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经济冲击随时都会发生，特别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基于正常的商业周期、金融冲击还是经济结构调整。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面对这样的冲击，许多个人和家庭将经历没有预期到的收入减少，亦或出现贫困的艰难时期。如何更好地帮助受到严重影响的个人和家庭度过这样的时期常常成为政府的一项重大政策决策。发达国家常用来抵销不利冲击影响的机制之一便是提供一个收入保障计划（注：一些发达国家也采取了各种失业保险（UI）计划，UI计划具有风险共享的好处，政府参与U I 计划本质上常常与收入再分配联系起来。）。且不谈这种收入再分配措施在经济效率方面的消极影响和对私人预防性储蓄的挤出效应（Engen and Gruber，1995），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还不得不应对非常有限的资源。因此，找到最有效的方式来帮助受经济冲击不利影响的个人和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问题。

　　政府提供直接的收入保障计划来抵销不利冲击的理论背景假定：单个家庭自我帮助的能力有限，个人目光短浅而不能为他们不确定的未来进行储蓄（Bauer 和Paish ，1952）。然而，根据永久性收入假说，单个家庭能够通过在正常时期储蓄和不利经济冲击时期动用储蓄来平滑他们的消费。许多经验研究发现，一定程度上永久性收入假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是有效的（比如见Bhalla，1979，1980；Wolpin，1982；和Paxson，1992）。根据永久性收入假说，认同预防性储蓄的富有生命周期模型认为，当未来不确定性增加时，当前的消费会下降而储蓄会增加，特别是在流动性限制很强的发展中国家（Caroll和Sanwick ，1994；和Deaton，1997）。这样，规避风险的消费者将试图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未来不确定性之苦。如果事实如此，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更有效率地、更好地运用稀缺资源，如给失业工人提供培训，给自我创业提供激励，而直接的收入保障仅仅提供给残障者、老年人，以及在失业最严重的时候提供。因此，单个家庭是否有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和他们在困难时期是否能够平滑消费，对于政府设计有效率和有效益的收入保障政策至关重要。

　　很大程度上，永久性收入假说的可靠性是一个经验问题。进一步说，有关预防性储蓄的经验研究已经发现可靠的结果（见Engen 和Gruber，1995，一个评论）（注：政府对失业提供收入保障计划的另一个解释是让面对流动性约束的个人采取合适的寻找工作的行为（Topel，1983；和Meyer ，1990）。）。因此，要回答在此提出的问题，针对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验研究是必须的。

　　中国经济最近20年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那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导向经济的转变。特别是最近10年左右，在国有部门、社会福利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重大改革给每天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失业已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之一。最近4年大约有1500万国有部门的工人成为冗员（Fan ，2000）。所有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正规信用市场的缺乏表明城市家庭可能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制约。

　　很自然地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城市家庭面对较大的突发性不利冲击时是否有能力平滑他们的消费。另外，在一个存在许多重大变化和未来不确定性大大增加的时期，预防性储蓄扮演了什么角色？

　　许多研究调查了中国家庭的储蓄和消费行为（比如见Qian，1988；Jefferson ，1990；Qin ，1991；Ma，1993；Wang和Wen ，1992，Wang，1995；Jalan 和Ravillion ，1996；和Kraay ，1998）（注：全面的调查见Kraay ，1998.）。许多研究将焦点放在解释家庭的储蓄行为，而不是关于非预期的冲击下家庭平滑消费的能力。另外，绝大多数研究利用了总量数据。不过，Jalan 和Ravillion （1996，1998）和Kraay （1998）的研究调查了收入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和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对储蓄的影响。然而，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基于对农村家庭的调查（Jalan 和Ravillion ，1996，1998），或者基于地方性总量资料（Kraay ，1998）。另外，Kraay 的研究运用了1995年以前时期收集的资料，那时，对城市家庭而言，城市经济改革还没有经历足够的时间深化到未来不确定性大大增加的范围。这些不足损害了他的结论，他认为，无论永久性收入假说还是预防性储蓄动机都不能解释中国的城市家庭储蓄。

　　本文利用了2000年进行的1999年城市家庭收入、支出和就业调查（UHIEE ）。提出的问题是城市家庭如何平滑他们的消费和他们如何应对未来的收入冲击。本文给予城市失业问题特别的关注。在给定不利收入冲击突然增加和引入收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城市的形势似乎提供了一个检验永久性收入和预防性储蓄假说的惟一的机会。这样的检验结果将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简要描述中国经济所发生的背景变化，特别指城市家庭面对着增加的失业可能和不确定性。第三部分陈述经验分析和讨论资料的构架；第四部分提出经验性结果，结论在第五部分给出。

　　二、背景

　　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行经济改革走向市场导向性经济。最近20年左右中国家庭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特别对于城市家庭来说。本文的焦点在于中国城市的消费平滑，下面的背景描述将重点放在中国城市经济上。

　　中国城市经济的第一个特征——它对于研究很重要——是自从经济改革后中国城市的单位资本收益有显著的增加。根据可靠的样本调查资料，从1982年到1998年，单位资本实际收益从471元增加到1461元，增长了3倍，每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3%（SSB ，各年）。

　　城市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改革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变化。改革以前中国城市的许多福利，象住房、医疗、养老和幼儿入托等，作为国内社会保障制度由国有企业提供。每个城市居民获得终生就业（Meng，2000）。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这一保障制度逐渐改变，1990年以后变化的速度呈现加快状态。

　　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开始，经济改革扫荡了旧的社会保障制度各个方面。住房改革从提高正式租金开始，然后进入到允许政府住房占有者以一个补贴价格购买他们自己的住房。改革最终是要过渡到将来完全放开住房市场。到1999年底，许多城市家庭打算自己购买住房，而且大多数的家庭已经这么做了。根据1999年对13个城市的4474户家庭的调查资料（UHI EE），63%的家庭已拥有他们自己的住房。

　　医疗领域的改革使一个百分之百由国家覆盖的医疗服务体制转变为一个双轨制，在新的体制下，国家只负责一定比例的医疗服务费用，个人支付剩余部分。根据上面提到的调查，8935位个人中，1995年他们支付的医疗费用不到国家为他们支付费用的30%.养老金改革也已经开始。新的老年保障制度划分为强制性基础体系和自愿性商业体系两部分。90年代早期，一些城市已经建立了地区性统一的强制社会养老基金，由企业和员工双方缴费。在自愿性商业体系中，员工和企业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购买退休保险。然而，地区差异很显著。

　　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收费或要求义务性"捐款"，而这些初级和中级教育以前是免费的。自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也迅速地向家长要求收费。

　　可能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就业制度中。对于新的劳动力市场进入者而言，终生就业多多少少不存在了，就是国有部门也不例外。作为替代，一个新的劳动力市场进入者在国有部门主要通过固定或连续性合同受雇。更重要地，国有部门的就业比例已经萎缩，而包括私有、外资所有和合资经营企业的"其他部门"的就业比例明显增加。"其他部门"的就业主要是以短期合同或临时合同为基础。据报道1998年"其他部门"的就业比例已经超过国有部门。

　　伴随着这些变化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由于软预算约束和其他与确定产权有关的问题，国有部门一直表现很差。1995-1996年，大约50%的国有企业亏损。为了激活中国经济，一项猛烈的改革政策在国有企业得到推行。作为这项政策的实施结果，许多中小型亏损国有企业破产。那些幸存者开始认真地采取有效率的手段来改善经营。这两股力量导致了一个大规模的下岗。最近几年，大约1500万国有部门的员工成为冗员。根据也是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进行的1995年城市家庭收支调查（UHIES ）和1999年UHIEE 调查，1995年的失业率为8.5%，1999年则增长为17.3%.这样，不但对于年轻人来说终生就业已经被取消，而且就是以前终生就业的那些中老年人也正面临下岗的可能性。

　　简而言之，中国城市推行的社会保障改革，伴随着近年失业的巨大增加，已经改变了城市家庭对他们未来的预期。尽管不确定性在增加，中国城市的正式信用市场却还没有得到迅速发展。银行一般不提供个人信贷。仅仅是在最近（1997年以后），一些地区的一些银行开始向单个家庭提供住房信贷和数量有限的其他个人信贷。

　　突然增加的家庭福利和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和储蓄产生了巨大影响。调查表明，当社会保障改革开始时，即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单位人口储蓄率有一个显著增长。在1995-1999年期间，当国有部门加快让员工下岗后，单位人口的平均收入增长保持在每年7.3%的水平，同时，单位人口的平均储蓄率以每年13.1%的速度增长。

　　相当明显，储蓄率的增长与改革有关。一个对1995-1997年间家庭储蓄动机的调查发现，储蓄的主要动机是购房、支付子女教育、健康与老年保险和失业准备（注：运用Browning和Lusardi （1996）的术语，这些动机可以被概述为首付款、遗产、生命周期和预防性动机。）。大约20%的样本家庭表示购房是最重要的储蓄动机，大约相同比例的样本表示子女教育或健康保险是最重要的动机。大约10%到12%的样本表示为退休和失业准备是最重要的动机。这些数字说明，自9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家庭越来越明显感到，政府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时代已经结束，家庭应该获得财产并为他们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

三、模型说明和数据
　　本文中使用的数据是截面数据，家庭被要求报告他们过去五年的收入。然而，问题是如何确定对过去收入的权数来获得对家庭永久性收入的最佳估算。Bhalla的定义没有考虑未来不确定性的变化。有必要指出，不确定性的一般定义是指预期收入偏差的改变，而不是预期收入本身的改变。然而，一种特殊情形在本研究中被加以考虑，失业可能性的增加具有不但改变预期收入偏差，而且改变预期收入的属性。在中国，失业可能性的增加减少了收入，却没有任何积极的弥补效果。换言之，被解雇的可能性的增加将减少家庭的预期收入，同时增加不确定性。考虑到失业风险增加所产生的预期收入的变化，永久性收入的测算要随着每个家庭失业的平均概率的变化而加以调整。这样，每年的收入通过运用当年估计的平均家庭失业概率来加以调整。每个家庭的平均失业概率通过预测个人的失业概率而得出。

　　根据其他的研究，暂时性收入被定义为实际和预期收入之差。

　　对不确定性收入不确定性的测算是另一个重要问题。经济理论认为，具有预防性动机的家庭将消费（储蓄）更少（更多），当未来收入不确定性更高（更低）。最后一部分给出的讨论说明中国城市家庭经历了社会福利制度的重大变化，而且，考虑到正式信用市场的缺乏、非正式市场的高利率和强烈的反对借债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家庭传统上不愿借钱。这些方面的每一个都导致中国城市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本文中，家庭的收入不确定性通过两个变量来测算：一个变量是过去收入的变化，另一个变量是1999年家庭劳动力被解雇/下岗的平均预测概率。

　　用来说明家庭品位改变的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家庭组成和1999年家庭在家庭规模方面是否发生变化的指标。

　　主要的数据源来自1999年UHIEE 调查，它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初期所做的。另外，为了配合估计对更早年份（1995-1998年）的失业概率，来自1995年的城市家庭收入分配调查（UHIDS ）的数据也被采用了。

　　计算用于调查永久性收入的权数需要确定贴现率δ和单个家庭的永久性收入的增长率α的值，根据Bhalla（1998）的文献，我们假设一个一般的收入增长率α。，它是国家平均家庭收入增长率，1995-1998年期间被测算为每年增长7%（国家统计局，1999）。贴现率δ不是固定的，但是其敏感性检验在10-90%之间。

　　调整永久性收入还需要考虑每一年的失业/下岗的概率，这样运用1995年UHIE和1999年UHIE E的数据汇总进行了估计，并通过估计结果得到了1999年样本家庭各年的预期的失业概率。假定两年之间失业概率的变化采取指数形式。根据计算的每个家庭的概率的平均年增长率，可以计算出1996-1998年间每个家庭预期的概率。

　　1995年UHIE和1999年UHIEE 的调查在就业状况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寻求有关个人当前劳动力状况的信息（调查实施的时间是1996年做1995年UHIE，2000年做1999年UHIEE ），第二个询问个人在1995年或1999年的就业和失业状况。基于1995年和1999年个人收入和家庭消费两方面的事实，就业状况的第二个测量工具被用作对失业的主要指示器。

　　除了这两个就业状况的问题之外，调查还访谈了1336个下岗工人（不是下岗工人的全部样本），并得到了他们在失业期间的细节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得出一个在1995-1999年间每年失业/下岗冲击的粗略估算（注：对于这些次级样本的个人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失业了多长时间。通过这个问题可以得到1995-1999年期间的基准失业情况。）。为了检验失业调整对永久性收入的敏感性，我也用这5年的每一年的失业冲击的估算进行计算，并且用估计结果获得了可替代性的预期概率测算。

　　1999年UHIEE 调查包含了来自4，494个家庭的13，538位个人，平均每户3.01人。排除缺失的信息，包含在计算内的全部家庭数量在3896-4116户之间。根据用于永久性收入测算的调整，表1记录了对永久性收入不同测算的平均值和变化系数。它表明对δ和失业的预期概率的不同调整会略微改变永久性收入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在样本家庭中，24%的家庭有失业/下岗成员。来自资料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存在失业成员的次级样本家庭的平均储蓄为正值。表2提供了1999年全部样本家庭、存在失业成员的次级样本家庭和没有失业成员的次级样本家庭的的平均家庭真实收入、真实支出和真实储蓄。它表明，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的平均家庭收入相当于没有失业成员的家庭的收入的66%.这两种群体的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比率分别为74%和36%，存在失业成员和没有失业成员的家庭的储蓄率分别为12%和22%.调查表明，两类次级家庭组的储蓄分布情况提供了：当家庭按照储蓄额升序排列时每个水平层次的平均储蓄额。除了一个垂直的位移外，两组家庭的储蓄模式非常相似。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大约35%没有储蓄，而另一组的家庭这一比例为23%.

　　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组的平均储蓄为正值和约65%的该类单个家庭的储蓄为正值的事实说明，对城市家庭的失业冲击——该冲击根据其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而得出——并不象预期的那么严重。也许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存在其他的非正式就业的收入渠道来帮助他们抵消失业冲击。这类渠道包括在非正式部门就业和家庭内的收入转移（注：政府对于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提供的平均收入支持只占这类家庭平均收入的5%.）。

　　其他相关变量的简要统计记录在附录中。尽管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的真实的全部支出比没有失业成员家庭的支出少33%，但支出模式是相同的。食物消费占没有失业成员的家庭的全部支出的42%，而在存在失业成员家庭的全部支出中占46%；教育支出在全部支出中的比例则分别为11%和10%.没有失业成员的家庭相比于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其规模要略微偏小。另外，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比全部就业的家庭主要年老的女性成员的比例略高（36%比33%）。

四、经验性结果

　　对失业/下岗的判断

　　运用1995年UIES和1999年UIEES 的资料集合，从模型计算得出的结果记录在表3.就业部门省略的类项为私人部门，它包括地方私人、外资所有、合资企业和个体户部门。

　　过去5年间，失业率从8.5%增长到17.3%.表3说明这种变化与一些特殊变量有关。首先，性别在1995年不是一个失业/下岗的重要决定因素。而1999年女性更有可能失业。其次，年老者1999年比1995年更有可能成为失业者（注：运用1995年的数据，年龄的平方项统计上不显著，因而排除在回归之外。）。另外，个人的健康状况在1995年对就业状况没有影响，而在1999年则成为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注：健康变量在两份资料中采取了不同的测算方式。1999年调查直接问了个人健康状况是否健康、不健康、残疾或其他。这个问题1995年调查没有询问，1995调查里有关于病假和健康方面支出的信息。因此，我们将健康虚拟变量定义为少于30天的病假和少于500元的健康方面支出。）。最后，就业部门对失业的影响发生了变化，以前在地方国有和集体所有部门就业的个人1995年相比于在私人部门就业的人来说失业的机会更少，最起码不会更多。1999年，在地方国有或集体所有部门工作的员工成为冗员的可能性大大超过那些在私人部门就业的员工。

　　这些结果与我们的预期很一致。199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冗员。另外，由于激烈的企业改革大多发生在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大多集中在地方国有和集体所有部门，这些部门相比于私人部门现在更有可能出现失业/下岗情况。

　　决定失业/下岗因素的这样一个重要变化一定会对家庭的预期收入产生重大影响。于是，考虑到预期的失业/下岗的平均概率，我们需要调整对永久性收入的估算。

　　消费平滑和预防性储蓄

　　为了测算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永久性收入假说的一般性经验检验必须做两个调整。第一，如前所述，永久性收入要根据预期的失业/下岗的平均概率来调整。第二，预期的失业/下岗的平均概率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力包含在消费方程中，以此获知家庭是否因他们潜在的下岗可能而在调整永久性收入后改变他们的消费行为。

　　另外，做了一个实验来调查存在失业成员和没有失业成员的家庭的消费行为是否有差异，并且当我们认识到这两类家庭在行为模式上具有统计上的重大差别时，为它们分别估计消费方程。这背后的理论考虑是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可能面对更严重的流动性或生存约束，因此，与没有失业成员的家庭相比具有不同的消费行为。另外，由于对于中国城市家庭来说，大规模的失业仅仅在最近才成为一个公认的现实，最近才受到失业冲击的家庭可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

　　我们的估计考虑了地区性差异。本文中消费平滑测验分别针对全部消费、食品消费和教育消费。存在失业成员和没有失业成员的家庭之间的结构性变化的F 测验表明，对于全部消费和食品消费，两类家庭具有显著不同的行为模式，而对于教育消费则没有发现统计上的明显差别（注：对全部消费的F 检验为F[，∞，28]=1.70，对食品消费的检验值为F[，∞，28]=1.99，在2.5%的显著水平上，这两个数据都大大高于1.62的决定性值。然而，对于教育的检验值为1.22，它甚至在10%的显著水平上也通不过决定性值。）。然而，两类家庭的永久性收入的边际教育消费倾向存在统计上的差别。这样，下面讲述的关于全部消费和食品消费的测试结果将包括全部样本家庭情况，也包括存在失业成员和没有失业成员的两类次级样本家庭分别的情况。对于教育消费，则包括一个在永久性收入变量和存在失业成员家庭的虚拟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

　　如第三部分所讨论的，永久性收入根据不同的调整（见表1）有6种不同的测算方法。为检验结果的强可靠性，每个消费方程都运用不同的永久性和暂时性收入估算结果来测算六次。

　　预期的失业概率通过两种方式获得，一是根据1999年UHIEE 的资料所记录的1999年失业冲击；二是根据1999年资料中所记录的当时的就业状况的信息。为了检验结果的敏感性，每一种上面提到的用不同的永久性收入估算所做的的6个消费回归也将用不同的预期失业概率来做两次估计。

　　运用不同的永久性收入估算和不同的预期失业概率估算所做的估计产生了相同的结果，并且结果具有强可靠性。运用根据增长率，贴现率，以及从1995年和1999年资料获得的预期失业的概率所调整的永久性收入所做的全部消费回归的选择结果记录在3个表（表B1、B2、B3）中（注：所有的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运用其他永久性收入测算和考虑不同预期失业概率得出的关于全部消费、食品消费和教育消费的选择结果分别记录在附录B 的表B1，B2和B3中。）。这些表由三部分组成。最上面部分记录了全部样本的结果，中间和底下部分提供了就业和失业次级样本的估计。

　　为了非同构性方面保持正确，White 的协方差矩阵的一致性评估被使用了。另外，由于使用了家庭劳动力失业/下岗平均概率的预期的复原器，我们的估计可能也会出现方差-协方差矩阵的非一致性。然而，Pagan 提供的补救可能不合适，因为本研究中使用的预期复原器是通过一个非线形评估得出的。更进一步，消费方程是在家庭层面上做的估计，反之，失业概率则是在个人层面上做的估计，因此，家庭的平均预期失业概率是根据这些个人层面的概率计算出来的。这些因素导致改正变异协方差矩阵非一致性评估非常复杂。为了处理这些问题，我们放松（bootstrapped）所有的标准误差，该结果与运用White 的一致性评估得出的结果便一致了。下面记录的所有t 统计是根据White 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的一致性评估计算得到的（注：放松的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放松重复了1000次。）。

　　永久性和暂时性收入的系数表示关于这两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那些标志为检验消费平滑的行说明这两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互间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不同。

　　表4表明按照全部消费，全部样品的永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在52-53%之间，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该比例比没有失业成员的家庭要高。不过这种不同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两类家庭之间则存在统计上的巨大差异。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的40%的暂时性收入被花掉了，而另一种家庭只花掉30%（注：为了对结构变化进行F 检验，在存在失业成员家庭的变量和虚拟变量之间的互动条件下，对全部样本进行了组合回归的估计。每一个互动条件下的t 统计则显示了两类家庭之间的系数是否统计上显著不同。反映两类家庭之间的永久性和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的t 比率分别为1.45和2.31.）。这些不同表明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也即存在更低的储蓄倾向。

　　关于永久性收入β是否显著大于暂时性收入γ的统计检验说明中国城市家庭能够平滑他们的全部消费。不论是全部样本还是两个存在失业成员和没有失业成员的次级样本的家庭，β和γ的差别统计上是明显的。

　　对于存在失业成员的次级样本家庭组来说，这个结果特别有意思。当他们面对由于失业带来的巨大收入冲击时，他们对暂时性收入的花费比例相比于永久性收入要少和他们的平均储蓄为正的事实说明其他来源的收入和财产替代或补偿了他们因失业而造成的收入损失。这表明一定范围内面对失业冲击的家庭能够依靠自己度过难关。

　　表4中最有意思的结果是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储蓄的影响。对于全部样本，和对于两类次级样本一样，过去四年家庭收入水平的变化对家庭的全部消费具有负的但却是重大的影响。这表明面对更大不确定性的家庭更可能少消费而多储蓄。

　　当家庭的平均预期下岗概率这一变量包括在全部消费回归中时，我们发现一个负的但统计上显著的影响。没有失业成员的家庭这一系数更大。家庭的平均预期下岗概率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减少家庭71-77元的消费。这个结果似乎说明没有失业成员的家庭意识到他们潜在的下岗可能，因此在他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上采取相应的反应。没有失业成员的家庭的平均预期下岗概率大约为12%，其中最小的概率接近0，最大的概率为46%左右。这样，家庭为预期失业准备的储蓄大约在855-920元之间。这相当于他们全部平均储蓄的23-25%，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家庭的平均预期失业概率对于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的消费也有负的和统计上显著的影响。这个额外的影响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由于本研究用的是截面数据，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中的平均预期失业概率的变化可能获得失业期间的影响。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段内，长期失业的个人更有可能被识别。因此，平均预期失业概率对于这类家庭组的消费的负影响可以说明预期长期失业的家庭会储蓄的更多。第二，本研究中用的预期失业概率的变量是所有家庭劳动力的平均预期失业概率。因此，这个变量对全部消费的负影响显示该类家庭意识到更多的家庭成员可能失业。

　　以上的分析主要关注全部消费。然而，对于面临短期冲击的家庭而言，最重要的政策含义应该从家庭的基本（食品）消费和教育消费的平滑方面来设想。这是因为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基本消费是一项重要的福利指标，而教育消费提供了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对于代际间的收入变动很重要。

　　表5记录了食品消费回归的选择结果。全部样本的永久性和暂时性收入的边际食品消费倾向分别大约为14-17%.再一次，存在失业成员的次级样本家庭的这些比率要高出许多。然而，这些家庭似乎能够很好地平滑他们的食品消费。检验表明失业家庭的β统计上显著地不同于γ，其t 比率为2.9和3.3.以前收入的变化对于两类家庭的食品消费都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因为食品消费相对于其他消费来讲属于必要消费，因而削减的余地不大。

　　尽管在收入不确定性上没有显著后果，具有较高失业概率的家庭节省他们的食品消费。这可能因为收入不确定并没有可能的失业带来的压力大。然而，食品消费的节省比例要远远低于全部消费的节省比例。平均地，预期失业概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没有失业成员和存在失业成员的次级样本家庭将分别减少25元和12元的食品消费。平均来看也即是两类家庭减少食品消费302元和218元，这分别占他们平均食品消费量的5%和4%.下面转入教育消费，研究发现全部样本的平均家庭教育支出为1449元，在教育上，没有失业成员的家庭花费1449元，而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花费1100元。全部教育支出分别占两类家庭全部支出的11.3%和10.1%.表6记录了教育消费回归的选择性结果。

　　尽管F 检验说明在教育消费方面两类家庭没有结构性差别，但是两者的永久性收入的边际（教育）消费倾向统计上显著不同。消费平滑的检验表明对于存在失业成员和没有失业成员的两类家庭而言，永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的边际教育消费倾向的差别在统计上不明显，点估计接近0.这样，两类家庭都没有能够平滑他们的教育消费。

　　另外，我们观察到一个收入不确定性对教育支出的显著负影响。不但是过去收入差别，而且预期的失业可能都导致城市家庭在教育上花得更少（注：这个变量的估计结果对于用来计算永久性收入的不同的调整是敏感的（见附录B 的表B3）。在许多例子中，它在10%的显著水平上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一个具有平均失业概率的家庭（全部样本为14%）平均将减少116元的教育支出。这相当于全部样本家庭的平均教育支出的7%.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这个数字更高，为10%.对于教育消费似乎是一个非常大的调整。


　　简而言之，到目前为止获得的结果似乎说明中国的城市家庭具有很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特别是考虑到失业的可能。把消费平滑和预防性储蓄的检验结合起来可看出，当他们"面临"真实的下岗可能时，城市家庭具有强烈的储蓄动机。一旦下岗发生，他们消费多于储蓄，但这些家庭的绝大多数的储蓄仍然为正值。这种消费和储蓄行为意味着中国城市家庭在面临暂时的收入冲击时具有自我帮助的理性能力。换言之，当家庭意识到政府的财政支持有限，他们有很强的储蓄动机来使自己度过困难时期。

　　然而在教育消费上似乎不是如此，中国的城市家庭没有能平滑他们的教育消费。另外，存在较高收入不确定性的家庭可能会减少教育消费。这些发现可以导出一些重要的政策含义。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运用1999年来自中国城市的资料对永久性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行了检验。这是一个发生重大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时期，家庭正面临巨大的经济不确定性。主要的经验结果可概述如下：第一，城市家庭似乎能够平滑他们的全部消费和食品消费，甚至对于受到暂时失业冲击的家庭也是如此。但是没有失业成员的家庭其消费平滑的程度要更高。这个结果是合理的，因为永久性收入假说认为家庭在正常时期会更多地储蓄，而当暂时的冲击发生时会花费以前的储蓄或减少储蓄。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平滑他们的消费，而且平均看他们还保持正储蓄，这些事实说明这些家庭能够通过动用储蓄或其他收入来源来补偿因失业带来的收入损失。这个发现说明中国城市家庭面对暂时的失业冲击能够自我支持。这类消费平滑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将成为更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第二，中国的城市家庭具有非常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不但过去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家庭的储蓄倾向，而且预期的下岗可能使没有失业成员的家庭也将对储蓄产生强烈影响。这个发现非常可靠，通过它人们可以看到，在一个不确定性突然发生的环境里，家庭会以一种理性行为的方式来保护他们避免未来的收入冲击。

　　第三，本文的发现也在教育消费方面发出了一个警报信号。中国的城市家庭被发现不能够平滑他们的教育消费。另外，我们发现那些面临更大的收入不确定性和更大的下岗可能性的家庭，因为不利的收入冲击，他们对教育消费的减少量非常高，特别是那些存在失业成员的家庭。不象其他消费，教育消费更多地是对未来一代的投资，因而，教育消费平滑的欠缺令人担忧，因为它意味着代际收入的变化。

　　三个主要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一般地，中国城市家庭是理性的消费者，能够保护他们避免暂时的收入冲击。对于政府的失业保障体制应该做些什么呢？直接的收入保障方案可能存在负面影响，政府缺乏财政工具，更重要地，家庭在冲击发生之前能够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储蓄和当冲击来临时平滑其消费。这些既定事实说明中国政府采用一个主要依靠个人贡献资金的失业保障体制更合适。政府应该将稀缺的资源用于支持最需要的人，明确地说，就是残疾人和老年人，而不应将全部的资源用于一个失业方面的收入救助方案。

　　另外，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中国政府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城市家庭不能够平滑教育消费和考虑到未来不确定性而减少教育消费的现实情况应该引起政府更大的关注。更有可能发生失业的贫困家庭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让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如果将来出现这种情况，这不是一个好的后果。这个可能后果为政府出面给贫困家庭提供教育经费提供了一个优先考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