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否有民主主义思想，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我认为，“中国古代有民主主义思想”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中国古代曾经有过民主制度”这一判断很牵强。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曾经有过民主制度，如钱穆的中国古代没有君主专制说、梁启超的周代贵族共和说、林志纯的先秦“城市国家”说、侯外庐的春秋战国“相对民主制度”说等。有民主制度也就有民主思想，因此这些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当时的一些思想与民权、共和挂钩。另外，许多学者强调先秦贵族政治对王权的制约，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即这些贵族都“有国有家”，也属于专制君主。与此相应，“君无贰命”是公认的、通行的社会政治准则。因此，当时的制度及其价值体系只能判定为专制主义。而没有民主制度自然也就没有与之互为表里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这种见解更符合历史事实。
　　其二，“原始儒学”中的民本论不宜高估。
　　现代新儒家极力把“原始儒学”与秦汉以后的儒学割裂开来。他们赞扬孔孟之道“有最高民主精神”，认为后世官学化的儒学，阉割了孔孟思想的精髓。其实，孔孟之道与封建统治思想的基本思路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例如，作为思想家的孟子和作为帝王的唐太宗都曾较为系统地阐发民本论，而他们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唐太宗认为民众无能力参政，孟子则说“无君子莫治野人”。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唐太宗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相比较，一个是思想家激越的倡言，一个是政治家清醒的自诫，口气分寸有所不同，但表达的却是同义命题。如果孟子是民主主义者，那么唐太宗属于什么主义？
　　其三，主张“爱无等差”的墨家明确地维护君主制度，其思想无法定性为民主主义。
　　由于墨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意愿，所以许多研究者认为，墨学政论与统治思想格格不入。有人甚至赞誉墨家为“世界平等博爱主义第一大家”。实际上，墨家主张的尚同体制，以上帝鬼神选立君主、天子统一天下之义、“贵且智”者统治“贱且愚”者为最基本的构成法则。主张“爱无等差”的墨家还明确无误地维护君主制度、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这种思想能定性为民主主义吗？
　　其四，激烈抨击暴君的黄宗羲，其思路仍停留在治权在君的范围内，显然没有达到民主主义的标准。
　　清初，有一批著名思想家高扬公天下的旗帜，否定皇帝制度，抨击暴君暴政，其中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最有代表性。许多学者认定这些思想属于民主主义。其实，黄宗羲在激烈抨击暴君的同时，又热切地企盼由圣王立“天下之法”以“养万民”。这种思路仍停留在治权在君的范围内，显然还没有达到民主主义的标准。
　　其五，把对君权的制约理解成民主会推导出荒唐的结论。
　　许多学者把“专制”理解为“不受任何限制的君权”，因而他们将一切对君权有所限制、有所制约、有所批评的思想统统视为“民主思想”乃至“民主主义”。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那么在中国古代史上几乎找不到不“反专制”的人，甚至就连许多专制暴君也将跻身于“民主”的行列。原因很简单：在历代帝王的言论、诏旨和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天下为公”、“民惟邦本”、“从谏如流”之类的词语。如果《礼运》的“天下为公”是民主主义，那么历代皇帝的“天下为公”又当如何定性？
　　总之，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天下为公”、“民惟邦本”、“民贵君轻”、“载舟覆舟”、“广开言路”等，都有其具体的历史内容和特定的思维逻辑。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与理论基础。这些思想都不属于民主主义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其中的“民本论”、“尚同”思想多多少少包含了一些民主的因素，这一点也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