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强大的国家政权既抑制了世家大族积累资本，又垄断了技术进步的资源，所以是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力量。党国印认为布罗代尔发现的原理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何以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但是，布罗代尔并未搞清资本主义兴起的真正“奥秘”。真正阐明资本主义兴起奥秘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是西欧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这些组织和制度，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而市场在西欧兴起的关键在于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产品差异大，水路运费低。中国自然地理条件单一，东西方向自然产品差异小，南北方向陆路运费高，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花费代价更高，于是其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一直停滞于自给自足状态。探讨历史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必须归结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

关键词：布罗代尔 诺思 地理条件 商品市场 资本主义兴起


西欧兴起的原因问题，早已引起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注意，许多学者为此倾注了心血，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位，他的《资本主义论丛》一书集中了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与成长的论述，中文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印在《解读资本主义兴起奥秘—— 读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以下简称《解读》）一文中，全盘接受了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兴起“原理”的归纳，还为利用这些原理探讨中国问题提供了思路。
在拜读了《解读》一文后，笔者感到，布罗代尔是围绕“强大的国家政权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基本原理”来论证的，但逻辑混乱，读者很难理出头绪。实际上他并没有搞清“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他所归纳的“原理”也根本无法应用到对其他社会（例如中国）的研究上。在历史学界，布罗代尔十分受人尊崇，他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上也具有简单方便的特点，结果不少中国历史学家盲目或诚心地接受了他的理论。不过，熟悉诺思原理的经济学家很容易看出布罗代尔论证的缺陷，不会贸然相信当然也不会接受他为中国和世界提供的“理论”。遗憾的是，作为经济学家，党国印先生却全盘接受了布罗代尔的套路和原理，并把它们应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上，这就很容易使中国读者误入歧途。
本文先对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直接取自党国印的归纳）以及党国印用“布罗代尔原理”解答中国历史问题的思路给予简单评述，然后根据诺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对中国何以没有自发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作一点探讨。

一、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

根据党国印对布罗代尔的归纳，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为三条，一是没有强大的王权，而“王权太强，阻碍资本主义兴起”；二是“名门世家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缓慢积累”，是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三是西欧不存在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而“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首先来自社会方面”。布罗代尔认为，正是“王权太强”抑制了世家大族财产的积累，也是“王权太强”阻碍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
1、王权太强，阻碍资本主义兴起
布罗代尔认为，凡是国家势力太强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得不到充分发展。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较英国迟缓，便是因为路易十四时代的国家政权太过强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兴起，取决于新兴商业资产阶级能否获得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权。国家越弱，新兴资产阶级就越容易战胜它。
说实话，我们不知道这里的“凡是”到底有多大的适用范围。从法英两国的比较看，布罗代尔所引证的事实倒并不错误，我们甚至可以使它与诺思阐明的原理“吻合”起来。但诺思却令人信服地阐明了法国相对下降的原因，而不象布罗代尔那样只是笼统地说王权的强大或弱小。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前的国家政权看成是“封建”政权，并认为封建政权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而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战胜它”，取代它，从而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布罗代尔把资产阶级和国家政权放在相互对立的位置上，明显是受到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理论的影响。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封建主义”的本意是封土建邦，而强大的王权都是在消灭了封建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欧典型的封建主义在15世纪末已经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民族国家，资产阶级就是在民族国家内逐渐发展起来，而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以及工业革命，则是封建主义灭亡以后两百年才出现的事情。因此，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的王权并不对立。英国王权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法王路易十四积极支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资产阶级和王权一致的表现。连16世纪统治尼德兰的德国皇帝兼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也为尼德兰发展为西欧经济领袖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欧不少国家至今仍然保留着王权，所以一般读者都很难理解马克思关于王权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当然，如果近代西欧的历史真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历史，那么对资产阶级来说，当然是“敌人”越弱小对自己就越有利了。
不过布罗代尔也认为，从历史上看，国家有时给商业资产阶级提供方便，有时给它制造困难；有时任其发展，有时挫伤它的活力。他说，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邦由金融寡头执掌政权。在17世纪的荷兰，摄政和贵族为了批发商和资本家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志治理国家。英国的1688年革命也标志着商人当政。法国落后了将近100年，1830年“七月革命”发生后，商业资产阶级才终于掌握政权。
但在我们看来，这些例证不但不能使读者理解布罗代尔的理论，反而使读者更加迷惑不解。按照布罗代尔所说，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邦是由金融寡头执掌政权的。既然金融寡头执掌了政权，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没有在那里兴起呢（按照马克思对北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推崇，也只是认为那里最早出现的了资本主义“萌芽”）？其次，尼德兰北方七省（荷兰）是在独立革命后分离出来的。早在16世纪后半期，那里的资产阶级已经战胜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权（查理五世之子菲力普二世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这才使得他们能够“为了批发商和资本家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志治理国家”。荷兰的资产阶级何以能够在强大王权的压迫下成长起来并最终战胜王权？可惜布罗代尔只从17世纪说起，他并没有给我们解答荷兰资本主义在16世纪兴起的“奥秘”问题。布罗代尔说，“英国的1688年革命也标志着商人当政”，“法国落后了将近100年，1830年‘七月革命’发生后，商业资产阶级才终于掌握政权”。这么说来，不太强大的英国王权和强大的法国王权终究也没能够抵挡资产阶级的崛起，尽管二者相差一百年，但都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我们就需要解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何以都能够在王权的统治下强大起来并战胜王权呢？
布罗代尔说，近代欧洲的强大王权是借助资产阶级的力量才强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依靠了一个本来强大的王权，王权要与旧贵族抗争，便在财政上依赖有钱的资产阶级，并给他们政治上的好处。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布罗代尔笔锋一转，又写道，资产阶级最终羽翼丰满，便把王权踢到了一边。这就又有点令人费解：既然王权帮助资产阶级消灭或抑制了旧贵族，并给予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好处，资产阶级何以要在羽翼丰满后，把王权踢到一边呢？
应当承认，布罗代尔的说法是符合阶级斗争理论和形态更替公式的。但这一理论和公式对近代西欧历史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笔者最早接受的也是这一理论，但却对类似布罗代尔那样的论证一直感到疑惑。
在路易十四时代，与英国相比，法国王权强大而资本主义发展滞后也确是事实，但我们却不能武断地说二者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从德国、意大利、荷兰发展的历史看，“王权强大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连表面的正确性也不存在。如前所述，荷兰在强大王权的统治下资本主义却最早发展起来，而德国和意大利在几个世纪中四分五裂，没有强大的王权，但资本主义发展却大大落后于荷兰、英国和法国。
总之，布罗代尔关于王权太强会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论断，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
2、名门世家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缓慢积累，是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

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在西方，个人的成就几乎应归功于到处钻营、力图逐渐扩大其财产和影响的家族。这些家族的野心在耐心的配合下，长时间地延续了下来下去。孕育资本主义过程的资产阶级创造了或利用了坚固的等级制成为资本主义的支柱。
应当承认，谁也无法否认财产积累是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但是一个复杂事物的发生往往需要很多“重要条件”，究竟哪些重要条件具备，才能够引发资本主义的兴起，布罗代尔并没有给予说明。他只说某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不具备某一重要条件，资本主义就无法成长。如果这是一个正确的逻辑推理，那么它也不能解答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而是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地区资本主义何以不能发展……
果然，布罗代尔想用这一原理解答世界其它地区包括中国的历史谜题。他认为，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强大的王权使中国形不成世代积累的大家族。他说，中国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大，官僚群体对社会各阶层都开放，科举制度使得人人都有当官和升官的门路。由于官僚只是个人身份，而与家族的关系不大，所以新登高位的官吏所获利益仅仅及于自身，他们在职期间积聚的产业不足以构成威胁王朝统治的大家族。在中国，财势过大的家族常常招致怨恨，也受到国家的严密监视，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要被集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
我们实在不知道，哪些历史事实可以说明，每当中国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被集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布罗代尔这些武断的结论，没有使我们增加任何有关中国历史的知识。历史上中国确实没有形成大家族（当然不是绝对没有），但根本不是由于科举制度使精英的社会地位纵向流动，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客观地理条件使得产品的比较利益小并且难以实现（后面详论），所以财富积累过程太慢。而难以形成大家族的直接原因则在于中国形成的弟兄们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这一制度使大家庭的财富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若干，再大的家业在弟兄平分以后也会变成小农，这才形成“富不过三代”的现象。布罗代尔把中国没有形成大家族归咎于科举制度实在可笑；把“财势过大的家族常常招致怨恨，也受到国家的严密监视”作为资本主义难以发展的原因更是不着边际。
这里，笔者想用一个特殊的事例（故事）来说明王权与大家族的关系。据《英烈传》记载，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听说江南某大户门前匾额上镌刻“天下第一人家”六个大字，于是大怒：我朱元璋手提三尺扫平天下，做了大明开国皇帝，尚不敢称“天下第一人家”，你有何德何能，竟敢如此狂妄？遂诏令其家长赴京面朕。当问起何以称“天下第一人家”时，该家长答曰：我家所在州的州长，已经八代都是由我家的人担任。问曰：你家有多少人？答曰：一千多口。朱元璋听后非常赞赏，认为确实称得上“天下第一人家”。但马皇后却私下对朱元璋说：“陛下以一人起事得天下，他一千多人齐心闹事将如何对付？”朱元璋立即警觉起来，第二次召见家长时面色阴沉，问治理这样的家庭有没有好的方法和原则，答曰：“治家之道为，凡大小事，不听妇人言！”朱元璋听后哈哈大笑，遂赐御梨两只，命回去好生治家。家长回到家时已经半夜时分，但仍然集中全家人口，将御梨捣碎投入两大缸水中搅匀，让每人都尝尝御梨的滋味，以体会“皇恩浩荡”。这一情况被朱元璋所派密探跟踪查明，奏报皇上，皇上由衷赞赏。
我们无法从“天下第一人家”的故事得出普遍结论说，中国历史上的世家大族总是拥护王权的，但更得不出世家大族与王权总是对立的结论。历史上孙策、孙权弟兄建东吴，司马睿建东晋，都是依靠江南世家大族的鼎立支持。这鞋情况至少说明，世家大族与王权并不“总是”对立的。中国学者也大都认为历史上世家大族与王权的利益完全是一致的。
在我们看来，不管中国历史上存在不存在世家大族，它们在社会上所占比例是多是少，他们与王权是对立还是一致，与资本主义兴起问题并没有什么逻辑联系。中国不论是在汉、唐、明、清等“大王朝”统治的连续两三百年中，还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宋金辽的长久分裂时期，不管有没有强大统一的王权，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事实是根本无法用王权与世家大族的关系来解释的。布罗代尔硬把中国的世家大族放在与中央王权对立的地位，企图以此说明中国的历史，与真实的科学研究相差很远。

3、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首先来自社会方面

布罗代尔也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但对于技术进步产生的原因，他的话却只能给人一个十分混乱的印象。他说，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前，许多在技术上显然已经可能的革命遭到了失败。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已认识到蒸汽的力量，但仅仅以此为玩乐。古罗马掌握的工艺技术在中世纪被掩埋了几百年，到12和13世纪才复活。何以出现这种情况？布罗代尔认为，根源在于当时社会的状况。他论证说，技术进步必须扎根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中，而这个土壤并不是一切社会所具备的（当然不是——许）。技术革命之所以发生在欧洲并推动欧洲社会走上人类文明的巅峰，是由于技术进步在欧洲找到了良好土壤（这一认识当然是正确的——许）。但为什么欧洲具有这样的“促进技术进步的良好土壤”？他说，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发明，多数由工匠作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很小，也容易借到，发动这场惊人变革的不是伦敦的富商巨贾和金融资本，伦敦只是1830年后才着手控制工业。可见，正是市场经济的小工业的生命力以及生产和交换的全部活动，才为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那么，英国何以形成了具有生命力的小工业，何以形成了市场经济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从而为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呢？如果能够解答这一问题，才是真正搞清了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但是，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大概认为不需要解答这一问题（实际上历史学本身就无力完成这一任务），他满足于对历史现象的“描述”，于是到此终结了。
在笔者看来，在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兴起原因的思考中，既有完全错误的方向（王权强弱），也有唯一正确的思路（市场经济），所以他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逻辑混乱：他在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物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而在找到正确道路的入口时却停止了探索。所以，作为“历史理论家”，布罗代尔一点也不值得推崇。

二、党国印对布罗代尔“理论”的推崇

历史学家公认，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王朝，比世界历史上其它地区的任何王朝都要强大和顽固。如果欧洲的历史确实可以证明强大的王权是压抑资本主义出现的主要力量，那就很容易理解，在强大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可惜欧洲的历史并不能“证明”这一原理。如前所述，荷兰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西班牙王权的统治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查理五世（和菲力二世）父子两代半个多世纪对尼德兰的压榨都没能扼杀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没有任何理由把强大的王权作为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
王权太强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很容易被不懂得资本主义兴起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经济学家阐明的）的中国人信服和接受。不过，党国印先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经济学家，他也完全熟悉现代经济学原理。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他接受和推崇布罗代尔那混乱无用的历史理论感到非常惊奇。尤其难以理解的是，他不但完全赞同布罗代尔关于强大王权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论断，而且认为中国社会的状况可以为这一论断提供有力的旁证（当然是反证）。他说，华人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印证了布罗代尔的分析。例如黄仁宇发现，王权侵害富人的利益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普遍的现象。明朝朱元璋热衷“吃大户”，“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钱穆认为，中国过早地形成了平民政治，读书人多出身于农村，实行科举制度后，做官者与农村的渊源很深，并使城市文化乡村化。官员的产生不大依赖于财富，而比较依赖于偶然的才智，所以不仅中国的贵族“富不过三代”，甚至出现“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皆匹夫”的现象。党国印还由此提出了一个颇有探讨价值的问题：富绅、贵族在历史上究竟有什么作用？稳定的等级制究竟在历史上是否起过积极作用？我们过去一味鞭挞富人是否具有某种片面性？

有人说过，在历史学家笔下，历史是任其打扮的小姑娘。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的历史学为这一观点作了很好的注解。
在中国历史上，不依靠世家大族支持建立的政权，大概只有黄巢的大齐、李自成的大顺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但这几个政权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根本不能代表历史的一般常规。所有稳定的专制王朝都是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建立起来的。一般历史学家把以世家大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看作专制王朝的统治基础，是有道理的。
为了解释中国历史，布罗代尔（以及党国印）又把中国的世家大族看成是与统治王朝的利益完全对立的，断言是强大的王朝政权抑制了世家大族的形成。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当然也能够找到世家大族与中央王朝利益冲突因而致力于推翻中央王朝，或者中央王朝极力打击世家大族的例证，例如汉武帝曾经实行的“算缗”“告缗”措施，就是严重打击了世家大族的势力和利益。但我们不能根据历史的几个特例而推出一般结论。按照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应当用大量统计数据来归纳出结论（理论、模型）。但是就王权与世家大族的关系来说，我们还缺乏必要的统计数据，所以无法建立模型。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也许只能应用“科学归纳法”，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予以推定。我们解剖有限数量的麻雀，研究它的身体结构和各部分的功能，确定各部分对整个有机体的作用，从而得出每只麻雀的身体结构都必然如此的结论。这一方法在科学研究上是很有用的。如果我们抛弃这一科学是分析方法，以布罗代尔那些有争议的原理为基础去推导历史的新结论，肯定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从经济人行为原理看，不论是西欧的金融大族，还是中国的封建世家，都有积聚财富的强烈愿望，为了这一目的都会极力利用王权的统治措施。西欧和中国的区别只在于，世家大族能不能依靠聚敛的财富发展出新的生产手段和关系。从这一角度看，布罗代尔和党国印单从世家大族形成的“阻力”上探讨中西历史进程的反差，并没有找到探讨问题的正确道路。
从探讨历史终极原因上看，即使强大的王权确实“阻碍”了资本主义的成长，那么我们还需要说明，西欧各国之间以及西欧与其它地区的国家之间在“阻力”方面的差异是怎样来的，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能够突破制度的阻力而发展起资本主义经济（例如尼德兰突破西班牙政权、法国突破自己的专制政权），而另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却无法突破制度的阻力呢？
在我们看来，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发展迟缓的国家，关键不在于“阻力”太大而在于“动力”太小。必须从正面探讨英国（关键还是荷兰，但人们大都只以英国为例）何以形成了适宜于技术生长的“土壤”。不过平心而论，对形成这一“土壤”原因的考察和分析不是历史学的强项，所以布罗代尔干脆放弃了这一努力。这并不是布罗代尔的无能，而是——而是——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历史学至今还没有找到科学的方法，又拒绝接受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说到拒绝接受现代经济学的成果，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包括党国印先生，因为他本人就是熟悉现代经济学原理的经济学家。
总之，布罗代尔并没有搞清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党国印把布罗代尔的“原理”应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很不成功。

三、诺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

探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一个重要问题是近代西欧何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发明创造活动也是如此，所以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但直到18世纪，英国的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
高额赏金是刺激发明创造的好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对发明创造活动给予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被人类发明出来了。假如没有赏金和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项目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由于古代社会没有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
不过，西欧一系列技术突破出现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形成，所以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来自生产中精细的分工，分工来自生产规模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中世纪前期的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生产了不同的产品，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在地区内和地区间首先形成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换市场；广泛的水陆运输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逐渐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国际大市场首先在尼德兰兴起，其基本原因就是如此。市场扩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靠近市场地区信息灵通，人们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中心。制造业的专业化刺激了生产中的分工。羊毛织品是当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 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创新收益则因产品具有广阔的销路而十分可观，吸引不少人进行研制，于是首先是荷兰，其次是英国，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这样，辐射范围广阔的市场既通过生产中精细的分工间接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又因大量销售产品而直接提高了创新收益。没有市场发展带来的技术创新收益的提高，西欧是不可能出现生产技术突破的。
实际上，西欧兴起决不简单地是一个技术突破问题。按照诺思的说法，西欧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那里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组织，而这一组织的出现，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总之，市场是关键。
五、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

根据诺思阐明的原理，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于传统社会状态，应当归咎为商品市场长期难以发展。事实上，中国市场一直没有发展到带动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因而并没有引起精细的分工，制造业还必须进行复杂的手工操作。直接研制和发明那些进行复杂操作的机械装置难度很大，发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加上没有利用市场获利的前景，预期收益显然大大低于预期成本，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从事研制，于是生产技术就陷于停滞状态。
那么，中国市场为何长期难以发展呢？
不少人把中国商品经济长期不发展归咎于小农传统观念的影响、儒家保守思想的禁锢以及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其实，小农观念、儒家思想和抑商政策都产生于社会经济生活，用它们来解释市场发展的状况正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中国商品市场长期不发展，也应当是人们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中国文明本部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陆路运费又太高，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由陆路运输形成的农产品市场，辐射范围不超过10公里。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所以中国不可能自发形成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
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费。除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外，中国古代市场上交易的物品还有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但由于运输费用很高，它们到达最终消费地时都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国家就逐渐垄断了盐铁的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要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基本产品难以致富，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直到毛泽东时代，国家仍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上面已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六、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欧几里德就创立了几何学的公理体系，但是直到19世纪，人类才逐步认识到，任何科学都应当建立在公理体系的基础上。一百多年来，自然科学各学科都按照这一理路，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公理体系，但社会科学中却只有经济学重视数理逻辑，逐渐形成了科学的体系和方法，因而取得了显赫的成就，196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设立了第一项社会科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经济学大力向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进军，布坎南、贝克尔、诺思等人相继获得经济学奖，实际上是表彰了经济学方法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但历史学学界却对“经济历史学”的创立者诺思不太欣赏，至今还在固守原来的“阵地”，生怕被别人侵入。
当今历史学的悲哀首先在于，它往往追求一些互相冲突的价值目标：首先，为满足人们求知的需要，历史资料（的记载）必须力求真实，但真实的历史资料既会使人“青史留名”，也会使人“遗臭万年”，所以经常受到统治者的干扰，这就无法真正做到客观真实（据说推崇雍正皇帝文治武功的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雍正有修改史料的恶习）。其次，历史产品的消费者往往是文化层次不高的普通民众，他们消费的目的则是猎奇和消遣，所以他们需要的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而是编造得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破坏历史的真实性。再次，要发现历史运行的客观原理和规律，使历史真正成为科学，历史研究就必须建立在客观、中立的基础上，必须排除价值判断，但历史研究者又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社会，所以总要受到价值观的影响，这就大大增加了“实证研究”的难度。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以来，历史理论力图预测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历史学甚至还提出了为统治者服务的价值目标，经常要论证现行政策的“科学性”，结果蜕化为“御用历史”，成为政治的奴仆。
历史学如何走出困境？当然首先是“卸包袱”，抛弃那些互相矛盾冲突因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历史学要有所进步，必须抛弃价值目标，采用实证方法，建立在公理体系的基础上，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描述（叙述）历史，研究历史本身的原理，发现规律，并用这些规律来解释历史现象。
按照这一思路，历史运行的宏观原理其实十分简单。历史是社会运行的轨迹，而社会不过是追求生存、发展和享受目的的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不同地域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就要么归结为“人种”的不同，要么归结为环境的不同。但是归结为人种的不同，就等于主动放弃了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如果西欧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反差归结为西欧和中国的人种不同，那就堵塞了一切研究渠道），所以不同地域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就只能归结为不同的环境条件。
在人们所生活的客观环境中，有些条件是自然形成的，如地形、土壤、气候河流等自然地理因素；有些是前人创造的，例如已有的生产工具、社会关系、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等。前人为什么要创造这些器物、组织、制度和文化成果，不过是为了在追求目的的活动中予以利用而已！我们仔细分析这些社会成果的起源，可以发现它们也都是前人在特定条件下选择的结果，归根到底，它们取决于人们无法抗拒的自然地理条件。因此，自然地理条件在解释不同地域的历史进程上具有根本意义，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已经做了奠定基础的工作，大量工作有待于后继者完成。
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原来一个个孤立形成的文明社会都被陆续纳入了“世界体系”，结果外部社会对一个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历史研究者充分重视外部社会的影响。其实外部“因素”的影响自古以来就存在，不过很少引起历史研究者重视罢了。
在唯物史观的逻辑结构中，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精神文化等“要素”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但是问题在于，人的利益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不同的人在活动中往往具有相互冲突的目的，他们会从不同的方向利用现存社会“要素”，所以对这些“要素”所起作用的看法就会大不相同，例如宗族组织、儒家思想究竟对社会起了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它们到底是传统文化的精华还是糟粕，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这就不可能以它为基础来解释社会。
我们把自然地理条件作为产生社会的“原始变量”（社会产生当然不能离开人，但我们既然把人看成是同质的，人的“不同”就不具有解释的力量），把器物、组织、制度、文化等因素作为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生成变量或“中间变量”（经济学称为“内生变量”），而把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从外部掺入并影响社会的变量称为“外生变量”。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外生变量是很重要的自变量。萨斯疫情对中国、911事件对美国、美英联军对伊拉克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外生变量。
在任何社会中，人口增长都是重要的外生变量（它根源于人的生物性，所以对社会来说是一个外生变量，是诺思首先把它作为外生变量的），气候的“波动变化”（注意，只指“波动变化”部分）也是一类重要的外生变量，它们在解释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运行过程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惜历史学家都习惯于用“社会”因素解释“社会”，结果在科学解释中国历史上成果甚微。
总之，科学地解释社会历史，都必须阐明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二者都是社会模型中的“自变量”）如何刺激了人们改善生存状况的动机，使他们作出了相应的“选择”。而只归结到内生中间变量的研究却总是引起争议，实际上没能找到社会状况的根源。