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为根据，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澄清了我国学术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是否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一个误解，即有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作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公社及其发展道路的看法基本一致同时又存在一些差别，而不是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

【英文摘要】Based on the writings of Marx and Engles and according to the inner developing logic of Marx and Engles’s thought,this paper clarifies a misunderstanding among Chinese scholars over the question as to if Marx and Engles think the Russian Commune could leap over the capitalist"Furcae Caudinae",or in other words,someone is of the opinion that Marx’s thought and Engles’ are inconsistent in this connection,or even in mutual conflict.Concerning the Russian Commune and its course of development,the author holds that,Marx’s opinion and Engles’,though different in some way,are basically consistent,not in mutual contradiction or conflict.

【关 键 词】马克思/恩格斯/俄国公社/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俄国民粹派Marx/Engles/Russian commune/capitalist"Furcae Caudinae"/Russian populists

【 正 文 】
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的卡夫丁城（今蒙特萨尔基奥）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包围并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意大利双方交战的惯例，罗 马军队必须在由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由此而来，意即遭受奇耻大辱。马克思在给俄国民粹派女作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和《三稿》中讲到：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这里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意即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本文讲的“跨越”，就是“不通过”的意思；本文讲的“跨越”问题，即关于俄国公社是否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是否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研究和讨论的一大“热点”，出版了一批著作，发表了很多篇论文。争论颇多，分歧极大。不少论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作了很好的解释和发挥。但也有些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有不少误解或误读。近几年，笔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本的研究，作了一些澄清这些误解或误读的工作。笔者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上发表的《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商榷意见》一文，从三个方面澄清了这种误解或误读：一、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要挽救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二、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是否与他早年的思想相矛盾？三、能否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证实？我国学术理论界有人认为，在关于俄国公社是否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这也是一种误解或误读。本文的目的在于澄清这种误解或误读。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公社及其发展道路的看法基本一致同时又存在一些差别，而不是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
一、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的基本观点及其与马克思观点的一致性
对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恩格斯否认俄国农村公社自身能生长出社会主义。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俄国的知识界就开始涌动着崇拜农村公社神奇力量的思潮，民粹派就是这种思潮的直接继承者。他们认为，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比西欧更快、更容易。其理由主要有：(1)俄国既没有城市无产阶级，也没有城市资产阶级，俄国的农民只需要同政治权力即专制国家作斗争，这个斗争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2)俄国完好地保存了村社制度和劳动组合的形式，这不仅是俄国不同于西欧的地方，而且是优越于西欧的集中表现，村社原则“应当成为我们大家梦寐以求的未来社会的基石”[1]。(3)俄国农民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2]，同“西欧的无产者比起来，要无可比拟地更接近社会主义”[3]。恩格斯对这些谬论一一进行驳斥。
对于民粹派的第一理由，恩格斯反驳到，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消灭阶级，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的新的社会组织。虽然原始时代的野蛮人和半野蛮人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但我们决不是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于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能达到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从这方面来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点社会主义的初步常识”[4]。
关于民粹派的第二个理由，恩格斯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并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而是一种处于文明时代以前的氏族社会制度，是一种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经盛行于一切印欧民族之中的土地占有形式，并不是俄国的特有现象，而是一种衰亡的占有形式，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当然，恩格斯也看到，俄国公社确实是把公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唯一国家，但这并不是俄国社会优越于西欧社会的根据。在西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之间社会交往的扩大，原始的公社土地所有制越来越成为农业生产的桎梏，并逐渐地瓦解和消灭。俄国把公社制度保留下来，只能说明俄国的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还处于很不发达的状态；俄国农村公社的普遍存在，是俄国社会普遍落后的标志，它说明俄国社会远远没有达到现代文明的水平。 < br>关于民粹派的第三个理由，恩格斯认为，俄国公社的封闭性和落后性，集中表现为公社社员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的偏狭性。“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而全世界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公社社员大会”。“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础”[5]。对于这样的公社社员，与其说他们是社会的天生选民，还不如说是过着苟且偷生生活的先民，断言他们比西欧的无产阶级“‘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6]。
恩格斯在批驳了民粹派的三个理由以后明确指出：对俄国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首创因素，“不是来自公社本身”，“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7]。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论述了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这条基本原理对于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恩格斯指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公共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它去解决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8]。显而易见，这段论述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相关的著名论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中的思想发挥得更深入、更透彻、更具体了。
我们把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所讲的关于俄国公社的原始性、野蛮性、落后性的思想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同样认为俄国公社自身不能产生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二，恩格斯反对把俄国农村公社和现代大工业相嫁接实现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嫁接论”。
俄国民粹派理论家尼·弗·丹尼尔逊，是《资本论》俄文版的译者，与马克思交往密切，为马克思提供了不少关于俄国社会状况的有价值的资料，在俄国拥有“马克思的朋友”和“马克思的学生”的称号。他认为可以把西方的大工业“嫁接”在俄国公社的基础上，从而实现由农村公社直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恩格斯对这种“嫁接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首先，恩格斯认为，从作为载体的农村公社来看，由于它本身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与世隔绝的狭隘组织，而并非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自觉的社会组织，它与现代大工业的联系中间相隔很多的历史阶段。它本身既没有容纳现代大工业的机制，也没有组织和管理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功能，而且只要一同现代大工业接触，立即就会被冲得土崩瓦解。因此，企图以农村公社作为嫁接现代大工业的基础，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恩格斯在1893年2月24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向他提出了质问：“在1854年或1854年前后，对俄国来说它的起点是：一方面存在着公社，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大工业。如果您考察一下你们国家当时的整个情况，难道您看到有任何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嫁接在农民的公社上面：一方面使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原始的公社提高到世界上空前优越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水平？而且是当整个西方都继续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时候？我认为，这样一种超过历史上一切先例的演变，它所要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同当时俄国所具有的条件完全是两样的”[9]。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对“嫁接论”作了更加透彻的批判。他指出：“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中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一事实，并不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公社是“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的，而且当时的俄国公社已经把公有的土地作为份地分配给农户分散耕种，更进一步说明公社已经不能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了。[10]其次，从俄国社会 的主体的状况来看，虽然有一些俄国人比较了解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熟悉现代大工业及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导致的困境，而且懂得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但是这部分人大都不生活在俄国国内。真正作为俄国社会主体的有两部分人：其一是广大的俄国农民，其二是俄国崇拜资本主义的“社会新栋梁”。前者长期生活于公社的狭小天地中，从事着方式极为简陋的活动，根本不知道现代大工业为何物，当然也就不懂得如何在公有制原则上管理现代大工业。至于崇拜资本主义的“社会新栋梁”，是要千方百计地把俄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既然没有实行“嫁接”的主体，“嫁接”也就成了根本无法进行的空想。再次，在俄国，作为嫁接对象的现代大工业，不存在于俄国本身，只能来自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在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如果允许落后国家通过以公社为基础嫁接现代大工业，从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意味着自取灭亡。资产阶级是决不会干这种蠢事的。因此，在西欧资本主义还处于蓬勃发展，并且在世界上仍然占据支配地位的条件下，落后国家企图通过“嫁接”现代大工业而实现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根本不现实的。
基于上述认识，恩格斯在1892年9月22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既然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之后需要有本国的大工业，那它只能拥有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大工业。而有了这种形式的大工业，它就要承受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其他所有国家所带来的一切后果”[11]。这就是说，“嫁接”之路是行不通的，历史为俄国留下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丹尼尔逊以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会产生社会动荡、给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为理由，否认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恩格斯从历史观的高度深刻地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强烈得多。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接着，恩格斯讲了一条在共产主义社会来之前普遍起作用的历史发展的深层规律。他指出：“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会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12]。企图不付出任何代价，不经受任何苦难，就实现历史的进步，只是幻想。恩格斯奉劝俄国人不要为公社的瓦解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伤感，因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毕竟结束了俄国脱离历史发展的状况，而“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必将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事业”[13]。
马克思也认为在俄国公社自身的基础上产生不出来社会主义，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4]。但他和恩格斯一样，并没有因此而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历史进步性。由此可见，在“嫁接”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本质上也是一致的。

第三，恩格斯并不否认俄国公社在外部条件具备时，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恩格斯否定“嫁接论”和肯定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意味着他认定俄国不论任何条件的变化都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前途。恩格斯分析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根本方法，是抓住俄国公社自身的消极性和被动性。他反复强调一个思想，即从俄国自身不能生长出社会主义。因此，无论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其根据都不在公社自身，而在它当时所获得的历史条件。这样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和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这两种看法，就并存于恩格斯的思想中，而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的发展前途到底如何，取决于历史条件的变化。
问题在于，俄国公社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呢？恩格斯回答得十分明确。他在1893年10月17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在俄国，从原始的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去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的作用。这种更高的形态——凡在历史上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造成的社会二元对抗的必然结果，它不能从农业公社直接产生出来，只能是仿效某处已存在的样板”[15]。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又指出：“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16]。没有现代西欧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
学术理论界有人认为，只有马克思承认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西峡谷，恩格斯则否认有这种“跨越”的可能性。这是误解。恩格斯不仅不否认这种“跨越”的可能性，而且先于马克思提出这种“跨越”的思想。马克思是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第一次提出“跨越”思想的，以后又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其《草稿》中进一步明确地论证了这个思想。而恩格斯在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就提出了这个思想。他指出：“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它显示出能够在农民不再分开而是集体耕作的方式下向前发展；就是说，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17]。恩格斯在这里虽然没有使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术语，但却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思想。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才在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二版序言》中共同提出了这个思想。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公社问题上的观点的差别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不会有两个思想完全相同的人。我们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俄国公社及其发展道路问题上的观点的一致性，丝毫不意味着认为他们二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没有差别。我们认为，他们二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时又存在一些差别。这些差别的产生，有的是由于论述问题的侧重点不同，有的是由于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他们二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
第一，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由于俄国农村公社进一步解体，资本主义在俄国获得了更加迅速的发展，因此，恩格斯比马克思更突出地强调俄国公社解体的必然性。恩格斯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在转述他和马克思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关于俄国公社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的一段论述以后说：“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深深陷入解体的俄国公社所有制从那时以来已经又向解体迈了一大步”，“现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时重建俄国公社”[18]。
第二，马克思在世时，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俄国革命推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暴发的可能性十分明显，因而他着重强调要挽救俄国公社，使其免于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克思逝世以后，俄国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斗争遭到失败，俄国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恩格斯着重强调了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剩下的就只有一条道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村公社根子的斧头”[19]。
第三，马克思强调俄国公社农民的劳动组合习惯，“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20]，恩格斯则从劳动组合的发生、特征、形式及历史命运等方面，着重批判了劳动组合的落后性。
首先，恩格斯认为，俄国的劳动组合是一种很简单的协作形式。他说：“劳动组合是俄国一种很普遍的协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很像游牧部落在打猎时的自由合作形式。无论按名称或按事实说来，它都不是起源于斯拉夫族，而是起源于鞑靼族”[21]。其次，恩格斯认为，俄国的劳动组合是一种很原始的形式。劳动组合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组合成员彼此负有团结一致对付第三者的责任，这原来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很像古代日尔曼人中间人相互担保、血族复仇等等一样。再次，恩格斯认为，俄国的劳动组合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它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完全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制度需要劳动组合向前发展，抛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替资本家服务比替工人服务还要多的东西，并且它还必须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最后，恩格斯认为，俄国的 劳动组合不适合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西欧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独立地、有利可图地经营大工业，俄国的劳动组合不仅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且如果它不继续发展的话，那它一同现代大工业接触，就必然要遭到灭亡。
第四，恩格斯对俄国民粹派的批评比较隐晦、曲折、婉转、含蓄，马克思对俄国民粹派的批评则直接、明显、尖锐、激烈。但是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与俄国民粹派的观点没有本质区别。
马克思为什么对民粹派采取这种态度呢？这是因为，民粹派对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特别感兴趣，马克思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交往密切，关系亲密，并对他们的革命实践活动给予很大的同情和支持，将其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对他们错误思想的批评采取了比较友好和策略的方式，不公开谴责他们的空想性，但也没有明确表示过赞同他们的观点。俄国革命者曾多次要求马克思公开发表论俄国社会问题的文章，马克思都婉言谢绝了。对一些不得不发表的观点，为避免发生正面冲突，都是通过“通信”的形式。而对俄国公社及其发展道路这类敏感问题，马克思则更为慎重。
例如，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概括地叙述了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公社发展前途的看法：“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之相反，发展它们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解决办法”。马克思是否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呢？有些人认为马克思明确表示他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其实不然。我们仔细推敲一下这封信，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不仅没有明显表示自己的态度，甚至可以说婉转地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同的看法。他叙述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以后说：“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即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指赫尔岑——引者注）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论战推断我反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末，他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根据我对那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指车尔尼雪夫斯基——引者注）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接着马克思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极端不幸的灾难”[22]。从这里哪里看得出马克思明确表示了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呢？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三易其稿，这是马克思在给革命者的信件中绝无仅有的。三个草稿比较长，仔细阅读可以体味出马克思构思这封信是如何殚精竭虑、煞费苦心。而最后寄去的复信正文又十分简短，不过千字左右。马克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有先看一看维·伊·查苏利奇在同年2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才能明白其中的奥秘。现将查苏利奇给马克思的信的有关部分摘录于下：
最近以来我们常常听到一种意见，说农村公社是一种陈腐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而言之，所有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都已断定这种陈腐的形式必然灭亡。宣扬这一论点的人，都自称是您的真正的门徒，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最有力的论据是：“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有人反驳他们说：“你们是用什么方法从他的《资本论》中推论出这一点的呢？他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分析土地问题，也没有谈及俄国啊。”
您的门徒们回答说：“要是谈到俄国的话，他是会说这个话的。”……也许，他们有些过分大胆了。
公民，因此，您会理解，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会使我们感到多大的兴趣，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末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
公民，我以您的同志的名义，恳请您给予我们这种帮助。[23]
查苏利奇在讲这一大段话之前，还曾讲到：俄国公社的发展前途问题，“在我看来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们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尤其如此。甚至我国革命的社会党人个人的命运也取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究竟如何”[24]。
这封信可以说是咄咄逼人，使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左右为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时才三易其稿，并且在正稿中对她的问题做了十分微妙的回答：我“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我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 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25]。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观点与崇拜农村公社的俄国民粹派的观点有本质区别。
尽管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民粹派采取了如此奇特的态度，他还是在很多问题上表明了自己与民粹派观点的原则分歧。首先，马克思明确反对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反对他把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当作一把万能钥匙，不去研究具体的历史过程。其次，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方向问题，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1861年开始的改革道路，它就会受铁面无情的资本主义的规律的支配。再次，在讲到俄国公社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时，马克思总是要附加必要的条件。第四，马克思还反对民粹派把资本主义庸谷地解释为绝对的祸害。他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26]。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完全不是像民粹派幻想的那样，它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生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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