥着悖论，在杂乱的表层下孕育着变革，夹杂着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不同因子，经历着“成长的烦恼”。在西方逐渐走出现代进入“散文时代”之际，中国仍行进在“诗歌时代”并努力走入现代。一位归国学子比较道：在美国，你在历史之外；在中国，你在书写历史。

中国能不经过“第二次浪潮”（工业社会），而直接从“第一次浪潮”（农业社会）跃升到“第三次浪潮”（知识经济社会）吗？对此，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中国试图努力在一代人时间内改变这样的结构，可是手中的资源有限，如何配置资源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经济学家王则柯教授表示：“基于整体性理念，我不认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命题和时间表工程。”

相关预测令人憧憬：未来五年，中国将有两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这无疑将刷新中国的社会结构，然问题亦随之浮出水面：是时代环境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决定着“中产阶级”的具体品相，与诞生他们的“拟似市民社会”这一母体相应，尚显脆弱的中国“中产阶级”具有以独立、成熟的姿态负起时代使命的历史自觉吗？由“文化”而“商业”，不同的路径选择，将如何改写中国现代化的轨迹？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逃异地，走异路，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谋生的途中无心观赏风景；在花团锦簇的背后尚有1400万城市贫困人口，这些城市“边缘”的鲜活生命同样有自己的梦想......我们蒙垢的心灵时常忘记了感动，正是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奠定了我们这个“历史进步时代”文明大厦的基石，尽管作为“历史的小数”往往湮没于时间的灰烬中。

　　马克斯·韦伯曾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经济”，在汉语里本亦具有“止于至善”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内涵，“从身份到契约”，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未来“我们的”市场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历史没有飞跃”，中国，仍在旅途中。

光荣与梦想：探求一个灿烂的“中国时代”

　　百年前，中国改革第一人梁启超先生前瞻“少年中国”的图景：“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1935年，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新年的梦想》，一如其“研究问题”的平实：“我的第一个新年愿望是梦想在这个新年里可以看见中国赋税制度的转变。”

身处大转型的当下，一位作者畅想“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时代”。因为爱与希望，所以创造与梦想。人类失去梦想，世界又将怎样？

什么是我们时代质的规定性？是“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索罗斯及华勒斯坦）还是“历史的终结”（弗兰西斯·福山）？9.11昭示着“确定性时代的终结”，以开放的世界为坐标，对“中国时代”的探求才不会迷失方向。

可口可乐公司总裁曾表示，即使公司的物质资产毁于一旦，仍可借品牌迅速崛起。“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纽约双子塔倒下了，但其核心资产——自由精神并未湮灭于废墟中，她的复兴只是时间问题。面对深重危机，阿根廷街头跳起探戈，韩国国民则自发捐金献银与国家共度难关，这是精神的力量！“谁妨碍了我们致富”（追求幸福）？谁拿走了我们的奶酪？若说“墒减”是一切进化（包括生命、意识的诞生）的本质——从无序到有序，那么精神的贫困正是我们最大的贫困。梁任公提出“新民说”已一个世纪，我们尚未获得“人的自觉”（费孝通）。

已在一个社会中却持不想订立契约组成社会的立场，终将堕入“一地鸡毛”的碎片状态中。如何弥合巨大的“鸿沟”，恢复我们的共同记忆？学者黎鸣认为：信仰精神、求知精神和仁爱精神，分别构成了兴起于希伯来、希腊和中国的神学、哲学和人学的精神的核心。伴随文明的转型，面对理性与信仰双重缺失的困境，要抵御极端世俗化、实用化和自我中心导致的内心“沙尘暴”，根基处仍系于超越精神在国民人格中的复兴。

“那是希望之春，那是失望之冬......”，这无疑是一个“大时代”——一个“非常时代”，充满多重可能性的时代。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苦闷的象征”？“做多中国”还是“看空中国”？我们将收获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是成为历史的主人还是历史的“人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危”“机”本是硬币的一体两面，这是时代的岔口，这是中国版的“双城记”......

“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值此历史再次面临大变动之际，借用肯尼迪的一句名言：不要问中国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能为中国做些什么，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我们一直在努力”，从“三农”到金融，从“草根民主”的实践到宪政体系的筹划，从思想到技术——“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南方周末》一纸风行成为一个时代“中国的安慰”；给点阳光就灿烂，来自温州的民间活力让人看到了“野草”的力量；“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茅于轼、吴敬琏、江平等知识界中坚在各个方向为中国现代转型所作的努力，展现了权势与金钱之外的“第三种尊严”；“位卑未敢忘忧国”，为中国农民鼓与呼，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的李昌平仍热切关注着“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的“基本面”，提出要给农民“国民待遇”......爱因斯坦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或许，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的脊梁”？

让我们重温费正清的灼见：“中国自有它自己的生命......”中国注定是我们的宿命，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想象数亿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迁徙。历史没有终结，中文世界的历史仍在持续演进中，同在一片蓝天下，让每一个人在每一可能的方向自由创造，势将诞生生机勃勃的伟大社会。“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面对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巨大而永恒的秘密”，面对转型这一“复杂”系统，我们深感知识的苍白几乃失语，“不可说，一说就错”——娜拉走后怎样，是否仍将面临“梦醒了却无处可去”的悲凉？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遭遇的是“把一锅已经做坏了的汤还原为鱼”（朱学勤语）或曰调适“坚硬的稀粥”的难题；置身“环球同此凉热”的“十倍速”时代，自然演进空间的仄逼导致压缩饼干式的消化不良；前现代社会基本面与所谓“后后现代”、“新新人类”的奇异混合体及技术革新明显快于政治文化改良带来的巨大张力，构成中国的不同横断面......我们往往只看到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东西，即使那只是“纸上的中国”甚或“真实的谎言”，我们沉湎于“茶杯中的风暴”的时间多于沉下来进行“田野（街道）调查”的努力，迄今我们对“中国问题”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并未超越先驱们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我们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有什么、缺什么、准备放弃什么”仍缺乏足够清晰的战略认知，以致难以走出外部刺激-过度反应的被动格局。我们能交出合格的答卷吗？举目环顾，究竟谁是中国的老师？

历经一个世纪的惶惑旅程，尘埃落定再回首，一切又才破题，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应坦承，近200年来中华民族鲜有重大原创文明贡献于世界，然历史的抛物线勿庸置疑已处于上升通道中。我们期待彻底走出“问题中国”的悲剧宿命，同时亦深省“历史夹缝”的局限性。现代市场经济于我们是一个“他者”，今天的中国既有市场化严重不足的问题，也有“泛市场化”的问题；既有自由的问题，也有平等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一系列结构性的重构。我们不奢望一劳永逸的“完美”制度（完美只存在于彼岸，作为“最不坏”的选择，自由在西方之所以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理性存在宗教平衡），重要的是开放性与自生能力，一种自我复制与内卷的秩序终致文明的疲惫。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深信这个孕育了先秦思想、魏晋风骨、盛唐气象与五四精神的伟大民族必将迎来她的伟大复兴，重返历史的轴心——引入异质性后的“新生”，因创新而超越，因自信而优雅。 时间正站在中国一边，抑或我们将再次辜负命运女神的眷顾？“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探求一个灿烂的“中国时代”，对此持审慎乐观的期待，因为理性思维正主导中国的未来。拒绝幻灭与虚无，走出信心“通缩”的阴影，“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谨记胡适先生的“信心与反省”：“发愿造新因来替代旧日种下的恶因”。“即使这个世界明天就要毁灭，今天我仍要种下一棵小苹果树”（西谚），这是一种向上生长的力量。我们目睹一个时代的历史性谢幕及其背影的远去，“新剧本已经写好，只是等待历史的展开”，中国的英雄时代尚未终结，在这个“偶像的黄昏”，我们仍祈望这片土地上出现无私无畏、以非凡的远见卓识实现历史性超越的旷世英雄，抑或这是历史的悖论？“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这是比尔·盖茨的危机意识；布莱尔称：“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必将灭亡，工党应当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中国正以与时俱进的姿态对一系列课题作出全面回答之际，我们在“历史之门”前仰望星空，祈愿每个人都拥有健康丰盛的人生，正如鲁迅所寄望的，“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祈望中国——我们共同的家园，展翅自由飞翔，飞越千年冻土与荒原的沉重、苦难与歧路，飞向“流淌着奶和蜜”的“希望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