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与中西文化》，137页。)半个世纪后来看这一桩公案，当时究竟是西化的东西太多还是中国历史的积垢太厚，似乎不必多费唇舌了。公正之士大概都会承认，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如果多一点民主自由，多吸收一点西方的科学文化，让民国名符其实，中国历史进程也许不会如许崎岖。胡适对固有权威及旧秩序的批评无异苦口良药。
再看看胡适对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具体主张，事情就更加清楚了。他说：“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次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躬□疚坏奈是毫无可疑的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扬光大的。”（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与中西文化》，137页。)
在自由交流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保存和发展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这是符合文化发展内在趋势的方针，也是一切奋发有为的国家和民族对待本土和外来文化的明智选择。这不是胡适的发明，可贵之处在他不因当道的脸色不同而有所移易。声色俱厉地谴责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误国误民，在熟悉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全貌的人听来，恐怕只能感到文不对题。
还应指出，胡适的上述态度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进入思想的成熟期以后，把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结合起来便成了他一贯追求的目标。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写道：“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个大问题的解决，就我们所能看到的，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胡适：《先秦名学史》，8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他后来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活动，很大程度就是实践这个指导思想的尝试。
“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献疑
同新文化运动的其他领袖一样，胡适曾经是冲击中国旧文化的猛士。思想文化应该与社会发展同步，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思想文化的革新是无可避免的。文化停滞不过是社会发展迟滞的表征。人们难于想像，如果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匍伏在孔孟脚下，沉溺于汉宋之学，我们的国家会是什么局面！以19世纪“冲决思想罗网”的呐喊为先声的新文化运动，实质是扫清前进中的障碍的必要环节。
可是，决不能把这类文化革新活动等同于所谓“全盘性反传统”。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是简单地抛弃原有文化，而是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优秀成分。与中国大陆有些论者曾时兴指责胡适“复古”相反，林教授断言胡适的罪过在于“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真相究竟如何呢？
胡适曾以“整理国故”相号召。他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选》，66页。)凡有文化发展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国家的思想文化遗产，如果不以科学文化现有成就为工具加以整理、诠释，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些遗产，利用和继承更无从着手。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蕴含着大量珍珠，但也溅满专制主义和愚昧落后的污垢。胡适所谓“整理国故”无非是运用现代思想和现代科学方法对这些遗产进行一番诠释和筛选。整理出来的各项成果，人们必然见仁见智，这是学术工作中的正常现象。但这番整理功夫却是令传统文化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必不可少的工序。如果我们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考察一下他“整理国故”的成果，其意义就不难理解了。
胡适是著作等身的学者。其学术著作大部分是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的，涉及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宗教史、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学史、历史地理、目录学与版本学等众多学科。其数量之多，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也是罕见的。
通过这些整理国故活动，有些文化遗产重现光彩。例如，胡适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白话文学史和小说史，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别开生面，改变了世人关于中国文学的观念，士大夫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等文化遗产重新展示艺术瑰宝的本来面目。他是白话文学研究的奠基者；而在中国小说的研究中，他是与鲁迅并列的拓荒人。
在许多文化遗产的研究中，他虽无首创之功，却发表了不少里程碑式的论著，提高了有关学科的学术水准。在先秦名学、中国古代哲学、禅宗和一些历史人物与典籍的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令大家折服甚至开一代新风的业绩。
以《水经注》研究为代表，胡适显示了深厚的功力，使他与现代许多国学大师并列而无愧，也为这些重要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发扬作出了贡献。
以上简要列举的事实，虽不是他的学术工作的全貌，但已足以说明对于祖宗的文化遗产，胡适无破坏之罪而有发扬之功。更重要的是，胡适不仅自己在学术上有卓荦不群的成就，而且引导一批年青学者在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胡适曾自觉地把整理国故与“打鬼”联结起来，无非是要批评遗产中包含着的落后腐朽的思想。这不但表明其工作不是“复古”，也不是什么“全盘性反传统”。当时“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呐喊曾经震撼了许多青年的心，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跟随胡适走上“整理国故”之路，顾颉刚等史学巨擘就是在他直接影响下破土而出的。
林教授对胡适的指责不过是责难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包括林教授在内的一些人责备新文化运动，主要罪名就是所谓“全盘西化”基础上“全面性反传统”，以致造成什么“文化断层”，胡适则被选中为主要例证。其实，冷静、公正地观察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历程，人们只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一座巍峨的界碑。中国现代意义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绝大多数都是以它为起点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以史学来说，虽然上个世纪末一些先驱已期望建立“新史学”，实现“史界革命”，但在新文化运动前，它一直是涓涓细流；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现代史学才上升为主流，并逐渐形成人才辈出，成果累累的局面。中国是世界上史籍最为丰富，并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学传统的国家。在这样的领域中，新文化运动尚且能够推陈出新，促进学术的发展，其他领域的进展就更为明显了。例如，由于汲取了西方绘画艺术的成就，中国独特的国画艺术不但没有受到摧残，反而克服了自己的弱点而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综览全局，通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抛弃了已经僵化和腐朽的成分，引入了新的观念和方法，中国文化已开始摆脱晚清在死胡同中徘徊的困境，不但固有的得到保存和发展，前所未有的也建立起来了——对保存固有文物揭示历史真相有巨大作用的考古学的建立就是一例。
视新文化运动为异端的断层论者，实际是在一些问题上陷入误区而不觉。
首先，他们把已有的当成固定不变的典范。在这些先生的心目的，似乎只有二十四史和三通一类的著作是中国史学，而五四以后史家们的鸿篇巨著则仿佛不是中国史学的硕果。楚辞、汉赋和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化，鲁迅、茅盾、巴金、曹禺等大师们的作品却不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瑰宝。只有注经、解经叫做保存固有文化，而学者们潜心研究多年写出的经学史、儒学史和中国学术文化史却成了旁门左道。
其次，他们不承认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也处于永恒进化的过程中。为什么有些先生面对密如蜂蚁的中国人却眼空无物，大叫“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就在于他们把观念的变革看成是毛发体肤变色，鼻子变隆，固有文化的灭亡。其实，事情没有那么可怕。佛学的传入可曾使古代中国人变为印度人？为什么欧风美雨就必然令中国人成了洋鬼子呢？僵死的必然灭亡，优良的无法摧毁。就以被林教授目为“全盘西化”的代表者胡适和鲁迅来说，他们都是孝子；他们也没有继承古代中国妻妾成群的恶习，实行来自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或是信守母命，与盲婚的太太偕老（如胡适)；或是另有所爱后，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约束的情况下，仍自动奉养着原配。这正是中西道德融汇的典型。不但伦理道德的状况如此，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也不例外。尽管20世纪的中国仍然兵连祸接，思想文化的成就却远胜19世纪，新文化运动后的学术文化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语。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中国文化在前进，仅是该死的死了，而仍有生命力的那一部分却融汇到新的学术文化中去了。
总之，进入20世纪以后，传统士子式的人物和经学式的学术都已无力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保存和发展中国文化。一批受过现代西方思想滋润和科学方法训练的新知识分子取代前者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推进者。他们否定过去以求创新，使中国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变化，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这就是历史的进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胡适的“整理国故”，以其累累硕果成了创造性转化的范例之一。林教授高唱“创造性转化”，却把为发掘优秀遗产，推进祖国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学者，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和民族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面对如是指责，只能令人长叹一声，夫复何言！
与文化革命“密切联系”辨
对胡适的又一惊人指责是说他和其他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与文化大革命有“密切联系”。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和灾难。它与新文化运动在一切主要方面都是背道而驰的。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独立发动的思想文化问题大讨论；文化大革命却是政治家发动和指挥的“政治大革命”（毛泽东语)。
前者既以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为目标，又以自由讨论的方式问难辩驳，它只诉诸人类理性，是名符其实的思想文化运动；而后者却以加强政治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为目的，其基本方式是所谓“文攻武卫”，即以政权力量为后盾，以罗织罪名的“大批判”开路，依靠棍棒、匕首、枪炮和权势去定是非。
前者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一批知识分了脱颖而出，文星璀璨，引人注目；后者却使知识分子受尽折磨，文化教育惨不忍睹。
两者反差如此强烈，林教授居然断言它们有密切联系，这就不能不认真考察一下有关论据了。
论据之一是两者都奉行全盘性反传统主义。除了前面已说过的，只要补充说明一个情况就够了：新文化运动虽然号称“打倒孔家店”，包括陈独秀、胡适在内的主要领袖都从不全盘否定孔子，也找不到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人物被他们一笔抹煞的情况。对某些文化遗产有不恰当的个人偏见（如陈独秀对戏曲，鲁迅对中医等)，但在他们的思想中仅是非主导性的偏颇。在狂飚时代的粗扩开拓中，这类失误往往难以完全避免，在自由讨论中也不难纠正。以偏概全，并不足取。
论据之二是两者都“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47页。)并说这是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
应该指出，思想启蒙确实是任何重大社会变革的必要前提。人的行动总是受自己的头脑指挥的，没有新的认识就不会有改变现状的新行动。学术、理论不断在修正错误中前进，不合理的制度也必须揭示其腐朽才有改革的希望。可是，把任何正确的观点推向极端都可能变得荒谬绝伦。例如，把否定传统的落后部分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把学习西方等同于全盘西化；把唤醒大众的思想启蒙概括为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按照这样的逻辑，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国启蒙思想家都可能变为荒唐可笑的小丑！
胡适及其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追求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和法治制度。他们注视着自己的同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把救国的热忱转化为思想启蒙的艰辛耕耘。日后的历史进程表明，这项普及现代民主、自由、法治意识的伟大工程远远没有完成；有此远见的知识分子不是过多而是不足。同时，他们也不是把思想启蒙作为救国的唯一手段。人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曾经一再赞扬或抨击陈独秀、胡适等人政治方面的言行，这正好证明他们不是仅仅“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
顺便说说，好些历史人物被林先生戴上这样的帽子都有名实不符之嫌。例如，林先生费了很大力气引用“康有为的信徒欧榘甲于1897年”（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54页。)写的一篇文章以证明“康有为的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同上，55页。)，却偏偏忘了这时的康有为正希冀光绪皇帝“乾网独断”全面改革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忘了康氏自己有一篇文章，叫做《物质救国论》。与林先生的断言相反，康有为可不是只相信思想力量的迂夫子。不幸，此类疏误，不只一端。
那么，新文化运动是不是中国古代思维模式的再现呢？这也是似是而非的指摘。古代中国确实极为重视思想文化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教化和纪纲，通常放在为政之首。后来，朝野上下都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挂在嘴边，把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视为治国的关键。在发展缓慢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中，萧规曹随应付裕如，这些观点有很大的合理性。即使在今天，批判地继承其中的合理因素，提醒一下正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人不要忘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也有利而无弊。不过，这并不是中国古代思维模式的根本特征。从中国历史的全过程看，这个根本特征最重要的是两个字：“宗经”！即一切按照圣贤及其经典的教导行事。修齐治平的前提也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圣人设定的圈子里打转，不得越雷池半步！从思维模式看，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与中国古代的思想专制一脉相承。胡适参与和维护的新文化运动都是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以自由思想、自由讨论为全部活动的规则。北京大学的兼包并蓄，学术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体现。把它的思维模式与中国古代和文化革命中的野蛮的思想文化专制相提并论，笔者只好说一声：罪过！罪过！
坦率地说，按照林教授的逻辑，他自己倒像“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典范。在林先生笔下仿佛只要确信“创造性地转变中国传统”，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思想不是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了吗？
“危机”来自何方？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50年，几代人前赴后继追求的富强、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仍未成为现实，不能不使海内外许多炎黄子孙为之焦虑。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论著源源面世，力图寻出问题的症结，奉上自己想到的最好药方。林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也是赤子热忱溢于言表。可是，从对胡适等人的批评看，却很难说他已弄清问题产生的根源。
在林教授看来，全盘西化、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这就是造成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意识持续危机的根源，而归根到底那又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入侵。（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15、8页。)也就是说，问题的产生在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迷误，他们不能正确看待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正因如此，胡适等人才应受到如此猛烈的抨击。
要详细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写成一部大书。在这里只能简要地说几句。
把中国意识或文化的危机归结于西方文明的入侵，那是非常浮泛经不起推敲的认识。只要想一想，在16、17世纪之交西学也曾流入中国，可没有引起什么危机。那时，不是没有人激烈地反传统，李贽不是因其惊世骇俗的言论而名噪一时吗？但社会舆论只目之为怪物，他的思想没有转化为群众性的思潮。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等人举起来自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登高一呼，却应者云集。这个现象无法仅由文化本身找到最后答案，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处于危机状态。换句话说，意识或文化危机无非是社会制度危机的表征，只有改革制度才是治本之路。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现代中国的问题不是西方文明侵入致使权威失落造成的。从袁世凯开其端的历届北洋军阀政府，从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起到不得不逃离大陆，中国官方历来都用政权力量全力维护传统文化的权威，更无全盘西化或反传统之嫌，可是，危机没有缓解，反而日益加深。
同时，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学人大概都会注意到，从辛亥革命前后起调和中西文化的主张此呼彼应，倡导者包括蔡元培、梁启超、李大钊等倾向不同而又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梁启超等人还试图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新的诠译，令滥觞于19、20世纪之交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工作揭开了新篇章。从30年代起，国民党、党和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主张尽管有重大差别，却有一个共同点：都程度不同地认为要学习西方，但不能全盘照搬；应继承祖宗遗产但不泥古。换句话说，对中西文化都要用评判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和继承，这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全盘西化”或复古仅是出自少数人口中的不协调音。可是这个状况也没有使我们的祖国摆脱厄运。人们又有什么理由苛责胡适等人，要他们对所谓“意识危机”负责？
世界上没有完人。胡适也有过这样那样该受谴责的错误。在这方面海内外时贤已说得不少，在下也曾略陈己见。（参阅拙作：《试论二十年代胡适的世界观》，《近代历史人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1983年。限于篇幅，不再赘言。
把“危机”归罪于知识分子的言论不当，也不自林教授始。民初以降，不少当权者就有此癖。
甚至有的著名思想家陷入恋旧情绪无法自拔时也曾出现这样的迷误。严复垂暮之年就曾痛訾康梁：“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③（严复：《与熊纯如书》（1916年4月4日），《严复集》第三册，632页，中华书局1986年。）任公“以一己之于新学，略有所知，遂若旧制，一无可恕……一夫作难，九庙遂堕，而天下汹汹，莫谁适主。”③与此同时却不惜辞费，多方为清皇朝和袁世凯辩护。于是，世界以颠倒了的状态，呈现在人们面前。残贼中华民族生机的不是腐朽专横的统治者，而是传播光明、鞭笞黑暗的启蒙思想家！革命的起因不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矛盾，而是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的几篇文章！平心而论，无论笔端有多么丰富的感情，几页薄纸也推不倒三岁的宣统。把结束二千年帝制的主要原因归诸任公，纯属不虞之誉。同样，把20世纪中国的“危机”与混乱的罪责归诸继任公等而起的第二代启蒙思想家胡适等人，我们也不禁要问：他们消受得了吗？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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