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力量有目共睹,宗教的魅力也是不可否认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虽然各个人心眼里的科学与宗教不尽相同。
科学的力量让人类躲过去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宗教的冲突让人们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慌。科学可以使人类信心百倍,遨游天宇;宗教让人的心绪得到安宁,却没法消弭人世间的硝烟。宗教的差异演变为文化的冲突时,科学只会使得人的理智变为狂傲,甚至继而目空一切。科学的历史实在没有宗教的历史那么长,科学的魅力恐怕也没有宗教那样强。科学可以让人飞上月球,却没有办法消除恐怖和暴力,没有办法让9.11事件不发生,正好像今天还不能是人的弹跳能力可以跟小小的跳蚤媲美;宗教也许不能承诺让人飞上月球,却能让人“普度”,升入天堂,宗教的力量有时可能转化为邪恶者的武器,制造像9-11这样的事件。“就在不久之前,还是另外一个题目引起观念的对峙,即:我们是否,或在怎样的程度上,允许基因技术的自我工具化,甚至将人类自我的优化作为追求的目标。围绕着这条道路的第一步,在科学组织与教会的代言人之间,爆发了不同信仰势力的相互斗争。斗争的一方担心愚民主义,担心对科学充满怀疑的、陈旧的情感孑遗所构成的藩篱;斗争的另一方则反对简陋的自然主义科学观对进步的迷信,反对这种迷信所造成的道德的削弱。但9月11日,世俗化社会与宗教之间的矛盾以另一种形式爆炸了。”“好像这个令人炫目的袭击在世俗社会的最深处拨动了宗教的琴弦,它的振颤充盈了犹太教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庙。”(哈贝马斯)
我相信科学的力量,也敬佩宗教的魅力。我相信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懂得宗教是人类良知的发现。当你执著于科学的真谛的时候,你也许会嗤笑宗教的荒唐;而当你潜心于宗教的精髓的时候,你也许对于科学的无耻感到义愤填膺。还是这位俞金吾先生,他说:“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但是与这种程度相伴随的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失落与苦难。”恩格斯也曾说过这样发人深省的话: “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一百多年前的这几句话真无愧是天才的预见。“自然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到了今天,我们真佩服恩格斯的先见之明。
信仰宗教,并不意味着要去舔圣土或者圣徒和佛陀的脚背。换句话说,抱佛脚的不一定是信仰宗教的,也许还正是叛逆。相信科学同样要走进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神秘的博大。
那么,什么是科学?古今中外有各种各样的回答,真所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梵语中,“科学”一词是指“特殊的智慧”;在拉丁语中则是“知识”的意思;法文的 Science可泛指一切的学习形式;德文中die wissenschaft常与科学一词通用,其意为“知识”或“了解”的艺术。1888年达尔文在《生活信件》中指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而英国现代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P.布莱克特却说:“所谓科学,就是通过国家出钱来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
科学,人们都在自觉地认为,它也在试图理解自然。然而,科学却更多的是寻求对于自然的操纵。我们过去将上帝杀死——也许是扼住他的咽喉,让他窒息而死,以便更加毫无顾忌的寻找表达和解释万象的“科学理性”。近代科学中的魅力主要源自于人类的这样一种感觉:认为它已经发现了在自然界变化的核心位置的永恒规律。这种对于自然秩序的发现产生了法国社会科学家莱维-布鲁尔所说的那种智慧的安全感——
这种智慧的安全感是如此深地扎根于我们之中,以致我们从来也就看不到它怎么可能被动摇。即使我们假设我们可能观察到某种看上去十分神秘的现象,我们也还是继续相信我们的无知只不过是短暂的……我们周围的自然界是有序和有理性的,恰如人类的思维一样。我们每天的活动便隐含着对于自然亩律的普适性的完全信赖。(《Order out of Choas》“Conclusion”)
这种自信当然来自于近代机械论时代的工业文明。“机械时代热烈的拥抱;俄把整个宇宙描绘成一个机器的那些科学理论。”最有代表性的理念就是拉普拉斯那著名的主张:“只要给出充分的事实,我们不仅能够语言未来,甚至还可以追溯过去。”整个过程(宇宙的,人类的,历史的?)似乎是接一个数学上的一个简易的微分方程。宇宙仿佛是人类这个伟大工程师手中的一个玩艺儿。博学的房龙先生在他的《宽容》中描写道:根据现代科学家的上乘之作,当所有物理和化学的成份都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无生物的有生物)便开始了。把上面的画翻译成历史学概念就是:
“只有所有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在不健全世界中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比例,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动地脱颖而出。”
持有这样的观念的人,也许受到宗教的影响,因为有些宗教的教义宣称:“上帝在一个星期里创造了人类。”然而,一个不具有毁灭性的世俗化进程是以翻译的模式完成的。科学主义相信有一种科学,它不仅可以通过客观化的自我描述来补充人格化的自我意识,甚至将完全取代它。这不是科学,而是低劣的哲学。我们的智慧可以非常具有科学性,尽管如此,依然没有一种科学可以替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作出判断。比如,分子生物学的描述使得对遗传性状的改造成为可能,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那些尚未具有人格的人的生命呢?(哈贝马斯)
虽然说,“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任何人都无法对这种成就加以否认,就是那些闭眼不看现实的极端分子,可能对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果横加指责或否定,但是,当他们去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去乘坐飞机,不得不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打交道。”(俞金吾《什么是自我的困境》)这是调侃,不是问题的实质。
但事实是那样让人不可思议的具有雄辩的力量:相信科学的人远远没有信仰宗教的人多,教徒们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科学之光却只能照亮一小片天空。从现代的眼光看,至少是从牛顿莱布尼兹以来的现代科学知识观看来,有没有知识是区分懂不懂科学的最后底线,科学和知识是被捆绑在一起的,如同火箭与导弹一样,捆绑的方式可能不尽相同,但结果或者目的却只有一个。没有火箭——也可能是飞机,可能就没有办法发射导弹;没有知识就没有办法理解和把握科学。当然,没有科学也就不能更好的掌握知识,许多人会这么想。而宗教则不然,不论是文明区的学界泰斗,还是野蛮民族的土著,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皈依宗教,得到虔诚的回报;相信科学,收获的是战胜自然的快感。老练的英国人培根说得好:“粗知哲学的人往往相信无神论,精研哲学则往往皈依宗教。”(关于这句话,在怀特海的《分析的时代》里就有。水天同的译文是:“一点点儿哲学使人倾向于无神论,这是真的;但是深究哲理,使人心又转回到宗教去。”)
爱因斯坦说过:“只有不依赖于科学谋生,科学才是美好的。”从这个方面看去,宗教的魅力无与伦比。维纳也说过“科学不可能没有信仰。我讲这话并不意味着科学所依赖的信仰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信仰,或者说它也要接受一般宗教信仰中的任何教条,然而,如果没有自然界遵守规律这样一种信仰,那就不能有任何科学。”“我所讲的关于科学需要信仰的这些话,对于纯粹因果支配的世界和几率统治的世界同样都是正确的。”(维纳:《人有人的用处》,第十一章。)
也有人认为,在对世间事情的解释上,宗教的解释方式与科学的解释方式之间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并且宗教的解释方式似乎更能吸引人;这使得受惯了宗教性解释的人们,很难接受科学性的解释,就像农村中经常接受各种宗教形式与习惯教导的人们,很难接受一点科学性的解释一样(比如在农村,许多人就难以接受火葬这种处理死人的形式)。
然而,如果说,只有宗教里边才会产生迷信,那就失之过偏。科学的迷信与宗教的迷信一样有百害而无一益。迷信宗教的人可能让你觉得愚昧可笑,而迷信科学的人往往给人以智慧的假面具。其实,两者都是因为浅薄、愚陋和狭隘。宗教往往被一些人故意与迷信联系在一块,给更多的人以误会和对于宗教的恨意,因而多少带有煽情的成分。科学迷信则更多的是以非常迷人的高贵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隐蔽而又伪善。所以,一旦科学的迷信发生作用,其危害绝不亚于宗教迷信的危害。宗教迷信可能只是推迟科学的效力的正常发挥;而科学的迷信却会直接给科学的生命带来致命的打击。
罗素曾经深刻地指出: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罗素是指科学也会被用来危害人类,给人类带来杀戮的话,那么肯定包含了科学迷信的可怕在内了。
人们知道科学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功用在于正确的解释世界的存在,是为人类更好的生存服务的。而宗教同样也会寻求对世界存在的合乎
时代的和人类进步的解释,宗教也能跟着时代前进。所以,科学总是被赋予开明和进步的形象,而宗教则更多的被涂抹成保守和愚昧的脸谱。
科学和宗教是人类赖以延续的两个必要条件。没有科学,人类的前途未卜;没有宗教,人类也就没有了延续的基础。没有白天就没有黑夜,宗教和科学也是如此。一切宗教都劝阻物欲,而一切科学恰好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物质获取能力。“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摆出的信条中大都是,上帝就是理性的化身,因而有助于为科学调查在西欧的振兴奠定了基础。”(阿瑟·刘易斯:《
经济增长
理论》)
没有科学也没有宗教的国度是最可悲的国度了。我们的许多人至今还不明白这样一个人类
历史千古不易的金科玉律:宗教和科学从来就是一对难兄难弟,宗教的虔诚、科学的执著,它们维系着人类的进步步伐。一个无知的人,连宗教信仰都没有了,那他还会相信科学吗?对于他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去见上帝!一个有知识的人,也许科学探讨会带给他无穷的快乐,但是科学不能使他得到永生,因为科学终究是有限的,只有宗教才是永恒!
宗教要求信仰者自己的修炼,这种修炼是自觉地,没有功利性目的的——当然,完全没有目的,那是假话;宗教修习是为了人的进善和摆脱恶。但严格讲,这不是世俗所谓的目的,只是归宿。
科学
研究,恐怕也不能太过于功利化,所以,科学研究不能设立这样那样的藩篱,不能有禁区,科学研究是一种漫无目的和不知结果的探求,所以需要对于科学家的研究和科学家自身的宽容。87岁高龄的物
理学家查尔斯·汤斯2002年09月16日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讲话也许不无道理:“(主持人问:)我们也知道,后来90年代末期的时候,有两位我们特别熟悉的诺贝尔奖的华裔得主,一个是朱棣文,一个是崔琦,他们也曾经年轻的时候,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我这个
问题就是,汤斯先生那么年轻进了贝尔实验室,是不是当时就怀着远大志向,要发明出自己特别好的技术。想没想到,我就是要拿诺贝尔奖?发明出自己特别棒的技术?
汤斯:不,我不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而工作的,它不是我的目的。为了获得认可和奖金而工作是一种错误。工作是为了做好某件事情,你的工作可能会得到认可,可能你会得到奖励,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而工作的话,那么可能你就会走入歧途。”
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是科学家的“妙手偶得”——当然,也是科学家孜孜以求、不断探求的报酬;但平心而论,诚如查尔斯·汤斯所言,科学研究往往如同买彩票,而伟大的发现则如同中头彩,可遇而不可求,
中国的袁隆平,意大利的居里夫人就是明证!没有哪位科学家是从一开始就立下雄心壮志:不获诺贝尔奖死不休!你看中国那么多活的数理化奥赛冠军中学生,有几个中有大成的。
宗教的修炼也需要平常心,心怀机巧,功利心太重,脱不了凡尘的困挠,终究成就不了“正果”!而对于科学和科学家来说,“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
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维纳的话也许不无道理。
“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事物,但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很少的;而我们如果竟忘记了我们所不能知道的是何等之多,那末我们就会对许多极重要的事物变成麻木不仁了。另一方面,神学带来了一种武断的信念,说我们对于事实上我们是无知的事物具有知识,这样一来就对于宇宙产生了一种狂妄的傲慢。在鲜明的希望与恐惧之前而不能确定,是会使人痛苦的;可是如果在没有令人慰藉的神话故事的支持下,我们仍希望活下去的话,那末我们就必须忍受这种不确定。”
真正的科学家并不讳言宗教,真正的
哲学家也是如此,因为宗教的存在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有的科学家那里,你没有办法寻找到他有关宗教的真正认识,他是沿着环境已有的对有宗教的塔布(Taboo)式教条人云亦云,或者甚至根本就找寻不到一丁点儿他关于宗与科学的“真情告白”。杨振宁博士对于科学与宗教的态度,让人觉得他抱着几乎“不可捉摸”的“顾左右而言他”的姿势。我只好微笑着读完他的那篇答记者问。这使我想起爱因斯坦的话:“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也许,前一句可以理解为执著、坚毅,后一句讲的是先进性要求,是科学研究必须有的识见、眼光。
宗教就像天边的云团,总是你仰望着她,他也总是给你一幅笑面,你却没法弄明白他是怎么笑的;科学就像一汪海水,只要你愿意,你总还可以涉足其间,涉浅者得也浅,涉深者得也深,但总有不尽的艰难在等着你。天是蓝的,海也是蓝的。
回到文章开头的话,我本来并不对于什么极端或者宗教感兴趣,只是觉得逻辑上有点怀疑俞先生话语的咄咄逼人,应该更加宽容的看问题,而不应使用话语霸权,随意的想到这些,便写下来,或许可以共同好者一哂。过去有人嘲笑庄子不应该使用文字写下那么长篇大论,现在想起来倒是笑人者更可笑。罗素曾经说过:“我个人不相信哲学能够证明宗教教条是真理或不是真理,但是自从柏拉图以来,大多数哲学家都把提出关于永生和神存在的‘证明’看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任务。”“科学与宗教,在一切的时期里始终是处于一种冲突状态或不安的妥协状态。”的确,仔细的看,可以这么说,所有的学科都有自己的“悖论”——这句话本身也就是悖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俞金吾的想法之所以幼稚可笑,就在于自认为有些人根本局部应该享用科学进步带给人类的福祉,那是悖论式思考,其实就是苛求“另一类”去证明“不与
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打交道”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本质上讲,俞先生的思维模式与当年提出“上帝能否造出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的所谓“反驳”的人一样,没有意义。
还是用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结尾处的话来作结束吧:在混乱纷纭的各种对立的狂热见解当中,少数起协调统一作用的力量中有一个就是科学的实事求是;我所说的科学的实事求是,是指把我们的信念建立在人所可能做到的不带个人色彩、免除地域性及气质性偏见的观察和推论之上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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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雁翎: 科学学派研究的意义 [J] 《中华读书报》北京 2001 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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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piegel.de/kultur/gesellschaft/0" TARGET=_blank>
http://www.spiegel.de/kultur/gesellschaft/0,1518,162376,00.htm
哈贝马斯:信仰与知识——哈贝马斯在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奖大会上的答谢辞(张钊 译) [J]见《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