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共同步入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时刻，人们日益发现自己周遭的现实生活越发呈现国际化的趋势。每一个人不管置身于怎样的国家、民族、政党等局部社会群体中，都愈来愈习惯于用宏观的视野来处理自身面临的问题。同样，作为代表局部社会群体利益的国家政治团体、党派、教派势力也都自觉选择站在全球化背景下来。确立应对外部世界的观念和政策。与国际接轨，参与世界范围内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广泛交流与合作，被日益认定为是局部社群寻求更广阔长远发展的内在迫切需要。事实上，这种在开放形势下，实现的世界范围内局部共同体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正对从根本意义上消除共同体间的文化隔阂和观念屏障，开创世界文明全面交汇共荣的局面起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历史的看，人类社会确由诸多不同背景的民族、国家、政党、教派等集合组成，人们惯于根据自身所处的特定历史、地域状况来形成认识、改造世界的方式和立场。同时，强化人们这种建立在局域视野下的社会角色，并形成其相对牢固的人生价值判断和情感投向，也是代表局域势力的共同体集团所极力维护经营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人们普遍的心智水平还停留在一个有待开化的程度，需要不同类型的共同体作为维系局域社会群体正常延续、发展的纽带。于是这些共同体所倡导的带有很强排他性、专断性、教条性的思想与相应实践对人类社会初级阶段的有序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人类普遍心智水平的提高，主体认知实践范围的扩展、能力的加强。局域共同体灌输给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便日益表现出狭隘、保守的负面效应。以致于当人类在形下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活动空间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广阔时，却仍然在群体潜意识之中固守着源于历史的原始共同体形上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使得人类在迈向更高文明的进化中，由于世界观的落后以及对原有价值情结的执守，造成了众多共同体间激烈冲突和对抗事实。

因此，我们面对今天全球化浪潮的奔涌之势，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认识到原始共同体价值倾向在当代的消极影响。它在全球化运动中更多体现出借扬世界一体化之名，行局部利益占有、个别权欲扩张之实。在宗旨上是极端局域势力的维系。在方式上是强权与利诱的手段滥用。如此全球化与人类要求全面和平、平等交流、共同进步的大方向是相违背的。所以，真正坚定世界共和目标的人们应充分借助国际范围内事实层面一体化进程的诸多有利现实，在尊重各局域共同体文化多元、平等共荣的基础上，从价值观，世界观等形上层面作出与世界化趋势相呼应的建设工作。为人类超越现有共同体互求功利、各自为政的局面，以达成全方位的社会共和、文化交融、道义互助、精神默契等理想状况寻求确立全新理论依据与价值判断。重新整合人类历史文化资源，使之在广泛意义上结成祸福与共、血脉相连的共融态势。

当我们要为这实质意义的全球化进程作一定义时，便发现世界历史上许多智圣先哲已经对此作过不同程度的描述，他们都曾超越各自所处的局域共同体，预言了人类必将走向大同的趋势。这方面在东西方历史上虽然阐述和实践表现各不一样，但究其精神实质却是极其相同。我们会在先圣先哲的经典中看到来自东方儒道文化体系中有关“大同社会”的理想描述；来自西方古希腊罗马文化有关斯多噶世界主义以及基督教普世精神的描述。这些早期先圣们对人类社会未来构想与预言，都极大丰富人们对世界前途的认识。这里我们首先要沿看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上溯到其早期阶段，探讨全球化的源流。

西方全球化尽管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开始有所体现，但真正形成普世主义并在全球广泛流传还是其标志“天道世界主义”的宗教文明时期。“天道世界主义” 全球化运动是通过天道教化的方式传播到世间的。天道教化是直接呈现高于人理解能力的自然规律和法规，通过神圣人士的传扬布道活动，以宗教的方式自上而下对人类社会的知行模式确立一套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律法规范。西方二大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便是以神道设教方式建立的天道世界主义价值体系。其通过种种制约人欲泛滥道德戒命和超越尘世的价值感召，激发人性中对内在精神品质提高和人生终极归向实现的强烈愿望，从而达到超越人的本能欲求和局域共同体意识，在更广大范围内兑现社会团结、共融的局面。

“天道世界主义”全球化运动在人类文明早期的确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人心，正向调动社会资源的作用。人们怀着与生俱来对冥冥之中自然规律的神秘感和畏惧感，顺从地接受了来自超自然的宗教力量。他们一方面坚守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警醒，通过忏悔、祷告、行善、团契等方式来获得灵性生命成长；另一方面，积极向更广泛人群传播其天道理念，通过和平的“传福音”和诉诸武力的“圣战”向世界推广其普世主义的价值观。

“天道世界主义”全球化运动的局限性在于强调天理对人欲的直接约束力，并遵循迅速简易地扩充其影响更广大人群。使得其在合理疏导人的本能欲求层面和充分阐发揭示宇宙自然道理层面均表现不足。同时宗教化特征也使人的知行状态陷入某种程度的消极被动，一味听命于神的安排，造成相应的人性弱化，求知意识淡薄，奴性意识加强。加上行为戒律的种种约束，使得人的自然欲求得不到适当的释放和转化，普遍存在着心理受抑和精神异化，人的内在智慧、道德潜能不能获得真实的开发。另“天道世界主义”运动的宗派化特征使得人们建立起对自己所皈依教派的极度忠诚，并相应地排斥其他信仰宗派，形成非善即恶的二元价值判定方式，它导致了宗教派别间长期而频繁的矛盾和冲突。

中世纪以来，随着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人的自由精神、自主意志得到了很大的发扬。于是社会理想也逐渐表现出日益倾向人间成就，人性解放的特征，一改中世纪以前，人们热切想往回归以神主宰天国而表现出对现世的厌离情绪。随着地理大发现，科学技术及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人们似乎感到生活在地球上也能获得不少自由与欢乐。于是对尘世利乐的追求便以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为标志，逐渐在其导引下成为近现代全球普遍认可的价值趋向。它一方面是对中世纪以来，西方宗教文化中过于禁锢压制人欲的反动，从另一极端呈现放逐本能的事实。另一方面对极大地激发了人自身的的主观能动性，广泛地促成了人类前所未有地国际化背景下的社会经营活动，使得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拓展和加快了世界一体化进程。

这种“事实形态”的世界一体化运动是以资产阶级的重商主义为观念原动力，以欧洲国家的全球殖民活动为开端。英国、西班牙、荷兰俨然成为功利世界主义的先锋代表，他们以非凡的勇气胆识，超人的聪明意志，在很短时间便将欧洲文明带到了世界各地。那是一个强势文明取代弱势文明，充满血与火的野蛮征服的时代。理智的人们在接受资本主义无与伦比的创造开拓精神之余，也相应地对其征服世界方式和建立在原欲实现基础上的价值观产生质疑。于是一批反对重商资本主义价值寻求，要求在合理、有序、道义、适度基础上建立社会理想的杰出人士便应运而生。这就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们。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产阶级向全球施展其最野蛮的掠夺和占有时，宗教，作为一种制约人之劣根性影响的文明力量，始终未再次发挥主导作用。而人间非道义、不公正的事实纠正在近代完全让权给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标志，以苏联、中国等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为实践标志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作为这一运动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理想，也是极具国际化意义的。它是在资本主义建立于自我利益占有，强权征服，人欲终极自由实现为特征的世界一体化趋势下，营造的一种有益于人类社会道德，精神品质提升的全球化理想。它不同于宗教文明以神的律法教规为社会统合力，而是坚信人的自觉自善的本性，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让人性内蕴的道义、公正、良知得到足够的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英、美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世界主义理想，更突出社会公正，人伦改善，道义伸张的理想关怀。这样，到20世纪中叶，世界范围内便形成了两个共同坚持人道精神但各存不同角度传播世界一体化理想的阵营：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两个阵营的领导者都是胸怀世界，目光远大，意在用自己认定的世界观、价值观改造人类社会。他们是最坚定彻底的世界一体化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们在传播“真理”和“福音”的方式上随着社会进程表现了不同的方法论。

后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由于过分相信自身超越资本主义的价值内容，日益忽视社会改造手段上人的本能层面合理调整，专制、争斗之风日盛，初期社会正向资源日渐匮乏，人们自我功利欲求随着社会理想宣扬力度削弱而相应增强，体制内人心涣散，社会主义的原有价值体系不能继续发挥全方位有效整合的作用，使之在20世纪末以来的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运动的低潮。

而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由于在与社会主义争夺世界领导权的较量中，不断地修正自身原始积累以来的权利获取和占有方式，加之科学、民主精神的广泛传播，极大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同时相对合乎人情的管理方式和迎合人欲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也使人们日益满足沉溺于现实生存状态。人们出于本能地接受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并为维护其发展和将其世界化做着不断的努力。

于是，在人类步入21世纪的今天，尽管人们在更多谈论着民主、自由、多元化的同时，社会现实中也呈现出多种文化形态并存、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局面。但实质上人类较20世纪中叶以来，全面进入了一个单质化的时代，即在以功利资本主义价值观全球化为标志的单质社会。到目前为止，任何文化政治团体都没有力量重新在广泛意义上恢复社会主义带给世界空前的道义共鸣，普世关怀、人伦感化，群体团结和文化理想追求等方面超越人本能欲求之上的内涵。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制度体现，更是一种精神感召。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20世纪末取得冷战胜利并大张旗鼓地将其社会理想世界化同时，也很明显地暴露出其固守价值观缺陷。这是失去制衡力量资本主义自然显露出的不因手段改善便能解决的源于资本主义文化本质的弊端。若将现有资本主义作为全球模式广泛推广，必然导致世俗物质文化的泛滥。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充斥着社会功利纷争与矛盾，同时使人文资源和人的精神世界置于荒芜冷落的境地。现代社会虽然使人们的物质利益获得极大满足，但精神家园却没有归向之处。整个社会缺乏长远的、利他的、公义的价值导向。生存其中的人们自然养成短线的、利已的功利的行为习惯。资本主义世界化只在外表上兑现了一个国际形象。

人类寻求文明超越的历程在经历了“天道世界主义”运动，科学社会主义的阶段后，正在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向人文全球现代化转化。从进化论意义上讲，宗教是人类文明的初级形态，是建立在维护人类有序生存，防御行为失范的基础上的。随着人类普遍心智水平的提高，宗教愈来愈成为人类个性解放，求知创新、人格成长的障碍。于是随着人文主义的传扬，资产阶级的革命，以及工业文明的蔓延，资本主义充分继承了宗教文明具有的普世精神，开始向世界渗透其影响力。直到今天，资本主义已经在全世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正如宗教文明在中世纪发展全盛期所必然出现的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也在其充分实现了全球扩张梦想、达到鼎盛之时，暴露出其严重缺陷。人类必然要从终极关怀的立场来清算资本主义作为人类中级形态文明的过分世俗化，本能化价值取向之负面影响。它虽然很大地实现人性自主开拓，创新发展，但由于价值归向上缺乏超越功利的精神内涵，仍然不能实现人类社会更高层面的整合、共融。人类内在精神生活和生活人伦没有获得充分的建设和开发。种种迹象表明资本主义正处于被优化和改造的前期，它必将被注入新的内容，以实现人类向更高文明阶段的迈进。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一个无处不打上人的活动印迹的世界，人已全面成为了地球主宰者。但这一拥有巨大权柄和活力的高等物种仍只停留在智力水平和意志品质的开发利用状态。人类，从总体上还未达到将自己修炼为完善的“万物之灵”地步，出于私欲本能的一切经营都表明人类文明仍处于一个较为初级的进化阶段，与其高度发达智力水平和意志品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对低下的道德水平和终极价值判断能力。人类社会还不能形成一种对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激发道义、良知等品德成长的氛围，反而充斥着个我实现、原欲诱惑的价值引导，使得当出现愈来愈多的人伦缺失、社会动荡时，与其就事论事地急于处理具体问题，是否更应该关注我们观念、文化建设上所出现的失误。人是社会的人，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就造就什么样的社会人格。而社会形态又受其认定的价值观念、社会理想信念的直接影响。目前，由于人类文明的近现代一体化进程加快，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进入到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为引导的现代化发展阶段，使得在这种主流资本主义文化影响下，全世界都表现出所面对社会、自然问题的相同境遇特征。这样，一个相对有利的事实摆到文化建设者面前，即可以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大时空中考虑对全球化背景下主流文化的改造。????@#????x?/p>

在人类面向种种对资本权利无止境欲求和无公义占有而导致社会政治动荡、自然生态危机、人伦扭曲失调、精神消沉空虚等现实时，必然应当由人类自身（不是神）生长出防范人类行为进一步失范，改善社会存在状况的道义文化力量。他是人类避免自取灭亡，寻求现实自我拯救的努力，是制约改善现实人的生存方式，但完全建立在观念建设、文化感召、和平治理的基础上。这种完全出于人自为自善的价值理想便是人文全球现代化理想。

人文全球现代化的传统是从东方文化体系中最先生发的。它是建立在以人为中心，遵重人的求真致善本性，并通过一系列社会文化教育手段引导人趋于世界观丰富完善，人格道德的成熟健全。这种人文设教不同于神道设教，它更突出在理解人性本能欲求基础上，因势利导地帮助人提升世界观认识。以种种文化艺术手段，将人们克服偏狭人欲，实现道德成长变成一种自觉自愿的乐趣之事。这种贯穿于生活，形似于游艺的教化手段成为东方人格完成“内圣外王”“返朴归真”人生境界的保证。

东方以中国文化为表现的人文世界化传统更善于从内在调动人潜在的天道体验，实现从内在扩充每个人的终极关怀和真理寻求的渴望，培养一种深厚的天下与个我共命运，同休戚的“家天下”情怀。所以梁漱溟先生说：“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个世界以发展的”，而不是仅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意义。同时遵循“文化至上”的原则。这种文化应是指非强制的道德教化，她表现为人本发扬、良知开启、文化感召等特色。使得古代中国最终成为一个多民族和睦相处，精神文化高度发达，讲情义，重人伦，朴实自然，智慧仁爱的礼义道德之邦。从历史时期上分析，至少汉朝在充分接受秦朝政治上实行“民族主义”策略导致政治手段上过于专制、保守而终于灭亡的教训，吸收了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已包含世界一体化文化：孔孟与老庄的思想。最终如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所言：“到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展望二十一世纪》----汤恩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94?9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11月第1版。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极丰富人文意趣和大同精神将中国人对自然理解能力和道德自我完善要求都推向一个较高的水平。同时中国古代文明超越了人类社会由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自然推进的发展规律，直接表现为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启迪和开发，由内向外的通过文化的手段实现社会问题的根本治理。这种以善化人性为前提的人本政治观念和文化立意，在世界范围的文明形态中确实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是“早熟的”。正因为这种更接近终极意味的“早熟”文明形态，中华古国才表现出极大的文化包容力和极高的道义感召力。他通过其独特的人文摄服力，表现了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转人欲入道智，转人道成王道的治世效果。以一派自然和平的气象令人性回归真、善、美的佳境，实现了天理人道的交通与共融。

如果将中华古代文明偏重文化治世，直指人性的道德启迪等特征理解为“跳跃”式社会进化形态。那么现代人类文明偏重经济发展，科学、民主精神发扬则可理解为“渐变”式社会进化形态。后者肩负着对更广大人群的文明启蒙和引导之职必然遵循为多数人心智接受和理喻的方式，其渐进化、通俗化的文明阐述就显得十分必要。并且这种现代化文明渐进历程还遵循人的主观能动行为活动下物极必反的反应原则，以表现出人类自身对文明调控和改善能力。当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成就了其经济、科技、民主、法制等方面文化普世扩张和传播后，仍然不能够实现全面有效的社会治理和调动，这时中华文明独具的人伦、道德、文化治世资源理应在当今世界发挥其巨大的效用，不失时机地促成人类文明跨上一个新的台阶。这就是我们要大力弘扬和推广人文全球现代化理想的原由。

人文全球现代化是在人类制度文明、经济文明基础之上，对东西方古代先哲们提出的大同社会，世界共和的境界作进一步的现代实践，以期在更高层面完善人类文明。今天的人类比历史上任何阶段都更关注自身的自由与解放；社会管理、协调的主动、自觉；现实生活拓展之丰富与广阔。人们比以往任何历史阶段都更拥有顽强生存意志和自我完善的渴望。因此，为了克服种种生活、自然危机困境，理智地选择一条适合于全体人群长久、合理、有序的发展道路是今天日益趋于心智成熟人类的共识。每一个人，无论处于以往怎样的民族文化熏陶，国家政治影响，宗教派别归属。今天，都要学会站在全体人类的大背景下来审视个我与群体的相互关系，寻求共同协调发展之可能，同时遵循平等交流、和平共处的合作原则。日益成熟了的人类生活在全球化背景下不仅仅以其发达的经济、科技文明立足于世，更要擅于开发人类在文化、道德建设上的潜能。力使在智力、意志品质之上完善人本具的仁爱、正义、智慧品质。而这些更内在的品质便是构建人类大同社会，成就理想人文世界的基础保证。

于是，人文全球现代化理想得以传播，关键在于树立以精神文化价值导向为主体地人生观、世界观。在全社会培养一种以重文化、讲道德、爱公益的良好风气。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体会到人与自然、社会更内在的文化意义，使个体生命获得不断的充实与健全，逐渐从对外在物化生活的寻求转向关注心灵品质与精神涵养的丰富与提高，学会和平、宽容、仁爱的人生态度。人文全球现代化理想是新世纪人类的“福音”，她是人类克服目前各种生存困境，寻求和平与进步，重建精神家园等一系列要求的支柱。他将指导人类一方面充分反省现实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种种过失和误区，积极调动人们从形下层面作出多方面的补救与治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他将帮助人们从内心世界完成天道与人性沟通，实现人类的终极意义的道德体认。通过“心灵改良”等文化教育运动，让更多优秀的人性道德品质重新在社会生活中复活，令世界重新充满关爱、友善、公义、良知。新世界文明一体化的 “福音”将以东方精神文明传统的现代复兴为契机，使人文大同理想传播到全球，促成人类终极意义上的自由与解放和世界人民的团结与共融的势态。每个地球村民都将在经过这一文化浪潮的洗礼中而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