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宏观结构角度，对市场转型影响下的两代中国人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市场转型重塑了中国两代人之间的利益结构 : 作为计划经济社会中间阶层的国营企业职工、即目前的这一代中老年人，在市场经济下出现了整体的衰落；而新崛起的一代年轻人，特别是在一些新兴产业和大城市中，正在形成新的中间阶层。
在对中国改革以前社会的研究中，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戴维丝曾提出中国城市代际结构的重要特点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年长一代人占据了地位较高的职业和职位，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一代人从事的是较低职位的工作 [1] 。本文的研究表明，市场转型后，中国出现了完全相反的代际结构。本文是对当代中国城市代际关系特征的新的阐释。
一市场转型三阶段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中国经过近 20 年的社会变革，其朝向市场型体制的社会变迁模式渐趋清晰，学者们一般称之为“市场转型”，即从中央集权配置资源和分配产品的计划经济型社会向由市场配置资源或由市场整合经济的市场型社会的转变。笔者以为，所谓市场，主要包括三类市场，即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信用市场。从这一视角考察就会发现，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三种市场的发展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商品市场的发展。它大致起源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大包干”以后，农民可以自由地到市场上出售粮食等农产品，这导致了农村商品市场的最初发展。 1987 年以后，城市开始尝试价格改革，城市商品市场急剧发展。由于当时社会总的情况是产品供不应求，因此，商品市场发展最初所引发的直接后果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引发了政治危机。值得庆幸的是， 90 年代以后，商品市场改革的优越性逐渐显露出来，市场供应开始丰富起来，出现了买方市场局面，并最终克服了通货膨胀危机。
第二阶段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90 年代以来，城市逐步废止了“分配工作”的体制，企业逐步废止了“铁饭碗”式的终身雇用制，代之以劳动力的自由雇用制度。由于中国总体上是劳动力供大于求，加上产业结构不合理，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失业人口的出现。目前，以国企下岗职工为代表的失业问题，成为困扰劳动力市场机制建立的主要难题。劳动力市场机制如能改革成功，则会大大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迄今为止，其成败尚未见分晓。
第三阶段即是笔者预测的金融信用市场的发展。不过由于亚洲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风暴的警告，这一改革时期会有相当大的延迟。从对社会分层结构影响的角度看，市场转型第一阶段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因为当时改革的对象是产品或商品营销的体制，它对于群体利益结构的影响是间接的；而第二阶段的影响则十分巨大。这一阶段阶段改革的对象是劳动力受雇的体制，即劳动力自身，故对于群体利益结构的影响是直接的。
研究市场转型对社会分层结构影响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各社会群体地位的上升和下降，以及这种上升和下降是怎样发生的、上升和下降的机制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国际上已有过一些研究。比较重要的如维克多·倪（ VictorNee ）的市场转型初期平等化效应的理论，即认为市场转型初期干部的权力地位有所下降，而原社会下层群体的经济地位却有所上升。再如撒列尼的精英循环理论，认为集体化以前的社会精英的后代，在市场改革后又从下层上升为社会上层，等等 [2] 。中国改革初期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反映的也是这个问题。中国改革初期曾有过“谁应该先富起来”的争论。当时曾讨论，究竟应该农民先富还是干部先富，应该工人先富还是知识分子先富。后来的发展证明，私营企业主、外企雇员、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企业或工程承包人、各类明星、涉外旅游业人员、外贸人员以及与权力资源比较接近的群体等，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一部分人的相对富有，也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相对贫穷；一部分人的地位上升，也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地位的下降。那么，谁的地位下降了呢？比较典型的就是，国有企业职工的地位下降了。
为什么会如此？我们可以从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角度加以解释。市场转型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可以比拟为如下的一种同心圆结构（参见图一）。
处在同心圆中心的，笔者称之为“核心群体”；而外围的，笔者称之为“边缘群体”。例如，中国高级干部是典型的核心群体，而农民则是典型的边缘群体。在计划经济下，社会资源的垄断与集中化程度相当高，由于社会资源是由中央统一调配的，因此，越是接近于中心的群体，就越容易获得资源。国有企业特别是级别高的大型国有企业，它们与中心接近，因此更容易获取资源。这样，级别高的国有企业职工也就成为计划经济下最主要的受惠群体之一。
上述同心圆的身份分层体制首先将全社会分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城里人所获资源显然高于农村人。其次，又将城市人口赋予了单位地位，即城里人的地位与他们所在单位的地位密切相关。单位的地位越高，其职工的地位也就越高 [3] 。而衡量单位地位高低有两项指标：一是行政级别指标，二是所有制指标。行政级别指标分为：中央级、省部级、地局级、县处级、镇科级等。所有制级别分为全民所有、大集体、小集体、个体。两种指标搭配则衍生出等级井然的单位分层： 1 ．中央级全民单位； 2 ．省部级全民单位； 3 ．地局级全民单位； 4 ．县处级全民单位； 5 ．地局级大集体企业； 6 ．县处级大集体企业； 7 ．街道集体企业； 8 ．居委会小企业。在此社会分层中，国有企业职工显然处在社会分层的上层和中上层。
随着市场转型的发生， 90 年代以来，中国资源配置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迁，即由过去的非竞争型的计划配置资源转变为竞争型的市场配置资源。市场转型造成了资源在人群中的重新分布。这一点反映在人群的利益结构上，就是过去与计划资源相接近的群体资源的相对丧失，和更具市场竞争力的群体资源的相对获得。这种变迁表现在就业体制上，就是“铁饭碗”式的终身就业制被市场型的就业机制所取代；表现在就业人口上，就是国企职工较大量的失业与下岗；表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传统的“中间阶层”的衰落。
二市场转型与传统中间阶层的衰落
当我们考察现代社会的结构变迁和社会转轨时，就会发现，多数国家都曾伴随着中间阶层的巨变，即传统的中间阶层的衰落和新的中间阶层的兴起。其原因可能在于，社会中间阶层原本就具有地位不稳定的特点。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中国的市场转型显然也导致了中间阶层的巨变。
1949 年的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的士绅阶层衰落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以后，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小业主、私营个体工商层衰落了。
笔者以为，从 50 年代中期直到 80 年代的改革前，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和国有企业职工。对于将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视为中间阶层比较容易理解。然而，为什么将国有企业职工也视为中间阶层呢 ? 市场转型以前，无论是与当时占人口 80 ％以上的农民相比，还是与城市中其他非国营企业的劳动群体相比，国企职工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是 50 ～ 70 年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力量，即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对他们的生活构成重大威胁。在当时中国社会里他们是典型的中间阶层，也有人称之为“公有制贵族”。当然，国有企业职工与一般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有明显区别。中间阶层通常是由白领层组成的，是管理者、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等脑力劳动者，而中国的国企职工很多是体力劳动者。我们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称之为中间阶层。
直到 80 年代以前，就收入和福利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职工是城市社会中分享较多资源的阶层。国有企业职工可以从单位分得住房、享受低价格房租、享有很多劳动保护福利、可得到免费医疗、有养老金，子女还有入托、上学等照顾。仅从工资收入上看，国企职工明显高于当时的集体企业职工（参见表 1 ）。
上表反映出，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当中国仅剩下两种经济成分时，国有企业职工是经济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表中没有列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收入，如果与农民相比，国有企业职工的地位优势就更突出。而 80 年代以来，当社会出现多种经济成分时，特别是当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纷纷崭露头角时，这些经济形式的效率高于国企，雇员的收入也高于国企。
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十分流行的概念，即“工薪层”，它是今日“低收入层”的代名词。商店贴出的“面向工薪层”的招牌，其涵义就是面向低收入层而所谓工薪层主要指人数高达一亿以上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
国有企业职工经济地位的下降，也导致了其社会地位的下降。市场转型以前，国有企业职工是令人羡慕的一个群体：农民把国企招工视为“跳龙门”；当时的城市毕业生如果能够分配到国有企业工作，几乎是最好的去向了；各行各业的工人都以能在国企就业为荣。但近年来，国有企业的工作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灵光。根据笔者 1997 年暑期在北京市海淀区所作的调查，当要求被调查者对全部 18 种职业按地位打分时，国有企业职工仅得 54.6 分（按诺斯－海特计算公式百分制计算分值），仅列于倒数第三。
90 年代后期，随着国企职工失业、下岗问题的出现，国企职工地位衰落的问题就更为突出了。笔者于 1998 年完成了两项对失业、下岗人员的调查。一项是在全国 15 个省、直辖市做的，共完成有效样本 1034 个；另一项是在北京市做的，共完成有效样本 635 个。在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中，笔者发现，失业下岗群体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即失业下岗人员是一个具有很大相似性的群体。根据调查， 69.7 ％的失业下岗人员来自国企，来自集体企业的占 21.2 ％，两项相加占了 90.9 ％（参见表 2 ）。
为什么在市场体制的冲击下，国企职工出现了衰落呢？总的来看，这是多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第一是产业结构的衰落。中国的国企大多建于五六十年代，当时政府投资注重于重工业、制造业，国企的主体都集中在这些行业上。到了 90 年代，传统的重工业、制造业已经陈旧，或被一些新起的高技术产业淘汰。这一点可从调查中失业工人的产业结构上清楚地看到（参见表 3 ）。
第二是体制的衰落。国企由于体制僵化，在市场经济中缺乏竞争力。例如，非市场型的就业制度所造成的冗员过多和平均主义的经济分配都是困扰国企的顽症。国企体制的僵化是整体性的，各种体制问题交织在一起，该体制的变迁，仅靠某些环节的改革是不能奏效的。多年来，人们希冀于国企内部的制度创新。但事实证明，制度创新在国企内部极难发生。重要原因在于，国企是一种“氛围”，在此氛围中，职工之间的交往已经形成了“行为惯性”，处于萌芽状态的制度创新，总是被行为惯性所同化。在此条件下，体制的衰落就不可避免。
第三是国有企业职工自身的不利条件。国企职工大多在 60 ～ 80 年代进厂，年龄多在 40 岁以上，受教育水平、技术素质偏低。他们虽然有多年的经验积累，但由于产品、技术的迅速更新，他们原有的技术大多已经过时。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又很难学会新的技术。
根据调查，那些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下岗工人，是失业者中最困难的群体。这些人下岗后，生活水平骤降，他们极为迫切地寻找工作，却又难以找到工作。下面表 4 用“方差分析”的方法比较了不同年龄组下岗失业人员的差异。表中显示，第三组即 41 岁及 41 岁以上的下岗人员组，其生活费明显低于比他们小的年龄组。方差分析显示，他们比 29 岁及以下组月生活费低 74.37 元。在“希望找到工作的紧迫程度”一栏中，用 29 岁及以下年龄组的指数减去 41 岁及以上组指数，均值差异是负值。这说明，越是年龄大的人对于找工作的心情越为紧迫。在关于找工作的难易程度一栏中，均值差异也是负值。这同样说明，越是年龄大的组，找工作的难度也越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的下岗职工中，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年龄在 41 岁以上的中老年下岗职工，无论在经济地位上还是在就业机会上均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就是说，他们的地位下降最为明显。
此外，国企职工还受到来自农民工的竞争压力。改革以前的户籍制度是保护国企职工中等地位的重要屏障。那时，农民没有资格参与城市的经济活动，除了极少数的矿区等招工外，一般也没有资格进入国营企业。改革以后，农民得以参与城市中的经济活动。相比之下，国有企业职工缺少农民工的干劲和竞争力。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每年大约 8000 万农民工在城市中务工、经商，很多过去由国企独占的领域，现在已被农民工侵入。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原先由国企职工独占的资源，现在被农民工所分享。许多职工已经感到了来自农民工的压力。在笔者 1998 年对北京下岗工人的调查中， 72.1 ％的下岗工人认为，应通过限制外来民工的办法，来解决国企失业下岗的问题。
最后，从经济结构上看，国企也受到了外资和乡镇企业的前后夹击。总之，在这些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国企职工的地位迅速下降。
关于制度变迁时期中间阶层的衰落，社会学研究中有两种基本的理论。一种是两极分化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中间阶层地位十分不稳定，处于急剧的分化之中，只有少部分人上升为社会上层，绝大多数则沦落为社会的下层阶级，中间阶层的衰落造成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两极分化。根据这一种理论，中间阶层会趋于消失。另一种理论则认为，在老的中间阶层衰落的同时，有更多新的社会群体涌入中间阶层，其结果是，中间阶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扩大了。这种理论可用来解释西方社会是怎样形成“中产阶级社会”的。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持第二种主张。他使用了老式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的概念。他用数据证明了，在美国的中产阶级队伍中，虽然老式中产阶级的比例不断减少，但新式中产阶级的比例却在不断增加 ( 参见表 5)[4] 。
从表 5 中可以看到，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是由非雇佣人员构成的，而新中产阶级则是由雇佣人员构成的。虽然独立经营的老式中产阶级缩小了，但新式中产阶级却日益兴起。多数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变迁正是如此。
但是，中国中间阶层的演变恰恰相反。中国传统的“中间阶层”是由雇佣人员构成的，而新产生的“中间阶层”却包含了大批的非雇佣阶层（例如大批“下海”的独立经营者）。这是中国中间阶层变迁的第一个特点。与美国的新、老中产阶级更替的第二点不同的是，美国的更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中国的更替是迅速发生的。这样在美国无论老中产阶级还是新中产阶级，都是由各种年龄群体构成的，而在中国老中间阶层（包括下岗职工）是由一个 40 ～ 50 岁上下的、近于同龄的群体构成的，新中间阶层则是由一个 25 ～ 35 岁上下的年轻群体构成的。中国传统中间阶层衰落的第三个特点是，衰落的群体是整体性的。相比较而言，多数欧美国家社会中间阶层的成分复杂，因此，传统中间阶层的衰落表现为多重复杂社会群体地位的下降，而不是像中国这样，呈现为某一个巨大的“同质”社会群体，即人群比较集中的、主要是由国企职工组成的群体的衰落。由于中国传统中间阶层地位下降的上述特点，它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将更为严峻。
一般说来，在任何
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在
政治上，中间阶层起到中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在思想上，它维护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或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
经济上，它是最主要的消费群体。
中国传统中间阶层地位的下降，显然是对当前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近来，人们对于社会保障体制变迁的种种忧虑，对于住房、医疗、养老体制变迁的担忧，及社会上流行的普遍缺乏安全保障感的心态，主要反映了老中间阶层的社会态度。由于老中间阶层是中国过去社会消费中最重要的群体，因此，该群体经济地位的下降，必然造成中国消费市场的萎缩。一段时期以来，社会消费疲软，银行一再降利率也不能带动需求的上升，其重要结构原因就是：老中间阶层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构成消费市场的主要社会群体了。三、新的中间阶层的形成与代际更替
1 ．年轻一代的崛起
在中国，近年来常常会听到一部分老职工抱怨之声：“我们干了近一辈子，怎么收入反倒不如自己刚毕业的孩子？”社会调查的结果也显示，我国大城市中确实出现了一个由受过较高
教育的人口构成的新生代，他们的收入居然超过了其他各年龄层。笔者于 1994 年底组织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对北京市 14 个区县 45 个居委会的居民作入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严格的 PPS 抽样
方法，共完成有三新的中间阶层的形成与代际更替效样本 3063 个。调查发现， 20 ～ 30 岁的年轻人的收入居然高于其他各年龄组 ( 参见表 6) 。
在上表中， 20 ～ 30 岁的年轻人月收入指数最高，超过了其他各年龄组的人均收入，特别是超过了中年组。而中年人组，即 41 ～ 45 岁组收入指数甚低。对此只有从代际更替上才能作出解释。
调查还显示，年轻人组具有教育程度高的突出特点。从表 7 可以看到， 20 ～ 30 岁的年轻人收入高与他们的教育程度有高度呈正相关关系。
2 ．三种收入图形的比较
尽管年轻人的高收入可以从教育程度上得到一定的解释。但在市场机制下，中国出现如此年轻的高收入群体仍然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市场经济国家，收入与年龄的关系一般是一条当中高两边底的曲线（见图二）。也就是说，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收入较低， 45 岁左右的中年人收入最高，老年者收入又有所下降。这反映了收入与人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密切相关。中年人的经验丰富、竞争力最强，因此收入最高。
中国市场改革以前，资源配置完全没有体现市场竞争的原则。当时按计划配置资源的结果是，按年龄指标，论资排辈，实行年功制，即年轻时收入较低，年龄越大、资历越老，收入也越高。这样，收入与年龄关系是一条直线（见图三）。这也就是前述的戴维丝教授所说的中国改革以前社会的代际阶层化
问题，即老一代占据高位，年轻一代只能处于低位。
然而，最为奇特的是
目前的图形（见图四）。 20 ～ 30 岁的年轻人的收入突然很高，中年人的收入反而降低。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转型的剧变时期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由于引入市场，有竞争力的年轻人的收入剧增，不能适应社会剧变的中老年人相对收入剧减，此时才可能发生此种情况。因此，如下的图形并不是同一个人年轻时收入高，到了中年反而收入变低；而是说，这里的年轻人与中年人是两代不同的人。
3 对于新生代的
分析 这个年轻的高收入群体的成员，大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就职于三资
企业或是新兴行业，在消费行为上有着很强的高消费倾向。他们在收入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收入与学历成正比。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是到 40 岁左右才达到事业和收入的峰值期，为什么在中国， 20 ～ 30 岁的年轻人收入地位很高呢？这主要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近年来，高收入领域大都集中在三资企业、新兴行业，如
金融、证券、信息、高新技术等领域。这些行业本身，在社会上处于上升地位，一旦进入其中，也就占领了市场的最高点。年轻人有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比较容易进入到有竞争力的职业中。相反，年龄较大的人，一方面，其年龄和原有的技术、知识使之很难适应这些新的专业领域；另一方面，年龄偏大的人所在的国有企业和传统的制造业由于种种原因进入了衰退期，单位地位的下降进一步加速了中老年人社会地位的下降。
新崛起的一代人实际上是一种标志，它不仅是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且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在中国过去的产品经济
时代，年龄与收入的关系是直线型的，年龄越大，收入越高，收入并不与能力、劳动积极性有关，而只与年功有关。如今，年轻一代人已经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迹，形成了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无论在职业结构上，还是在生活方式、社会态度上，新的中间阶层与传统的中间阶层都有重大差异。
如果仅仅看到传统中间阶层的衰落，人们会得出结论，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马克思在分析西方社会的结构变迁时根据当时中间阶层的衰落提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将会走向两极分化。然而，几十年后，伯恩斯坦的
研究发现，社会中间阶层并没有缩小，反而是扩大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传统的中间阶层衰落的同时，有其他阶层不断地进入到中间阶层队伍中来，形成了新的中间阶层。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概况也是这样。
4. 新生代对于全国的解释力
有趣的是，新生代的出现在中国全国范围并不是均等的，它主要发生在一些大城市中，在中小城市里还完全没有发现踪影。笔者 1996 年暑期至年底曾组织在全国 23 个省、直辖市的县以上城市做社会结构问卷调查，共完成有效样本 3087 个。根据调查，笔者发现了这样一种差异，即在省会和直辖市这样的大城市中，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收入高于 41 ～ 55 岁的中老年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县级市中 41 ～ 55 岁的中老年人的收入却又高于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 ( 参见表 8) 。
从表 8 中可以看出，虽然大城市 20 ～ 30 岁的年轻人收入高于其它群体，但是该年轻人群体收入的标准差较大，这说明，该群体内部的差异是很大的。在这个年龄段中，有一部分所谓大款，这个大款层提高了整个年龄段的收入水平。
所以，虽然中国的一部分年轻人地位上升了，其人数不多。从中国社会总的结构看，中间阶层的欠缺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观察一下我国的收入分布（表 9 ），就会发现，社会上高收入层较多地占有了其他阶层的收入。不仅占去了社会底层的收入，而且占有了社会中间阶层的收入，这样就把社会中间阶层也推向了社会下层。在表 9 中， 4 、 5 、 6 、 7 组本是典型的中间阶层，然而其收入均有部分被上层占去。
因此，本文的结论是，尽管有新的青年层进入社会的中间阶层，但社会总的阶层分布是中间阶层仍比较弱小。也就是说，年轻人进入中间阶层的现象尽管已经出现，但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普遍。在老的中间阶层已经退出、新的中间阶层仅在大城市中出现的情况下，我国中间阶层的总体力量尚比较弱小。
应该承认，我国当前的代际更替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受教育较高的年轻一代是以新的职业结构、新的产业结构和新的经济体制的面目出现的。换言之，代际更替完成的是职业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体制的更替。
如前所述，戴维丝教授的研究证明，中国市场转型以前的社会代际结构的特点是，年长的一代人占据高层职位，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一代则从事较低职位的工作，这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并有损于社会效率。根据本文的研究，市场转型以后的代际更替，本质上反映了具有更高竞争优势的年轻一代，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在上升。这表明中国社会正朝向一种资源配置更优、效率更高的社会
发展。当然，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社会公平的问题。过去的年长一代占据优先地位的现象，对于竞争力较强的年轻一代来说是有失公平的。而今天的年轻一代占据优先地位的倾向，也提醒我们，对于曾经给社会做出贡献的老一代人在社会的再次分配中应给予补偿。
注释：
[1]Davis － Friedmann,Deborah.1985."Intergenera tionalInequalitiesandtheChineseRevolution."ModernChina11:177 ～ 201.
[2] 孙立平：“从‘市场转型
理论’到关于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中国书评》总第七、第八期， 1995 年。
[3]NanLinandYanjieBian.1991."GettingAheadinUrbanChina."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97:657 － 88.
[4]C ·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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